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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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关于元朝农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多论著。
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以下两面的问题，一是元朝的农书其代表的农业水平[1]，二是元农业的发展状况，括农具、精耕细作技术、地开垦与利用、粮食产量区域开发等[2]农业的主体是农民，由农民文化和地位低，研究农民存在文献足的困难。
不过，司农司劝农使，是涉农部门和员，元人文献中有关于司司和劝农使设置、职责和功过的载与评价，使研究元朝司司和劝农官员的建置及功过价成为可能。
本文从三个方研究这个问题：
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司农司劝使的工作内容、元人对司农劝农使的评价。
一、司农司劝使的设置与职责
蒙古族本来“其俗不蚕而衣，不待耕而食”[3]，“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以为牧地”[4]的认识相当遍。
统一后，军国费用大增，世祖既任用阿合马等理，又在向汉地学人“以治道”，逐渐认识“国以民为本，民以衣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5]。
至元十二年五月，元世祖诏前线将领高达：
“夫争国家者，其土地人民而已，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
欲保守新附城壁，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也。
尔熟知其事，宜勉旃，湖南州郡皆汝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以安业，听汝为之。
”[6]，这明元世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人民重要，决心改变以往掠夺财富的战目的，“使百姓安力农”，确立了以农桑为主经济方式的政策。
司农司劝农使和各地正官在贯彻重桑的国策中发挥了作用。
劝农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
庚戌刘秉忠出“宜差劝农官一员，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业，实国之大益”。
辛亥忽必烈受刘秉忠等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副使，“流民复业”[7]“不期月，户增十倍。
[8]癸丑年他派姚枢“立京兆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关陇大治”，甲寅年“以廉希宪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9]中统元年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10]。
姚枢为东平路宣抚，置劝农官[11]中统二年八月“初立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粘合从中等为滨棣、平阳、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赐、陈膺武、忙古带为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12]。
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司兼劝农事[13]。
司农司置于中统初年[14]。
高天赐向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王政宜以农桑为本，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司”[16]，这四道是山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道，以后随着疆域扩大劝农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劝农使副各四员。
以御史中丞罗兼大司农卿”[17]。
至元十二年四月，“罢随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司”[18]。
至元六年五月“并劝农官入按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水利事”[19]。
十八年为农政院；二十年更名务司，寻改为司农寺[20]。
二十年二月“复立大司司，专掌农桑”，十二月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隶行大司农司”[21]。
二十五年“立行大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22]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23]。
二十七三月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事二员总劝农事[24]。
二十九年，以劝农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二员，兼察农事[25]。
宗时司农司秩最隆，皇庆元年七月升大司农司秩从一品[26]，二年定员大司五人，卿、少卿、丞、都各二人，其属则若屯田之府，供之司，藉田有署，营田设官辑要有书，树艺有法，所以成功者，于兹备焉”[27]。
至正十三年命中书省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卿，给分司农司印。
至正五年诏有水田去处，置大兵农司。
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农司西京，仍置分司十道[28]可以说，司农司之与元朝相始终。
劝农使和司农司的职是劝课农桑。
中统元“中书省榜示：
钦奉诏书，农衣食之本，勤谨则可致有余，慵惰必至不足，正赖有司岁时劝课省府照得即目春首农作时分，仰宣抚司令已委农官员，钦依所奉诏书，于所管面内，依上劝课勾当。
