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docx

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docx

《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

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

李昌舒

2013-04-2508:

48:

19　　　来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芜湖）2012年6期

　　内容提要：

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以闲官的身份居住于东都洛阳。

其生活方式以宴集和游赏为主，在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又追求玄远的精神境界。

从思想上讲，这主要是受到南宗禅的影响，并以白居易的中隐观为思想基础。

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饮茶、填词、私人园林和清幽淡雅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

中唐/东都士人/生活方式/美学意蕴

　　作者简介：

李昌舒（1972－），男，安徽肥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美学原理。

　　安史之乱意味着唐代由盛而中的转变，经过大历诗人的彷徨与惆怅，在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之后，士人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寄托。

概言之，这里有两个转向：

（一）由出而处的转向：

即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向。

白居易的“中隐”是这一转向的典型模式，它不再是盛唐的京官加别业的大隐，当然也不是彻底远离官场、隐于山林的小隐，而是东都与闲官相结合的中隐。

（二）由外而内的转向：

即从君王苍生转向个人生活，从社会现实转向一己身心，即李泽厚所说的“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1]，此即学界经常谈到的中国文化的内倾性。

这种转向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何建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换句话说，普通的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士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承载场所，这是中唐士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和至会昌年间，以白居易为中心，在东都洛阳聚集了诸多分司闲官①，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述两种转向。

本文尝试以他们为对象，探讨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其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美学意蕴。

②

　　宴集：

私人生活的诗意化

　　东都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宴集与游赏。

先说宴集。

选择闲官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因此，宴集成为东都士人的一项重要活动。

“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

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

”（白居易《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③如同园林逐渐演变为封闭的壶中天地，宴集同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私人空间，参与者多为东都闲官，有一个远离世事的群体自觉。

“洛城无事足杯盘……坐中收拾尽闲官。

笙歌要请频何爽，笑语忘机拙更欢。

”（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书》）无事之闲官是类似宴集的前提条件，忘机之拙则是笑语之欢的基础。

这一切，又是相对于官场的机心与忙碌而言。

“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

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

留连池上酌，款曲城外意。

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

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

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

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

”（白居易《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此诗前半段着力写宴集之“闲味”，后半对则刻画“市朝客”的忙碌与辛苦，明确将东都闲官与趋利之官对立起来，闲散之趣相对于忙碌之苦，正是在“市朝客”的背景下，游宴、眠睡等等才有特殊的趣味。

　　宴集的主要内容是诗酒、歌舞。

“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

”（白居易《七老会诗序》）其参与者主要是七位年逾七十的退休官员，虽非仍在任上，但其表现的思想情趣与东都其他士人完全一致，故解读于此。

刘真《七老会诗》曰：

“垂丝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

赏景尚知心未退，吟诗犹觉力完全。

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

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

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

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

”“垂丝”与“朱紫”，说明年高位也高，赏景与吟诗、饮酒与挥毫、山茗煮与玉杯斟、花笑如歌妓与松声当管弦，这是东都士人宴集的主要内容。

　　诗中提到的“七贤”应指竹林七贤，在出处问题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④较之于嵇康等人的彷徨、抗争，“七老”自比竹林七贤当然殊为不类，但这也可看出士人在集权制度下的自我调节。

嵇康式的激烈抗争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是在名教与自然、社会与个人、出与处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大多表现为抗争精神的丧失、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也就是本文开始所说的两个转向。

所以在大历士人短暂的错愕与迷惘之后，中唐士人的私人生活异样繁荣，作于中唐时期的《唐国史补》云：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

”[2]也许可以说，这是出处矛盾影响下的产物。

“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谿磻。

”（张浑《七老会诗》）这是从魏晋兴起的大隐思想，到了中唐，白居易进而改造为中隐。

在东都的宴集上，虽无远岫、谿磻，却同样可有遁迹、垂丝之趣。

“更无外事来心肺，空有清虚入思神。

”（郑据《七老会诗》）虽然外面的社会已是危机四伏，百弊丛生，却无碍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宴集也是宇文所安所说的私人天地中的重要内容。

　　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于宴集，从《汝洛集》、《洛中集》与《洛下游赏宴集》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

裴度《雪中讶诸公不相访》：

“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

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

”这是说，上次雨天路况很差，刘、白二位都能来访，今日雪景如此之好，二位“居然无赏心”？

刘、白均有酬答之作。

裴度另有一首诗，题曰：

《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数惬可知，因为联句》。

仅看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东都文士对宴集的热情。

类似的诗题还有很多，如，刘禹锡《吴方之见示独酌小醉首篇，乐天续有酬答，皆含戏谑，极至风流，两篇之中并蒙见属，辄呈滥吹益美来章》、白居易《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诚如白居易所说：

“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

”（《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在热闹喧嚣的宴集中，闲日被销，私人生活得以充实。

白居易的《夜宴惜别》充分表现了东都士人对宴集的近乎疯狂的热情：

“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

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

夜长似岁欢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

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

”这似是近于古诗十九首中秉烛夜游式的人生态度了。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更是研究者多有引用的：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这已是近于淫靡了，历来论者多有批评。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于放荡，但并非纯粹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此“牛家”是牛僧孺，与裴度都是中唐时期有名的宰相，都曾有积极进取、甚至是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同样如此。

