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与财政金融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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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与财政金融政策
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与财政金融政策
2007年3月14日，美国新世纪金融投资公司在投资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活动中，由于投资决策层投资理念有偏差，整个资源配置产生严重错置导致巨亏，就此拉开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帷幕。
2010年2月希腊金融危机意味着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
危机爆发至今已分别过去了76个月和41个月。
依据1825年人类社会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1929年10月到1933年5月人类社会第一次经济大危机经历43个月以及其他经济危机历史数据，此次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次最严重、最持久、最复杂的一次经济大危机。
2012年12月15-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阐述201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必须把握好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大政方针、主要任务。
会议明确提出201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6个主要目标是: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强民生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这六大任务可归纳为新18字方针：
稳增长、固基础、调结构、城镇化、保民生、抓开放。
（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的18字方针：
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的主要区别在与农业、城镇化和抓改革。
而2010年经济工作会议所提的9字方针：
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与2011年经济工作会议所提的12字方针：
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的共同特征都强调一个“保”字。
18字与9和12字的联系与区别在于“保”改“稳”并强调了物价控制问题，稳增长、控物价与经济滞涨的关系）。
固基础、城镇化和抓开放无疑成了2013年我国实现稳增长目标的三大新抓手。
2013年4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2013年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八大任务。
2013年5月6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从九个方面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做好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工作具体路径和抓手。
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一系列党中央、国务院会议的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性条件。
一、稳增长、城镇化和抓开放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从根本上看是由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2007年到201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艰辛、经受挑战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发展时期。
我们比较有效的应对了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的势头凶猛、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降低了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克服了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水平回落的态势，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成就。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的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从国内层面看，中国经济走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在回落。
2007年二季度到2010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速分别为11.9%、10.1%、6.8%、6.1%、7.9%、8.9%10.7%、11.9%。
2010年二季度到四季度我国的GDP增幅出现了小幅回落的趋势分别为10.3%、9.6%、9.8%。
2011年我国季度GDP增幅进一步降为9.7%、9.5%、9.2%和8.9%。
2012年一到三季度更进一步降为8.1%、7.６%、７.4%和7.9%。
其中，2012年GDP平均增速为7.8%。
2013年中国GDP计划增速为7.5%。
造成我国GDP增幅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元的。
2007年3月14日，美国新世纪金融投资公司在投资美国次级房地产（次贷、次债产生的背景、资产打包、资产评估、债券发行、债券信用等级评估等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抵押贷款投资活动中，由于投资决策层投资理念有偏差，整个资源配置产生严重错置导致巨亏。
2007年6月22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倒闭事件的发生，就此拉开了时至今日尚未结束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帷幕。
美国的金融危机无疑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在此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1.9%跌倒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10.1%。
2008年9月15-9月21日以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高盛相继出问题,标志着次贷、次债危机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方向的发展，使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为6.8%，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进一步降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6.1%（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曾降为6.7%）。
面对挑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四万亿、10大产业振兴规划、2008年5月高铁建设全面启动等），我国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升，2009年后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了7.9%、8.9%和10.7%。
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已恢复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11.9%，其间耗时33个月。
应当看到，有效的宏观调控对于缓解我国先期存在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要素的产能过剩，提高企业开工率，增加就业、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增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从辩证的角度看，在这33个月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2010年第二季度以后，受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日本2011年3月11日地震、海啸以及我国在金融危机后刺激经济发展政策效应的趋于弱化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后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再次出现小幅下降的趋势。
2010年后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0.3%、9.6%和9.8%。
