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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

传习录

(明)王阳明 著 

钱 明 注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习录/(明)王阳明著;钱明,孙佳立注.—哈

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2016.1 

  ISBN978-7-5484-2427-7

  Ⅰ.①传…Ⅱ.①王…②钱…③孙…Ⅲ.①心学—

中国—明代②《传习录》—研究Ⅳ.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0424号

 

书  名:

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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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明]王阳明 著  钱 明 孙佳立 注

责任编辑:

尉晓敏 滕 达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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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Publishing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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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10mm×1000mm1/16   印张:

16.5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484-2427-7 

定  价:

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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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传习录》是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讲学语录和论学书信之简集,系明代阳明学派的启蒙典籍。

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名守仁,因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故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为阳明先生。

浙江余姚人。

其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王阳明生于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际。

时势造英雄,这样的历史环境给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使他以其辉煌的事功和创造性的思想学说,成为“儒家第一流人物”,对中外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著作由其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传习录》是王阳明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语录”体著述,由其弟子徐爱、薛侃、钱德洪等辑录编纂,分为上、中、下三卷,后被统一编入《王文成公全书》首篇卷一至卷三。

《传习录》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最重要的著作,几乎包含了王阳明的全部哲学思想及其重要主张,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

阳明的弟子后学,大都通过《传习录》而成为阳明心学的信奉者或拥护者。

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学术演讲时,曾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部书称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蒋介石称《传习录》为其终生最爱之书,曾自述:

“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

”于是他后来就把王阳明“当作导师崇拜”,将《传习录》作为其“终生的精神食粮”。

《传习录》上卷由阳明弟子辑录,经阳明本人审阅,主要反映的是阳明中年的思想性格;中卷里的书信皆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堪称其晚年成熟思想之代表;下卷虽未经阳明本人审阅,但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风貌。

《传习录》的成书过程较为复杂,其大致经过是:

王阳明弟子徐爱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记录下阳明论学的谈话内容,并根据《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取名《传习录》。

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自己新录的部分一起刊刻,仍名为《传习录》。

嘉靖三年(1524),阳明弟子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刊行《续刻传习录》序刻本。

嘉靖三十四年(1555),阳明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自己和王畿所录的内容合并,编成《传习续录》。

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又在《传习续录》中增收了黄直所录。

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巡按浙江时主持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徐爱、陆澄、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文章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并附入王阳明所编的《朱子晚年定论》,遂成为通行本的《王文成公全书》之《传习录》。

与此同时,《传习录》还有多种版本相继问世,如沈思畏在嘉靖三十年(1551)刻《传习诸录》于福建,后附以《大学或问》和《朱子晚年定论》;聂豹于嘉靖年间编纂《传习录节要》,后由其弟子戴经刊刻行于世。

另有徐爱、陆澄、薛侃录《传习录》的明姜好善重订、李益大督梓本,明嘉靖三十年(1551)杨荆山据钱德洪原本而刊刻的《传习录》重刻本(三卷,书前有杨荆山、焦琅琊序文,书后有张可大、许有声跋文),嘉靖三十年(1551)孙应奎重刻的《传习录》衡湘书院本,等等。

此外,王学殿军刘宗周在明天启年间也编纂过《阳明传习录选》。

此后数百年,《传习录》在通行本的基础上,至少有数十种翻刻本、选编本等相继问世。

如《阳明先生要语》(三卷,萧廪辑,收入《陆王二先生要语类抄》,明万历二年[1574]刻本)、《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四卷,朱文启、朱文教编,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九叙序刊本)、《传习录》白鹿洞本(金声、钱启忠编,崇祯三年[1630]陈懋德序刻)、《阳明先生集要》(施邦曜编,明崇祯八年[1635]刊,清光绪五年[1879]贵州重刊,其中《理学集》卷一为《传习录》,即今本上卷;卷二为《语录》,选自今本下卷;卷三则录有通行本《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三卷附集一卷,王应昌编,清顺治三年[1646]王应昌序刊本)、《阳明全集》(二十卷,俞嶙编,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内有《传习录》一卷,即通行本之上卷;《语录》一卷,即通行本之下卷;而通行本《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则分载于卷一至卷四)、《王阳明先生全集》(十六卷,王贻乐编,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其中卷二为《传习录》,后清人陶浔霍据此本批注,书前载有李贽、徐元文、潘之彪、马士琼、宗稷辰之序文)、《阳明文抄》(二十卷,张问达编,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书前有张问达序,卷一为《传习录》上卷,卷二为《传习录》下卷,卷三为《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七篇)、《阳明传信录》(三卷,刘宗周编注,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四卷,胡泉辑,清咸丰八年[1858]家刻本)、《王阳明先生传习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校印本,禹州方硕辅校,邵阳魏允恭石印本)、《传习录集评》(三卷附录一卷,孙锵编纂,民国四年[1915]上海新学会社发行)、《王阳明传习录》(三卷,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传习录点注》(叶绍钧注,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评注传习录》(三册,许舜屏编,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中原书局刊行,书前有徐绍桢、吴衍慈、王震、陈树人序)、《王阳明传习录注释》(四卷,于清远注译,台湾凤山黄埔出版社1958年刊行)、《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荣捷撰,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刊行),等等。