面对中唐时局，他们不愿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又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只能转向对个人生活的全力经营，在私人天地中安顿自己的身心。

　　游赏：

由山水而园林的转向

　　与宴集一样，东都士人的游赏活动也是在出处矛盾的背景下展开。

“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

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

况吾须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

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

”（《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正是在此意义上，东都士人在游赏中体悟的往往并非山水景色本身，而是这种游赏之乐。

　　游赏分为户外与园内两种：

（一）户外。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云：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

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

令公明日召……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

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泝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

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这颇为类似东晋时期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但在精神境界上却有高下之分。

兰亭序洋溢着发现宇宙万物的欣喜，对生命短暂的哀痛；此序则充满洋洋自得的夸耀，既无美景也无深情。

下面试选取两次聚会的诗作进行对比：

　　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

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

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

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刘禹锡《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孙统《兰亭诗》）[3]907

　　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

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玄之《兰亭诗》）[3]911

　　刘诗一开始即自觉地将此次聚会与兰亭集会相比，但从后面的几句即可看出，物质的奢靡，感官的享受，是此次聚会的主要特点。

不要说兰亭集会相比，甚至与石崇的金谷集会，似也有相逊之处。

这是不正常的，从思想上讲，刘禹锡作为永贞革新的成员，其进取、入世之信念，即使是屡遭贬谪、受尽磨难，也未见消沉，如有名的《浪淘沙》之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从艺术技巧上讲，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平庸浅俗的作品？

其原因也许主要即在于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

在相对封闭、以安逸闲适为目的的东都，士人主动远离现实，拒绝动荡，对一切触目惊心、引起情感变化的事物自觉排斥，必然导致思想境界的平庸，艺术手法的浅俗、雷同，这并非某一个诗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东都诗歌的整体特征。

　　也许是兰亭集会在历史上的影响太大，白居易另有一首游赏、宴集合一的诗作《游平泉宴浥涧，宿香山石楼，赠座客》，同样是自觉与兰亭，以及金谷相比较：

“逸少集兰亭，季伦宴金谷。

金谷太繁华，兰亭阙丝竹。

何如今日会，浥涧平泉曲。

杯酒与管弦，贫中随分足。

紫鲜林笋嫩，红润园桃熟。

采摘助盘筵，芳滋盈口腹。

闲吟暮云碧，醉藉春草绿。

舞妙艳流风，歌清叩寒玉。

古诗惜昼短，劝我令秉烛。

是夜勿言归，相携石楼宿。

”文人之间的游赏、宴集不仅是简单的游宴，更是同类相求、彼此慰藉的重要形式，因此，从金谷到兰亭，再到东都，文人游宴一直在延续。

金谷与会者，多为汲汲功名之俗子；兰亭与会者，多为超越玄远之名士；东都与会者，则多为追求独善之闲官。

较之于金谷，东都更多文人雅趣；较之于兰亭，东都更多物质享乐。

金谷太俗气，兰亭太玄远，东都则介于二者之间，力图实现感官享乐与精神境界二者的统一。

不仅如此，从兰亭的超越、萧散，到东都的世俗、享乐，士人精神境界由超越而中庸，这既是包弼德《斯文》所说的士族到庶族的变化，也是陈寅恪所说的新进士人之人生观的反映，同时也折射出哲学思想上从传统佛学到南宗禅的演变。

就出处问题而言，这也是出处矛盾从尖锐到缓和、从动荡到稳定的发展过程。

同样是面对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社会现实，兰亭士人尚在玄学、山水中探索思考，东都士人则已在歌舞、妓乐中沉迷享受。

（二）园内。

这主要是指在私人庭园中游赏。

东都士人大多在住所内叠石理水、经营花木，构建自己的私人庭园。

“坊静居新深且幽，忽疑缩地到沧洲。

宅东篱缺嵩峰出，堂后池开洛水流。

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

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

”（白居易《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深且幽”是此后中国园林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在并不宽敞的、有限的空间腾挪转移，幻化出开阔的、无限的空间。

“缩地到沧州”也就是芥子须弥、壶中天地的思想，中唐士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乃至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即在于此。

通过借景，新居将宅东的嵩山、堂后的洛水与自己融合为一。

“野径”、“渔舟”说明虽住于城市，而能有江湖之野趣。

在私人园林中，士人涤除庙堂之风尘，舒展屈辱之身心，获得出处之平衡。

对此，学界论之已详。

周维权在评价白居易的洛阳履道池台时说：

“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那种清心幽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

”[4]贾晋华说：

“士大夫们朝是官，回到模仿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中就是隐士，在那里他们可以放任心性，矜持人格，游赏景物，吟诗作画，歌舞作乐，饮酒狎妓，仕与隐、出与处也就大致获得了平衡。

”⑤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建造自己的庭园。

且不论裴度高大轩敞的绿野堂、午桥庄，白居易情趣幽雅的履道里，仅仅是李德裕的平泉庄就引人深思。

作为“牛李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