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诗论献疑.docx

1、上博楚简诗论献疑上博楚简诗论献疑卢盛江 魏静内容提要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关键词 楚简诗论 毛诗序 子夏 祖本 关于上博楚简诗论（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 目前的研究者已提出不少看法，但仍有一些疑问，诸如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上博楚简诗论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等。本文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考证观点

2、，以求证于方家。一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可能不是子夏，而是孔子。诗论的作者在简中出现六次，作形。这个合文字形，一释作“孔子”1(pp. 123125)，一释作“卜子”，就是说，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或为孔子，或为卜子即卜商子夏。而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可能不是子夏。理由之一，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论语对子夏的称呼，除八佾篇、先进篇孔子和子贡称其名为“商”及颜渊篇自称其名之外，对他的称呼均为“子夏”，共23次。其他典籍，均称其为“子夏”，其中墨子2次，荀子2次，孟子3次，韩非子4次，国语1次，吕氏春秋8次，淮南子5次， 刘向新序4次，春秋繁露2次，风俗通义2次，扬雄法言1次、说苑1次，

3、汉书7次。出现次数较多的为礼记29次、韩诗外传22次，史记37次，王充论衡17次。把伪书也算上，则孔子家语33次，列子6 次，都称为“子夏”。另外，庄子、战国策、商君书、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晏子春秋等未提到“子夏”。韩诗外传卷三、吕氏春秋察贤篇、说苑卷二、史记魏世家、汉书魏世家有“卜子夏”的说法，韩诗外传卷六有“卜先生”的说法，此外，南朝萧统文选卷四十五编入卜子夏毛诗序，都没有单独的“卜子”的称呼。直接叙述诗序传承系统的几种文献资料也如此。经典释文序引三国吴人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2 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

4、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3 高行子、薛仓子、帛妙子、孟仲子、根牟子，都称作“子”，唯独子夏不称“子”，而称为“卜商”。称子夏为“卜子”的，是后人，如陈玉树作卜子年谱，陈奂诗毛氏传疏自叙称“卜子子夏”。但在先秦两汉，未见这种称呼。上博楚简诗论的称呼若释作“卜子”，与当时习惯不合。理由之二，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即使子夏曾作序，也不可能是上博楚简诗论。子夏作诗序之说由来已久，直到现在还有学者持此说。其实此说根据不足。史记及其以前的史料没有记载。史记儒林传记述了齐、鲁、韩三家诗，仲尼弟子传记述了子夏事迹，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了

5、关雎鹿鸣二诗的诗旨，说明司马迁读过当时解诗的有关文献，但他没有谈到毛诗，更没有只字提及子夏诗序。而现存的有关子夏作序的记载并不可靠。汉书艺文志最早提到子夏与诗序有关。但它说的是“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4(p.1708)。只是毛公之学“自谓”，恰恰说明于史无稽，不过是自我夸言，并且也只说“子夏所传”，说明子夏只是承旧之传人。郑玄亦有类似说法，毛诗正义中关雎序孔疏引北周沈重曰：“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5(p.269) 小雅常棣篇孔疏引郑志称张逸问：“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5(p.408) 现存史料这是最早明确说子夏作序。但是

6、，一、郑志所指是小雅常棣序，常棣序是小序。据郑志说，小序是子夏所为，而据郑谱说，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玄到底持哪一说？二、左传曾引富辰说谈到常棣篇的诗旨，以为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5(p.408)。常棣序说：“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5(p.407) 是说这里的“二叔”指管、蔡兄弟，据孔疏，马融则认为指“夏、殷之叔世”5(p.408)。如果真如郑玄所说，“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马融作为一代经学大师，并且为诗作过注，何以会不知道？何以会对圣人之说提出异议？再如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上疏：“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6(p.1500) 但是一，如果

7、子夏作有诗序，且当尚存，那么，徐防作为治经之士，当是看到，而不当仅是“闻”。二，这里说子夏“发明章句”，而郑玄说子夏所作的是“序”，“章句”和“序”并不一样，那么，子夏所作到底是“章句”还是“序”？至三国时期，吴人徐整和陆玑提出诗学传承谱系，中有子夏作序之说。经典释文序引三国吴人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2 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3 这也有诸多难解之疑问。一、毛公时为汉初，距三国已有四百年之久，何以从未有人说到这