务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毋得慢，仍于岁终，考校懒，明行赏罚，以劝将来”[29]，强调要以户口增田野为考察官员项目。
元元年八月颁布《至新格》规定地方官要“均赋役招流移，……劝农桑，验泽，……月申省部”[30]，农司职责“专掌农桑水利，仍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行郡邑，察举勤惰。
所在牧民长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
又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31]。
世祖及以后诸帝多次诏谕农司等劝课农桑。
至元十年三月“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要农事有成”[32]，至元二十年“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农营田司巡行劝课，察勤懒，岁具府州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
路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32]。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34]；元贞元年五月“诏以农桑水利谕中”[35]；大德二年二月“诏诸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廉访司治之”[36]；大德十一年十二，“劝农桑，……惩戒惰”[37]；至大三年十月“诏大司农劝课农桑”[38]；皇庆元年七月“帝谕司农司曰：
‘桑衣食之本，汝等举谙知农者用之’”；皇庆二年二“诏敦谕劝课农桑”，七月“敕守劝课农桑，勤者升迁，怠者黜降著为令”[39]。
之，元世祖、成宗和仁宗诏司农司较多，诏令反映国家对劝使、司农司及地方劝农正官职的基本要求。
同时，国家多次发布桑令，对农桑种植提出指导意。
至元六年八月，“诏诸路劝课桑。
命中书省采农桑事，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司与州县风土之所，讲究可否，别颁行之”[40]。
七年颁农之制一十四条，规定“立社长官长以教督农民为事……种植之制，每岁种枣二十株。
土性不宜者，听种柳等，其数亦如之。
种杂果，每丁十株，皆以成为数，愿多种者听”[41]。
泰定帝致元年正月“《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42]。
元代除推广了棉花种植，桑蚕业也得到发展，这与国家广农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司农司劝农使的工内容
司司、劝农官和提点劝农事的方正官，其主要工作有：
编写《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知识技术、检查劝课农桑成绩、造农桑文册等。
编辑《农桑辑要》，印刷并布给“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正官”。
约在至元十年司农司官员辑《农桑辑要》七卷成书，至二十三年六月“诏以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43]，大约每隔五六年，就行一千四五百部，后印刷颁布总数约在2部左右[44]，“给散随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45]。
至元十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访书内采择到树桑良法”，御史台向各地推行[46]。
成宗德八年下诏刊刻王祯农桑通诀》、《农器图》及《谷谱》等书，认为其“考究详，训释明白。
备古圣经贤传之所载，合南北地利人事所宜，下可以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赞官府之劝课虽坊肆所刊旧有《齐民要术》、务本辑要》等书，皆不若此书之集成也，若不锓梓流布恐失其传”[47]。
武宗至二年淮廉访佥事苗好谦献“莳之法。
其说分农民为三等，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二年“风示诸道，命为式”[48]，五年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印千帙，散之民间”[49]，此次印刷《栽桑图说》三百[50]。
这些农书的颁布有利于地劝农正官履行其劝农职责，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导农业生中的作用。
推广业生产知识和技术。
按察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
至元十五年河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发布的《劝文》，就开出许多条目，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
对垦辟，《劝农文》指出：
“田多荒者，立限垦辟以广种莳，其有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遇水旱，终有收成”；对于粮食种，《劝农文》指出：
“谷麦美，苟不成熟，不如稗。
切须勤功到，去草培根。
岂不闻锄头有：
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
”“一麦可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
夏翻之田胜于秋耕，概之方数多为上。
既是土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对于桑麻，它指出：
“桑……切须多方栽种，时科耨，自然气脉盛，叶厚秸长，饲蚕缕皆得其用。
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不能人坚，又不宜拳曲舒。
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
“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遵依蚕书，一切如法，收倍利。
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皆自丝蚕。
旬月之，可不勉励!
