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诗论献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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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卢盛江魏静
内容提要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
通过辨析可以发现：
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
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
《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
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关键词楚简《诗论》《毛诗序》子夏祖本
关于上博楚简《诗论》（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1]），目前的研究者已提出不少看法，但仍有一些疑问，诸如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上博楚简《诗论》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等。
本文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考证观点，以求证于方家。
一
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可能不是子夏，而是孔子。
《诗论》的作者在简中出现六次，作形。
这个合文字形，一释作“孔子”[1]（pp.123～125），一释作“卜子”①，就是说，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或为孔子，或为卜子即卜商子夏。
而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可能不是子夏。
理由之一，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
《论语》对子夏的称呼，除《八佾》篇、《先进》篇孔子和子贡称其名为“商”及《颜渊》篇自称其名之外，对他的称呼均为“子夏”，共23次。
其他典籍，均称其为“子夏”，其中《墨子》2次，《荀子》2次，《孟子》3次，《韩非子》4次，《国语》1次，《吕氏春秋》8次，《淮南子》5次，刘向《新序》4次，《春秋繁露》2次，《风俗通义》2次，扬雄《法言》1次、《说苑》1次，《汉书》7次。
出现次数较多的为《礼记》29次、《韩诗外传》22次，《史记》37次，王充《论衡》17次。
把伪书也算上，则《孔子家语》33次，《列子》6次，都称为“子夏”。
另外，《庄子》、《战国策》、《商君书》、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晏子春秋》等未提到“子夏”。
《韩诗外传》卷三、《吕氏春秋·察贤》篇、《说苑》卷二、《史记·魏世家》、《汉书·魏世家》有“卜子夏”的说法，《韩诗外传》卷六有“卜先生”的说法，此外，南朝萧统《文选》卷四十五编入《卜子夏毛诗序》，都没有单独的“卜子”的称呼。
直接叙述《诗序》传承系统的几种文献资料也如此。
《经典释文序》引三国吴人徐整云：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2]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3]高行子、薛仓子、帛妙子、孟仲子、根牟子，都称作“子”，唯独子夏不称“子”，而称为“卜商”。
称子夏为“卜子”的，是后人，如陈玉树作《卜子年谱》，陈奂《诗毛氏传疏·自叙》称“卜子子夏”。
但在先秦两汉，未见这种称呼。
上博楚简《诗论》的称呼若释作“卜子”，与当时习惯不合。
理由之二，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即使子夏曾作《序》，也不可能是上博楚简《诗论》。
子夏作《诗序》之说由来已久，直到现在还有学者持此说②。
其实此说根据不足。
《史记》及其以前的史料没有记载。
《史记·儒林传》记述了齐、鲁、韩三家诗，《仲尼弟子传》记述了子夏事迹，《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了《关雎》《鹿鸣》二诗的诗旨，说明司马迁读过当时解《诗》的有关文献，但他没有谈到《毛诗》，更没有只字提及子夏《诗序》。
而现存的有关子夏作《序》的记载并不可靠。
《汉书·艺文志》最早提到子夏与《诗序》有关。
但它说的是“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4]（p.1708）。
只是毛公之学“自谓”，恰恰说明于史无稽，不过是自我夸言，并且也只说“子夏所传”，说明子夏只是承旧之传人。
郑玄亦有类似说法，《毛诗正义》中《关雎序》孔疏引北周沈重曰：
“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
”[5]（p.269）《小雅·常棣》篇孔疏引《郑志·称张逸问》：
“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
”[5]（p.408）现存史料这是最早明确说子夏作《序》。
但是，一、《郑志》所指是《小雅·常棣序》，《常棣序》是《小序》。
据《郑志》说，《小序》是子夏所为，而据《郑谱》说，《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玄到底持哪一说？
二、《左传》曾引富辰说谈到《常棣》篇的诗旨，以为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5]（p.408）。
《常棣序》说：
