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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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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是独树一帜的。
首先，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是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并且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4个维度对现代性内涵进行制度性的阐释。
其次，吉登斯描绘了现代性特征的大致轮廓，即外延性与意向性的交互关联性、断裂性、全球性和双重性。
最后，吉登斯既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也反对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固守，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一、安东尼·吉登斯其人其说
吉登斯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年1月18日出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01956年进入赫尔大学（HullUniversity）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
195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64年硕士毕业后，任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66~1969年间，先后访问和任教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969年，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86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祉会学会会长。
1996年，他成为BBC莱思讲座主讲人，1997～2003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
2004年，被授予“终身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他先后出版学术著作近40部，其中许多其有世界性的影响，代表作有《资本主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的构成》、《民族一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等。
他的著作已被译成22种语言，其主要著作大都已译成中文并在我国出版。
此外，他还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Press）的创立者之一。
吉登斯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是英国新工党最重要的智囊，曾任英国布莱尔首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顾问。
吉登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
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他的著作囊括了30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一直处于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他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是对现伐性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性。
从1990年以来，在其出版的很多著作中，吉登斯对现代性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在当今西方社会思想领域，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以其分栀的深刻性、体系的完整性和见解的独到性而广为人们所瞩目。
二、对现代性的“多元制度”分析
现代性问题长期以来就是西方学者十分关注、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最早对现代性问题予以分析的是康德，正如福柯所说“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在他之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也对现代性进行了论述，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现代性的论述和研究不可不谓详尽、多样和深入。
但吉登斯认为¨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
虽然，“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问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礼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何为现代性？
吉登斯曾经作过多次阐释。
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认为：
“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闱内产生着影响”。
在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指出：
现代性“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又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
”在1998年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克里斯多夫·皮尔森访谈时，吉登斯认为，“最简单地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
说得更详尽一点儿，现代性包括：
⑴一系列特定的对世界的态度，即这样一种世界观，其对于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的立场；⑵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⑶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民主，作为这些特性的结果，现代性与任何先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更具动态性。
它是这样一种社会——或者，用更技术性的语言说，是一种复杂的组织，它与先前的文化生活形念不同，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
”总之，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实际上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模式，或者说是现代工业社会。
从上可以看出，吉登斯对现代性做出的是一种较为宏大的制度性分析，但这种宏大分析没有发展到一极独霸的“一元制度分析”，吉登斯对现代社会进行的是“多元制度分析”，是分一为众的。
他认为不应该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与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不能把现代性单一地归结为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认为每一方都包含着一种化约论。
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应该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应该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4个维度对现代性进行明确区分：
1．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它是在竞争性劳动与产品市场情境下，日益从政治生活巾脱离开来的经济。
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阶级关系的主轴线。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他视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狃特的次级类型。
2．工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
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
工业主义借助现代技术，不仅影响到生产，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特性。
3．监督，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
它意味着对臣民的监督性控制，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
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
4．军事力量，是指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军事力量虽为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但在那些文明中，政治巾心从来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而且，在其内部，常常反倒是无法对暴力工具实施垄断性控制。
现代性的4个维度之间不是彻底地相互独立，或者相互等同的，而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
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展是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
但是，现代社会还涉及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成。
而监督对这些与现代性的兴起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组织来说都是很根本的，特别是对在互促发展中历史地与资本主义相缠绕的民族国家来说，监督尤为重要。
同样，在民族国家实施的监督行动和在现代社会改变了性质的军事权力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实质性关联。
以现代国家名义而实现的对暴力手段的成功垄断，有赖于用世俗手段对刑法法典的维系，以及对“越轨行为”的监督性控制。
相对而言，军事则成了国家在市民权威所具有的内在霸权的一种间接性支撑。
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之间，也存在着特殊的关联，这使得军事与武装组织之间能任意渗透，主要地联系之一是战争的工业化，它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与核战时代。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
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织就了这个缤纷的现代社会。
它们相互渗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为一体。