2011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7%、9.5%、9.2%和8.9%，2012年一季度到四季度进一步降为8.1%、7.6%、7.4%和7.9%，再次呈现回落趋势。
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到：
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小幅回落的趋势，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率指标的下滑，在微观层面上使一些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这些数据与2009年第一季度6.1%的GDP增速相比仍高出3%-4%左右。
经济增长率回落放缓的态势不应看作是经济低迷的标志。
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指标看，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再次跌破7%或到6.1%的情况不会重演。
2012年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全球经济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3.3%和3.6%，比2011年9月上次报告的预测值分别下调了0.7和0.3个百分点。
报告预测全球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4月的2%降为2013年的1.5%。
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的2.2%降为2.1%，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的-0.4%调为2013年的0.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从6%降为5.6%。
报告预计中国经济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2年的7.8%调为2013年的8.2%。
就此而言，我认为2013年我国经济虽然会面临较大的挑战，但不可能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民是有能力解决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1997年7月2日、11日、14日、21日发生了一场始于泰国波及东南亚、东北亚和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受危机的影响，1997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了15%左右，1998年我国的出口几乎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在此挑战下，我国审时度势、冷静应对，制定实施了扩张性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8次调息、连续6年增发6600亿国债，政策得当、效果明显，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不仅解决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也为当时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3年受非典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也一度降为6.7%，但我们也同样战胜了困难并取得了胜利。
办法总比困难多，总结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同样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我们有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强大物质基础、有10多万亿的财政收入（2003年为3.8万亿、2010年为8.3万亿、2011年为10.47万亿、2012年为11.7万亿）、有3.3万亿美元的官方储备资产、有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队伍、有勤劳朴实的人民群众，我们一定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领下，攻坚克难，再创辉煌。
第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开始回落。
CPI从2011年6月份的6.5%持续下跌，到2012年6月-9月份增幅进一步降为2.2%、1.8%、2.0%和1.9%，2012年12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CPI上升到2.5%。
2012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6%。
从近三年的数据来看，2010年CPI同比上涨3.3%；2011年CPI同比上涨5.4%；而2012同比上涨2.6%，2012年也是近3年来CPI同比涨幅浮动最小的一年。
通货膨胀的形势得到明显缓解，物价有所回落。
这是宏观经济调控收到成效的标志。
第三，采购经理指数（PMI）在回落。
2012年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比2011年11月1日的54.4%，回落3.8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在回调阶段。
从理论上看，PMI持续保持在50%以上，就可以说明整个宏观经济依然保持适度增长的态势。
但2013年我国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新的回落，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幅度处于可控范围内。
限购政策的实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投放，改变了房地产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全国房价有涨有跌，总体上看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房价上涨的幅度处于可控范围内。
2007年以来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正在被挤出，经济风险系数正在下降。
但也应当看到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控任务依然艰巨，绝不能掉以轻心。
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尽管出现了小幅的回落，但是仍然运行在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这主要表现在2012年GDP增速7.8%，比计划增速多0.3个百分点。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6%，增速比2011年回落3.4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比2011年的17.1%回落2.8个百分点。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利润、税收完成情况都出现了良好的迹象。
但全国规模以下企业的经济运行指标、社会劳动就业指标、外贸出口和体现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等指标还不太理想。
积极扶植和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应当成为2013年乃至今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市场经济国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标准为：
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例如：
依据全国城市住户调查收入分组资料，计算出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1988年为0.23，2000年为0.32，说明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不大，比较平均；1988年以后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拉开，到2000年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至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则已高达0.4910,2012年仍高达0.474。
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理应继续成为我国2013年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从世界经济的层面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之间金融、贸易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不断增强的趋势。
在金融领域，进入2012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斗争依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参见《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报告稿）。
