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背后有文章《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中学语文教学参考》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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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背后有文章《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中学语文教学参考》8

褒贬背后有文章：

《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2-8）

褒贬背后有大文章

——《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

河北廊坊师院■王霞

在《鸿门宴》（高语必修1）教学中褒刘贬项的倾向是很分明的，我们认为项羽“政治上无知，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又带有直率的赳赳武夫的性格”（人教社2007年第2版《教师教学用书》），而刘邦则是“善于用人，能言善辩，善于应变”。

虽然这种评价由来已久，但质疑之声也从未停止过。

我们认为应该从分析作者的态度入手考量文本，以求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

尤其是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主题和它更深广的背景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切盼得到同行和方家的指教。

一、《项羽本纪》中作者对刘、项的基本态度，《鸿门宴》中仍一以贯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历来为人称道，班固在《汉书》中称他是“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但是，《史记》又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作者在一篇篇人物传记中挥洒自如地表现着自己的情感和个性，《项羽本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司马迁一方面把刘邦看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能知人，善察时，心胸开阔；虽然有些战役败得很惨，但总的来说他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

不仅《高祖本纪》，而且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都很清醒、客观地表现出这一点。

但司马迁在刘邦身上也写了很多明显带有道德评价倾向的细节。

如彭城之战溃逃途中：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

‘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如此丑态百出，对亲生子女如此绝情，人品实在低劣到极点。

至于面对项羽要烹煮其父逼其决战，刘邦要求“则幸分我一杯羹”的无赖嘴脸等等，千年以下人尽皆知。

对于项羽，司马迁一方面毫不掩饰他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他不懂政治，缺乏谋略，特别是他性情残暴，攻下敌城往往是“皆坑之”、“尽屠之”；但另一方面他又以饱蘸浓情的生花妙笔刻画了一位战功显赫、豪气盖世的千古英雄。

“痛别虞姬”、“垓下作歌”、“东城之战”、“乌江自刎”，已成千古绝唱。

钱钟书《管锥编》引清代周亮工的话说：

“垓下是何等时？

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

即有作，谁闻之，而谁记之欤？

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90）与其说这些是史实，不如说是司马迁心中的传奇！

我们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褒贬之情。

《鸿门宴》是《项羽本纪》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难道作者在这一段故事中的褒贬态度与整个全篇中基本的倾向有所不同吗？

首先我们看到，因为刘邦要在关中称王，此事传出，引起项羽震怒，暂时处于弱势的刘邦即将大祸临头，是谁来为刘邦集团揭开解除危机的帷幕？

是项羽的叔父项伯。

一切起因于他心中对朋友张良的牵挂，他不忍朋友身陷即将倾覆的危巢之中，“夜驰”“私见张良”。

就此一念善因，引出千古“鸿门宴”！

项伯并非有意出卖项羽，但他的善良却被“朋友”张良所用。

他和刘邦一起设下重重圈套，撒谎、讨好项伯，利用对方的轻信、糊涂和善良，把冒死前来救他的朋友一步步拉进卖主助敌的真正的不义之中。

就张良的所作所为来看，说自己“亡去不义”只是他口中的幌子，他只在意功利。

刘邦此前称王的急切、嚣张与闻险后的慌张、惶恐形成鲜明对比；为脱险低三下四、无所不为。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细节描写：

张良问“谁为大王为此计者”，答曰“鲰生”——前面让他言听计从的人，此时在他口中立即变成了浅陋无知的小人；刘邦见项羽，刚刚还在居关称王的他，短短的几句话里连续三次自称为“臣”，冯其庸先生据此评论说：

“刘邦是一个善于斗智，能够屈身待时而又有点流氓习气的人物。

”（冯其庸.名家品史记[M].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1:

209）；借“如厕”之名脱身而去，临行叮嘱张良：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那张良他们如何脱身呢？

司马公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开国君主胆小、自私的丑态刻画出来，历历如在眼前。

刘邦集团在“鸿门宴”中出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樊哙，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鸿门宴》中一个光彩夺目的“粗犷而又机智”（《教师教学用书》评语）的英雄形象。

周振甫先生在《史记集评》中说：

“《萧相国世家》云：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

’然则曹无伤之言（‘珍宝尽有’），未尽虚妄。

谢项羽之玉璧与（范增）之玉斗，高祖何从得之，可知非毫无所取也。

”（周振甫.史记集评[M].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2:

37）也就是说，樊哙对项羽那番“义正辞严”的指斥全是谎言，所谓“英雄”行为不过是在张良安排之下孤注一掷、大胆冒险的表演，同时在他声色俱厉的表面下又暗含着意奉承、高抬对方的用心，堂而皇之大谈“天下”不过是掩盖小集团的利害；更可笑的是，明明是不顾一切的逃跑，却还要强调“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高论——此等人若被称为英雄，岂不让天下真英雄寒心！