8、个传承系统，何以时隔四百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详细的谱系？二、除子夏和毛公外，两个谱系几无一人名字相同；自子夏至毛公的谱系，一说为四代，一说为六代，何以如此相异？三、今存毛诗，周颂维天之命毛传有孟仲子之言，周颂丝衣序有高子之言，这个高子很可能就是徐整谱系中的“高行子”。又若依有人之说，传、序为一体，那么，子夏所作之序，何以会引高子、孟仲子之言？另外，孟子告子下说：“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而今本毛诗之小雅小弁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5(p.452) 两说全然不同。如果诗序确为子夏所作，高子果为子夏所授，为什么其说不但不本于诗序，反而与之截然相异，以至孟子说“固哉，高叟之为诗”呢

9、？四、陆玑说荀卿也是传人之一，为什么荀子书中不但一言未及，不但对子夏毫无尊崇之意，反而称子夏为贱儒呢？关于子夏作序，西晋南北朝以讫明清，还有很多说法。但两汉三国尚且无确证，年代愈远，只能愈多推测之词，沿用旧说而已，提不出可靠的根据。可信的解释，是诗序并不为子夏所作。反过来，假如子夏确曾作序，是否可能即是上博楚简诗论？答案也是否定的。先看郑玄的话。沈重引郑玄诗谱，说的是“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他说的应该就是他为之笺注的诗序，而不是这之外另有一个子夏之序。这一点，郑志说得更清楚：“此序子夏所为。”明确说的是“此序”，而不是别的什么序。从体例看，也不太可能。楚简诗论满篇是答问的语气，

10、篇中还大量出现第一人称“吾”。这应该是真实对话讨论的追录。它的论诗格式也非常自由、灵活，既有对诗的总体论述，又有对诗的篇章题旨的简要概括，还常常摘诗中某一章某一句而论。这样的格式，很像论语，它的背景，应该是有一位先生，一群弟子，他们在一起热烈地讨论问题，这应该是弟子根据先生答问讲解的内容笔录整理下来的“论诗语录”，不像是单独一作者操笔写下来的系统的诗论诗序或章句之类。再退一步说，子夏有没有可能和他的弟子讨论过诗，上博楚竹书诗论就是他们论诗的语录呢？似乎也不太可能。子夏在孔子门下之时不太可能。这时他只是孔子的弟子，讲解答问的是孔子，而不是子夏。孔子没后，子夏退居西河教授之时也找不到根据。礼记乐记

11、记子夏和魏文侯关于“乐”的对话，三次引诗论诗（引大雅皇矣、周颂有瞽和大雅板）。但子夏之旨在借论古乐提出顺天地行德政，说明乐与政通，引诗论诗是为了证其乐与政通之义，这和上博楚简诗论专门系统讲解讨论诗并不相同。从现存史料看，魏文侯以子夏为师，既因好儒，更为理政。礼记乐记和子夏谈“乐”，其旨即在问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张守节正义就说，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8(p.2203)。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也说“魏文侯师之而咨国政焉”9(p.222)。 既然旨在“咨国政”，关心的就只是与国政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章句训义问题，没有必要一篇一章地讨论解诗之义，像我们看到的楚简诗论那样。子夏教授于

12、西河，是否有人们传说的盛况，也有不少疑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但只说他“为魏文侯师”8(p.2203)。史记儒林传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8(p.3116) 似乎田子方这些人都是子夏的弟子。但是，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说：“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留学于墨子。”10(p.21) 就是说，田子方等人并不全是子夏的弟子。这条材料看来是可靠的。因为史记儒林传说田子方等人是“受业于子夏之伦”，“伦”者同类也，所谓“子夏之伦”，就是子夏同类的一些人，包括子贡、曾子、墨子，而不是指子夏一个人。可确证为子夏弟

