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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评传
程千帆评传
时间:
2003年12月27日作者：
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来源:
《学术界》
题记：
砺锋自一九七九年负笈南京大学，立雪程门已逾廿载。
亲承音旨，稍窥门墙。
今蒙《学术界》编辑之约，简述千帆师生平，亦论及其学术，故遵时下惯例，名曰“评传”。
一
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
由于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所以对化学极有兴趣，成绩也很好，就到化学系去报名。
没想到当时金大各个系的学费标准是不同的，化学系的收费很贵，要一百多元钱。
而程先生的父亲正失业，家中贫困，无力负担这么高的学费。
他遍查各系的收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钱，就改报了中文系。
虽然程先生进入金大后仍然选修过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却成了文史而非化学。
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
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
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程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
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
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
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
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
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
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
“诗笔清丽，自由天授。
”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
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
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
总之，君硕先生的设想是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的文化知识都教给学生。
在科举制度早已废除、新式学校已经出现的当时，这种教学方法也许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
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时隔五、六十年之后，当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时，他不象有的老师那样只以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为要事，而是在选定论文题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读书目，例如一九八二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是：
《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八部书。
程先生常说：
“对学生要加以友善的压力。
”这张书单就是压力的具体表现，而设置书单的良苦用心正是要传授他自身成功的经验。
研究生们为了这张书单当然是“吃尽苦头”，但正是这张书单使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后劲较足。
现在，“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刮目相看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与程先生开设的书单密切相关。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
三十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
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
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
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
“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矍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
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
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
……”[1]于是，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
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则是诗学。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
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
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
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
《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
可惜后来他象闻一多一样，“立马回缰作旧诗”了，但这些后来被陆耀东教授编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的少作已在新诗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赢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由于志同道合，他们很快就相爱了。
程、沉的结合在学界传为佳话，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
可惜后来他们与祖国一样经受了漫长的苦难命运，终于使沈祖棻写出了“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2]的沉痛诗句，这是当时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
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
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
直到一九四О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
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
一九四七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
解放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
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
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
这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
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
”[3]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此时的程先生尚不到四十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上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
可是，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古语云：
“君子可欺以其方。
”程先生曾经历了漫长的旧社会，他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
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见都说出来了。
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
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
他象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
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
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发硎初试、已初见成效的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二
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才学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
然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
人们对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
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全被剥夺，连活下去都成为需要非凡勇气的挣扎，又怎能设想坚持理想、并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思考？
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二十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
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
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首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这位曾经声明“最大的野心就是当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著名教授的人，却再也不能走进课堂了。
这位决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且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却只能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了。
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家被逐出武大的特二区，迁至九区码头，住进以前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所住的、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
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曾在《忆昔》诗中作过描写：
“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
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
”每逢风雨大作，山洪瀑发，不但屋顶渗漏，而且洪水会毫无遮拦地冲进大门。
我没有看到过这所小屋，但只要闭目一想，就不由得联想起苏东坡的诗句：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更难以忍受的是，程先生与他的家人必须忍受人们的白眼和侮辱。
过去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还私下称他为“先生”，多数学生则直呼其名。
无知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前来喧哗叫骂，甚至乱抛石块，砸碎门窗。
至于旧日的同事，更不用说有许多人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乃至坚决斗争，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左派”身份。
即使连这样的环境，也不许程先生再安身下去。
他被发配到远离武汉的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
他甚至学会了给牛接生，曾成功地接过五次。
几十年后，当我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散步时，他看到一块碧绿的草地，还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草够五头牛吃一天了。
”艰苦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多么难忘的烙印！
然而，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程先生也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他决心要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抗争下去，决心要活下去看看其结局到底如何。
更重要的是，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坚信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是祖国所需要的，总有一天他还可以为祖国服务。
当时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
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
这是无声的抗争，是程先生用实际行动对那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所作的批判。
当年苏东坡多次被贬到荒远之地，然而他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辉煌。
他晚年作诗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此语的政治含义也许是自嘲，但就东坡的文学事业而言，黄州、惠州、儋州确实是他创作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东坡在贬谪生涯中傲视苦难，坚持读书作文，就是对黑暗势力的有力抗争。
程先生在沙洋的行为是否有意学习东坡，我不敢断言。
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与东坡心心相印的：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行吟泽畔的屈子、忧国忧民的老杜固然也能给人以激励，但东坡式的嬉笑怒骂则是更有效的抗争手段。
程先生有诗云：
“一事略同苏玉局，晚途流落负明恩。
”[4]可见他与东坡是心心相印的。
他虽然没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
这充分证明了由中华传统文化所铸就的坚毅人格不是任何黑暗势力能够摧毁的！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
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
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生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
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发愤著书”的活动。
