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焕民点评苏州历任书记.docx
《孟焕民点评苏州历任书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孟焕民点评苏州历任书记.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孟焕民点评苏州历任书记
孟焕民点评苏州历任书记
中评社北京6月12日电／6月12日深圳卫视《正午30分》报道，近日中央批准，王荣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
广东省委批准王荣同志任深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据《时代人物周报》2004年的报道，苏州政坛可说是顺风顺水，当年当上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其之前三任的书记均做了省长。
文章如下:
在苏州市十全街的一家书店，一位女售货员热情地向记者兜售旅游地图，她自称是个“苏州通”。
“你知道你们的市委书记换了吗？
”
“又换书记啦？
”这位“苏州通”对此有些惊讶，但“又”则表明，苏州人已经对市委书记的频繁更换习以为常，新近上任的王荣已经是自1998年8月以来的第四位书记了。
比市委书记频繁更迭更引人关注的是他们离任后的去向。
10月26日下午，吉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吉林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
中央决定，免去洪虎的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不再担任省长，他的继任者是原苏州市委书记王珉。
此前一天，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调整陕西省主要领导职务的通知。
中央决定：
贾治邦不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常委；陈德铭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28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接受贾治邦辞去省长职务的要求，任命陈德铭为代省长。
陈德铭，是王珉在苏州的前任，两人几乎同时跃升到省长的位置。
而陈德铭的前任梁保华，则是现任的江苏省省长。
有评论说：
“名闻天下的旅游胜地苏州市，一夜之间成为省长的摇篮。
”
根据惯例，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正职为六十五岁、副职为六十岁。
多位已届或将届退休年龄的省市委书记、部长都将退休，吉林和陕西是新一轮人事布局的开篇。
从地理位置分析，吉林为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省份之一，而陕西则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省份，中央选择从这两个省份开始布局调整，可谓意味深长。
梁保华：
解决工业园区纷争
“梁保华过来苏州，省里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关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争议问题。
”孟焕民回忆。
孟焕民现任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前曾长期担任苏州市委秘书长。
1994年2月26日，中国和新加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当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正式启动。
不过，在这个“两国合作最值得骄傲的项目”中，双方的磨合并非一帆风顺。
苏州市区的对外开放分为一城两翼，中间为古城，东翼为工业园区，西翼为新区。
1997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竞争者是另一翼的苏州新区。
1997年12月，李光耀在苏州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言语中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
此间，新加坡还曾要求苏州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但被拒绝。
“当时苏州新区发展得比较快，工业园区发展得比较慢，客观上有它的原因。
工业园区原来是洼地，把地填平，所以地价贵，投资成本高。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立人介绍。
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投资方实力不高等原因，工业园区经营出现亏损。
“原来新区有个主任，叫王金华，在国外讲话不注意，讲了一下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不同苏州新区，新区发展得快，工业园区发展得慢，这实际上是客观的，但是新加坡政府很不满意，认为苏州不支持工业园区，支持新区。
李光耀在国外公开发表意见，要把苏州工业园区撤掉。
”沈立人说。
1998年8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梁保华火线上岗至苏州任市委书记。
这位江西宜春人在1968年至1975年期间就在苏州市下属的太仓县工作，并曾任太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1981年之后，梁保华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等部门长期担任秘书、秘书长等职务。
孟焕民认为，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市委书记“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在梁保华的穿针引线之下，工业园区此后的发展较为顺利。
2003年，工业园区开发公司在弥补累积亏损的基础上实现利润1200万美元。
在孟焕民看来，梁保华在苏州的另一个贡献是把苏州的环境建设作为重点，“这种环境是全方位的环境，包括政府办事效率，交通通讯设施、卫生环保等”。
“引进外资一直是苏州的重点，梁保华来后还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但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梁保华后来把创造环境作为重点。
外资企业来不来，很重要取决于你的环境，我们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孟焕民说。
当时工业园区的新加坡方在管理经验上给了苏州一个启发，梁保华提出“园区亲商理念”，并将这些做法推广到全市。