13、子的只有段干木一人。西河三晋闭塞之地，文化相对落后，远不能和洙泗礼乐之乡相比。礼记檀弓上说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并指责他有三罪，子夏听后，不但无言辨说，而且“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11(p.1282) 所谓“离群”，是离开同学朋友，所谓“索居”，是散居而独处。可见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夏的境遇本来就不太如意，在孔门弟子中并不得势，只有离群而索居于困顿之地。境遇如此，当然欲收徒授业而能为之事有限。种种迹象表明，子夏在西河，远不可能有孔子收徒授业于鲁洙泗之盛况，也不可能像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自由问答纵论文学那样，讨论讲解文学，包括诗。既然如此，上博

14、楚简诗论也就不可能是子夏和其弟子论诗的语录。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既然不是子夏，就应该是孔子。这29支简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论诗的语录。简中6次出现的诗论作者合文字形 可以作“孔子”解。其理由，一， 楚竹书子羔的4支简和鲁邦大旱的4支简中同样字形的合文字就释作“孔子”。二、从楚竹书其他篇（如孔子闲居颜渊、子弓等）中“孔子”的合文字形看，上博楚简中孔子合文形体有数种变异，诗论篇的“孔子”合文，只是这数种变异合文中的一种1(pp.123125)。诗论的答问语录的论诗形式，和论语非常相似。如有学者指出的12，其中有些话的口气，只有孔子可以当之，如第6简的“吾敬之”，第21 简和第22简的“吾善之”、“吾喜

15、之”、“吾信之”、“吾美之”等。孔门弟子很难有谁有这种开宗树义的口气。二目前，国内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楚简诗论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从楚简诗论到毛诗序是一脉相承的7。本文的看法恰恰相反， 从现在所知材料看，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原始祖本，它们并不属同一诗说系统。它们解诗方法不同。毛诗序特别是小序是以史证诗，楚简诗论则重诗义而不重史实。比如小雅中十月之交、雨无政、小弁，毛诗序都说：“大夫刺幽王也。”5(p.445，p.447，p.448)节南山序：“家父刺幽王也。”5(p.440)小弁序：“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5(p.452)巧言序：“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5(p.45

16、3) 所作时代，因何而作，由谁所作，所刺为谁，都一一具体指实。而楚简诗论其第8简：“十月善諀言，雨无政、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文（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仁焉。小弁、考（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只是阐发诗之义，说这些诗有的善諀言即善批评诽谤之言，有的指斥上政之衰，有的则多对上不忠之疑心，有的并非恶言，尚有仁心存焉，有的所言为谗人之害，如此而已。至于所作时代，所刺为谁，由谁所作，则只字未提。又如风诗，毛诗序解邶风绿衣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5(p.297) 谁所作，何时而作， 因何而作，清清楚楚。但楚简诗论第10简只说“绿衣之思

17、”，第16简只说“绿衣之忧，思古人也”，其史实背景，并未提及。毛诗序解王风扬之水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5(p.331) 又是具体指实。但是楚简诗论第17简只说：“扬之水其爱妇悡。”“悡”，一说当作“烈”，一说当从说文作恨心解，或作“怠”字解，其意认为扬之水所表达的是爱妇怀归之情，或说表达妇人的离恨。楚简诗论此句不论怎么解释，都没有提及扬之水的史实背景。邶风燕燕，毛诗序解云：“卫庄姜送归妾也。”5(p.298) 人物：卫庄姜；事件：送归妾，具体坐实。 而楚简诗论第10简：“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第16简：“燕燕之情，以其笃也。” 看到的是燕燕诗

18、中初心不改，深笃专一之情，而只字未提具体何事。楚简诗论也有几篇诗，比如召南甘棠、大雅生民、文王、皇矣、大明、周颂昊天有成命，提到了史实。但是，这样的诗数量非常少，而且，这几篇诗的诗句本身就提到了史实背景，召南甘棠诗本身就明确说到“召伯”，大雅生民、文王、皇矣、大明、周颂昊天有成命这几篇诗，从诗句本身就可以明白地知道是写后稷、文王、武王之事，楚简诗论不过是引用诗句。不妨作个统计，楚简诗论论及小雅22篇，其中有17篇毛诗序指明史实，有5篇例外。论及国风33篇，其中26 篇毛诗序揭明史实，未标明史实的有7篇。而楚简诗论， 除前面提到的甘棠等极少的几篇之外，都没有坐实史实。楚简诗论和毛诗序（主要其小序