看来，作者对刘邦人品的贬斥在《鸿门宴》中不仅一以贯之，而且还波及到整个刘邦集团其他主要成员身上。

而项伯身上的“傻”，似乎也是项羽集团里主要人物的通病。

当然最“傻”的是项羽。

项伯跟着张良学说了一个“不义”，他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刘邦几句谎言就获得了他的信任，以至连提供情报的曹无伤也毫不隐瞒的告诉了刘邦。

此后对范增让他下令击杀刘邦的暗示更视若不见。

樊哙一番表演在他眼中立即就成了胆高气壮、威武豪迈的英雄，让他顿生惺惺相惜之感；尤其是当樊哙当面“义正辞严”地指责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无言以对，对樊哙的英雄气概更为赞赏。

项庄也是“傻子”一个：

既然范增交给你如此重大的任务，面对项伯的遮挡你就束手无策吗？

在你自家的大营里，什么不可以做？

最后，这个阵营里唯一的“聪明人”范增又如何呢？

——明知应该“急击勿失”，却只招进项庄一人，还装模弄势来什么“剑舞”！

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招进一批武士，直截了当地击杀刘邦呢？

“沛公起如厕”，他也无动于衷，一招不成就此放弃，竟让刀俎下的鱼肉活活跑掉了！

同为谋士，范增的无奈、无能以及最后气急败坏的举动，与张良的阴险、灵动、随机应变、满口谎言、出奇制胜，乃至他玩弄朋友于鼓掌之中的从容镇定，形成鲜明对比。

《鸿门宴》中两大阵营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刘邦一方，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君臣联手，内外相通，反把项羽推上被告席；他们除了自私、贪欲、冒险和诈术之外，实无“道德”可言。

在项羽一方，明明知道对方将是自己争夺天下的最危险敌手，此刻是除掉对方最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对朋友的情谊和信任，存有对“义”的敬畏，对“礼”的守让，就让攻守易势。

尽管如此，倘若把刘邦们的所作所为称为“灵活”“机敏”“善于用人，能言善辩，善于应变”，把项羽们的所作所为称为“政治上的幼稚、无知”、“轻信”、“无能”，那就真是忘了“天理”“天道”“仁义道德”了，而这正是司马迁最为忧虑、最为痛心疾首的。

二、如何理解司马迁的褒贬背后的大文章

我们应该认识到，司马迁在这里并不仅仅只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有更大的抱负和寄托。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就明确指出，司马迁著《史记》是以“继春秋”为己任，要“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世之纪”；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司马迁受董仲舒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内心对人有“君子”“小人”之分；更具有那些杰出儒士普遍具有的道德理想王国覆灭后“克己复礼”的使命感；就是说，他的历史写作有着很深沉的道德诉求。

实际上，司马迁写《项羽本纪》，不断遭到后人的批评。

他们认为“本纪”从五帝到夏、商、周、秦，再到汉高祖、孝文帝、孝景帝一路写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而项羽并没有建立朝代，也不算一个真正的帝王，所以不应该为他写一本“本纪”（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下.北京:

三联书店.2003:

72—73）。

历代为司马公辩护的人从各种角度去探讨作者的独特的眼光与深刻用意，笔者大胆揣测：

是否因为他心中就盼望这么一个皇帝——心有“不忍”的皇帝？

是的，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生态土壤中，项羽注定是不可能成功地成为开国君主的——正因为项羽一方拘于“义”“礼”，所以从功利性角度而言完全不合“实际”，结果优势尽失；刘邦一方正是因为能完全抛弃“义”“礼”，然而从功利性角度而言，个个“聪明”到极点，结果是劣势变优势。

“鸿门宴”之后，这相同相似的一幕一次又一次上演，直至项羽的乌江自刎！

在中国历史上，项羽的失败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

得道者，反受道的约束，最终失败；失道者，反因无道而无所顾忌，运术至极，最终成功。

然而，司马迁在《鸿门宴》中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历史深处这样一种悲剧性的错位，实在令人震撼！

当然，后世称颂项羽的也代不乏人。

李清照的作品堪称代表：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上个世纪70年代，儒法斗争史观出现后，尊法批儒不容置疑，刘邦被定为法家，于是情况出现逆转，刘邦的“智慧”和“法术”被大加肯定。

今天，立足现代意识，我们看到了历史深处一种虽隐而不显但却一直存在的秩序，那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否定专制统治、走向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涌流一直没有沉寂、凝固。

因此，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我们看到，虽然刘、项集团都在争夺天下，但是，相比项羽集团，在刘邦们的身上人性被扭曲得更加荒诞、丑恶，距离理想状态更加遥远；恰恰是在“鸿门宴”之后，在中国这片政治生态土壤上，更加缺乏道德底线的刘邦们反因其无耻诈术而获得成功，并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中国古代社会的黑暗、漫长，专制统治的循环、恶化，当与此不无关系吧。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给年轻学生们一个印象：

有道德而无能还不如有能力而无道德；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或明或暗地告诉学生：

要向刘邦学习，而不能向项羽学习；也不能所谓各取所优，辩证学习；而是要明确告诉学生：

不管你能力大小、智慧高低，做人要道德第一，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