虽然吉登斯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对现代性作了多维度的阐释，但是我们通过吉登斯对现代性所下定义的理解，抛开其表面看其本质，不难看出这仍然是一元的，只有欧洲这一元，是一种欧洲中心论。
在他那里，是“唯一现代性”，而不是“多种现代性”。
例如，吉登斯指出，所谓的现代性确定无疑的是指“大约在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始终强调欧洲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处于中心地位，对世界起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又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
他虽认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但他的全球化明显是欧洲的全球化，把世界上更为广大的地区排除在外了。
图2.1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资料来源：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而且退而言之，吉登斯仅用这4个维度还是不能充分描述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虽然他反对对现代性进行一元化分析，主张进行多维化的分析，但显然这是多而不充分的，他至少遗漏了精神文化这一维度。
梅泰·卡利奈斯库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其中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资产阶级观念，它延续了现代思想史早期的卓越传统：
进步的信念、坚信科学技术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注，崇拜理性，限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体系内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取向，以及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等，福柯在《何谓启蒙》一书中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种关系方式：
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现代性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
西美尔认为现代性在观念上是人们对交换价值和物质主义的认可，它的实质就是现代精神品质转型以后现代生命感的形成。
无论是“观念”也好，“态度”也好，还是“认可”“生命感”也好，它们是从属于精神文化这一领域。
缺少精神文化这一维度的现代性必定是不完整的。
现代性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肩蒙思想的作用，离不开人们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创新和反思，它的发展也必将依赖于精神文化的发展，同时精神文化也必然内化为现代性的一个维度，与其他维度一一起筑建现代性这座宏伟的大厦。
以上不足，造成了吉登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困境，一方面，“他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解释，使饱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
所以尽管近30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另一方面，他对现代性的这种欧洲模式的阐释，又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对欧洲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实际上已经被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
三、对现代性的动力分析
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共有4个体制特征，而且都是由3种力量所推动。
这3种推动力分别为时空压缩（或译为“时空分离”）、抽离化（或译为“去镶嵌”）和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又称之为“人的自觉反思”）。
第一，前现代的人生活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
18世纪出现并广为使用的时钟将时间充分普遍化，时间不再是人们一时一地感觉的昼夜交替，而成为一个在概念上构建全球的维度（时区）。
同样，地图的出现将地球压缩到跖尺范围之内，日益快速的现代交通更是在实际经验中压缩了空间。
由此可见，时空分离对于有现代性引入到人类社会事务中来的那种巨大的推动力是多么的重要。
这种现象使“用历史去创造历史”的观点普遍化，它的深入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
第二，将社会活动关系越来越从具体的人事关系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某种符号性的关系，吉登斯称之为“抽离化”或“去镶嵌”（disembedding或脱出）。
在这里，吉登斯精心选择抽离化这个隐语，主要是用来反对社会学家用“分化”概念来队比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系统。
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机制有两种类型，分别是“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又把它们统称之为“抽象系统”。
符号标志是交换媒介，它有标准价值，因此在多元场景中可以相互交换。
其本原的，也是最重要的例证就是货币。
金钱（货币）能超越具体买卖交易环境，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之间传递价值。
虽然较大的前现代社会体系也都发展了某种货币交换，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成熟，庞大的货币经济则更为精致，更为抽象了。
货币把时间（因为它是信任手段）和空间（因为标准化的价值允许同不直接接触的许多个体进行相互交易）分为诸多类别。
专家系统就是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
专门知识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在其他环境中重复运用。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向，就现代性的专家系统而言，医生、咨询者和心理治疗专家的重要性和科学家、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一样，并无差别。
上述两种类型的专家系统本质上都依存于信任。
总之，“抽离化”或“去镶嵌”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关系代替了个别的熟人关系。
货币能在陌生人当中流通，专业人士（医生、教师、律师、政治家）为素不相识者提供专门知识的服务，其基础都必须是社会信任。
第三，现代人并不盲目信任，他们很清楚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可靠，他们要求各种信息都能充分公开流通，以便他们作出恰当判断。
现代人对自己种种需求的了解决定了他们的自觉反思意识，包括自觉选择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以确认共同身份认同。
这种自觉反思意识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判断，它和传统的基于习惯、群体习俗和统治权威的知识形式是不同的。
时空压缩、去镶嵌和自觉意识使得人与人的交往极大地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群体限制，互相遥远而紧密地结成各种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多元关系。
吉登斯所说的3种推动力对后来的全球化论者者区有深远影响。
四、对现代性的特征分析
吉登斯虽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说现代性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就其核心而论，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
但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著作中管中窥豹，可以见现代性特征之“一斑”。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外延性和意向性的交互关联性。
这是从现代性作用对象的层次上来讲的，即从整个人类社会和个人这两个层次而言。
它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总体特征。
外延性和意向性作为两“极”，它们之间发生着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
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现代制度较之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在其动力、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迥然有别。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
断裂性是现代性第二个显著特征。
这是从现代性与传统产生差异和分离的激烈程度上来讲的。
吉登斯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
他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吉登斯认力，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断裂的。
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
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不同。
现代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风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
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
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马克思主义也十分强调历史的发展路径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吉登斯特别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或那一一类）特殊断裂。
他特别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
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者都更加意义深远。
这种断裂表现为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三是全球性。
这是现代性的后果在时空上的表现。
吉登斯认为遥远的事件和行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还不断增大。
这亦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使得在场（presence）和缺场（absence）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全球化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不可逃避地共同面临着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比如说，由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全球性风险。
