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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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

“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

——心理文化的视角

尚会鹏

2012-12-3110:

54:

06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7年10期

　　作者简介：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作者尝试将“心理－社会均衡”的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把近代西方国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与“个人”这种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及本质。

作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出现是解决个人社会一体化问题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同构映射关系，即两者都是界限清晰的行为主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关联性，对个体利益和权利的强调与国家功能的分离具有一致性。

个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利益、竞争、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并被普遍化和强化。

作者还分析了“个人”心理—社会均衡模式的特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个人基本人际状态近代国家

　　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L.K.Hsu）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homeostasis，简称PSH）”理论以及“基本人际状态（humanconstant）”的概念，把人视为一个“社会—文化场”，这个“场”由内而外分为若干层（用不规则的同心圆表示），①“场”中摆放着家庭、父母、神明、心爱之人和心爱之物、理想、信仰等，我们与它们维持着动态平衡。

这些内容对所有人都是需要的，不过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以及按照何种规则将其编码摆放，不仅因有个体而产生差异，也因文化而异。

我们通常把最重要、最常用的东西摆放在距离我们最近、用起来最方便的地方（相当于PSH图式的“亲密的社会与文化”层），如果此层少了某些内容，我们会动用其他层的内容以达到新的平衡。

文化的规定使我们与这些内容（人、物、文化规范）之间的动态平衡呈一定的模式，故而构成一种“基本人际状态”。

“基本人际状态”可理解为作为生物主体的人与他者、与物、与文化规范以及人的心理与社会之间互动系统的统称。

　　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国家也是人”这一古希腊学者的命题到建构主义学派的社会学视角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于研究人的呼吁，②都说明“人”这个命题对于国际政治研究之重要。

“基本人际状态”和PSH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把握，故它或可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个人”：

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

　　西方社会（尤指盎格鲁－萨克逊－条顿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基本人际状态”是“个人（theindividual）”。

“个人”是一种“在独立、自由等理念下特意将与他人的联系切断或减少交往中对他人的依赖，或崇尚这种状态的人的系统”，③是我们人类应付生存环境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

法国学者杜蒙认为“个人”有两层含义：

一指有血肉之躯、能行走、会思考、有情感的个体之人；二指与西方平等、自由之类的价值观相联系的“理想型表象”。

④后者指的就是一种“基本人际状态”。

　　我们人类有两种基本属性，即“个体性”和“相互性”。

前者指我们是一个能独自判断、独自决定和独自行为的、既不能被合并也不能被拆开的实体这一事实，后者指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之中这一特性。

人实际上是处在既相互独立又与他者联系这两种状态的动态平衡之中，不过由于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不同，文化对这两种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

“个人”是一种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存状态，此种基本人际状态对作为个体的人做了最重要的文化编码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场”的最重要位置。

建立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上的社会是“个人社会”（以西方为典型）。

反映这种基本人状态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

当然，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但这并非说作为一种基本人际状态的“个人”也是近代才产生的。

大量证据表明，古希腊—罗马的家庭结构和基本人际状态具有更强调“个人”的特点，其文学、艺术、神话、法律、道德无不彰显着“个人”的光彩，这与现代西方社会强调人的权利、要求、能力、幸福的个人主义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继承性。

因此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或许更妥：

“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有不同的形态，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个人”只是古希腊—罗马形态（古典形态）精致化了的形态（现代形态）。

⑤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就是人类在此种基本人际状态下创造出的灿烂之成就。

　　基本人际状态有“自我认知”、“感情”、“交换”和“集团”几个维度，“个人”这种模式在这几个维度上的特点可简述如下：

　　在自我认知维度上，行为主体的生活较趋近有机体的基础，强调有机体的需求和期盼。

个体有较明晰的“自我”意识，即个体对自己的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意愿、情感等均有较强的自觉。

当面对自然、他人、自身这三种生存境遇时，“个人”趋于以个体性呈现的人的本真生存结构来掌握外部世界和自身命运，并把自身的感受当做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甚至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

这种状态下的个体对“我”与“我以外的世界”的区分较敏感，与他者之间有一道清晰且难以逾越的界限，“我以外世界”中的他者（包括最亲密的人）完全不同于自我而且趋于等距离对待。

此种自我认知模式或可比做托勒密的“地心说”：

“我”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绕“我”而动。

⑥此特点可以预期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个体更强调那些趋近生物体基础的个人“权利”、“利益”、“期望”、“要求”、“快乐”、“幸福”等。

　　在感情维度上，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恒久、密切的人际联系成为难以到手的东西（因为所有密切联系都是一种束缚），故个人内心有较大的不确定感。

他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才能获得PSH均衡，因而个体感情趋于投向更多的方向。

此种状态下个体的感情释放更趋近有机体的基础，更强调基于有机体的需求、期盼等主观体验，而没有“特化”为针对某个方向、某一具体对象的特殊感情（如像中国人的“孝”、“忠”、“悌”、“信”等），故许烺光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普遍和未分化”特点的感情模式。

“西方人情感仍旧是普遍而无法妥善分化，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紧系于有机体的根源。