随着王阳明及阳明心学研究的深入与转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传习录》的研究、注释、评介与今译,学界一直比较重视,出版了一大批注释本、选编本、今译本等。

如《译注传习录》(邓阳译注,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传习录注疏》(邓艾民撰,台湾法严出版社2000年刊行)、《阳明传习录》(杨国荣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传习录》(阎韬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传习录》(沈顺葵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智慧之门——传习录》(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传习录〉精读》(吴震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传习录校释》(萧无陂校释,岳麓书社2012年版),等等。

以上所述各种《传习录》刊行本,较有影响或质量上乘的是孙锵的《传习录集评》、叶绍钧的《传习录点注》、许舜屏的《评注传习录》、陈荣捷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杨国荣的《阳明传习录》、吴震的《〈传习录〉精读》等。

其中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是陈本和邓本,而比较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是杨本和吴本。

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的语录体著述,还有几种不同的本子与《传习录》同时存在甚至早于《传习录》行于世。

如《阳明先生遗言录》《稽山承语》《良知同然录》《阳明先生则言》《传习则言》等。

《阳明先生遗言录》,钱德洪编,曾才汉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曾才汉刻。

《稽山承语》,朱得之编,明刊本。

《良知同然录》,四卷,孟津序刊本,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

《阳明先生则言》,二卷,嘉靖十六年(1537)薛侃刻本,嘉靖四十四年(1565)谷中虚重刻本。

该书现虽不太流行,但当时却作为阳明心学的教材而流行一时。

其内容都是从当时既刊的《传习录》上卷和《文录》《别录》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上卷是短文的语类体,下卷是长文的文章体,目的是为了读者携带的方便,于嘉靖十六年(1537)由薛侃协助王畿选编而成。

而《传习则言》(一卷,收入嘉靖三十三年[1554]郑梓序刊的《明世学山》)原来是以《传习录略》(编者不详)之名并附有邹元标之序文而单独刊行于世的。

《传习则言》仅录阳明语录二十条,而且只有上半部分是与《传习录》上卷有关,其后一半则是从《阳明先生则言》中挑选出来的。

可见,所谓“传习则言”的书名,恐怕亦是根据上半部分的《传习录》之内容与下半部分的《阳明先生则言》之内容,而将两书的书名组合而成的。

所以陈荣捷先生认为:

《阳明先生则言》与《传习则言》虽同名“则言”,然而是《王阳明全集》之“缩本”,而非《传习录》之“板本”。

日本阳明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中指出: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中江)藤树之大孝,(熊泽)蕃山之经论,(三轮)执斋之熏化,(大盐)中斋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有人甚至认为,日本就是以王阳明哲学为其民族之哲学的。