现代性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湿。
在现代，时一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
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言，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
因此，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南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一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也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按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吉登斯认为，发生在本地社区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的结果未必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变迁，甚至截然相反，是反向的。
他举例说，新加坡一个城市区域的日益繁荣可能与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因为后者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四是双重性。
这是从现代性所产生作用的性质上来讲的。
正像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
"阴暗面和“机会方面”并存。
吉登斯相信：
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
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也极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比如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
虽然现代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其负面效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过去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或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一些阴暗面，在当下逐渐生成，日益凸现。
吉登斯对此给予了充分地重视和分析，他认为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其主要表现在：
1、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2、政治权力的强化行使，专制主义（despotism）、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仍然存在；3、实际的军事冲突和核武器威胁，导致生灵涂炭，甚至使整个人类面临着被毁灭掉的危险。
由此可见，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正是现代性的两面性，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滥觞、工具（技术）理性主义横行以及启蒙精神和“启蒙心态”的分野，从而使现代性成为人们永远关注或谈论的论域或课题。
至此，我们可以用下表对吉登斯有关现代性宏观层面的分析作一小结
五、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评析
现代性问题作为西方社会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反对者与拥护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和争鸣。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但这遭到了对现代性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态度的哈贝马斯等人强有力的批判。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力图化解二者的尖锐对立，开辟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论道路。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深刻的、尖锐的全面批判：
对启蒙精神和理性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批判，对探究知识的普遍性、总体性和本质主义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一切的一切进行批判。
他们深挖现代性的种种阴暗面，否定现代性的存在的合理性，击碎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意图用后现代取而代之。
福柯从对“癫狂”、“规训”、“监狱”、“性”等这些刁钻古怪的边缘问题的研究人手，拒斥神圣、绝对的东西，厌恶普遍，解构传统历史的总体性和连续性叙事，反对真理的权力化，反对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宣布“人死了”。
而被吉登斯认为“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的利奥塔是以解构“元叙事”作为对现代性批判的切人点。
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即“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赋予了现代性的合法性，现代性就是以“科学知识的大叙事”、“思辨理性的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大叙事”为标志的。
但他“不相信大叙事”，对元叙事进行质疑，认为元叙事本身发生了信仰危机而走向衰落，由此现代性产生了合法化丧失问题，进而导致现代性事业的毁灭。
他主张尊重被视为“异端”的小叙事，拒绝现代性精神的一元化立场和简单化倾向，反对科学绝对主义，要求尊重各种不同知识话语的差异，容忍语言游戏的丰富多彩和异质多变，以宽大的气度包容差异和歧见，积极倡导并捍卫话语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差异性。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哈贝马斯对之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从而为现代性进行强有力的辩护。
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所以“未完成”主要表现在它所具有的促进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实现。
虽然他承认现代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认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和以官僚化为特征的行政管理行为，对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侵蚀与殖民，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不仅未能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反而出现了“合法化危机”在看到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批判一点上，他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由此就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否定。
对其消极方面要进行批判，对其积极方面要坚持和发扬。
对现代性压迫和破坏方面的批判也不是为了彻底的否定而是为了进一步的重构。
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全盘否定现代性，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主张重建启蒙理性，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重新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和修复。
为此，他以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为立足点，通过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防止理性被扭曲，保持现代性中的理性、共识、解放、团结等价值，释放现代性潜在的解放能量，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规划。
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远未终结，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与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相比，吉登斯一方面认为：
20世纪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但另一方面认为这部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这类新术语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
虽然他在对现代社会的弊端揭露和批判上、在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上以及对现代社会所作的一些判断上与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相一致，甚至更为尖锐和深刻，但他又没有像他们那样断定现代性已经终结，抛弃现代社会而另辟蹊径，而是依然一讧足于现代社会，寻找降低现代性危险从而能给予我们机会的途径，试图驾驭现代性这头猛兽。
他认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我们不但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存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
“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氛围之中”。
可以说他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而是仅仅将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
在此种意义上讲，吉登斯与哈贝马斯是不谋而合的，都要捍卫现代性，力图重建现代性，医治现代性之病，认为现在提“后现代主义”还为时过早。
但是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又不尽相同，他是从社会现实角度进行分析的，而哈贝马斯是偏重哲学角度。
并且他的论述又留有余地，他又进行了“退一步”的论辩。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作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与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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