”对于耕牛饲养，说：
“耕犁之功全借牛。
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致赢弱，以尽耕作。
……若赢老不堪者，切须戒心、擅行屠宰”。
[51]这种《农文》多张榜公布门墙上，如时人所说：
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
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52]，够让部分有文化的农民解的。
仁宗顺德路总管王结编写《善俗义》，逐级下发给乡村中社长、社师。
《善俗要义》第一“务农桑”：
“今后仰社长劝社众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主户督其田客。
趁时深耕均，频并锄耨，植禾麦最为上计。
或风土不宜，泽迟降，合晚种杂田瓜菜者，亦可力补种，更宜种麻备纺绩蚕桑之事，自种、浴川、生蛾、喂饲，以至茧、缲丝，皆当详考《书》所载老农遗法，遵而行之”第二条“课栽植”：
“本路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
盖民不为远虑，或又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所以民之殷实不及齐鲁。
栽桑之法，其种堪移栽，条接换，效验已著，苟按其成法，多广栽种，数年之间，丝绢繁亦如齐鲁矣。
地法不相宜，当栽植榆柳青白杨树十年之后，枝梢可为柴薪，身干堪梁栋，或自用，或卖，皆为有益之事，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
因此“甚得抚字教养之方，顺德路总管府缮成秩下发给各县，并令本录写遍下各社，要社长社师等，依此书谕民事理，以时读示诲，务令百姓通知劝之遵用举行，将来有实效”，其后，仁宗诏令向各推广[53]。
检查地方官员劝课桑成绩。
至元九年，“命农官举察勤惰。
于是高唐州官以升秩，河南陕县尹王以惰降职。
自是每岁申明其制”[54]。
御史台对高唐州尹廷瑞的评价是：
“至任以来，甫及年，五事可称，一方受赐，劝课桑，裁抑游惰。
”[55]。
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察司和肃政廉访司相继兼掌劝，守令以兼劝农事给衔，“廉总其纲，岁报政于司农，以第其最”[56]，自此，廉访司年检查地方官劝农政绩成为制度文宗天历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尹等凡四人”[57]。
编造桑文册。
《农桑之制》最一款规定，提点农事官“仍依时月下村提点，……据每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行开坐所管州县提点官勾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58]，这种农文册，一交户部，一交司司。
为统计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调农桑账册有差者，验数罚俸”[59]。
仁宗延祐七四月，“廉访司为农桑两遍官，交依旧管行，每攒造文册，赴大司农考较”，造农桑文册目的是“见种植、垦辟、义粮、学之数，考核增损勤惰”[60]，所说种植包括桑榆柳等。
初，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工作是有成的。
奥敦保和“领真定、保定、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余万亩”，其子奥敦恺袭为真定路劝农事，寻以劝农使知冀州，兴利除弊，发展农桑[61]。
至元八年，董文用为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列郡劝，地利毕兴。
五年之间，政为天下劝农使之最”[62]。
至元十年张立领大司农事，又授大理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万余顷，皆为田。
爨棘之人虽知蚕桑，而得其法，立道始教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之人由是益富庶。
罗罗诸山蛮慕，相率来降，收其悉为郡县”[63]。
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行郡县，兴利除弊，绩用大”[64]。
此类事实不胜举。
文献还记载某些年份的农学校数量，至元二十年“大司农上诸路……植桑杂果树二千二百九万四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月“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七十顷”[66]；十八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二万七千七百余株”。
[67]人评论大司农司“专劝课农桑为务。
行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68]；“凡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举”[69]；“立道劝农司，巡行劝，敦本业，抑游末，……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天下”[70]。
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户增，明初史臣说：
“终世祖世，家给人足。
天下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已”[71]。
这些评价，说了元初劝农桑是有成绩的
三、元人对司农司劝使的评价
元时，人们还揭露农工作中的弊端，如劝农实扰民、统计农桑数量中和考核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
元朝业发展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劝农实为扰民。
由于官选拔制度的原因，官员懂农事者不。
王祯说：
“今长官皆以劝农冒，农作之事，已犹未知，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移文，各社各乡预相告报，会斋敛，祗为烦扰!
”[72]县官不懂农事，加以僚做派，劝农实为扰民。
蒲元说：
“今国家辑劝农之书，责使者及守令劝课矣，而民之蓄不若古，一有水，发廪以济，然所有限。
而所谓义仓者，又名存实亡，是以穷民不流离”[73]，劝课农桑没有使人民富裕。
纸上栽桑即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农民无实惠而有实祸元时有“纸上栽桑之语，形象地反映了统计农桑数量的弄虚作假。
许有壬回忆祐六年为山北廉访司经历时，亲见县上报农桑数目中的弄虚作：
“以一县观之，地凡若干，连年栽，有增无减，较恰数，虽屋垣池井，尽为其地犹不能，故世有‘纸上栽桑’之语。
大司总虚文，照磨一毕，入架而已于农事果何有哉!