因此,《传习录》在日本也有很多种版本。

如《传习录》(日本庆安三年[1650]据通行本木版印刷发行)、《标注传习录》(三卷,三轮执斋编注,日本正德三年[1713]刊,后执斋弟子川田雄琴据该书而撰《传习录笔记》四册)、《传习录栏外书》(三卷,佐藤一斋编撰,日本天保元年[1830]刊)、《传习录讲义》(东敬治编,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东京松山堂刊行)、《训注传习录》(山川早水编,日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东京山本镣藏发行)、《传习录》(安井小太郎注,收入《汉文大系》第十六卷,日本大正二年[1913]东京富山房发行)、《传习录参考》(东正纯编,日本大正八年[1919]刊)、《传习录》(小柳司气太注,收入《汉文丛书》第十七卷,日本大正八年[1919]东京友朋社发行)、《现代语译传习录》(小野机太郎译,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新光社刊行)、《王阳明传习录讲本》(三卷,山田准编,日本昭和二年[1927]东京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刊行)、《传习录》(安冈正笃讲抄,龟井一雄译,收入《圣贤遗书新释丛刊》第一号,日本昭和六年[1931]刊行)、《传习录》(山田准、铃木直治译注,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岩波文库刊行)、《传习录》(近藤康信释,收入《新释汉文大系》第十三卷,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61]东京明治书院发行)、《传习录》(山本正一译注,日本昭和四十一年[1966]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刊行)、《传习录抄》(山下龙二编,收入《中国教育宝典》下,日本昭和四十七年[1972]玉川大学出版部刊行)、《传习录诸注集成》(安冈正笃、中田胜编,收入《阳明学大系》,日本昭和四十七年[1972]东京明德出版社刊行)、《传习录》(安冈正笃编注,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东京明德出版社发行)、《传习录》(沟口雄三译,日本昭和四十九年[1974]中央公论社刊行)、《传习录新讲》(洪樵榕撰,日本昭和六十三年[1988]东京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刊行)、《中国古典·传习录》(吉田公平译注,日本平成元年[1989]讲谈社刊行)、《传习录——阳明学的精髓》(吉田公平译注,日本平成七年[1995]橘[たちばな]出版社刊行)等。

阳明心学与近代朝鲜开化思想有密切关系,朴殷植的著述是其代表。

朴殷植的生平基本上是沿着以下道路而前行:

儒教求新——阳明心学——朝鲜独立运动——韩国临时政府总统。

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救亡运动的关系。

朴殷植对阳明心学较为系统的阐述立论,主要反映在其所撰的《王阳明实记》中。

他在答谢张志渊允诺为该书写序的信中,曾列举了自己写作该书时所使用的参考书,主要就是《传习录》和《明儒学案》。

因此,《传习录》在韩国也有多种版本,如金世贞译注的《传习录译注》(韩国世昌出版社2014年版)等。

另外,由于阳明心学是作为异端思想、批判对象被引进朝鲜半岛的,所以从一开始朝鲜半岛的儒者就把王阳明及其代表作《传习录》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接受拷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李滉撰于1566年的《传习录论辩》(收入《增补退溪全书》第二册,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85年刊行)等。

此外,《传习录》还有英译本行于世,如《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vingandOtherNeo-ConfucianWritingsbyWangYang-ming》,陈荣捷英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1963年刊行。

综上所述,尽管《传习录》的刊本无数,但由于王阳明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命题和思想主张在《传习录》中都已提出或做过阐发,所以这些命题和主张也是各种《传习录》刊本所必须涵盖的,如“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格物”说、“亲民”说、“万物一体”说、“拔本塞源”说,等等。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无论读哪一种版本的《传习录》,它都是我们学习阳明心学的必读书,也是研究阳明学派的入门书,更是当今社会净化心灵、修养德行、启迪心智的最佳经典之一,熟读精读该书,必能让我们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钱明撰于2015年11月20日

 

CONTENTS

卷上

003  徐爱录

025  陆澄录

062  薛侃录

卷中

091  钱德洪序

094  答顾东桥书

119  答周道通书

126  答陆原静书

129  又

142  钱德洪跋

143  答欧阳崇一

149  答罗整庵少宰书

155  答聂文蔚

162  二

170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172  教约

卷下

177  陈九川录

189  黄直录

196  黄修易录

202  黄省曾录

207  钱德洪录

234  钱德洪序

235  黄以方录

249  钱德洪跋

 

卷上

 

徐爱录

 

徐爱引言

先生①于《大学》“格物”②诸说,悉以旧本③为正,盖先儒④所谓误本者也。

爱⑤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

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⑥者也。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

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⑦之学。

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⑧,处困养静,精一之功⑨,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⑩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

如之何其可得也?

