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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经验集杜雨茂

名老中医经验集-杜雨茂

名老中医经验集卷二杜雨茂

奇难病专家杜雨茂

张喜奎杜治宏整理

编者按：

杜雨茂，陕西省城固县人，我国著名的研究《伤寒论》学者。

现任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兼任美国亚拉巴马东方医学院名誉院长及教授、日本汉方交流会顾问。

撰写、编著《伤寒论六经辨证表解》、《中医大辞典》等学术专著１０余部，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

完成国家和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其中６项获奖、７项获国家专利。

由于在教学、医疗和科研中的杰出贡献，１９９１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称号。

杜氏通晓诸家，尤专仲景之学。

主张学用《伤寒论》应在“举纲、深究、致用、推广”八字上下功夫。

提出“背反谐同”的学术思想。

临证酌古鉴今，博采众长，善抓主症，着眼整体。

立法处方用药提出“效不更方，不效亦不更方，效必更方”的学术观点，富有哲理。

知常达变效法仲景，运用六经辨证治疗肾病，颇具特色。

治疗危急重证和疑难杂病，主张数法齐施，内外合治，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并举，多途径多形式给药，救急救危，顿挫病势。

临床运用连翘治疗上下内外多种病变，拓宽了连翘的治疗范围，使人们对连翘将进行重新认识。

广大中医读者细读本文之后，必将获得启迪和有所裨益。

学贵有恒，精益求精，参西衷中，融古通今。

医贵有德，仁心及人，扫除灾殃，造福万民。

———杜雨茂

杜雨茂，男，１９３４年９月生，陕西省城固县人。

现任陕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兼任全国中医成人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中医药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西北地区仲景学术委员会理事长、南阳张仲景学术研究会顾问、学院学术及学位委员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还兼任美国亚拉巴马东方医学院名誉院长及教授、日本日中医药研究会名誉会员、日本汉方交流会顾问、西日本医师汉方学会名誉会员等。

杜氏出生于中医世家。

幼即聪明好学，博闻强记。

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对祖国医学产生第二卷２１８了浓厚兴趣，特别羡慕长辈的医技。

１９４０年，就读于南郑县中楼小学。

１９４５年小学毕业时即同时习诵《医学三字经》、《医学入门》等书。

同年考入南郑县立中学。

中学毕业后正值解放前夕，汉中遭洪灾，兵戈扰攘，疫病流行，人民群众横遭摧残。

病家常扶老携幼接踵求诊，神情凄凄，莫可名状。

杜氏遂弃学随父———汉中名医杜荩丞先生习医。

四年间，杜氏白天随父应诊，夜晚挑灯攻读。

先后学习了《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四部经典著作和有关医籍，遍及内、外、妇、儿、眼、针灸诸科，熟练地掌握了内科诊疗、针灸、传统中药调剂与剂型技术和制作方法，为日后行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５２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

农村缺医少药十分严重。

农民常奔波数十里求医，常因延误时日而一病不起。

杜氏毅然从汉中返回家乡城固县沙河营镇独立开业。

年未及冠的杜氏，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饮誉乡里，人称“小杜”先生，与其父并称“二杜”。

１９５４年，杜氏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的诊所加入当地中医联合诊所，继续为民治病。

同年７月，杜氏拜著名针灸学家况乾五先生为师，精修针灸，深得真传。

１９５６年，杜氏被选送到汉中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历时半年，成绩名列第一。

１９５８年春，杜氏被选拔到省中医师资班学习。

结业后因成绩优秀留在刚成立的陕西中医学院任教，从事中医针灸教学工作。

１９５９年７月，杜氏被选送到全国《伤寒论》师资班深造。

学习期间曾登台为师资班同学讲授太阳篇变证部分，给学院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习结业返校后，调到伤寒教研室工作，从师于伤寒名家成友仁先生，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杜氏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数十年如一日。

屡次深造，遍访国内名家。

杜氏不仅向先辈学，向同学同事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向病人学，向群众学习。

还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单方验方。

如以巴豆为主外敷治疗顽固性头痛；以巴豆不去外皮与猪肉炖后喝汤吃肉以治疗顽固疮疥等等。

杜氏通晓诸家，尤专仲景之学，善用经方，辨治肾病及奇难病证屡起沉疴。

主张学用《伤寒论》应在“举纲、深究、致用、推广”八字上下功夫，不可死于句下。

受仲景寒热并用、补泄兼施、阴阳互调等立法处方思路启迪，以及张景岳“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阴得阳助则泉源不竭；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阳得阴助则生化无穷”的影响，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提出了“背反谐同”的学术思想。

