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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俄罗斯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学术界关于俄罗斯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孙壮志、张宁、姜毅、李中海、高际香
1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我国的战略利益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该组织的关注越来越多，相关的论文和专著比较有深度。
一些学者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定位、发展方向、对外关系及具体合作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有助于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使用边环境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加强了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甚至巴基斯坦、印度的睦邻伙伴关系，突破外部力量的所谓“遏制”，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负起责任的大国。
在打击分裂势力、保证能源安全、扩大文化影响等方面，我国与其他成员国是有共同语言的。
我国是上海合作组织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但无意借此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
特别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投入。
我国是上海合作组织中经济实力和规模最强的成员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紧密程度也最深。
中亚国家希望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得到我国更多的帮助，来发展其经济。
我国积极提出倡议，不断推动多边经贸合作取得进展。
中方通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资金投入，逐步促进合作目标的实现。
在初期所选择的合作项目，实际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直接的益处，但却对一些经济落后的成员国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有利于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做法，表面上看我国承受了损失和风险，实质上同样有助于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中方主动在经济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根据长远的国家利益做出的决断。
因为我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是保持长期的睦邻友好。
此外，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具体实践来看，对逐步保障和实现我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确实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第一步是和长期对立的邻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有效维护了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边界安全；第二步是把安全合作提高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层面，找到了各方利益的切合点，真正改善了周边的环境；第三步是推动密切的经济合作，与这些邻近国家实现了互惠互利；第四步扩大政治和人文合作，增信释疑，确定长期友好的基本原则；第五步是在国际上相互支持，营造一种新的合作理念与交往模式，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我国的国际地位借此也稳步提高。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研究者认为，发展模式问题是上海合作组织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之一。
从根本上说，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主观愿望和努力。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存在明显差别，对外政策各有坐标，联系成员国的基础是“非政治化”的实际利益。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应以实际利益作为联系各国的纽带和主要推动力，制定共同的原则立场，但不强求外交政策上的一致。
该组织源于解决边界问题的需要，它融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于一身，而且其安全概念又不同于传统的安全概念。
这个组织地处特殊的地区，面对特殊的形势，要解决特殊的问题。
它形成于冷战结束之后，其指导原则和精神也独树一帜，与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有根本差别。
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该组织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这个发展模式不是现成和已经设定的，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去探索，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去修正和完善。
从实际情况看，上海合作组织应属于半紧密型的组织。
它是一个有宪章、有行动纲领、有执行机制的组织，有一致性和约束性要求，各成员国有相应的权力，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该组织在组织上的半紧密型形态和总体上约束性适中、张弛适度的特点适合自身的性质和参加国家、地区情况。
从纵向的角度说，海合作组织的组合程度应是动态的，即随着组织的发展，其紧密程度也应从低向高渐进。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的独特作用和战略定位。
研究者提出，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开始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大量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宗教层面的矛盾正在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早在“上海五国”时期，各成员国就在互信、协商的前提下，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
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上合组织的安全理念建构、组织机制建设和全方位合作实践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必须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以历史的纵深感和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上合组织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
从这一视角出发，上合组织就不应只是一个次区域的安全或经济合作组织，它应成为欧亚大陆繁荣、稳定、和平以及多元共处的“稳定器”。
未来一个时期，上合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向包括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多功能组织转变；二是要从一个以中亚为主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扩展，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吸收进来，使其成为一个欧亚区域合作共同体。
2独联体问题
独联体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地区合作组织，也是俄罗斯外交绝对优先的方向。
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直接涉及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俄罗斯作为一个有份量的大国的力量基础。
因此，独联体问题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对独联体研究较全面和系统的成果是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独联体十年》（郑羽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该书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独联体成立十年期间，该组织在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各方面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分析了独联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并探讨了该组织可能的发展前景和对地区形势的影响。
《独联体十年》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研究独联体发展和组织运转的专著，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惟一的系统研究独联体的专著。
它不仅填补了相关问题的空白，而且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独联体多边机制长期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在众多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其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和机能均缺少典型意义，因此，国内研究的重点不在该组织活动本身，而多集中在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大国关系对该组织影响两个方面。
