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初稿 陈寅恪的中古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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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初稿陈寅恪的中古史
曲靖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初稿）
论文题目：
论陈寅恪对中国中古史研究的特殊贡献
作者：
丁宁学号：
2008041207
学院：
人文学院
年级：
2008级
专业：
历史学
指导教师：
程利老师职称：
副教授
日期：
2011年12月21日
论陈寅恪对中国中古史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贡献
摘 要: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将其学术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中
国中古史研究,并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线索,这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有系统、有方向的研究目标和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
他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古史理论体系。
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表明,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充分结合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是可以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的,这当然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前进指出了一条有希望的前进道路。
关键词:
陈寅恪; 中古史研究; 史学道路
一、陈寅恪的生平简介及主要成就
1、陈寅恪的传奇一生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文，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
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
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
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排行），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3]。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4]。
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
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3]。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5]。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同年入学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同船。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
“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
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
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
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
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
“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
“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
“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2、陈寅恪的主要著作
陈寅恪论著一览表①
年 代论 文著 作
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
1928《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
1929《元代汉人译名考》、《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
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本
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
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敦煌劫余录序》
1931《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蓟丘之植
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李唐氏族之推测》
1932《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斯坦因Khara-Khoto所
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壁校释序》、《南岳大师
立誓愿文》、《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
1933《支愍度学说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
1934《四声三问》
1935《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武瞾与佛教》、《三论李唐氏族问题》
1936《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朝之吴语》、《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
1937《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原》、《狐臭与胡臭》、《论李怀光之叛》
1939《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
尾》、《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
1940《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韦庄秦妇吟校笺》
1941《读哀江南赋》
194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1944《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45《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1947《元白诗笺证稿》
1948《读东城老父传》、《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
1949《魏志司马芝传跋》、《从史实论切韵》
1950《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崔浩与寇谦之》
1951《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952《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1953《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
1954《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韩愈》、《论再生缘》②
1956《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论东晋王导之功业》、《论李栖筠自赵徙
卫事》
1957《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1958《书魏书萧衍传后》
1964《柳如是别传》③
① 制表的原则是列出最能体现陈寅恪学术成就的论文和著作。
著作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陈寅恪最有代表性的
论文都收录在《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和《寒柳堂集》中,因此只选取了这三本集子中的论文。
《金明馆丛稿
二编》和《寒柳堂集》还包括了序言、审查报告、书信等文章,因为并不属于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不列入表格。
一般
说来,如果能够知道学术作品的开始和定稿时间,就可以对学者的研究兴趣做更准确的研究,而这是不太容易获悉的,所以
除了有特别说明之处,一般都是以作品的发表出版时间系年。
3、陈寅恪的学术声誉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
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但陈寅恪又强调:
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
“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
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
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2、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巨大推动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陈寅恪的治史重点及关于中古史的主要特点
1、陈寅恪的治史重心的变化
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国中古历史文学、宗教、西北史地和明清之际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
在中国中古史研究刚刚步入现代史学范畴时,他就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中国中古史理论体系,引导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近年来,陈寅恪研究受到学术界关注,他的各方面情况都引起了学人们的兴趣,①关于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研讨也在不断推进之中。
②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对陈寅恪创建中国中古史理论体系的外在学术环境关注还不够,因而造成对他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不够充分;同时,学者们多是采用平面的视角来考察陈寅恪的中古史理论,至于这一理论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则较少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陈寅恪一生的治学方向。
这在其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见表1）。
从陈寅恪的主要著作年表中可以清楚地反映陈寅恪一生的治学成果。
从1927年至1939年之间,佛教和周边民族历史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重点,一共有34篇论
