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爱李商隐诗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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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爱李商隐诗初探
毛泽东喜爱李商隐诗初探
崔建飞
内容提要毛泽东喜爱唐代“三李”的诗[1]，本文试图理清他阅读李商隐的具体情况，理清他在诗词创作中对李商隐的借鉴吸纳。
这对我们探索和认识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的客观规律，具有启发性。
关键词毛泽东李商隐唐诗
一、毛泽东阅读李商隐的情况
毛泽东对李商隐诗非常熟悉，部分作品能熟背熟记。
据学者周谷城回忆：
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到旧体诗及李商隐，兴之所至，周谷城背诵李商隐《马嵬》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背到此，忘记尾联两句，背不下去，毛泽东便接口背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2]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学者刘大杰谈话，毛泽东问：
“《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
”刘大杰背出后，毛泽东慨叹：
“写得好哇!
写得好!
”[3]一位曾陪伴晚年毛泽东读书的工作人员回忆：
一次他给毛泽东读李商隐诗，读错一字，毛泽东立即纠正[4]。
毛泽东对李商隐生平事迹也有兴趣。
20世纪50、60年代的一天，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过一信：
“田家英同志：
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
”[5]
毛泽东还关注和参与李商隐诗歌研究。
他读《历代诗话》，关于李商隐《锦瑟》中的“锦瑟”解释，对苏东坡的“适、怨、清、和”说和其他几种关于“锦瑟”的不同解释，一路画了密圈[6]。
1965年6月和刘大杰谈到李商隐《无题》诗，毛泽东发表意见：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1975年8月2日，刘大杰为修改其《中国文学发展史》，致信毛泽东，信中说：
“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
”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答：
“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定语，暂时存疑可也。
”[7]这封复信离毛泽东逝世只有半年多一点。
毛泽东常以李商隐诗练习书法。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等[8]。
由于对李商隐部分作品烂熟于心，毛泽东能够随口化用其诗句。
1933年2月，毛泽东与妻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卧龙北山散步，贺子珍被路边腊梅吸引，让毛泽东看，他看后随口吟了两句：
“春心乐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
”[9]这第一句显然从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句化来。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在书上用各种圈、点、勾、画等标记。
每读一书、一诗，通常在书封面、诗标题前画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
在诗标题前连画几个小圈，表示对该诗重视或欣赏。
对诗中好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画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
据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其中“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即约200首。
毛泽东圈画李商隐诗30余首，约占他圈画“三李”诗的六分之一左右。
毛泽东圈画过多次的李商隐诗有《有感二首》、《重有感》、《锦瑟》、《夜雨寄北》、《马嵬》等。
还有《贾生》，六处圈画。
《北齐二首》、《隋宫》和《韩碑》，分别圈画三至五遍。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在标题上连画三圈，圈画五遍。
《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画着大圈、小圈。
读《随园诗话》（卷一）时，毛泽东对清人杨守知、尹继善集李商隐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为对语加了圈画[10]。
需要说明的是，张贻玖统计仅限于中南海故居藏书，不包括他住进中南海前的阅读，也不包括其后他在外地所读的书，张的有限统计仅作参考。
二、毛泽东诗词创作对李商隐作品的吸纳
毛泽东的《七绝·贾谊》，明显吸纳了李商隐咏史诗《贾生》。
《七绝·贾谊》全诗：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李商隐《贾生》全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七绝·贾谊》第一句“贾生才调世无伦”显然从《贾生》第二句“贾生才调更无伦”引化，毛泽东诗词注释家对此持一致意见。
两诗比较，风格较李诗刚健。
毛泽东另一首《七律·咏贾谊》，从总体看，与《七绝·贾谊》相似，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贾生》诗意的吸纳。
毛泽东写于1961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第二首最后两句为“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毛泽东诗词注释家均认为“一例氤氲入诗囊”句语出李商隐《李贺小传》。
李商隐在传中记李贺“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11]。
毛泽东也喜爱李贺，读过李商隐所述李贺的特色行藏，印象较深并加以吸纳，应合理。
至于毛泽东其他诗词对李商隐诗意的借鉴吸纳，注释家们发表了各自意见，摘录若干如下：
1.《蝶恋花·答李淑一》“寂寞嫦娥舒广袖”中的“嫦娥”——李商隐《嫦蛾》：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2]