一个细节是，1998年，梁保华任市委书记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总裁，当时这位总裁正准备推迟在工业园区兴建其海外的最大项目。
在和梁保华的交谈中，他深切感受到浓郁的亲商气氛，于是当即改变决定，非但不推迟投资，反而加快了进程。
2000年底，梁保华升任江苏省省长。
“他在苏州碰到一个好机会，发展得很快，经过锻炼之后，或者说是镀金之后，到省里来做省长，现在他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也比较顺利。
”沈立人说。
有意思的是，2001年，在中方持有工业园区的65％股份成为大股东之后，苏州选派了被李光耀批评过的苏州副市长兼新区管委会主任王金华到园区担任新总裁，化干戈为玉帛。
陈德铭：
创造台资电子产业链奇迹
2000年12月，陈德铭接任苏州市委书记一职。
此前的三年中，这位1949年3月出生的上海人在苏州市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等职。
来苏州之前，他先后在江苏省泰州肉联厂、江苏省商业厅任职，随后在江苏省政府出任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期间，他分别获得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及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写得也不错。
”作为陈德铭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委之一，沈立人认为陈德铭对经济工作的熟悉程度很高。
在孟焕民的眼中，这位书记是很爱读书的人，“晚上经常读书到十一二点”。
“陈德铭的整个工作思路没有大的变化，还是提出构筑一个更高的环境平台，走在中国前列。
”孟焕民说。
2001年5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登载一篇题为《市委书记陈德铭：
苏州学到新加坡的亲商理念》的报道，文章写到：
“陈德铭指出，在中新合作当中，从新加坡的亲商理念，和一例例具体招商的方法，使苏州学到很多东西。
亲商的各种理念，不仅已经深入到苏州工业园区，而且在江苏的各个开发区，甚至全国都在逐步地强调这一点。
”
陈德铭曾经对联合国来苏州考察人员介绍说：
苏州的经验是政府工作要“到位”，而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政府不就经济抓经济，而是抓人的素质的提高，抓环境质量的优化，以此吸引外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陈德铭在苏州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政绩是昆山的发展。
在他的主导下，昆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在短短数年间吸收了巨额台资，发展成中国甚至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产业基地和笔记本电脑基地之一。
“昆山之路首先是昆山人走出来的。
”苏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邬才生解释。
昆山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是为了国内的横向经济联合。
“上海的有些企业在西部年纪大了，进不了上海，便在昆山开设分厂。
”
随后，昆山开始由国内横向联合转向吸引外资。
陈德铭曾透露，他到外面招商时，竞争十分激烈，他经过研究发现，电子产业的核心是信息问题，竞争的是时间，一切都要求快速，要争取在24小时内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上。
为了满足以上要求，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能够采集到大部分的零部件；二是要快速通关，将产品迅速送到世界各地。
为此，陈德铭组织专人研究全世界生产厂家的分布，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零部件厂商进行招商，通过三五年的努力，在昆山形成了完整的物流配送产业链。
“台资本来集中在福建，现在大部分转移到江苏，江苏主要在昆山。
”沈立人说。
目前，昆山吸纳台资二十五亿美元，占台商在大陆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被誉为“小台北”。
2002年5月，这位出生于金融世家、在国际上有广泛人脉的学者型官员被中央派赴陕西省，担任副省长，不久又被提升为常务副省长，协助省长贾志邦，全面主持陕西的政府工作。
被任命为代省长之后，陈德铭正式接下贾志邦的担子已成定局，只等明年省人大会议的确认。
王珉：
大刀阔斧促改革
与陈德铭经过在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位置上的过渡不同，2002年5月接替他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珉，只在苏州磨砺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出人意料地“空降”到吉林，直接添补了原省长洪虎留下的空缺。
“王珉本来不是搞经济工作的，到了苏州后，这个形势对他有利，他转变得也比较快，现在在经济工作方面已经是内行了。
”沈立人评价。
仅就履历而言，王珉，这位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博士略显单薄。
1994年7月，王珉走出大学校门，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一职调任江苏省省长助理，1996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
2002年5月，王珉接过陈德铭的接力棒，在苏州走马上任。
“王珉书记来之后对国企改革推动是很大的。
改革本来就是难题，很多领导怕改，王珉书记敢想、敢做、敢为，力度很大，决心很大。
”王珉的魄力让孟焕民记忆犹新，“王珉书记来了之后马上表态，动员大会马上就开，态度非常明朗。
”
苏州的公有制企业改革从1995年开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的改制。
“1995年，苏州在全国比较早地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
一是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变，二是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这个转变的过程比较长，1998年乡镇企业的改革基本完成，一部分改成股份制，另一部分改成私有企业。
”苏州市委党校副校长邬才生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至2000年。
由于乡镇企业改革的成功实践，苏州加快了城镇企业、重点市县属和区属企业的改革。
对这一阶段的改革，邬才生的评价是：