”[74]，一县栽桑数量远远超过其地面积，此乃山北情况，江南如。
约至正九年，赵访说：
尝见江南郡邑，每岁使者行部，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墙堑篱垣类园圃者，树两木，大书‘畦桑二字揭之。
使者下车首问农桑以为常。
吏前诣畦处按视，民长幼扶携窃，不解何谓，而种树数，已上之大司农。
”[75]县官付劝农使的检查，弄作假，劝农官则走马看花，看不真实情况。
胡祗通揭露后果：
“农官按治司县报薄集数目，似为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实效。
他日以富贵之虚声于上，奸臣乘隙而言可增租税矣，大有为矣，使民因虚名而受实祸未必不自农功始”[76]由于弄虚作假，农民因富贵之声而受增税之实祸。
这些，说明检查统计农桑成果的弄虚作假相当普遍。
官员政考核，实为虚文。
朝以田野辟、户口增、盗贼息词讼简、赋役均五事考核地官员政绩。
许有壬为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则虚文。
户口增，不过是析居放良、户还俗，或流移至，彼减此增之数。
江南田水中围种，齐鲁之地治尽硗，辽海之沙漠莽苍，蜀之山林溪洞，龚遂、黄霸再世亦无能为力。
欲盗贼息，则匿而不申。
求词讼简者，将应理之，亦付而不问。
至于赋役，上下贫富、品答科派，自定规，尽能奉行，分内事。
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效茫然，凋瘵日甚，其必以五事全者备取之，则谁巧饰纸上”。
[77]上三条实是劝农和核官员政绩中的弊端。
人力不足。
元初方地广人稀，地多于人，导致粗经营。
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通常的情形是人无余力而贪亩之多。
古代农家一夫田100小亩，合28．28亩，“后世贪多而不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以公私事故，废夺其时，使不得深易耨，不顺天时，不尽地力，膏腴地，人力不至，十种而不收，良以此也。
”[78]北方农家一般耕种100亩[79]，相当于今124．5[80]，与古代100亩相比，显然是“一夫兼三四夫之劳”。
此外，田户均有耕地普遍高于一般户，如宗人卫人均屯田100亩，大司农所辖永平屯田总管府户屯田350亩，广济署每户屯田1000，宣徽院所辖尚珍每户屯田2138亩[81]，陕泾渠屯田总管府在至元至十一年时“一家所占者或十顷至五顷，虽小户不下一顷余”[82]。
胡祗通《论司司》分析劝农的效果和原因：
“之以树桑，畏避一时锤打，则以枯枝，封以虚土劝之以开田，东亩熟西亩荒，南亩治而北芜。
就有务实者从法而行成一事而废一事，必不能兼全。
则?
力不足故也。
”[83]人不足不仅导致应付检查，导致粗放经营，胡氏批评不无道理。
畜力不足。
书中多陈述牛耕的方法和好处。
王《农书·垦耕篇》：
“中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以一人执之，量牛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
”《桑衣食撮要·教牛》说“家一牛，可代七人力”。
这是说犁用牛的数量，和牛的劳动能力，不代表时农户实际拥有耕牛的数量。
耕为农家重要财产，不是户户都拥有的。
王祯《农书》载了许多土地利用的方式，是以增加人力、肥力为基础的。
祗通《农桑水利》指出“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劳”，地以深耕熟耙及时则肥能如是者牛力耳。
古者三牛耕今之四十亩，牛之刍豆饱，不妄服劳，壮实肥脂，地所以熟今以不刍不豆赢老困乏之牛而犁地百余亩，不病即死矣。
令不病不死，耕岂能深耙岂能熟与?
