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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现代的意义
儒家文化对现代的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 内圣外王 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
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
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
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
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
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
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
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
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
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
“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
“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
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
“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
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
“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
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
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
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
“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
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
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
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
“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
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
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
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
“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
”[2]如《论语·阳货》所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
尽心上》）。
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
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
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
“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
”[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
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
2、规范的整合。
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
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
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
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
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
“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
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
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
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
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
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
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
“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
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
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
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
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
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
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
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
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
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
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
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
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
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
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
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
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
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
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
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
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
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
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
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
日本政府认为：
“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
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
”[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
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
“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
”[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在东亚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衰落——再生的过程。
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者的超越。
同时，也更加体现了人类对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追求。
儒家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统一，因而，它具有统摄整个社会的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但是，儒学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仍然存在。
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而，人类在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发现了物质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价值。
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一）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认识
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只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并无发展道路的分歧。
非西方国家（日本除外）要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
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
由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而导致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慢于西方，只要这些国家积极地引进和输入西方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然而，东亚经济的起飞，推翻了西方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证实了现代化的多元性。
即东亚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
看来是可能的。
（二）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围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
同时，曼海姆还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即对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个观念才正确有效。
[8]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文化的效度。
从这一研究方法出发，韦伯提出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儒教社会产生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
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它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确实阻碍了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产生。
因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这种文化的整合价值只能满足于需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因而，它具有适应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
它的绵延，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儒家文化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改革和社会变迁。
而现代化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之上的。
同时，儒家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等思想与工业化前西方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
而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满足不了人类社会的这种需求而陷入沉寂。
这时，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恰恰适应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而得以发扬和光大。
儒家文化这几百年的沉落，是历史之使然，是它的内在特质与人类近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之使然。
没有它得以生长、繁荣的历史土壤，从而它也就不能显示其价值的有效性。
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则”理论中指出：
“社会现实是整体的，要了解它，就应承认现实具有多面性的特点。
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只会夸大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且掩盖其他同样正确的方面”[9]。
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的人类主题，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质生活和主张发展商业，如墨子的“义”就是讲物质利益的，荀子也认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
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它却遭到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确。
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面，这正是当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它急剧衰落的原因。
这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社会人伦而轻自然的文化特点，可追溯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见地看到其价值所在。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诸候争霸、战乱四起、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和社会秩序失调的时代。
因而，追求治乱、重建社会秩序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出发点。
同时，孔子所处的也是一个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时代，战争对生产力的频繁破坏，人民生活在贫苦之中，追求物质生活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而，孔子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转而修练内心，以求得心里的自由与平衡。
“存乎欲，止乎礼”就是孔子解决物欲的方法。
在此，就出现了东西两种自由观的不同。
西方的自由观是当人们内心产生了一种要求时，追求的是外在的满足，即通过行动去积极满足之。
而东方的自由观则是去除欲望，不为欲困，欲除则心里平衡，追求的是心理的自由与满足，朱熹后来“存天理而灭人欲”亦是如此道理。
因此，潜心内心修养，追求至圣乃是儒家个人人格完善的途径，这种文化特点导致了轻商轻自然。
（三）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这种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
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
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
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
从而，人失去了其主体性和人自身的价值。
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3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
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这些事实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
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而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
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
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
西方文化的缺限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机。
总之，未来的世纪，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逐渐融和、汇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纪。
在人类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将再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虽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但也不会遭受近代社会以来“寿终正寝”的命运，而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经过改造与弘扬，必然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
——评《中国儒学之精神》
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儒学之精神》，日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名现代儒者，郭齐勇近二十年来在大学开儒学课，并在民间做了近百场儒学演讲。
历年来讲义讲稿的精粹，汇聚成这部带有专著性质的国学教材。
该书以十二讲重点梳理了儒学的源流、一代宗师、发展轨迹、经典著作，儒家的礼乐文化、社会理想、治国方略、管理智慧、人性学说、核心价值、人生意境，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当今的意义与价值，经济全球化下的创造转化与应对之道等。
同时，对学术前沿的课题，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亲亲相为隐与人权、儒学的宗教性及宗教对话等论域，亦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开放的儒学”可以视为作者的儒学观以及对中国儒学精神的基本评价。
儒学的开放性表现为多个维度：
首先，儒学反对唯我独尊。
很多人一提到儒学，就习惯将它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
其实，从历史上看，真正的儒学决不自以为是、固步自封。
毋宁说，儒学的真精神乃是尊重多元，反对唯我独尊。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各家并行不悖、相育不害。
两汉以后，各家思想虽有所沉浮，但“诸家大体上是处在合理的冲撞与相互补充的文化生态之中的”。
时至今日，包含有儒家的中国哲学，也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等哲学流派的对话和互动中发展与完善的。
中国儒学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对他者的排斥与压制，恰恰相反，正是对于不同学派、不同文化资源的包容与涵化，才成就了儒学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儒学的本质是变动不居、趋时更新的。
作者指出，儒学并非一个凝固的概念，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儒学。
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就被尊为“圣之时者”，儒家都是“时间的人”，与时偕行，不舍昼夜。
历史上的儒学既有其共同尊奉的核心价值，也有适应各自时代所形成的有特色的儒家思想系统或社会人生观念；既有一以贯之的常道，也有因时而异、因时制宜的变道。
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儒学、儒家或儒教当然是具有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儒学、儒家、儒教。
再次，儒学是下学上达的学问，是生活的智慧。
作者明确指出：
儒学不是博物馆或图书馆，儒学是生活，儒学有草根性。
真正的儒学从来都是生活的儒学，实践的儒学。
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来基本社会架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儒家仍活在民间，例如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潜藏在老百姓心中，体现于当下的生活与社会大群人生的伦常之中，处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
作者反对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划分，反对将儒学的“学”与“行”隔离。
开放的新儒学或新儒家，不仅要做自身修养，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参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活动，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
最后，作者指出：
开放的儒学并没有放弃未来，儒学与现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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