2009年1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为其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就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奥巴马抨击时任总统布什一直未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相信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将“积极通过所有能动用的外交途径，寻求让中国在汇率方面做出改变”。
以后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态度有所松动，2009年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在提交给国会的（依据有关规定，美国财政部必须每６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
在报告中被认定为操纵货币汇率的国家，最终可能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
）有关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称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操纵货币汇率。
但是，由美劳工团体、钢铁、农业、制造业及纺织组织所共同组成的公平汇率联盟（FairCurrencyCoalition）正试图在国会中采取行动。
2010年2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提出“必须关注汇率问题”、“要求中国更加开放市场”的强硬观点。
2月9日，奥巴马在白宫接受美国《商业周刊》专访时说: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的目标是让中国认识到人民币升值符合他们的利益。
奥巴马接二连三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与之前美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官员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在中美直接对话上，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都轻描淡写甚至公开表示不强求人民币升值。
美国经济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慢慢走出危机底谷，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后，奥巴马就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论，认为本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中国过度储蓄、贸易过度顺差造成的。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扭转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现状。
2010年美国政府甚至扬言在2010年4月15日出炉的财政部半年度报告中,给中国贴上"操控汇率"的标签。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自1994年以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因而如果美国采取这一措施，必定对中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端由来已久。
然而，当世界经济依然笼罩在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阴影依旧的条件下，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再次面临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2010年9月15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CommitteeonWaysandMeans）举行了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听取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Ryan）等人在2009年5月提出的关于《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即“莱恩-墨菲”法案的证词，要求人民币汇率在当前的水平上再升值40%。
2010年9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又以348比79的高比例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法案。
2010年9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表示，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民众变富、出口增加，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他们在理论上认同，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并未尽全力。
”
2011年7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的报告。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又不顾中方坚决反对,以79比19的投票结果,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
参议院的程序性投票获得通过,意味着该“法案”将进入参议院下一步的表决程序。
此案以所谓“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汇率问题进一步升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美国参议院此举主要目标在于进一步逼迫我国人民币加速升值。
2012年9月14日，随着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和对美国巨额财政赤字问题的担忧，人民币汇率再次走强。
2013年3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访问中国期间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声称：
“人民币汇率应该由市场确定。
这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101名国会议员在2013年3月20日也试图通过一项旨在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新法案。
从2010年6月19日以来，扣除物价因素，人民币汇率已经上涨了16%，并在2013年3月20日达到近段时间的最高点。
即便如此，此次法案的牵头者民主党众议员桑迪．莱文仍不顾事实宣称中国＂长期操控人民币汇率，以致美国工人遭受降薪、失业等损失。
＂
2013年1月22日，日本继2012年9月19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扩大货币宽松政策规模，将金融资产收购基金的额度增加10万亿日元，扩大至80万亿日元。
购买金融资产的最后期限从2013年6月延长至2013年12月末。
此外，日本央行还决定取消购买长期国债和公司债时每年0.1%的下限利率的基础上，宣布决定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看齐，自2014年起实施每月定期购入资产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
对此，2013年1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对日本实施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示担忧，表示欧洲央行有必要尽快将其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分两次向市场注入的超过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回收，欧洲央行将不会进行类似的货币政策操纵，否则全球很多国家都会效仿。
2013年1月29日美联储表示将考虑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但是，2013年5月1日美联储宣布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5月2日欧洲央行宣布进一步降息0.25%，2013年5月3日印度宣布降息，2013年5月7日澳大利亚也宣布降息。
所有这一切，无疑给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带来新的变数。
人民币汇率的新变动必将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一系列新的影响。
分析、研究这些影响，对于我们更好的认清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各项有关工作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此外，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除欧美国家强化了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外，世界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对人民币的汇率施压。
2010年2月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水平问题的影响，欧元遭到大肆抛售，欧元一路贬值。