时过而，犁入地不一二寸，荒蔓草，不能去根，如而望亩收及古人，亦艰哉?
”[84]元朝亩制，一犁两牛或三四牛的实际地面积大，则导致耕作不精。
牛不足、喂养不精，导致耕地深。
粗放耕导致低产低收。
元代农书阐精耕细作技术，实际则是粗经营。
胡祗通指出，种植卤灭裂，土不加粪，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成熟，不锄不耘，虽地膏腴，亩可收两石者，亦不得四之一。
若雨泽不时，则得不偿。
“不通古法，怠惰不，旱地社，种麦皆团科，种一可生五茎；地不杀[旱]，天下种子，一粒只得一茎所获悬绝如此。
谷宜早种二月尤佳，谷生两叶如马耳锄，既遍，即再锄，锄三四次，不惟倍收，粟一斗得米八升，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农家人力弱，贪多种，苗高三四寸才撮，苗为野草荒芜，不能旺丛茂，每科独茎小，勤者再锄，怠惰者遂，所收亩不三五斗，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
[85]。
元代粮食亩产，北方一，南方二石较为普遍，“收亩不过三五斗”，是收不抵费。
时被耽误。
力役、兵役耽误农时尽人知，词讼耽误农时则鲜为知。
胡祗通批评有司夺农而使不得任南亩，“今日府州司官吏奸弊，无讼而起；片言尺纸入官，一言可决，逗留迁延半年数月，以至累而不决；两人争讼，连不干碍人……数十家，废业随衙当耕田而不得耕，当种植不得种植，当耕耨不得耕耨，当收获而得收获，揭钱举债以供奸贪之乞取，乞取无厌，不宁家，所以田亩荒芜，岁所入，良可哀痛。
虽设巡按察，略不究问，纵恣虎狼白昼食，谁其怜之?
”[85]词讼耽农时。
农具次价高，农民购买费费力。
盐铁官营，铁农具也不外。
胡祗通有《农器叹》诗描农民购买农具的困。
“年来货卖拘人官，苦窳偷浮增倍。
卖物得钞钞买，又忧官局迟开闭。
入城最近百余，数日迟留工漫费。
耕不幸屡破损，往来劳凡几辈。
往来劳苦不惮烦，一刻金惜虚度。
欲于农隙多买，粟帛无余百无。
农官农官助我耕，何异车薪催沸。
一铧废夺十农，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家拘器”[86]，官营具质次价高，农民不仅力有限，而且购买费时费力，有碍农桑种植。
以上所列，有的是劝农中产生的弊端，有的是社会制等因素。
由于存在种种弊端胡祗通建议：
“农水利，有名无实，有害无益宜速革罢”[87]。
言虽过激，但并非根之谈。
孛术鲁羽中曾指大都周围劝农实效不大：
“上有司之政，下有劝农之臣，垦令严，而污莱间于圻；占籍可考，而游惰萃都城，况其远乎?
”[88]。
大都如此，其他地方知。
至正三年许有壬写：
“司农之立七十七，其设置责任之意，播种植之法，纲以总于内，以布于外，灿然毕陈密而无隙矣。
责之也严，行也久，其效亦何如哉?
今天下民果尽殷富乎?
郡邑尽职乎?
风纪果尽其察乎?
于薄书者果尽于其说乎?
……方农司之政其概有三：
耕藉田以供庙之粢盛，治膳羞以尚方之鼎釜，教种植以厚天下之生。
尊卑之势不同，理则一尔卑或凋支力尊孰与奉之道，其农政之先务?
[89]，委婉地批评了农司劝农桑工作存在的问题。
元代农业发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以所述，无疑是制约因素之端。
由此造成了两个后，一是北方农业水平低，大及北边所需粮食不能完全就近取，而要远道依赖江南漕粮，明清京师及北边依赖东南运之先例；二是农民活处于勉强维持水平胡祗通研究北方农户一年的收帐：
“父母妻子身，计家五，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余石；布帛各人岁端，计十端；絮二，计十斤；盐醢醯油一杂费，略与食粟相当。
百亩田所出，仅不能赡。
又输官者绢、包银、税粮、醋课、俸钞之类。
家别无所出，皆出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得乎?