“《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5]（p.407）是说这里的“二叔”指管、蔡兄弟，据孔疏，马融则认为指“夏、殷之叔世”[5]（p.408）。
如果真如郑玄所说，“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马融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并且为《诗》作过注，何以会不知道？
何以会对圣人之说提出异议？
再如《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上疏：
“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6]（p.1500）但是一，如果子夏作有《诗序》，且当尚存，那么，徐防作为治经之士，当是看到，而不当仅是“闻”。
二，这里说子夏“发明章句”，而郑玄说子夏所作的是“序”，“章句”和“序”并不一样，那么，子夏所作到底是“章句”还是“序”？
至三国时期，吴人徐整和陆玑提出《诗》学传承谱系，中有子夏作《序》之说。
《经典释文序》引三国吴人徐整云：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2]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3]这也有诸多难解之疑问。
一、毛公时为汉初，距三国已有四百年之久，何以从未有人说到这个传承系统，何以时隔四百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详细的谱系？
二、除子夏和毛公外，两个谱系几无一人名字相同；自子夏至毛公的谱系，一说为四代，一说为六代，何以如此相异？
三、今存《毛诗》，《周颂·维天之命》毛传有孟仲子之言③，《周颂·丝衣序》有高子之言④，这个高子很可能就是徐整谱系中的“高行子”。
又若依有人之说，《传》、《序》为一体，那么，子夏所作之《序》，何以会引高子、孟仲子之言？
另外，《孟子·告子下》说：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
”而今本《毛诗》之《小雅·小弁序》说：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5]（p.452）两说全然不同。
如果《诗序》确为子夏所作，高子果为子夏所授，为什么其说不但不本于《诗序》，反而与之截然相异，以至孟子说“固哉，高叟之为诗”呢？
四、陆玑说荀卿也是传人之一，为什么《荀子》书中不但一言未及，不但对子夏毫无尊崇之意，反而称子夏为贱儒呢？
关于子夏作《序》，西晋南北朝以讫明清，还有很多说法。
但两汉三国尚且无确证，年代愈远，只能愈多推测之词，沿用旧说而已，提不出可靠的根据。
可信的解释，是《诗序》并不为子夏所作。
反过来，假如子夏确曾作《序》，是否可能即是上博楚简《诗论》？
答案也是否定的。
先看郑玄的话。
沈重引郑玄《诗谱》，说的是“《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他说的应该就是他为之笺注的《诗序》，而不是这之外另有一个子夏之《序》。
这一点，《郑志》说得更清楚：
“此《序》子夏所为。
”明确说的是“此《序》”，而不是别的什么《序》。
从体例看，也不太可能。
楚简《诗论》满篇是答问的语气，篇中还大量出现第一人称“吾”。
这应该是真实对话讨论的追录。
它的论《诗》格式也非常自由、灵活，既有对《诗》的总体论述，又有对《诗》的篇章题旨的简要概括，还常常摘《诗》中某一章某一句而论。
这样的格式，很像《论语》，它的背景，应该是有一位先生，一群弟子，他们在一起热烈地讨论问题，这应该是弟子根据先生答问讲解的内容笔录整理下来的“论诗语录”，不像是单独一作者操笔写下来的系统的诗论诗序或章句之类。
再退一步说，子夏有没有可能和他的弟子讨论过《诗》，上博楚竹书《诗论》就是他们论《诗》的语录呢？
似乎也不太可能。
子夏在孔子门下之时不太可能。
这时他只是孔子的弟子，讲解答问的是孔子，而不是子夏。
孔子没后，子夏退居西河教授之时也找不到根据。
《礼记·乐记》记子夏和魏文侯关于“乐”的对话，三次引《诗》论《诗》（引《大雅·皇矣》、《周颂·有瞽》和《大雅·板》）。
但子夏之旨在借论古乐提出顺天地行德政，说明乐与政通，引《诗》论《诗》是为了证其乐与政通之义，这和上博楚简《诗论》专门系统讲解讨论《诗》并不相同。
从现存史料看，魏文侯以子夏为师，既因好儒，更为理政。
《礼记·乐记》和子夏谈“乐”，其旨即在问政。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张守节《正义》就说，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8]（p.2203）。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也说“魏文侯师之而咨国政焉”[9]（p.222）。
既然旨在“咨国政”，关心的就只是与国政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章句训义问题，没有必要一篇一章地讨论解《诗》之义，像我们看到的楚简《诗论》那样。
子夏教授于西河，是否有人们传说的盛况，也有不少疑问。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但只说他“为魏文侯师”[8]（p.2203）。
《史记·儒林传》说：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8]（p.3116）似乎田子方这些人都是子夏的弟子。
但是，《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说：
“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留学于墨子。
”[10]（p.21）就是说，田子方等人并不全是子夏的弟子。
这条材料看来是可靠的。
因为《史记·儒林传》说田子方等人是“受业于子夏之伦”，“伦”者同类也，所谓“子夏之伦”，就是子夏同类的一些人，包括子贡、曾子、墨子，而不是指子夏一个人。