欧洲股市也遭遇暴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希腊三国股市成重灾区，并引发美国股市和亚洲主要股指纷纷收低。
2010年2月4日，与希腊挂钩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的价格升至4.225个百分点的历史高位。
这意味着，1000万美元希腊主权债务一年的保险成本约为42.25万美元，而1月22日时这一成本只有33.8万美元。
与此同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CDS也一并上扬。
导致CDS上扬的原因是投资者悲观情绪蔓延。
当人们发现债券已乏人问津时，纷纷转到掉期市场上购买保险，导致希腊等国的掉期价格创出历史新高。
欧元区国家债务也如此深重，欧洲经济复苏分化的现象开始凸显。
展望后市，在欧元区债务问题未获得解决之前，欧元区将持续承压，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并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汇率大战。
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汇率作为打压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奥巴马政府自然不会放弃，尤其是在面临支持率下滑，选大临近之时，人民币汇率必将成为国会中一些亲工会或制造业等利益集团的两党议员的政治筹码。
而欧洲主权国家债务问题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币汇率问题。
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处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
人民币汇率不升值则说明政府对国际收支失衡反映迟缓、资源配置继续扭曲、外部经济贸易摩擦压力进一步增强。
但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升值幅度以及方式就成为更大的难题。
如果升值幅度过大，则对中国的出口、招商引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都会带来巨大的方面作用。
如果恢复到过去小幅、渐进的升值方式，则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难以消除，加剧国际游资的流入，增加人民币占款额度，加剧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若要反通胀，则要强化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目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仍然承载着保增长、防通胀、促就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多重任务，货币政策的变化则取决于央行在有时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就货币政策而言，其政策实施的难点在于，宏观经济的复苏态势仍不稳固。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太早，则可能扼杀目前的复苏嫩苗；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太晚，则通胀压力尤其是资产价格压力将席卷而来。
在贸易领域，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
截至2009年11月份，全球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
此外，中国还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
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
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所涉及的产品与行业也比较广泛，有钢铁、鞋类、玩具、铝制品、轮胎、油井管、铜管等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
2009年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
2009年12月29日，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钢格栅板征收反倾销税。
其中将对4家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钢格栅板征收14.36%的反倾销税，而对其他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钢格栅板征收145.18%的反倾销税。
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批准对中国产石油钢管征收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六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
美国纺织团体和各大纺织工人工会密切沟通，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提起特保调查的可能性。
2010年2月6日美国商务部又决定对中国大陆产的礼物盒以及包装丝带，征收最高超过231%的反倾销税。
与此同时，对台湾相关产品只征收不超过4.54%的税款。
进入2011年，中美贸易争端频繁，双方贸易领域冲突加剧，在诸多事项产生摩擦。
美国开始向中国输美的轮胎、太阳能光伏产品、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
中国也不能“示弱”,在相应的政策上据理力争，展开反击。
2011年9月5月，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宣布了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案的裁决结果，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在两年多前的2009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建议，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
2009年9月，该提案获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
最终的惩罚性关税税率为第一年35%，第二年30%，第三年25%。
2011年12日12日，美国国会专家组在就“评估中国的WTO参与度”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助理贸易代表雷明（ClaireReade）表示，中国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限制及“干预政策”对在华的外企构成了“歧视”，并指出这个干预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趋势”。
2011年12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6:
0投票结果，通过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
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这份裁决为商务部后续“双反”调查扫清了道路。
美国商务部预计将分别于2012年1月和3月就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作出初步裁决。
此次“双反”调查，缘于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SolarWorld，该企业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此类出口产品征收49.88%至249.96%的反倾销税及反补贴税。
美国商务部于2011年11月8日着手初步调查。
2012年3月19至20日，美国先后作出四次反倾销或反补贴裁决，认定中国输美钢制车轮、太阳能电池、镀锌钢丝及荧光增白剂存在倾销或补贴行为。
此外，近一个月内，美国先后对中国输美木质卧室家具和铸造焦炭发起反倾销行政复审调查，以及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并于2月28日正式成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明确表示将对别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加强调查。
2012年3月22日，美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拉制水槽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规定，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012年4月16日前后做出本案损害调查的初裁。
作为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在2011年12月14日宣布对部分美国进口汽车征收“双反”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实施期限2年，自2011年12月15日起征收。
2012年3月13日商务部开始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相纸产品征收16.2%-28.8%的反倾销税后。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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