”这种模式在情感控制方面趋于采用压抑（repression）的方式将性欲——情感的核心因素——埋藏在潜意识中。

“因为情感倾向于普遍化而且永远包含性欲的成分，西方形态的情感在任何方向上都很容易被鼓动起来，而扩散的性欲总能够为反对或赞成的强烈趋势提供一个方向。

普同或未分化的情感特性，使个人较容易跨越既存的界限或从中脱离，而永远不息的性欲驱使着他，一旦决定了目标，就具有强大的情绪力量”。

⑦这个维度的特点暗示着“个人”有一个更不稳定的内心世界以及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

　　在交换维度上，由于个体有将与他者的密切联系视为束缚的倾向，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趋于一种去感情的“交易型”模式（其纯粹形式是“商品交换”）。

这种交换形式具有利益性、等价性和短暂性之特点。

利益性是指交换双方在交换之初都希望从交换中获得好处，交换过程不受或较少受亲情、忠诚、依附等感情因素影响；等价性指的是一种简洁的、交换价值等价的“给”与“取”关系；短暂性是指交换过程一般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且交换者之间的关系随交换过程完结而完结。

并非说个人社会的所有人际关系都是这种交换关系，但交易型交换关系深刻影响到各种关系或者说各种人际关系都有交易化（或去感情化）的倾向则是个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

这个维度的特点可以解释为何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在西方个人社会。

　　在集团维度上，“个人”的最适群型是按照契约原则缔结的非亲属、非地域的自愿性集团——“结社”（association或club）。

“个人”的特点在这种集团中获得了最完整的表达。

缔结这种集团的原则是契约原则，这种原则的主要特点是明确规定参加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获得与付出、缔结关系开始与终止的时间、缔结与解除关系的种种条件等，简明且不影响个体的独立，故契约成为一种大家接受约束的“最小公倍数”。

由于人际联系趋于“无机化”（较不受血缘、地缘以及忠诚等感情因素的影响），理论上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对象缔结成集团，故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社会有更发达的社团组织并显示出更强的组织力量。

　　“个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有若干明显特征。

首先，这种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可以还原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子”——“个人”。

“个人”是始点和目的，而集团、社会、国家等是手段并且是作为“个人”的对立物而存在。

这样的个体倾向于自我奋斗而不是去适应他人，既不依赖他人也拒绝被他人依赖，而只依赖自己并自己承担责任。

个体之间缔结关系有较大的可选择性。

与之相联系，“独立”、“自由”、“平等”价值观受到高度评价和珍视。

由于较强调作为人的“本真存在”的个体，人的角色、地位、年龄、性别、血缘以及情境等因素在人际关系中降至次要地位，而趋于一种完全的个体A对个体B的对等关系。

　　其次，受交易型交换关系的影响，个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带有明显的利益性，社会关系成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社会鼓励和保护个体依据自我最大利益做出理性决定，关心私利被评价为能够带来市场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价值。

“一个人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满足。

这些利益较任何团体的利益均为重要。

”⑧

　　由于个人社会趋于将每个个体最终塑造成追求相同或相近目标的“资格相同者”（所谓“人人平等”），而且个体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较少受亲情、忠诚、地缘、王权之类的束缚（所谓“自由”），故激烈的竞争是此种人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和文化系统鼓励个体为自己的欲望、利益而奋斗，竞争受到正面的评价。

由于存在竞争，“我”以外的每个个体至少在理论上都是竞争对手，社会实为一个由这样的个体争夺利益的游戏场，“适者生存”至少在潜在的层面为人们所认同。

显然。

这种设计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各种潜力，故社会具有较大的变化内驱力，但同时由于人际关系的短暂性和趋于手段化，个体被置于一个更不确定、因而也更缺乏安全感的状态。

通过竞争战胜他人、征服外部世界以及信仰排他性的神明等成为弥补安全感缺乏的手段。

　　二“个人”与“个国”：

近代西方国家与“基本人际状态”

　　近代国家就其纯粹形式而言乃指诞生于近代欧洲的、政治上对内对外拥有明确主权、空间上拥有明确领土范围、社会层面上包括独立、享有各种权利的个体（公民）的国家形态。

由这样的国家构成的、以无政府、利益、力量等原则在实际上起作用为特点的当代国际秩序，一般认为也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确立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现代国家形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原生形态源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这一史实。

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国家尽管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公民政治，雅典的公民大会、斯巴达的长老议会、罗马的元老院与现代国家的议会之间有某种明显延续性。

古希腊—罗马国家之间的争霸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制衡，希腊、罗马国家的殖民扩张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运动有着惊人的类似性。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近代西方“产生”了独立国家形式和现代国际关系模式，不如说它们都是一种古老类型的变型和精致化。

这一点恰与前面提到的近代西方的“个人”形态是古典个人形态的再次彰显和精致化相一致。

从我们的视角看，这两个过程高度关联而且同步这一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它说明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把握国家和国际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类型，而且还有历史事实的支撑。

探讨现代国家的起源有多种角度，但我们的分析框架至少能够对西方的“个人”与近代国家的关系给出一个可能是最符合逻辑的解释：

国家以及国际关系模式原本属于“人”这个“社会—文化场”的一部分（尽管属于较外围的部分），“基本人际状态”模式影响着人们对本国（属于PSH图式的第1层：

“较大的社会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