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
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
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
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
我在读这些书时，除了得到学术上的启迪外，也常常从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一九七八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其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
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
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一九七五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然而几乎在同时，武汉大学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
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不幸于一九七七年遭遇车祸逝世。
这位当年以词名倾动文坛的一代才女，这位在武汉大学辛勤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优秀教师，却遭受了“寂寞身后事”的不公正待遇，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都没有举行。
程先生遭受了这个雪上加霜的打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
他独自蛰居在东湖边上的小屋里，为沈祖棻整理遗稿，以此来寄托哀思。
面对着惊才绝艳的《涉江词稿》，很少作词的程先生不禁写了两首《鹧鸪天》：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
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
几番幽梦续欢缘。
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
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缓带，绿题笺。
深恩薄怨总相怜。
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对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伦等先生非常同情，他们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个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恢复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
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老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
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
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
“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
”当时的听者无不动容。
在匡老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对匡师母说：
“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谢他老人家。
”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三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
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
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
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末来。
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
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
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
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
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
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
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
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
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
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
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二十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
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心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
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
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
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
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一九七九年，程先生开始招收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社会上积压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当年报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四十多个，考生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尚未迈进大学门槛的知识青年。
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先生录取了三名学生，他们的年龄、学力都差参不齐，一样的只是对于知识的渴望。
我有幸也厕身于这三人之列，从此立雪程门二十载，得以亲承音旨，用程先生的话说，这是人生的缘份！
也许我的投考经历有助于读者认识程先生的为人：
我于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两年后下乡插队，从江南到淮北，从当农民到做农民工，虚度了十年光阴。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才走进了安徽大学的大门，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
得知程先生招收“唐宋诗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消息时，我尚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
从未进过中文系、仅仅在农闲时节读过几首唐诗宋词的我，能考上程先生的研究生吗？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考场的。
五场考试下来，自觉考得还可以，于是就心存幻想起来。
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考前没有与导师联系过，更没有到导师家去拜谒，录取的希望是很小的。
当时还有要好的同学埋怨我说：
“你在社会上也混了十多年了，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我听后如梦初醒，只好放弃幻想。
没想到暑假过后，我竟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
又过了十多天，我就与两个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
坐定以后，先生说：
“这次共有四十多人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写来了十多封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也有人几次带了礼物跑来见我。
可是你们三人连信也没有写来过——”我满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反而微笑起来，说：
“这很好！
”说也奇怪，虽然后来程先生教诲我的话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记得他最初所说的这句并无深意的话。
在程先生门下，需要的是诚实、刻苦，任何投机取巧都无隙得入。
在程先生亲手建立的南大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点，学风的笃实与人格的诚实同样为大家所看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品格是何等重要啊！
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
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一九八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
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九人，博士十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
《文学遗产》的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情况时指出：
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和程千帆，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
“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5]时至今日，“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专有名词。
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热爱学生。
程先生对弟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说：
“要爱护下一代。
耐心地、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友善的压力，同时对他们给以具体的帮助，乃是使青年人迅速提高的有效方法。
特别要注意科学研究中基本操作的训练。
例如：
应当把研究生论文当中出现了错别字、不规范的简化字，语法不通的句子以及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加说明的情况等，看作是自己的失职。
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正反映了自己平日对他们要求不高，训练不够，也就是对他们爱护不够。
”[6]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程先生培养研究生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
对此，弟子们都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张伯伟说：
“我与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
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有时还谈家庭，谈爱情。
先生有快乐的事情，总愿与学生分享；学生有失意的心绪，也愿向先生倾诉。
我总觉得，这样的师生关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鹅湖、鹿洞之遗风吧。
”程章灿说：
“我做博士论文那一年，先生生病住院，就是在南京那样严寒的冬季里，在病榻上，先生抱病改完了我和另外三名同学的四篇论文。
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强的责任心！
每当捧读先生批改的论文，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的感受可以代表“程门弟子”们的共同心声。
当然，仅仅有良好的愿望还不一定能成为良师。
程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计划，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
让我们从头说起。
首先，程先生注意督促学生打好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指本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包括外语、艺术鉴赏等相关方面的学养。
我本人是从外语系考来的，虽然并没有在外语系毕业，但入学考试时英语得了96分，到南大后的英语过关考试又顺利通过，自己以为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已差不多了，从此该把精力集中在专业学习上，以弥补非中文系出身的不足。
但是程先生却不这样看，他仍然督促我继续学习外语，尤其要提高阅读专业外语文献的能力。
他还让陶芸师母亲自为我挑选外语文献，并指导我练习翻译。
直到数年之后，我把自己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了，先生才表示满意。
程先生还亲自选聘曾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的尹禄光先生担任我们的英语老师，训练大家的听说能力。
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养成了重视外语的习惯，并在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如鱼得水。
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已有四人先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选为访问学者，这在全国的古代文学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
程先生当然更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他要求每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用英语、文言文以及白话文写三份自传，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对症下药地加强对他们的语言训练。
程先生还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他抓得最紧的便是训练我们写诗。
记得我考研究生时，专业试卷上有一道题是：
“你会写旧体诗词吗？
如果会的话，请写一首（或抄旧作）给我们看看。
”我当时急出了一头冷汗。
我虽然在乡下百般无聊时曾摸过几天平平仄仄，但很少动笔写诗，偶然胡诌几首也早就忘得无影无踪，哪里记得起什么“旧作”？
要想当场写一首，又苦于这场考试一共只有三个小时，而其余几道题已耗费了一大半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留给写诗了。
但为了不让这道题交白卷，便临时诌了一首：
“欲向江南负笈还，非因苍翠梦钟山。
区区愿立程门雪，不得华章自汗颜。
”这样的“诗”，当然难入程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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