可确证为子夏弟子的只有段干木一人。
西河三晋闭塞之地，文化相对落后，远不能和洙泗礼乐之乡相比。
《礼记·檀弓上》说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并指责他有三罪，子夏听后，不但无言辨说，而且“投其杖而拜曰：
‘吾过矣！
吾过矣！
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11]（p.1282）所谓“离群”，是离开同学朋友，所谓“索居”，是散居而独处。
可见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夏的境遇本来就不太如意，在孔门弟子中并不得势，只有离群而索居于困顿之地。
境遇如此，当然欲收徒授业而能为之事有限。
种种迹象表明，子夏在西河，远不可能有孔子收徒授业于鲁洙泗之盛况，也不可能像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自由问答纵论文学那样，讨论讲解文学，包括《诗》。
既然如此，上博楚简《诗论》也就不可能是子夏和其弟子论《诗》的语录。
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既然不是子夏，就应该是孔子。
这29支简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论《诗》的语录。
简中6次出现的《诗论》作者合文字形可以作“孔子”解。
其理由，一，楚竹书《子羔》的4支简和《鲁邦大旱》的4支简中同样字形的合文字就释作“孔子”。
二、从楚竹书其他篇（如《孔子闲居》《颜渊》、《子弓》等）中“孔子”的合文字形看，上博楚简中孔子合文形体有数种变异，《诗论》篇的“孔子”合文，只是这数种变异合文中的一种[1]（pp.123～125）。
《诗论》的答问语录的论《诗》形式，和《论语》非常相似。
如有学者指出的[12]，其中有些话的口气，只有孔子可以当之，如第6简的“吾敬之”，第21简和第22简的“吾善之”、“吾喜之”、“吾信之”、“吾美之”等。
孔门弟子很难有谁有这种开宗树义的口气。
二
目前，国内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楚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从楚简《诗论》到《毛诗序》是一脉相承的[7]。
本文的看法恰恰相反，从现在所知材料看，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它们并不属同一诗说系统。
它们解《诗》方法不同。
《毛诗序》特别是《小序》是以史证诗，楚简《诗论》则重诗义而不重史实。
比如《小雅》中《十月之交》、《雨无政》、《小弁》，《毛诗序》都说：
“大夫刺幽王也。
”[5]（p.445，p.447，p.448）《节南山序》：
“家父刺幽王也。
”[5]（p.440）《小弁序》：
“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5]（p.452）《巧言序》：
“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
”[5]（p.453）所作时代，因何而作，由谁所作，所刺为谁，都一一具体指实。
而楚简《诗论》其第8简：
“《十月》善諀言，《雨无政》、《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
《小文（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
《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仁焉。
《小弁》、《考（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
”只是阐发诗之义，说这些诗有的善諀言即善批评诽谤之言，有的指斥上政之衰，有的则多对上不忠之疑心，有的并非恶言，尚有仁心存焉，有的所言为谗人之害，如此而已。
至于所作时代，所刺为谁，由谁所作，则只字未提。
又如《风》诗，《毛诗序》解《邶风·绿衣》云：
“卫庄姜伤已也。
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5]（p.297）谁所作，何时而作，因何而作，清清楚楚。
但楚简《诗论》第10简只说“《绿衣》之思”，第16简只说“《绿衣》之忧，思古人也”，其史实背景，并未提及。
《毛诗序》解《王风·扬之水》云：
“刺平王也。
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5]（p.331）又是具体指实。
但是楚简《诗论》第17简只说：
“《扬之水》其爱妇悡。
”“悡”，一说当作“烈”，一说当从《说文》作恨心解，或作“怠”字解，其意认为《扬之水》所表达的是爱妇怀归之情，或说表达妇人的离恨。
楚简《诗论》此句不论怎么解释，都没有提及《扬之水》的史实背景。
《邶风·燕燕》，《毛诗序》解云：
“卫庄姜送归妾也。
”[5]（p.298）人物：
卫庄姜；事件：
送归妾，具体坐实。
而楚简《诗论》第10简：
“《燕燕》之情，何，曰：
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⑤第16简：
“《燕燕》之情，以其笃也。
”⑥看到的是《燕燕》诗中初心不改，深笃专一之情，而只字未提具体何事。
楚简《诗论》也有几篇诗，比如《召南·甘棠》、《大雅·生民》、《文王》、《皇矣》、《大明》、《周颂·昊天有成命》，提到了史实。
但是，这样的诗数量非常少，而且，这几篇诗的诗句本身就提到了史实背景，《召南·甘棠》诗本身就明确说到“召伯”，《大雅·生民》、《文王》、《皇矣》、《大明》、《周颂·昊天有成命》这几篇诗，从诗句本身就可以明白地知道是写后稷、文王、武王之事，楚简《诗论》不过是引用诗句。
不妨作个统计，楚简《诗论》论及《小雅》22篇，其中有17篇《毛诗序》指明史实，有5篇例外⑧。
论及《国风》33篇，其中26篇《毛诗序》揭明史实⑨，未标明史实的有7篇⑩。
而楚简《诗论》，除前面提到的《甘棠》等极少的几篇之外，都没有坐实史实。
