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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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段渝

【英文标题】TheSourceoftheBronzeSwordinSouthwestChinainShangDynasty

【保留字段】〔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07XZS003）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关键词】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175-07

（一）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中国古代从青铜剑制作到铁剑制作的发展历程，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而钢剑制作也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

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有剑的形制，先秦秦汉文献对于剑的记载也是周代及以后，而以春秋战国秦汉为盛。

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史上，剑这种近距离短兵器的出现，是从制作青铜剑开始的。

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

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在西周时期，①通常把1956-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一把剑身为柳叶形的青铜短剑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剑。

[1]后来，由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剑的形制来源于山西保德县林遮峪，[2]而这种剑型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有所不同，于是学术界又认为这两种短剑都是殷周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兵器，[3]前一种具有西南地区文化的特征，[4]后一种则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5]至今，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出现的最初年代是在商代这一点，学术界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的最初出现地域或发源地，却存有相当争议，有的认为起源于陕西，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原，有的认为起源于四川，迄无定说。

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地是在中国，却是分歧当中的一致。

   不久以前，有学者对于中国商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卢连成先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指出青铜剑在西亚杰姆代特文化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认为中国的柳叶形剑可能受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JemdetNasrCulture）及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Sumer-Akkad）青铜文化的影响，经伊朗高原传至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6]林梅村先生赞成这一意见，并且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柳叶形青铜剑是由印欧人于公元前2000年迁徙到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时随同带至，并认为“剑”是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应是周人所接受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所致。

[7]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显然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本文从中国西南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剑以及与印度和近东青铜剑进行概略比较的角度，对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来源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博学通人。

（二）

   迄今为止考古学提供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境内既不是时代最早的，也不是发现最多、最集中的。

早于上述出土西周早、中期柳叶形青铜剑的地点，是在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这里早在商代中晚期就有了这种剑型。

   典型的蜀式青铜剑是柳叶形短剑，其特征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

这种剑可分两类，一类剑身较宽而薄，中起脊，两侧有血槽，剑基多浅刻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类剑身较窄而厚，不见纹饰符号。

这种剑型，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巴蜀式柳叶形青铜剑”。

不过，从这种柳叶形青铜剑的发展演化序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后一类的形制不但在出现年代上早于前一类，而且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显得较为原始。

因此，前一类剑应当是从后一类剑演化而来的。

后一类剑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主要分布在古蜀文明的中心地区成都平原，前一类剑则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广泛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和渝东长江干流及其周围地区。

很明显，在西南地区巴蜀文化区，成都平原是柳叶形青铜剑的使用和传播源所在。

   关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柳叶形青铜短剑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起源于中原，或认为起源于陕南。

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过去柳叶形青铜剑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年代不早于春秋，而同样或类似的剑型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中期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

[8]但是，由于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使这种认识已有重新研究的必有。

   1986年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长24厘米。

[9]同年夏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1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28厘米，[10]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

1985-1989年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中，在第12层出土1件青铜剑，剑身呈柳叶形，中起脊，扁茎、无格、茎无穿，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

1990年在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内又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残长20.9厘米。

[11]这几件柳叶形青铜剑，不仅年代早，而且形制原始，尤其是成都十二桥和新一村所出，茎上无穿，应是这种剑的早期型式。

这表明，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形制上看，成都平原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均早于宝鸡、长安等地所出同类剑。

由此可见，柳叶形青铜剑的最早使用地应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其年代为商代晚期或更早。

   在古蜀文明辐射圈内的西南夷道上的四川西昌大洋堆，出土1件时代相当于商代的匕首式柳叶形青铜短剑。

②这种形制的青铜剑，不论在西亚还是小亚细亚地区，都是青铜剑比较早期的形制。

在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青铜剑亦是仿自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其不同点仅在于滇式剑的剑茎呈扁圆形，而蜀式剑是扁茎。

[12]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以及威宁中水汉墓内出土的青铜剑，[13]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改装。