“改得不够彻底，公有控股的比例平均在60％，效果不是很好。
”
2002年9月17日，王珉上任后仅4个月，苏州召开改革大会。
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
市属企业的全面改革。
“苏州提出三个到位：
一是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要进行改革，一个不漏。
二是产权制度改革到位，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经营性的行业当中要退出控股地位，垄断性的行业国有资本控股。
苏州现在有四个大的公司，其它的能退出的全部退出，不能退出的股份不能超过20％。
三是职工身份置换到位，传统国有企业的固定工、合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按比例给予适当补偿。
”邬才生介绍。
一年半时间，苏州完成了1034家单位的改制，涉及总资产267亿元，11.3万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
改革之彻底在市民中已是尽人皆知。
“在苏州说国企，苏州人会笑的。
”一位姓苏的出租车司机笑着说。
这一阶段的改革刚刚完成，王珉就接受了新的使命，北上吉林。
11月3日，这个外来的和尚在长春调研时念出八字经：
上争、下促、外引、内培。
上争就是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下促就是促进和推动各地做好发展的文章；外引就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内培就是积极培育和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要培育一批吉林的老板”。
王珉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
苏州为什么这样红
“苏州的三任市委书记都做了省长，这是我们都很高兴的事情，苏州出去的领导有面子，苏州人也有面子。
苏州的领导得到提拔，得到重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培育了他们。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焕民说。
除了市委书记外，苏州下属县市的官员也表现不凡。
以昆山为例，先后五任市委书记都获得高升，其中李全林、张卫国已是江苏省的副省长了，季建业任扬州市委书记，张雷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
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常州市市长徐建明，也是从苏州下属的县市市委书记职位升迁上去的。
苏州政坛如此顺风顺水，其背后有何深意？
发展先人一步
“苏州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在这个地方已经看到了国内其它地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态势，相当于这些官员已经先取得了这样的经验，再到另外一些地方去，要做的无非是把自己的经验和当地实践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中央的一个期待。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南经济问题专家单强分析说。
梁保华、陈德铭、王珉三人在苏州任职期间，正是苏州和苏南经济转型进入第二轮及第三轮的时期。
苏州经济发展的第一轮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大约持续了10年，其核心是乡镇企业。
70年代中期，苏南依靠上海、南京等国企集中的大城市，把国有企业的一些资源拿到农村，比如要订单、请星期日工程师、弄原材料等等。
利用这个地理优势，苏南人创造了红极一时的“苏南模式”。
苏州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随着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苏南乡镇企业一支独秀的格局被打破，苏南人的目标由原来的国内生产流通慢慢走向国外。
“乡镇企业最早是利用外贸公司的配额把产品出口到国外，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地发展起外向型经济。
最后外企一看，还不如在你这里设厂，利用你的熟练劳动力、本地原材料、本地的网络更赚钱。
”单强说。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苏州逐步提出经济结构要“三足鼎立”，即开放型经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型经济、民营经济。
“外资经济是一种扶贫式经济，全部依靠外资对苏州整个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经济的竞争力，必须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
”邬才生说。
至于发展民营经济，孟焕民解释了其中的背景：
“苏州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浙江较低，根源在于老百姓缺乏资本收入，这条‘短腿’要补上去。
”
截至9月底，苏州私营企业总数为81069户，注册资本总额1225亿元，个体工商户突破22万户，民营经济从业人数突破150万。
“这三个阶段主要是从投资主体来说的，即经济的发展由谁来投资。
苏州最大的成功经验在于始终有一个很充足的、富有活力的、强大的投资主体，接力棒能一棒一棒传下去。
”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夏永祥说。
沈立人，这位苏州本地产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苏州做书记既难也不难，“苏州不完全取决于市里面的工作。
苏州原来是农村包围城市，下面市的发展比苏州市区还厉害。
”
在单强看来，苏州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适应环境。
“他们的个性就象水一样，能够因势利导，会绕过政策方面的一些阻碍，往自己的方向走，这种文化背景和它经济的发展相关度很大。
”
此外，苏南人普遍有很强的区域认同感，“这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政府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比其他地方容易，政府的很多政策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理解。
”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苏州前后任领导之间的衔接也较好。