19、），一重在义，一重在史，明显是两个路数，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些诗的解说，楚简诗论和毛诗序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比如桧风隰有苌楚。楚简诗论第26简：“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从诗作看，当是以为作者自痛其有知有家有室之苦，而羡草木无知无家无室之乐，不能赡养妻子家室而自叹贫窭命薄。毛诗序则云：“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5(p.382) 以为此诗主旨在讥君讽世。这完全是两种理解。又如周南卷耳，楚简诗论第29简：“卷耳不知人。”现代学者李零和廖名春以为伤所怀之人不可见，故曰“卷耳不知人”1314。毛诗序则把诗旨坐实为“后妃之志”，进而说“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云云5(p.277)

20、，与楚简诗论差之千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郑风褰裳。毛诗序把它看作忧国忧时之作，楚简诗论第29简把它看作情人间的戏谑之词。比如王风采葛，毛诗序看作“刺”诗，楚简诗论第17简看作是赞美爱情之作。陈风宛丘、齐风猗嗟、曹风鸤鸠这三篇诗，毛诗序都认为是“刺”诗。楚简诗论则以为其旨在赞美。在这些地方，毛诗序似乎把楚简诗论完全撇在一边，我行我素，自解自序。这不应是传本对祖本应有的态度。至于有论者指出毛诗序和楚简诗论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材料有所分析判断。一、一些材料有待重新审察。比如，楚简诗论第4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

21、有罴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何如？”这一简的前半为解说风，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它的后半，即“民之有罴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将何如”数句，有论者以为后半数句也是对风诗的解说，并用来说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怎样一脉相承。这样理解可能有误。细察简文不难看出，这一简提出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组成并列结构。前一个问题问：“其用心也将何如？”接下回答：“邦风是也。”后一个问题又问：“其用心也将何如？”后文残缺，残缺的当也是答句，从前后文意判断，答句当是：“小雅是也。”把这一简的后半也看作是对邦风的说明，并没有根据。又比如楚简诗论第3简：“邦风其纳物也”，有论者以为这一句即毛诗序“发乎情，民之性也”。“其纳物

22、也”何以就是“发乎情，民之性也”？实在费解。二、分析问题应严格限定在直接有关的材料上。比如楚简诗论第2简：“（颂）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篪，其思深而远，至矣。”有论者引这条材料，然后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和礼记乐记的“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两条材料。引左传和礼记的材料，恐怕只能说明季札观乐、礼记乐记和楚简诗论有关，不能说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有关。又比如钱钟书管锥编概括“风”的三个层面为风谣、讽谏、风咏，引钱钟书这段论述，充其量只能说明管锥编和楚简诗论有关，恐不能说明毛诗序必然和楚简诗论一脉相承。同样的道理，分析楚简诗论所谈到风诗温柔敦厚的特征时，引礼记乐记的三条材料，至多只能说明楚

23、简诗论和礼记乐记有一致之处，不能说明和毛诗序相一致。三、对于毛诗序和楚简诗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相似，需要具体分析。关于风，楚简诗论第3简：“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圣（声）善。”“大敛材”之“材”可能不指人才，当如马承源校指邦风佳作。这一简是说，邦风可以博览风物，采观民情，汇聚邦风佳作，其言则文，其声则善。第4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逸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这是这一简的前半部分。对于这段材料，学者有不同理解。或以为此数句当作“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意指诗内容繁富，亲善百姓而使之宽裕13。或以为是说国风好像城之便门，得与四方往来， 虽贱民亦可自由出入

24、14 。或读作“诗，其犹旁门与？残民而怨之”， 以为意指读诗经可以周知四方之事，通达人情事理，犹四门洞开，居上位者若残民以逞，构怨于人，可以从国风诸诗观其民心15。不管哪一说，都是以为简文强调采风以观民情。这是楚简诗论对风的基本理解。而关于风，毛诗序值得注意的有四点：一，强调风政治教化和讽谏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5(p.269)将“风”比之为自然之风，以此引出风教之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5(p.271) 这说得更清楚， 对在“上”者而言是以“风”教化下民，对在“下”者而言，是以“风”讽谏上之执政者。具体风诗也作如是