杜氏勤奋不辍，笔耕不止，著述甚丰。

出版了《伤寒论六经辨证表解》、《伤寒释疑》、《金匮要略阐释》、《伤寒论研究文献摘要》、《奇难病临证指南》（尚在台湾出版发行）。

参加编著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外科学》、《中医大辞典》、《简明中医辞典》、《伤寒论选读》、《中医各家学说》等。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

其中四部书和部分论文分别获国家、省厅级科研成果奖。

杜氏强调，中医要振兴，科研工作十分重要。

自１９７８年指导研究生以来，对《伤寒论》及肾病进行了深入研究。

特别是１９８３年以后，杜氏将科研方向转移到动物实验及临床实践。

经历了整理→验证→前瞻性研究，从理论到临床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一些成绩，并获得新的认识。

杜氏主持的科研课题，分别通过部省级鉴定，其中有６项获奖，７项获得专利，４项获金奖。

几十年来，杜氏在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中成绩卓著。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授予杜氏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

《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陕西日报》以及陕西电台电视台和台湾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多次宣传报道杜氏业绩。

第二卷２１９

学术精华

一、探微索奥研伤寒执简驭繁倡八字杜氏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中医古籍汗牛充栋，而最精华者，当推仲景之书。

因此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不但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崇尚实践，经验丰富。

先后撰著了《伤寒论辨证表解》、《金匮要略阐释》、《伤寒论释疑》等书及《伤寒论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应用》等数十篇论文。

对仲景著作的诸多问题，见解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尤其是在如何学用仲景著作问题上，执简驭繁地提出“举纲、深究、致用、推广”八字。

言简意赅，颇具指导意义，现简介如下：

所谓“举纲”，就是要提纲挈领，抓住六经辨证的精髓，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六经是指导多种疾病辨证论治的纲领，是《伤寒论》的理论核心，故欲学习、研究《伤寒论》，必须首先弄清六经实质。

六经实质是历代医家争论的焦点。

诸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六经实质进行了阐发。

有以经络立论者；有以脏腑阐释者；有从气血探讨者；有主张阶段说及证候群说等等。

可谓见仁见智，众说不一。

杜氏上溯岐黄下逮百家，汇诸贤之精言，提出了新的见解。

认为六经及仲景接受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以中医整体观念为前提，阴阳学说为核心，气化学说贯穿始终，动态地分析多种外感热病的发病过程，脏腑经络营卫气血及其气化功能所发生的生理病理变化。

仲景审证求因，据正气的强弱和邪气的盛衰定虚实；察邪留着的部位辨表里；审病邪与病性分寒热；视病势的进退测预后之好坏；进而确定治法、选用方药，形成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辨证论治纲领体系。

使后学在临证时对于复杂多变的外感疾病以及一些疑难杂病有规矩可循。

并为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纲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时《伤寒论》根据六经病总的病情、病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法论治，将１１３方及针灸、外治法等统辖于八法之内。

在临证时主要通过脉、症、舌等，审证求因，分析和探讨病证的本质，然后针对病情进行治疗，处处体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治随证转的辨证论治特点。

如太阳主表，但太阳在表之病邪循经入于太阳之腑———膀胱和小肠，则又形成太阳病之腑证，治疗就不相同。

即使太阳表证，法当汗解，但因病因有异，体质不同，临床表现自有差别，从而又分太阳中风、伤寒和温病。

其治法同为解表，但有解肌和营、开表逐邪及禁用辛温之别等等。

领会六经本义，掌握六经辨证，才能理解原文，通晓《伤寒论》之精神，方可学以致用，纲举目张。

俾六经实质面目显露，使后学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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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深究”，即深入研究《伤寒论》之原文、宗旨。

欲深究之，必先掌握方法，不得门径，难以登堂入室，其要点如下：

１要学习古代汉语，为正确理解原文打好基础，即“必先利其器”之意。

《伤寒论》成书于１７００余年前的东汉时代，屡经沧桑，文字、语法、词汇、术语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已非今第二卷２２０比。