“苏州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任书记来了以后，一般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讲究一个连续性，这是我们苏州多少年来的书记的共同做法。
不会来个书记就推倒重来，把前任书记的做法否定掉。
”孟焕民说。
“不仅仅发经济文件”
“她（苏州）在古城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方面做出的探索，对于中国的众多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2004年6月成功承办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是这座城市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的集中体现，同时也表明：
在城市如何继承历史和面向未来的课题上，她所表达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为此做出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
11月4日，掌声中，苏州在“2004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中夺得年度城市大奖。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专家王卫平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苏州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经济之间的矛盾处理得比较好。
“领导有比较正确的政绩观，他们的升迁和这个也有关系。
”
“我们现在的文件不仅仅是经济的文件，很多重点的文件都是关心其它了。
苏州文化强市的建设规划、依法治市的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都出来了。
这些文件同粗浅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是更进一步了。
苏州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
”孟焕民颇为自豪。
今年5月，为更好地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苏州市取消对周庄等古镇的经济指标考核，代之以衡量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作为考核衡量体系，每年只对古镇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指标考核。
孟焕民认为苏州将来的竞争力在于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使苏州站起来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苏州这几年在古城保护、古镇保护、古村落保护做了不少功夫。
昆曲、评弹、苏绣、桃花坞木刻、吴门画派这些民间工艺都在整理、挖掘、保护。
”
“维也纳GDP高吗？
威尼斯GDP高吗？
它们全是靠一个独特的文化把一个城市亮起来。
”孟焕民说。
发展中藏隐忧
“你别看现在苏州这么漂亮，几年前这里还是个‘破庙’。
”一位出租车司机指了指苏州著名的十全街。
就在苏州市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苏州的发展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有时代的功劳，也有历史的遗憾。
”孟焕民说。
“百官共廉”神话破碎
2004年8月，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江苏省纪委“双规”，打破了苏州“百官共廉”的神话。
姜人杰在苏州市政府分工中，主管城市规划、建设、交通、房改、房地产开发等13个方面的工作。
之前姜人杰还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人杰涉嫌受贿的数目巨大，有消息称，此案有可能创下记录，成为中国第一腐败大案。
“姜人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制度问题的暴露，苏州还缺乏权力的硬性监督机制。
”孟焕民说。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苏州官员则认为，苏州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政治制度上鲜有创新之处。
除去政坛廉洁的神话被打破，“对苏州来说，领导经常更换，实事求是地讲，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邬才生认为。
1999年，李光耀曾致信中方，要求继续让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和市长陈德铭留任，因为他们同新加坡方面合作过，是新方所熟悉的合作伙伴，也了解有关情况。
2002年，时任昆山市委书记的张雷升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后，昆山当地的一些台商意见也比较大。
强市而不富民
苏州另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是GDP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不协调。
根据苏州市政府2004年2月9日的《政府工作报告》，2003年苏州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802亿，财政收入409.9亿元。
根据有关统计报告，2003年苏州人均GDP达到4.77万元，上海为4.66万元，杭州为3.27万元，宁波为3.22万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苏州只为12361元，而上海、杭州、宁波分别则为14867、12898、14277 元。
有媒体发表名为《不再看好苏州》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称：
“这说明苏州各级政府追求生产总值指标，没有给城乡居民提高相应收入，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
”
2003年8月，由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实施，国家教育部命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成果对外公布，苏州排在上海和南京之后，位列第三。
关于这项排名，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夏永祥，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认为，在长三角竞争力排名上有些指标如GDP、财政收入名义是相同的，但实际涵义并不一样。