   古蜀文明区内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现，年代既早，数量亦多，分布也很集中。

从时序上看，在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向北发展，延伸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柳叶形青铜剑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成为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青铜剑剑型。

　（三）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的组合，常常是戈、矛、剑、钺配套使用，这在考古发现的巴蜀墓葬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其中的剑为柳叶形，钺为銎内。

蜀式青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这两类青铜钺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出现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

西周以后，蜀式青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商代考古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青铜扁内斧（钺）不与青铜剑形成兵器组合。

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扁内钺和柳叶形剑，不是一同（成组合配套）在当地发生、发展并配合使用的，二者应分别发生在不同地区，并且不是作为作战武器功能的系统配置来使用的。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车战使用长兵器，短兵器并不适用，所以夏商时代黄河流域几乎不见青铜剑，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式和环境相适应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钺为直内，有的学者认为是经过改装的近东战斧。

③二里头的直内钺不与剑同出，这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青铜剑的使用，说明斧与剑在黄河流域的开始行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具有共时性，仍然表明斧、剑二者的来源不同。

   西南地区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组合配套使用，銎内钺为砍劈武器，其功能与斧相同，仅形制稍异，古蜀銎内钺的钺身尤近斧形，在有的地方出土的斧和钺，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区分不出哪是斧，哪是钺。

仅从这两类兵器的组合看，古蜀与中原的兵器组合确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渊源，尽管二者存在交流关系。

[14]由此可见，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的组合配套使用，显然不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入的。

饶有兴味的是，近东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常与管銎青铜斧形成青铜兵器的组合，古蜀的这种情况与近东文明非常近似，应是通过南亚和中亚地区引入的近东文明因素（详后）。

   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滞后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所谓文化滞后原理的体现。

其实不然。

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比中原黄河流域早，黄河流域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而古蜀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并且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不但连续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晚期直到战国秦汉，而且在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数量上，也是最多、最集中的。

同时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也是长期组合，直到战国秦汉。

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这种发展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具有自身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发展和延续，而这是所谓文化滞后说所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古蜀人会使用青铜剑这种兵器呢？

这与这种剑型的功能和古蜀地区的环境有关。

古蜀地区的中心是成都平原，向西据有四川西部高原，并且向四川西南山地和云贵高原扩张。

在古蜀时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开明治水以前，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古蜀人在没有进行车战的情况下（迄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古蜀人使用战车的遗迹，历史文献同样没有古蜀人使用战车的记载），作战时使用短兵器，便于在森林中格斗，不但便于携带，而且便于近战。

且短兵器不但是轻型武器装备，还可以进行中距离投掷，适合于在密林和山地作战，四川峨眉符溪、成都市罗家碾和成都市三洞桥青羊小区曾出土过带鞘的短小柳叶形青铜双剑，就是用于遥击的飞剑。

[15]长兵器则适合于在平原和沼泽地带作战时使用。

古蜀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往往是长短配合，成组成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所以，古蜀较早引入青铜剑，这是由它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古蜀之所以不车战、不骑战，却较早引入短兵器的原因之所在。

这与商代中原车战适合使用长兵器而不用短兵器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大平原上进行车战或集团作战，十分适合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长兵器的施展，短兵器则完全不适用，所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商周兵器，基本上是戈、矛等类长兵器。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东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说：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他所举出的这几类兵器，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作战武器，全都是长兵器，恰恰没有剑一类短兵器。

这就充分说明，商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兵器，这与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四）

   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其实也并不在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因为在古蜀地区迄今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

相反，柳叶形剑在古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

这种情况表明，柳叶形剑是外来的剑型，是古蜀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而不是古蜀自身的发明。

   从考古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在近东文明，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剑型在印度地区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

中国西南地区出现这种剑型，时当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

从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情况来看，中国西南地区这种剑型，应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

   在南亚印度河及恒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既有柳叶形青铜剑，又有管銎青铜斧，它们显然来源于中亚地区。

而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和伊朗的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及尼哈温德青铜文化中，柳叶形青铜剑均与管銎青铜斧并存的现象，又来源于近东文明的传统。

在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