如不了解古代汉语的特点，难免误解。

文字方面，如“清血”一词，如若不知“清”通“圊”，乃古之厕所，名词活用作动词，“清血”即为便血，则茫然不知何解。

又如“欲”字，在《伤寒论》中共有四种含义：

（１）作“想”字解，如１１条之“反欲得衣者”即是。

（２）作“已经”解，如２１３条之“此外欲解，可攻里也”。

（３）作“将要”解，如６５条“欲作奔豚”。

（４）为虚词，如２３条“清便欲自可”“欲”无解义等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很多单词，皆与今有别，不可随文敷衍。

文法方面，亦与今有间。

《伤寒论》常用的方法如倒叙法，亦称兜转法，如２７条“太阳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即是，文末方药，应接在“热多寒少”下，其意始通等。

省文法，即相关联的条文详略互见，必须互参，如第１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首揭太阳经证之脉为浮，那么第２条言中风脉缓，第３条言伤寒脉紧，皆承前而略浮等。

插叙法，即叙述主要问题的过程中，插入一段有关的其它问题，如１０８条“伤寒十三日……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处“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即为插叙笔法，意在插叙虚寒性自下利的特征，以便和实热下利作鉴别等等。

名词术语方面，很多有特定含义者，今已不多用，故应予注意。

如“啐时”指一个对时，即２４小时；“日晡所”即傍晚时；“下利”在论中包括腹泻和痢疾两种含义等等。

皆应弄清，始明文意。

还应熟习古代哲学知识。

“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若不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六七乃水火之生成数，单纯以奇偶分阴阳，则六七之数实难理解等等。

２要结合《内经》、《难经》、《金匮》进行探讨，使之融会贯通。

《伤寒论》之理论渊源于《内经》、《难经》。

它不但继承了古代医籍的学术成就，且有新的发展。

如《伤寒论》之六经源于《素问》，且又高于《素问》。

《素问》之六经，只谈了热、实二证。

在传经问题上，固守日传一经，循环相传的机械模式；在治法上，仅提出了汗泄二法。

而《伤寒论》之六经，又论述了虚证、寒证，且证分表证、里证；以临床实际为据，不拘日期定传经；在治法上，八法俱全，体现了辨证论治之精神。

惟其如此，其内在联系仍不可忽略，如对“伤寒”含义的理解，则当依《素问》“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以及《难经》中“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等，从而确定了《伤寒论》中关于“伤寒”的确切定义。

《金匮》与《伤寒》原为一书，因此二者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的方证，详于《金匮》而略于《伤寒》，故在学习之时，更应上者互参，以印证原文，达到全面理解的目的。

３要灵活学习，不可死于句下。

《伤寒论》叙证简略，往往详于此而略于彼。

全文言简意赅，较少华丽词藻。

故在学习之时，既要字斟句酌，探讨每一字句的含义，又要举一反三，领会无字处读出有字来，始可成竹在胸。

如“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若仅依原文“口燥咽干”为使用大承气汤的指征，恐难成立，非是急下，贸然用之，祸不旋踵。

以方测证，是证当有痞满燥实的临床指征，方可投药。

再如“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这里脉滑，里有热，是辨证的关键所在，点出了本条属热邪内郁，阻碍阳气不得外达而致的热厥，故用白虎汤直清里热为主。

口渴，舌红苔黄，口鼻气热等里热证也就意在上五字之中了。

４参考注本，择善而从。

《伤寒论》问世以来，自金成无己注解开始，注释阐发者多如繁星，其著述更是汗牛充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８６年，国内现存《伤寒论》之注释书其书名及书籍俱存者已达５４１家。

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学术思想，颇有裨益。

因此，在充分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参看各家之注，无疑是提高的一种好方法。

但这些著作，不可能全部习颂阅览，应先参考其中较有影响的名著，逐渐达到博览。

对于各注家的意第二卷２２１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

不过，“择善”亦非易事，有时须反复琢磨，并联系临床实际分析认识，才能逐步达到分辨注家意见的“善”与“谬”。

杜氏认为应以下列注释阐发书为佳。

（１）依据原著编次加注：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北京中医研究院之《伤寒论语译》、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之《伤寒论讲义》第二版及第一版。