比如苏州在统计财政收入把社保基金统计在内，而浙江没有统计进去。
再如浙江省基本上是省管县，地级市的作用小一些，下级的一些收入要交到省里去，不通过地级市，温州的财政收入只有150亿，但这150亿基本由本市截留下来，而江苏统计的口径中则包含上交中央财政的部分。
“统计不一致，统计的实际意义不同，放在一起排名，得出的结论不一定科学。
”
另据有关资料，苏州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要占用4000亩土地。
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将在20年内用完所有的可用土地。
“有些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
”夏永祥说：
“对苏州的发展趋势应该全面来看，片面地讲成绩或者讲缺点都不是很恰当。
”
不过在孟焕民看来，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能仅看表象。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很多矛盾的认识才有个深化的过程，苏州人清醒着呢。
”孟焕民说。
官员任用与区域政治
“苏州的官员得到提拔，和这个地方人文、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协调有关。
”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看来，这是中央看重江浙模式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江苏政坛，苏南官员以前并没有现在这般耀眼，江苏人有一句顺口溜：
“苏南人经商，苏北人进中央。
”
“苏北原来是老解放区，苏北的干部很多是新四军出来的，在北京的比较多，现在这批老干部慢慢退下了。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院研究院沈立人说。
“苏南客观上有它的有利条件，经济基础比较好，区位有它的优势，所以苏南既出成绩，又出经验，同时也出人才。
苏北的干部不好同苏南比，因为客观条件不一样。
”
建国初期，中国的干部多是“打天下”型的，从地域来源上看，以革命老区为主；利用计划体制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时期，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来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而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苏州的发展模式走在前列，这里就成了高级干部的“镀金地”。
梁保华、陈德铭、王珉都是在苏州工作了两年左右，就被委以重任。
苏南经济问题专家单强说，从管理学的角度上讲，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的管理者的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也会发生变化。
“苏州的干部能够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本身说明中央对干部的任用考虑的不是过去的个人魅力型干部，而是哪些干部能够比较好地按照制度化的方式去运作区域经济。
”
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是中央计划的执行者，并无完整的地方利益，区域经济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央向地方的逐步放权及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地方政府开始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其政策和本地企业的业绩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而各个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这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各地区也存在差距。
一般说来，经济发达地区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质和量，地方政府利用国家政策和制定本地区政策的能力、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民主化程度均领先欠发达地区。
“不同地区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是不一样，欠发达地区更多的以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表现出来，苏州这里更多是以经济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苏州大学的乔耀章教授说。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地区间的政治关系、全国的政治状态均有直接影响。
有学者认为，“通过政治手段可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利用区域间的差距，可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
”建国以来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演变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几次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都是中央政策重大转变的结果，解决目前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主要取决于中央的意愿。
把这番话放在陈德铭和王珉的去向上考量，无疑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20世纪末，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1世纪初，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战略。
“这些地方传统体制的烙印比较厚。
”韩保江认为。
在他看来，“欠发达地区体制同发达地区有15年的差距，观念差距则更多。
”“苏州官员普遍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战略视野。
”这位多次去过苏州的学者评价：
“比如王珉，意识就比较超前。
”陈德铭和王珉二人调往陕西、吉林两地说明中央“市场化的决心更加坚定。
”
“很多理念要人带过去，现在要看当地能否跟上他们的节奏，毕竟一个是急步走，一个是慢步走，有一个协调的过程。
”韩保江说。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