楚简《诗论》和《毛诗序》（主要其小序），一重在义，一重在史，明显是两个路数，属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些诗的解说，楚简《诗论》和《毛诗序》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
比如《桧风·隰有苌楚》。
楚简《诗论》第26简：
“《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
”从诗作看，当是以为作者自痛其有知有家有室之苦，而羡草木无知无家无室之乐，不能赡养妻子家室而自叹贫窭命薄。
《毛诗序》则云：
“《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
”[5]（p.382）以为此诗主旨在讥君讽世。
这完全是两种理解。
又如《周南·卷耳》，楚简《诗论》第29简：
“《卷耳》不知人。
”现代学者李零和廖名春以为伤所怀之人不可见，故曰“《卷耳》不知人”[13][14]。
《毛诗序》则把诗旨坐实为“后妃之志”，进而说“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云云[5]（p.277），与楚简《诗论》差之千里。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比如《郑风·褰裳》。
《毛诗序》把它看作忧国忧时之作，楚简《诗论》第29简把它看作情人间的戏谑之词。
比如《王风·采葛》，《毛诗序》看作“刺”诗，楚简《诗论》第17简看作是赞美爱情之作。
《陈风·宛丘》、《齐风·猗嗟》、《曹风·鸤鸠》这三篇诗，《毛诗序》都认为是“刺”诗。
楚简《诗论》则以为其旨在赞美。
在这些地方，《毛诗序》似乎把楚简《诗论》完全撇在一边，我行我素，自解自序。
这不应是传本对祖本应有的态度。
至于有论者指出《毛诗序》和楚简《诗论》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材料有所分析判断。
一、一些材料有待重新审察。
比如，楚简《诗论》第4简：
“曰：
‘《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
曰‘《邦风》是也’。
‘民之有罴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何如？
’”这一简的前半为解说《风》，这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它的后半，即“民之有罴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将何如”数句，有论者以为后半数句也是对《风》诗的解说，并用来说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怎样一脉相承。
这样理解可能有误。
细察简文不难看出，这一简提出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组成并列结构。
前一个问题问：
“其用心也将何如？
”接下回答：
“《邦风》是也。
”后一个问题又问：
“其用心也将何如？
”后文残缺，残缺的当也是答句，从前后文意判断，答句当是：
“《小雅》是也。
”把这一简的后半也看作是对《邦风》的说明，并没有根据。
又比如楚简《诗论》第3简：
“《邦风》其纳物也……”，有论者以为这一句即《毛诗序》“发乎情，民之性也”。
“其纳物也”何以就是“发乎情，民之性也”？
实在费解。
二、分析问题应严格限定在直接有关的材料上。
比如楚简《诗论》第2简：
“（《颂》）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
”有论者引这条材料，然后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和《礼记·乐记》的“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两条材料。
引《左传》和《礼记》的材料，恐怕只能说明季札观乐、《礼记·乐记》和楚简《诗论》有关，不能说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有关。
又比如钱钟书《管锥编》概括“风”的三个层面为风谣、讽谏、风咏，引钱钟书这段论述，充其量只能说明《管锥编》和楚简《诗论》有关，恐不能说明《毛诗序》必然和楚简《诗论》一脉相承。
同样的道理，分析楚简《诗论》所谈到风诗温柔敦厚的特征时，引《礼记·乐记》的三条材料，至多只能说明楚简《诗论》和《礼记·乐记》有一致之处，不能说明和《毛诗序》相一致。
三、对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相似，需要具体分析。
关于《风》，楚简《诗论》第3简：
“《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
其言文，其圣（声）善。
”“大敛材”之“材”可能不指人才，当如马承源校指邦风佳作。
这一简是说，《邦风》可以博览风物，采观民情，汇聚邦风佳作，其言则文，其声则善。
第4简：
“曰：
‘《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
曰‘《邦风》是也’。
”这是这一简的前半部分。
对于这段材料，学者有不同理解。
或以为此数句当作“《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意指《诗》内容繁富，亲善百姓而使之宽裕[13]。
或以为是说《国风》好像城之便门，得与四方往来，虽贱民亦可自由出入[14]。
或读作“《诗》，其犹旁门与？
残民而怨之”，以为意指读《诗经》可以周知四方之事，通达人情事理，犹四门洞开，居上位者若残民以逞，构怨于人，可以从《国风》诸诗观其民心[15]。
不管哪一说，都是以为简文强调采风以观民情。
这是楚简《诗论》对《风》的基本理解。
而关于《风》，《毛诗序》值得注意的有四点：
一，强调《风》政治教化和讽谏作用。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5]（p.269） 将“风”比之为自然之风，以此引出风教之义。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5]（p.271）这说得更清楚，对在“上”者而言是以“风”教化下民，对在“下”者而言，是以“风”讽谏上之执政者。