（２）对原著重新编次注解：

方中行《伤寒论条辨》、喻嘉言《伤寒尚论篇》。

（３）按方类证加注：

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徐灵胎《伤寒类方》、左季云《伤寒论类方汇参》（４）据法分类加注：

尤在泾《伤寒贯珠集》、钱璜《伤寒溯源集》。

（５）按六经类证加注：

沈目南《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６）侧重于运气学说解释原文：

张隐庵《伤寒论集注》。

（７）集名家注解意见对原文加以集注：

《医宗金鉴·伤寒论注》、黄竹斋的《伤寒论集注》、日本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

（８）医案类：

《名医类案》及《续名医类案》的伤寒部分、许叔微《伤寒九十论》、曹颖甫《经方实验录》。

（９）对原著内容阐发增补：

朱肱《南阳活人书》、郭雍《伤寒补亡论》。

其次，近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伤寒论》问题的专题讨论和体会文章，内容丰富多彩，可适当地参阅。

５知其优缺，批判继承：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伤寒论》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有所认识。

对于不正确的论述，应批判地继承，不能兼收并蓄。

这主要体现在其受尊经崇古思想的影响，如六经的排列次序，仍未摆脱《素问·热论》的影响等；受先秦学术界思想弊病———臆测性的影响，如“发于阴六日愈，发于阳七日愈”等等，将暂时不能解释的临床现象，亦勉强解释，其机理认为“阳数七，阴数六故也”，颇觉牵强。

其次，《伤寒论》成书不久，即遭散乱，后几隐几现，辗转传抄，舛错脱漏难免。

应根据临床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整理原文，才能弘扬和发展仲景学说。

如２８条：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此条“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说明未汗下之前，即有表证存在，未言恶风，当是省文。

桂枝汤是治有汗之表证的，服桂枝汤是误治，下之亦属误治，所以未得病解，反增“心下满，小便不利”水气内结不行之里证，表里俱有邪郁，治应表里双解为宜，而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最为合拍。

用桂、姜辛温发汗以解表，茯苓术燥湿健脾，合桂枝以化气行水，对水气内郁有卓效。

而芍药为阴柔之品，不利于解表，又不利于化气行水，故应去之。

况桂枝茯苓同用为仲景治水气痰饮最常用的配伍，共奏化气温阳行水及渗利之功。

临床用之，屡验屡爽。

故此条所述病证，无论从何处讲，皆不应去桂，而应去芍，原文当是错讹。

如此等等，习颂时应明辨之。

所谓“致用”，即学“伤寒”用“伤寒”，以《伤寒论》的理法方药指导临床，解疑难。

具体应用如下：

１据证定经，分经论治：

因《伤寒论》这六经，不单为伤寒立法，而为百病之法，是自临床中总结而来的，可以概括指导百病。

临床各科疾病若病机证候与原文一致，皆可据其脉证表现分析其属何经，从而据六经之法而治。

如属太阳者汗之，属阳明者清下，属少阳者和解，属太阴者温运，属少阴者回阳，属厥阴者寒热并用等。

俱应明了，不管何科，俱应依法而施。

２病与文符，照用勿疑：

因《伤寒论》之内容是仲景临床实践的结晶，故许多条文所述病第二卷２２２证，皆能在临床上得到印证。

有的病例从病因、病位、病机到脉证表现皆甚切合原文内容；有的虽病因、病程与原文不一致，但病机证候却与原文所述相同，此时应对照原文，据原文所出方药，大胆应用，坚信勿疑，往往取得满意疗效。

在临床上，杜氏常常遇到典型的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小青龙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三泻心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小柴胡汤证、大柴胡汤证、理中汤证、四逆汤证、当归四逆汤证等等，投予原方，皆取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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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病情复杂，抓住主症：

疾病之表现，繁简不一，与《伤寒论》所述各证完全相同有之；不完全相符者亦有之。

诊治时应重视主症的鉴别与对照。

只要主症与文中有关证候的主症相符，可做出相应的诊断，治疗大法即可相同。

诚如１０３条所说：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

”杜氏通过对《伤寒论》原文仔细分析归纳，结合临床实际，得出各种证候皆有一定的主症，亦如西医的各项客观指标。

如太阳中风证的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伤寒证的发热、恶寒、无汗、身痛、脉浮紧；阳明腑实证的腹满、便闭（或溏垢）、潮热、然汗出；少阴寒化证的脉微细、但欲寐、手足厥冷等等，主症已备，即可做出相应的诊断和治疗。