2.《七律·到韶山》句中的“别梦依稀咒逝川”的“别梦依稀”——李商隐《春雨》：
“残宵犹得梦依稀。
”[13]
3·《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句——李商隐《瑶池》：
“八骏日行三万里。
”[14]
4·《七律·冬云》中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一句——李商隐《重有感》“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15]
此外还有一些，鉴于这类注释或可靠，或牵强，见仁见智，难做定论，兹不多录。
三、一点思考
1、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涉猎广，揣摩深，造诣高。
李商隐是唐代重要诗人，毛泽东阅读、吸纳他的作品，顺理成章。
然非所有唐代重要诗人，毛泽东都喜爱，如杜甫，毛泽东阅读吸纳其作品不少，但他1957年明确说：
“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16]又说对杜甫“不甚喜爱”[17]。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18]这就把杜、白和“三李”区别开来，毛泽东对“三李”诗表现出一种偏爱，一种特别的兴趣。
“三李”虽同属“搞点幻想”的诗人，但诗境各有不同。
“三李”中，李白诗境较阔大，刚质最多，与毛泽东诗词风格最接近；李贺次之；而李商隐诗境较委宛内敛，与毛泽东最不接近。
当代学者、作家王蒙指出，李商隐诗中描写的雨大都是细雨、冷雨、晚雨，给人的主观感受一是漂泊感，二是阻隔感，三是迷离，四是忧伤，并指出“李商隐的诗中当然没有毛泽东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与‘热风吹雨洒江天’”[19]。
除去时代、历史因素，毛泽东的个性、处世态度与李商隐相比差距更大，积极与消极，刚强与柔弱，对比分明，是“三李”中差距最大的。
毛泽东之于李商隐，一方面是强烈反差，一方面又有偏爱，有强烈吸引。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两者相通之处在哪里，“灵犀”在哪里？
这就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的阅读心理，另一个是李商隐诗歌的魅力。
2、关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
（1）阅读心理“经常有对立的成分”。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反复咀嚼范仲淹《苏幕遮》和《渔家傲》两词后写了一封谈读古典诗词的信：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
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
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
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
范仲淹的上两首，界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
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
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毛泽东对这封信郑重视之，特别嘱咐要女儿李讷也看一看[20]。
一位诗风以刚健豪放为主的诗人，会不会喜爱一位诗风以委宛内敛为主的诗人的作品？
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代表人物，会不会喜爱一位以写个人情怀为主的古典诗人？
毛泽东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毛泽东的“兼读”主张，既谈了他的阅读心理，即有时需要调整一下口味，也强调了他的艺术鉴赏标准。
只要是优秀的作品，例如达到了“苍凉又优美”的诗界，即使与自己风格不合，“基本上仍属婉约”，都“使人不厌读”。
对一个诗人“不厌读”的作品多了，就会形成喜爱心理，这里当包括李商隐。
（2）在高水平鉴赏家那里，不可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定于一尊。
毛泽东这封信，和他在南宁会议上关于反对“光搞现实主义一面”的说法，都是一位高水准文艺鉴赏家的阅读体会。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要有浪漫和幻想，现实主义有其所短，浪漫主义有其所长。
光有豪放一派不好，也要有婉约派，还可以有中间派。
光有杜甫、白居易不好，还要有“三李”。
毛泽东这些思想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懂得和尊重艺术客观规律，突破了当时苏联把文学艺术定于现实主义一尊的框框。
在文艺方针方面，他一贯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1951年，他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7年3月，他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当然他个人文学欣赏的趣味，更喜爱“搞点幻想”、带点灵性的作品。
李商隐的感怀、咏史、咏物诸篇，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绝丽，且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这样一个充满灵性、极富想象力的诗歌境界，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得以契合，且契合共鸣处较多。
诗人与鉴赏者之间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越是好的文艺鉴赏家，越能深刻参悟人生的复杂、艺术的精微，越能理解艺术生产的规律，越能领略艺术样式的多样性。
只要诗人在鉴赏家关注的领域发现发掘了新鲜的动人的情感，即使不甚合自己人生旨趣，仍然能被打动心弦。
心弦拨动之后，是咀嚼，是绕梁三日，是联想生发，是借鉴吸纳。
不同气质诗人之间的借鉴吸纳，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
如毛泽东把“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化为“春心乐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转无望沉沦为积极乐观；如把《贾生》引发为《七绝·贾谊》，加入刚健豪迈之气。
当然，对“不甚喜爱”的诗人也会有借鉴吸纳，如毛泽东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也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