文,占了这一期间他所发表的45篇论文的近八成。
尤其是在1932年之前,这些课题的研究几乎占了他学术论文的全部。
①1939年之后,只有他生前未曾发表的短文《魏志司马芝传跋》与佛教有关。
《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从题目看,似乎是一篇研究佛教的论文,实则是研究职官制度的。
②从表1中可以看到,陈寅恪1931年发表了《李唐氏族之推测》,这是陈寅恪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开始,一直到1958年《书魏书萧衍传后》为止。
所以,这里根据陈寅恪的学术论著尝试粗线条的划分方法: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到1930年代末,从事佛教和周边民族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代初到1950年代末,从事中国中古史的研究;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期,从事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作品,若从他整个中国中古史研究生涯来看,这两部著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他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向。
自从这两部著作开始,陈寅恪的论著多是通过对关节点的考证展示了宏观的历史线索,理论的构建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点。
虽然在四五十年代,陈寅恪也有一些以具体的考证为主的作品（如《元白诗笺证稿》）,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治学方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与1930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余英时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第1—19页）中指出,陈寅恪的整个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题是“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时间下限就是1932年;之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第三阶段是1949年之后,致力于“心史”的研究。
二、陈寅恪中古史理论体系的建构
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示出从东汉末年至唐代末年间的若干历史发展线索,并将这些线索有机地整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古史理论框架。
下面就来分析他的理论框架是如何形成的。
（一）历史制度演变与文化地域的关系
1933年,陈寅恪发表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
上文已经提到,在《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前,陈寅恪的中古史论文多是以具体问题的考证为主。
而《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时间跨度长,重在揭示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这与同时期陈寅恪的学术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从文章标题可以看出,陈寅恪着重从地域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天师道的发展。
滨海地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方士的故乡,神仙传说及其道术都起源自这一地带。
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很多政治事件都有天师道信徒参与其中,他们均来自滨海地域。
在陈寅恪看来,滨海地域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文化特性,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两种不同民族的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集海滨湾港之地”。
桑兵: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4页。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第10页。
桑兵: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38—140页。
陈寅恪: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见《寒柳堂集》,北京:
三联书店,2001年,第162页。
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
①家世与文化的关系是这篇文章的另一条线索,毕竟地域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通过人群（中古时代的家族）作为中间环节才能实现。
陈
寅恪在分析孙恩、卢循叛乱时就指出:
“孙、卢之所以为海屿妖贼者,盖有环境之薰习,家世之遗传,决非一朝一夕偶然遭际所致。
”②在其他与天师道有关的政治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家世的影响力,因而他又详细考证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信奉天师道的世家大族,这些家族大都分布于滨海地域。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进一步分析了中古时代地域、家世与文化的关系。
他将隋唐典章制度的渊源按地域进行分类,北魏北齐系、西魏北周系和梁陈系的制度构成了隋唐制度的三大来源。
东汉政权崩溃以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典章制度遂因此而分叉。
北魏北齐系和梁陈系的制度有着共同的底蕴,都是以汉魏晋和南朝前期的制度为基础的,只是因为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之间制度互馈减少,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西魏北周系的制度以胡族文化为主,并结合经过剪裁的汉族制度文物而形成的。
在这三个系统的制度之中,北魏北齐系对隋唐的典章制度影响最大,梁陈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西魏北周与隋唐的统治者来自同一个集团,但其制度很少被隋唐王朝吸收。
陈寅恪将隋唐制度的渊源分成三支,这正好与南北朝后期三个并立政权相对应,但他并不是单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确实存在的文化差异,才是他将隋唐制度源流作如是划分的关键。
这三个地域并不只是政治地域,同时也是文化地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要告诉我们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分裂,胡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华夏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而是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陈寅恪认为,正是因为世家大族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才使得华夏文化不至于失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洛阳的太学无法维持其学术中心的地位,“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地不可分离”。
③在中古制度文化变迁中,陈寅恪特别看重河西文化的作用。
东汉末年至西晋末年,一批士族避乱于河西地区,保存了华夏文化,“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
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
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精英亦得就以传授,历时既久,其学术文化遂具地域性质”。
④待北魏政权征服这一地区后,这些士族在北魏礼仪、法律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中出力甚多,为汉魏晋制度文化在北朝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
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⑤陈寅恪对河西文化的阐述,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认识,也为中古时代家族、地域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古时期学术文化的地方化和家门化,是陈寅恪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其理论体系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
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陈寅恪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述。
“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
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以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存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
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35·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①在进入南北朝后期之前,才学与官品更是共同构成
判别士族的标准,士族在学术文化传承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
在隋唐时期,家族、地域与文化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山东旧士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指出:
“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
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
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
”
（二）对种族与民族和文化影响的相互关系
在中古时代,各种族在地域上经历了大规模流动,文化上也产生了诸多碰撞,因此要了解中古
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能不对种族与文化问题有一深刻的认识。
陈寅恪提出:
“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③文化固然与种族有关,但两者之间并不重合。
北魏统治者和边镇的士兵虽然在种族上同属于鲜卑人,但在文化上有着不同的倾向,统治者积极汉化,而边镇则固守鲜卑传统,最后酿成六镇暴动,北魏政权倒台。
北齐和隋代都城修建的主持人虽然来自不同的种族,但他们都是北魏洛阳文化系统的继承者,邺都和大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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