25、观，“然则关雎鳞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5(p.272) 以为关雎鳞趾是表现周公自北而南的风教之化。“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5(p.272) 又是先王之教，风诗之主旨就是表现先王之教。因为讲教化，因此又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p.270) 二、提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5(p,271)。三，提出变风变雅，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5(p.271) 这是提出变风变雅。“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

26、之泽也。”5(p.272) 这是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四、提出“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5(p.272)。孔颖达解释：“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5(p.272) 就是说， 风诗反映的不是个人情绪，而是群体性的情绪，是一国诸侯之政，而其宗旨仍归于风化。这是毛诗序对风的基本理解。两相对比，可见楚简诗论只讲采风观俗，没有具体讲政治教化和讽谏，没有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没有提出变风变雅和止乎礼义，没有提出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具体立说实仍有甚大

27、差异。同一思想背景之下，对同一问题，有某些一致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即便处在不同系统，没有传承关系，也可以有某些共同之处。对诗的总体特征的看法，乃至在解诗时，提出“诗言志”等等，孔子之前春秋赋诗者这样看，孔子之后儒家这样看，道家等也都这样看。这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认识。有些问题，虽作品本身有些相关联的线索，但不能仅据此就断言两者必然同一系统，必然一为传本，一为祖本。关联性不等于因果性。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一现象，有论者这样解释：“因为竹简诗论的下葬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则竹简诗论的抄写应当更早”，“而今本毛诗序则是由战国末至汉初的荀卿、毛亨、毛苌等人

28、写定。在这二百多年间的流传过程中，语句出现变化是自然的”7。这其实大有疑问。一，上博藏楚简“时代均为战国晚期”，这是经过科学仪器严格测定的1(序，pp.12)，它的下葬年代只可能更晚，不可能更早。它只可能写定于下葬之前，不可能写定于下葬之后。科学仪器所测定的“战国晚期”，应当是竹简的年代，先有竹简（战国晚期），然后抄写，然后下葬，这恐怕是显而可知的事实。既然已有科学测定的结果，似没有必要自己主观去否定它，把它的年代估计成“战国中期”甚至更早。二、楚简诗论时代在“战国晚期”，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晚期，这一系的诗说在文字上还没有出入。有论者以为今本毛诗序由战国末荀卿写定，若然，则毛诗序的产生与楚简诗

29、论同时。即使由汉初毛亨、毛苌等人写定毛诗序，上距楚简诗论也不过几十年到一百年时间。如果它们属同一系统，何至于文字上面目全非呢？三、汉代经学包括诗学是严守家法师法的。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说汉代经学“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16。文字上一字一句的出入都不允许，更不用说面目全非，不用说在解说上有那么大的出入，不用说与师说背道而驰，变“美”诗为“刺”诗。再退一步讲，作为同一系统，作为传本和祖本，相距只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甚至可能同时，至少也应该有几处原文一致。但是没有！上博楚简出版之后，毛诗序的时代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有论者提出，以为诗序首序是周代乐教的文本，是周王室乐官在记录乐歌、采集风诗时，对诗歌功能、目的及性质的简要说明，产生于乐辞被编辑的同时(11)。对于这一论点，笔者仅就本文涉及的材料加以辨析。毛诗序不太可能产生于楚简诗论之前，周代乐教即使有文本，也不可能是今存诗序。今存诗序多有对所解诗写作时代和缘由的说明。这些如果真是周代乐教的文本，真是采诗时的说明，那么，这一文本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过，楚简诗论的作者不论是孔子还是子夏或是其他人，作为一个能够系统深入解说诗的学者，都不太可能不接触到这一文本。但是，如前文分析过的，楚简诗论对这些资料可以说只字不提。这不很奇怪吗? 难道这些资料能跳过楚简诗论的时代，而突然被后人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