又为以上三四家不耕而食者取之所以公私仓廪，皆无蓄矣。
”[90]这里，“三四家不耕而食者”，指直接从事农事的人，包括儒、释、道、医巫、工、弓手、刺、祗候、走解、冗吏、员、冗衙门、优伶、一切作贾行商娼妓、贫乞、军站、茶、酒肆、店、卖药、卖卦、词货郎、阴阳二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官杂头、盐灶户、鹰户、打捕户、一切造夫役户、淘金户、一切不杂户、豪族巨姓主人奴仆[91]。
胡祗通意思是五口之家一年口粮所需是百五十石，衣物杂费此相当，百亩之收是七八十石，则收不抵支，况且要纳粮当差。
所以农民往有产无收：
“今之为农，卖新丝于二月，籴新谷于月，所得不偿费，就令仓，已非已有。
”[91]当然，劝课农桑能否真有成效不完全取决于司农司等官的工作，它取决于多种因素。
不过农司职当劝农，受更多的批评也是很然的。
总之，元朝重视司农司劝农使的置，并屡次诏谕劝课农，这正说明重农桑政策推行之易。
其成效不大，既有产条件不足等因素，也有建官僚政治弊端等因素。
故元农桑事业的发展受到定的限制。
释：
[1]师道刚《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生产》，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3期；缪启愉：
元刻农桑辑要校释·代序》，1～30页，农业出版社，1988年1版；陈文华：
《中国古代业技术史图谱》，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贤春：
《元代农业生的发展及其原因探讨》，《北大学学报》，1996，3期
[2]余非：
《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量考略》，《重庆范学院学报》，1980，3期；陈高华：
《中国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韩儒林主：
《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慧：
《中国历代食亩产研究》，农出版社，1985年；李干：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版社，1985年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
《中国屯垦史》下，农业出版社，1991年；梁家主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稿》，农业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贤：
《元代粮食亩产》，《史研究》，1995年4期；吴宏岐：
《元代农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王培华：
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一元代业与农学的启示》，《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
[3][5][10][22][25][31][41][48][54][57][71]《元史》93《食货志一·农桑。
[4]元史》卷156《耶律楚材》。
[6][18][30][32]《元》卷8《世祖本纪五》。
[7][11]《元史》卷158《刘秉忠》。
[8]《元史》157《张文谦传。
[9][12]元史》卷4《世祖本纪第一。
[13]《元史》卷86《百官志二》。
[14]《元史》卷158《姚传》、《元史》卷5世祖本纪第二》中统三年二。
[15]《元史》卷153《高宣传附高天赐传》。
[16][17]《史》卷7《世祖本纪四》。
[19]《元史》卷10《世本纪七》。
[20][27][56]宋耿《燕石集》卷12《司农题名记》。
[21][65]《元史》14《世祖本纪第一》。
[23][33][66]《元史》卷15《世祖纪第十二》。
[24][67]《史》卷16《世祖本纪第三》。
[26][39]元史》卷24《仁宗纪第一》。
[28]《元史》卷92《百官志八。
[29]秋涧集》卷80《堂记事上》。
[34]《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七》。
[35]《元史》卷18《世祖本纪八》。
[36]《史》卷19《成宗本纪第二。
[37]《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
[38]元史》卷23《武宗本纪二》。
[40]《元史卷6《世祖本纪第三》
[42]《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第二》。
[43]《元史》卷14《世本纪第十一》。
[44]缪启愉《刻农桑辑要校释·附录》。
[45][50]后至元五年《农书咨》、《元文类》卷36蔡文《农桑辑要序》。
[46]《元典章》卷二十三《劝农种植农桑法度》。
[47]王瑚校本王祯《农书》附录元帝刻行王祯农书书抄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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