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

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注释

①先生:

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

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卒谥文成。

明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他以对抗程朱理学的“反传统”姿态出现,创立了阳明心学,成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

明中后期,阳明学派影响日甚,并流传到日本。

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以《传习录》和《大学问》最为著名。

②《大学》“格物”: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后朱熹将《大学》重新编排整理,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为《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南宋以后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包括经一章、传十章。

经一章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

经传十一章中有些是从程颐改本,有些是从古本,有些则是朱熹自定。

特别是第五章,系朱熹补作,而非《大学》原文。

其曰: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

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这段所谓“补传”共134字,是程朱学派“格物穷理”说的精髓。

如此一来,朱熹不仅改变了《大学》原来的次序,而且使“格物”成了“八条目”之首。

自元代起,朱子章句本风靡学界,古本几乎悬而不用。

明永乐后,古本更疏见于世。

③旧本:

指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后由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解的《礼记·大学》。

程朱认为《礼记·大学》有讹误,均改易了章句。

明代后,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

后称郑注、孔疏本为旧本,收录于《十三经注疏》,此即古本《大学》。

④先儒:

指程颢、程颐和朱熹。

(a)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

(b)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

由于其与程颢是同胞兄弟,遂合称“二程”。

“二程”生于洛阳(今属河南),同学于周敦颐门下,是“洛学”的创始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他们的学说为朱熹继承发展,后称程朱学派,后人所编《二程遗书》《二程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

(c)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朱熹继承发展北宋“二程”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以及后人编辑的《朱子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

⑤爱:

即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今属浙江)人。

举正德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

徐爱为阳明弟子、妹婿,从王阳明游,阳明十分器重他。

⑥俟圣人而不惑:

语出《中庸》第二十九章:

“故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意为即使百代之后,圣人再出现,先生的真理也不会遭到怀疑。

⑦二氏:

释、道,即佛家与道家。

⑧居夷三载:

正德元年(1506年)宦官刘瑾掌政,王阳明因上书抗辩,获罪下狱。

其于正德二年(1507年)被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治)驿丞,正德五年(1510年)获升庐陵县知县,返江西,前后居贵州三年。

龙场位于贵州西北万山荆棘中,当地居民尚未开化,故称为“夷”。

⑨精一之功:

语出《尚书·大禹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意为精纯专一的功夫。

从本体论看,指心与理一的“心即理”;从工夫论看,指“知行合一”的“致良知”。

⑩炙:

近也。

此处意为亲自。

謦欬:

即咳嗽。

借指谈笑。

牝牡骊黄:

语出《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及《列子·说符》。

牝牡,即雌雄。

骊,黑色。

喻人只见其外而不见其内,见其粗而不见其精。

心即是理——徐爱录

【1】爱问: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①。

后章②‘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

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

‘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

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

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③;‘如保赤子’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⑤之类,皆是‘亲’字意。

‘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⑥之谓,‘亲之’即‘仁之’也。

‘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⑦’,所以亲之也。

《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⑧,便是‘明明德于天下’。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⑨,‘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

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新民:

古本《大学》(《十三经》本)作“在亲民”。

程颢、王阳明主张忠实于古本,作“在亲民”。

程颐、朱熹改正《大学》时,为“亲”下注为“新”,主张“亲民”当作“新民”。

②后章:

此为朱熹章句《大学》的第二章,古本章句与朱熹章句不同。

③“君子”二句:

语出《大学》第三章。

④如保赤子:

语出《大学》第九章。

《尚书·康诰》作“若保赤子”。

⑤“民之”三句:

语出《大学》第十章。

⑥亲亲仁民:

语出《孟子·尽心上》第四十六章: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⑦五教:

语见《尚书·舜典》:

“帝曰:

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契,帝喾之子,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

《孟子·滕文公上》: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

⑧“克明峻德”二句:

参见《尚书·尧典》: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克:

能。

俊:

大。

九族:

《诗·王风·葛藟》《诗毛氏传疏》云高祖至玄孙,《尚书》欧阳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平:

辨别。

章:

使明显。

百姓:

百官族姓。

协:

合。

万邦:

诸侯国。

⑨“修己”句:

语出《论语·宪问》第四十二章。

【2】爱问:

“‘知止而后有定’①,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②,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③也。

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④处便是。

然亦未尝离却事物。

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⑤者得之。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

语出《大学》。

②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语出朱熹《大学或问》:

“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是朱熹对“知止而后有定”的解释。

③义外:

语出《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

‘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

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的观点。

④至精至一:

参见【徐爱引言】注⑨。

⑤“尽夫”二句:

出自朱熹《大学章句》,注云: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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