具体《风》诗也作如是观，“然则《关雎》《鳞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5]（p.272）以为《关雎》《鳞趾》是表现周公自北而南的风教之化。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5]（p.272）又是先王之教，《风》诗之主旨就是表现先王之教。
因为讲教化，因此又说：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5]（p.270）二、提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5]（p,271）。
三，提出变风变雅，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5]（p.271）这是提出变风变雅。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5]（p.272）这是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
四、提出“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5]（p.272）。
孔颖达解释：
“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
”[5]（p.272）就是说，《风》诗反映的不是个人情绪，而是群体性的情绪，是一国诸侯之政，而其宗旨仍归于风化。
这是《毛诗序》对《风》的基本理解。
两相对比，可见楚简《诗论》只讲采风观俗，没有具体讲政治教化和讽谏，没有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没有提出变风变雅和止乎礼义，没有提出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具体立说实仍有甚大差异。
同一思想背景之下，对同一问题，有某些一致的看法，是很自然的。
即便处在不同系统，没有传承关系，也可以有某些共同之处。
对《诗》的总体特征的看法，乃至在解《诗》时，提出“《诗》言志”等等，孔子之前春秋赋诗者这样看，孔子之后儒家这样看，道家等也都这样看。
这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认识。
有些问题，虽作品本身有些相关联的线索，但不能仅据此就断言两者必然同一系统，必然一为传本，一为祖本。
关联性不等于因果性。
《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这一现象，有论者这样解释：
“因为竹简《诗论》的下葬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则竹简《诗论》的抄写应当更早”，“而今本《毛诗序》则是由战国末至汉初的荀卿、毛亨、毛苌等人写定。
在这二百多年间的流传过程中，语句出现变化是自然的”[7]。
这其实大有疑问。
一，上博藏楚简“时代均为战国晚期”，这是经过科学仪器严格测定的[1]（序，pp.1～2），它的下葬年代只可能更晚，不可能更早。
它只可能写定于下葬之前，不可能写定于下葬之后。
科学仪器所测定的“战国晚期”，应当是竹简的年代，先有竹简（战国晚期），然后抄写，然后下葬，这恐怕是显而可知的事实。
既然已有科学测定的结果，似没有必要自己主观去否定它，把它的年代估计成“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二、楚简《诗论》时代在“战国晚期”，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晚期，这一系的《诗》说在文字上还没有出入。
有论者以为今本《毛诗序》由战国末荀卿写定，若然，则《毛诗序》的产生与楚简《诗论》同时。
即使由汉初毛亨、毛苌等人写定《毛诗序》，上距楚简《诗论》也不过几十年到一百年时间。
如果它们属同一系统，何至于文字上面目全非呢？
三、汉代经学包括《诗》学是严守家法师法的。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说汉代经学“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16]。
文字上一字一句的出入都不允许，更不用说面目全非，不用说在解说上有那么大的出入，不用说与师说背道而驰，变“美”诗为“刺”诗。
再退一步讲，作为同一系统，作为传本和祖本，相距只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甚至可能同时，至少也应该有几处原文一致。
但是没有！
上博楚简出版之后，《毛诗序》的时代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有论者提出，以为《诗序》首序是周代乐教的文本，是周王室乐官在记录乐歌、采集风诗时，对诗歌功能、目的及性质的简要说明，产生于乐辞被编辑的同时（11）。
对于这一论点，笔者仅就本文涉及的材料加以辨析。
《毛诗序》不太可能产生于楚简《诗论》之前，周代乐教即使有文本，也不可能是今存《诗序》。
今存《诗序》多有对所解诗写作时代和缘由的说明。
这些如果真是周代乐教的文本，真是采诗时的说明，那么，这一文本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过，楚简《诗论》的作者不论是孔子还是子夏或是其他人，作为一个能够系统深入解说《诗》的学者，都不太可能不接触到这一文本。
但是，如前文分析过的，楚简《诗论》对这些资料可以说只字不提。
这不很奇怪吗?
难道这些资料能跳过楚简《诗论》的时代，而突然被后人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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