从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这种研究特点又突出反映在关注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调整和独联体未来两个问题上。
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
《独联体向灰色区域演变——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危机》（许志新）；《评俄罗斯的新独联体政策”》（顾志红）；《双重挑战依然严重——俄罗斯与独联体》（姜毅）；《俄独联体政策新调整及其前景分析》（王郦久）；《独联体前景析论》（陈新明）；《独联体以及影响其走向的内部因素分析》（靳会新）；《“古阿姆”集团的演变及其对独联体的影响》（潘广云）等。
在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方面，学者们认为，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
是为了维护独联体的合作局面、拉住其他成员国，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向这些“兄弟国家”提供许多优惠；还是依据这些国家的政策、优先考虑俄罗斯自身的利益。
而2003年以后的“颜色革命”和独联体离心倾向再次加重，意味着俄罗斯在独联体正面临重大地缘政治失败，这种失败实际上源于其政策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政府开始推行新的独联体政策。
其核心是，俄罗斯将正视独联体地区多元化发展的政治现实，不再充当资助独联体国家经济、亏本提供能源的角色，同时利用各种手段向那些不愿与俄罗斯保持同步的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修改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加紧渗透的态势，俄罗斯在独联体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外交，加强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两大“核心圈”建设，力图稳住在这一关键利益地区的阵脚。
学者们认为，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新政策没有对拉近各国关系起到明显作用，在大趋势上，俄罗斯现有的手段也很难促使那些急于离去的国家回心转意。
在对独联体未来发展的判断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认为，独联体自成立以来一直被赋予维系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为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的重要使命。
但它同时是一个松散的、不定型的国家间组织，其十六年的运转活动表明，其行动能力低下，一体化进程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究其原因应该有三条：
其一，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在法律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独立、主权问题完全解决了，许多国家在经济、安全上还严重依赖俄罗斯。
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国家独立建国的道路并未完成。
在它们看来，从俄罗斯的“阴影”走出来是独立建国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真正成为独立国家的关键。
其二，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还未建立起新型关系，这些国家依然没有找到能考虑各方利益、能为各方接受的一体化道路。
俄罗斯在加强控制与“甩包袱”两个政策取向上的摇摆不定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其三，西方集团扩大冷战成果、抓紧时间在独联体地区打入楔子，进一步影响独联体一些国家的内外政策走向。
学者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在独联体面临着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双重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有恶化的趋势。
但是，学者们在对独联体未来的判断上略有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独联体能够在形式上得以保存，但成员国会各取所需地参加其中的经济或安全组织，呈现“速度各异、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局面。
另一种观点则较为悲观，认为独联体仍会事件频发，在一些国家退出（如格鲁吉亚）、一些国家成为联系国（如乌克兰、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后，独联体将名存实亡，分离和分解为小范围合作组织，从而变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灰色区域”。
3俄罗斯能源问题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高涨和俄罗斯重新崛起，国内外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还建立了以俄罗斯能源问题为重点的研究机构。
纵观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各类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针对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研究焦点较为集中，观点比较接近，其中大多为战略和宏观研究，主要聚焦在“能源机遇论”和“能源武器论”两个方面。
关于“能源机遇论”，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强大的能源工业为普京“强国富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高涨为俄罗斯经济摆脱危机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能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在俄罗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源是俄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能源产品的出口带动了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石油美元”大量流入俄国内，为俄政府摆脱财政困境、解决累积多年的社会问题创造了条件。
俄政府力图通过税收和关税及建立稳定基金等方式，使国家、企业与社会共享“能源红利”。
很多著作和论文都对《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进行了解读，认为该文件确定了俄罗斯国家能源政策的远景目标、能源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及发展方向，是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在能源行业发展问题上，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油气工业近年来获得了超常发展，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加大了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控制力，致力于构筑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油气工业格局。
俄政府通过“有选择性的国有化”政策，增强了油气工业中的国有成分，私营油气企业承受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
在石油出口关税等措施的影响下，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实物量呈现出下降趋势。
为了促进能源行业的长远发展，俄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向油气勘探领域倾斜，培育沿海大陆架及远东和西西伯利亚等新的油气主产区。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经济长远发展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对俄罗斯经济患上“荷兰病”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普遍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出口，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使俄罗斯经济原料化趋势更加明显，能源行业无法成为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俄建设强大经济的根本出路。
2005年以来，能源外交成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外交政策工具，俄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对乌克兰等国施加压力受到广泛关注，普京提出了争当“能源超级大国”的主张以及将能源安全列为2006年八国峰会主题，都显露出能源外交咄咄逼人的峥嵘。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点体现在以下一些方第面：
首先，俄与世界主要国家均建立了能源双边对话机制。
其中，俄欧能源对话尤为突出。
同时，俄美、俄中、俄日等双边能源对话与协商机制也正在发挥作用。
其次，俄罗斯利用多边合作舞台，大力推动多边能源合作，力图增强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话语权，提高其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其中组建“天然气欧佩克”和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受到普遍关注。