４主症已定，照顾副症、兼症及成因：

在同一病情病机的基础上，除表现出主要脉症外，往往还可见到一些次要症状（副症）。

如太阳中风的鼻鸣干呕；伤寒证的呕逆和喘；少阴寒化证的心烦、欲吐、口渴等。

此皆从属于主症，其之有无，不影响辨治，可不予考虑。

兼症则不然，它是在主症的基础上，夹杂有其它内在因素所致的症状。

如太阳中风证兼邪入经输的“项背强”等，应在治疗时给予照顾，用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对于成因，可不必拘泥，只要有主症，即可应用。

杜氏曾治一中年妇女，在劳动中被车轧伤腹部，出现腹痛、尿血。

住院治疗后病情好转，但患者手足及胸部汗出绵绵不断，当时查腹中隐痛，脉缓，加上自汗，遂投桂枝汤，服后无效。

经询问大便情况，知自外伤后至今大便四日未行。

据１９３条“伤寒转系阳明者，其人然微汗出也。

”１８６条“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为阳明也。

”见其手足胸部汗出不断，大便不行，阳明腑实已备，乃与调胃承气汤加桃仁，服后便通汗止，调理而愈。

杜氏运用经方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后学尤其是初学者确有启迪及指点迷津的作用。

所谓“推广”，即是对《伤寒论》要师其法，用其方，不可过于机械。

要在临床中发展、提高，只有如此，才可弘扬仲景学说。

具体推广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１抓住病机，辨证给药：

《伤寒论》重视一方多用，异病同治。

如四逆汤为少阴温经回阳的首方，用以主治少阴寒化证，但论中又把它作为治疗中焦虚寒的要方。

两者病位不同，一属少阴心肾，一属太阴脾，但均属阳虚寒盛。

该方对少阴有直接作用，对太阴是通过温肾阳而起到温脾土之作用。

以此为契机，杜氏不仅重视继承，尤为可贵的是能发展。

如他将桂枝汤应用于虚疟、虚利、虚损、荨麻疹、大汗等；四逆汤应用于胃脘寒痛、胃下垂、心功能不全、动脉闭塞型脉管炎、宫寒不孕等。

弘扬仲景重阳气的学术思想，认为中老年常患的高脂血症，多属肾气渐衰，因而以仲景法为主补肾温阳活血，制成“柔脉冲剂”，用以治疗高脂血症。

经临床及实验观察，其降脂效果优于国内同类药品，且无毒副作用，其成果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它如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失眠，八味肾气丸治疗高血压等，突破了《伤寒论》原有范围，其论文先后在中日两国主办的第二届、第三届传统医学讲演会上宣读，受到了中日学者的好评，《健康报》对此作了报道。

又如依“血瘀下焦”之病机，将桃仁承气汤治疗慢性肾衰及通经止孕等，皆取得良好的疗效，实难一一列举。

同时，《伤寒论》还重视同病异治，如同为心下痞，而因病因病机之不同，所用方药有大黄黄第二卷２２３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五苓散、旋复代赭汤、桂枝人参汤等。

再如厥阴病篇提到的厥逆证，有虚寒厥逆、蛔厥、脏厥、血虚寒郁厥、寒犯肝胃、热厥以及冷结下焦、水饮内停、痰饮致厥、亡血厥等十种证型，治疗各异。

说明《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并非简单的对症治疗，而是透过临床表现，探求疾病的内在本质，治病求本。

杜氏据此用于临床各科的诊治，不断创新，如将肾病分为不同证型，依经方辨治（详后）。

２师其法而不拘其法，用其方而不泥其方：

《伤寒论》所建立的六经辨证大法、治疗原则以及方药、针灸等，在祖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遵循。

后世尤其近代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有不少的补充和发展。

杜氏不仅对《伤寒论》中的一些具体治法进行了改进和补充，对方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使《伤寒论》之方药更切合临床实际。