另外，俄罗斯加强了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控制，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俄战略性油气田，禁止外国公司获得对俄本国油气公司的控制权。
同时，俄罗斯能源企业与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近年来，俄罗斯探索国际能源合作新模式的一些做法引人关注，一方面限制《产品分成协议法》的适用范围，对参与产品分成协议项目的外国企业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广泛采用“置换模式”，以产品市场、资本和技术换资源使用权的做法可能成为俄能源国际合作的首选模式。
在俄罗斯能源发展及能源外交中，石油管道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发达的油气管网是其油气行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油气资源出口的重要通道。
美国等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一直力图修建绕过俄罗斯的油气管道，俄罗斯为保持油气大国地位及对油气资源和运输的控制权，则力图修建直达消费国的油气管道，俄美在此方面的较量引人关注。
俄为减少对油气管道过境国的依赖，争取油气运输自主权，正在多个方向新建或扩建油气管道。
2003年，俄罗斯单方面中止了中俄双方此前达成的修建中俄石油管道的协议，并在随后几年里，在远东石油管道走向问题上犹疑不定，引起了包括我国学术界在内的各方的关注。
2005年底以后，俄在中俄能源合作问题上渐趋积极，两国间的能源合作项目渐次展开，中俄能源合作现出可以期待的前景。
综上所述，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研究折射出了俄罗斯能源发展及能源外交的全貌，对我把握俄罗斯能源产业发展前景、扩大中俄能源合作、加强和巩固我能源供应安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由于能源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能源产业的发展涉及地球物理、石油化工、项目融资、经济核算等多个学科，微观研究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使能源问题的研究难度加大。
如何将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从宏观研究过渡到微观研究，使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成果更具有实用价值，是学术界今后面临的突出问题。
4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问题
最近，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人口安全及其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给予较大关注，基本观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代俄罗斯的人口状况。
当前俄罗斯人口形势可以称作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危机”，其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是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并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预期寿命同比缩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劳动力储备严重不足；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城市化进程出现逆转。
二是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成因。
与以往因为战争和饥荒等突发原因而引起的人口危机不同，本次危机是历史和社会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发端于俄罗斯居民生育行为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同时与苏联解体；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也有极大关系。
三是人口危机对俄罗斯社会的消极作用。
人口危机将影响俄罗斯民族的生存能力和俄罗斯国家的精神状态，严重制约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潜力、军事潜力的发挥，并不可避免地削弱其国际影响力。
此外，人口资源的枯竭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由结构性短缺转向全面短缺，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将极大地加重社会养老负担，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大量雇佣外国劳动力将会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
四是俄罗斯人口的民族构成变化特点及其影响。
俄罗斯人口的民族构成变化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斯拉夫民族和乌拉尔民族人口普遍下降；高加索民族和突厥民族人口持续增加；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在减少；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的人口在增加。
其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个别地区俄罗斯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人口民族构成上的本地化和单一化、宗教信仰上的伊斯兰化、文化取向上的去俄罗斯化。
可见，民族问题仍将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巨大而难以逾越的障碍，将直接影响未来俄罗斯的发展进程。
五是人口状况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在过去10多年中，尽管俄罗斯总体人口下降，但由于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变化滞后于人口下降的速度，因而使得适龄劳动力人口还在增加，其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劳动力人均社会赡养负担自然相应地下降，人口结构处于典型的“人口红利期”。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时期。
然而，这种局面已经面临着根本性的改变，俄罗斯社会正在由“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债期”过渡。
在此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中，随着劳动力人口的逐渐减少、社会赡养负担的逐渐增大，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将日益凸显。
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间的矛盾将在俄罗斯社会长期存在，并且会愈演愈烈。
六是移民政策。
俄罗斯政府当前的移民政策过于保守，只考虑吸收来自独联体国家的俄罗斯族人和讲俄语的原苏联非俄罗斯族人口，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
保守的移民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当前独联体国家像俄罗斯一样也面临着人口下降问题的困扰。
为了稳定人口和发展经济，这些国家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限制人口外流，它们不仅不会继续充当俄罗斯的移民来源国，相反有可能开始与俄罗斯争夺移民。
为形势所迫，俄罗斯政府必将采取更加积极的移民政策，包括放宽移民限制、拓宽移民渠道、开发新的移民来源等。
七是俄罗斯的人口前景。
目前，普京人口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财政补贴提高人口出生率。
但是历史经验表明，籍此来彻底制止人口下降是不可能的。
要想彻底改变人口下降的状况，就必须改革全社会几代人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首先是生育观，但这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
从长远看，要保持俄罗斯人口数量的稳定，唯一真正有效而且立竿见影的途径是大量吸收外来移民。
由此可见，俄罗斯的人口前景取决于俄罗斯政府引进外来移民的政策力度，取决于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接受程度。
八是俄罗斯华人与“中国移民论”。
当今，俄罗斯华人常住人口绝大多数处于俄罗斯社会的下层，并不构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华人融入俄罗斯社会的程度不高。
应当理性评价俄罗斯华人在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
尽管华人踏上俄罗斯国土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个人发展，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却有效地促进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往来。
他们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对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移民论”之所以在俄罗斯甚嚣尘上，其重要原因是俄罗斯个别议员为了拉选票而混淆视听，妖魔化中国，蛊惑人心，以及少数媒体推波助澜。
俄罗斯确实存在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但其程度并不像某些政客所渲染的那样严重，至于说到中国政府有组织地策划和推动向俄罗斯大规模移民则更属无稽之谈。
此外，中俄两国对“移民”概念的界定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的统计口径较中国要宽泛得多，俄方因此夸大了中国移民的数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31日第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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