如他对《伤寒论》中运用附子的２０首方剂进行整理，从研究附子的功能着手，扩大了附子的临床应用。

如用于：

（１）阳虚欲脱：

无论外感内伤，如果累及少阴，出现阳亡欲脱者，以附子配炙甘草、干姜、肉桂等以力挽残阳；若病极重者，加人参以培补元气；若有阴虚见症者合生脉散；附子用量可在９～３０克之间。

（２）阳虚恶风：

轻者以附子配桂枝、白芍；恶风怕冷甚者，应配高丽参、黄芪、白术；（３）阳虚发热：

真阳内虚，虚阳不安于内而外浮，甚者阴寒内盛，格阳于外，而见发热，以附子配干姜、炙甘草、人参等温阳益气药以助其力；格阳证当加葱白、胆汁、白芍之类以通阳气、破格拒；若长期低热病例，呈阴阳两虚者，以滋阴退热药中加入附子、黄芪、白术等温药，以阴阳双补。

（４）虚寒泻泄：

肾阳亏虚，命门火衰，脾胃失温，水谷腐熟运化失常，水谷下趋而为泄泻，可选用附子理中汤、附子粳米汤以温补命火，调补脾胃。

（５）肾气虚不孕证：

女子不孕、男子不育，若非器质性病变所致者，多由肾气亏耗、命火不足、肾精不充引起，必用附子，配以熟地、续断、巴戟、枸杞、艾叶、鹿角胶、鹿茸、紫河车等以温补肾命，壮阳益精。

（６）五迟、五软证：

乃在六味丸基础上加附子及肉桂、海马、巴戟、鹿角胶、紫河车等补肾温阳药，并佐用益气健脾之参、芪、术、苓之属。

（７）肾脾阳虚水肿：

肾阳亏虚，不能温化水液，脾失肾阳温暖而不能输运水湿，致水湿泛溢为患，杜氏常以附子配茯苓、泽泻、桂枝等为主治疗。

如尿不利者，可酌加澄茄温化行气以助利尿之功；水势过重，全身皆肿，可酌加葶苈子以逐水。

（８）寒湿痹证：

凡肢体关节肿胀、疼痛、局部发凉，或局部虽发热而同时恶风、屈伸不利、缠绵难愈、无明显里热征象者，均可用附子，并配以川乌、草乌、桂枝、细辛、灵仙等温阳散寒，胜湿止痛，通利关节。

病久阴血亏虚者，可合四物汤而用之；肿胀明显者，酌入秦艽、防己、茯苓、苍术等。

夹咽喉干痛者，去桂枝、细辛，酌加金银花、桔梗。

（９）上盛下虚之证：

肾阴阳两虚偏重，阳虚不安于本位，阴虚不能恋阳，致虚阳上浮，形成上盛下虚证。

治宜桂附地黄丸，酌加怀牛膝、龙骨、牡蛎，以温补肾阴肾阳，引火归元等等，俱经临床反复验证，疗效甚优。

第二卷２２４二、遵古鉴今取精髓“背反谐同”疗顽疾杜氏在精研古今医家医著的基础上，善于总结。

深受仲景名方如半夏泻心汤、大黄附子汤、附子泻心汤、乌梅丸、金匮肾气丸等等诸多相反配伍方剂的启示，结合自己家学亲验，认识到人体脏腑器官的气机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升降出入。

即《内经》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维持着人体的生命。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生理情况下，各脏腑经络属性不同，各有特点。

或以升为主，或以降为要；或性刚，或性柔；或属火，或属水；即使同一脏腑，亦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收中有散，散中寓收。

这种相反相成关系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而疾病的过程，正是打破了这种平稳状态。

既病之后，尤其是疑难病，病久邪郁，又往往导致多脏腑及经络之阴阳气血失调。

各脏腑本性不同，特点各异。

因此病变的性质就难划一，往往并非单纯为阴或单纯为阳；或完全属热，或纯粹为寒。

多是寒热错杂，虚实并见，表里互病，阴阳俱损，气血同伤，升降齐乖，宣收皆蹇。

治病疗疾偏热一端，则效必不佳，甚或旧病未除，新病又起。

治当顺乎人之本性及病情实况。

攻中有补，补中寓攻，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