这也是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思想在自己创作中的实践，是文艺创作客观规律的丰富性、复杂性的体现。
（3）毛泽东和李商隐对于探究人的心灵有共同关注。
文学是人学，是作家、诗人对人生样式包括对人的心灵探究的一种逼近“宇宙”、逼近“大道”的努力。
李商隐作品一大特色，便是对于心灵探究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对汉语言美感发掘和汉字运用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
李商隐有些抒情诗，在探究与描写人心灵世界上，甚为精彩。
如“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写青年人的受挫感。
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写离伤。
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写文人的一种阔大寂寥的悲哀。
如《赠刘司户蕡》中“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写对正直书生报国无门、蒙冤受屈的同情。
李商隐前后写了多首同情悼念刘蕡的诗，而毛泽东在1958年也写了《七绝·刘蕡》，称赞刘蕡为“中唐俊伟”。
又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是写爱情。
李商隐有大量的描述心灵世界的佳句传世。
毛泽东也擅长写人的内心世界，如写伤离的“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贺新郎·别友》），如写豪情的“踏遍青山人未老”（《清平乐·会昌》），如写爱情幻想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也是充分关注人的思想灵魂的革命家、政治家，还喜欢把文学作品运用到政治生活中。
作为比较透彻了解中国国民心理包括中国文人心理的毛泽东，他感知并赞赏李商隐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很自然。
（4）从政治上考察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现象，也有意义。
毛泽东是新中国政治领袖，他爱读“三李”一事，由何其芳先生在1958年谈古典文学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得以广泛流传。
在“文革”时期，它实际上多少缓解与校正了当时极左的文艺潮流。
这是有趣的文学现象，也是有趣的政治现象。
毛泽东喜爱“三李”，与毛泽东谈读古典诗词的信，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思路上是相通的。
毛泽东谈读古典诗词的信写于1957年8月1日，1957年6、7月份全国大规模“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毛泽东在“反右”高潮之后写了这封主张兼读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字，特别耐人寻味。
它至少表明，毛泽东仍然在沿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在深化思考。
在政治思潮出现反弹后，毛泽东是否有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上重申“双百”方针的想法呢？
因此，从政治上讲，从研究毛泽东，从研究党史、建国史的角度讲，关注与研究毛泽东喜爱“三李”，喜爱李商隐，也有意义。
当然，我们还不能把毛泽东的个人喜爱，把他生前未正式发表的意见，和他生前正式发表的意见等同看待。
正式发表的意见带有政治考虑、全局考虑。
个人喜爱对他的正式意见有影响，但个人因素占得多一点，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补充。
3、关于李商隐诗歌的魅力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风格、特点和艺术魅力，前已有述，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
（1）毛泽东诗词与李商隐诗在艺术某些层面上的相通性。
对任何一位杰出诗人的风格，都很难用“豪放”或“婉约”一个词概括周全。
婉约与豪放，或者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还可以用别的语汇比如现实与浪漫、积极与消极、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等等来概括。
但杰出诗人一般不止有一副笔墨。
毛泽东所谈“对立统一”，也体现在这里。
不懂婉约的豪放诗人，和不懂豪放的婉约诗人，都不可能成为杰出诗人。
此即概括的限制与偏颇。
对诗人风格的概括只是对诗人整体而言，具体作品又当具体分析，具体作品的具体句子又当具体分析。
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或恐是偏于婉约的。
《蝶恋花·答李淑一》或恐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
《忆秦娥·娄山关》是雄浑豪迈的，但如果把“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一句纳入婉约派的诗词中，也未尝不可。
当然从整体看，毛泽东诗词偏于豪放。
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很难称之为委宛内敛。
又如“不知腐鼠成滋味，猜疑雏竟未休”（《安定城楼》），比之毛泽东诗词，时能使人读出点《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味道，甚至能联想起《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某些句子。
毛泽东和李商隐艺术风格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仍然在艺术的某些层面上有相通之处。
（2）李商隐诗歌的咏史诗展示了另一道风景。
李商隐还有一副笔墨，就是他的某些咏史诗。
李商隐某些咏史诗深沉处往往显出尖锐、泼辣甚至洒脱。
“近闻开寿筵，不废用咸英”（《有感二首》），“甘露之变”后，唐文宗仍旧使用事变罪臣王涯厘定的《咸》、《英》乐曲，李商隐抓住了这个细节。
从政治角度分析，它可能是对于皇帝的一种嘲讽，倘若是，够尖酸辛辣；它也可能是对另一种政治信息的捕捉，并把这信息传出去，倘若是，也够聪明敏锐。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不正抓住汉文帝不重视人才这一问题的要害吗？
文人在政治场上失意，各有其因。
李商隐政治生涯无疑是失败的。
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他似显低能，与其咏史诗水准相去甚远。
他在牛李党争中摇摆，不像是脚踏两只船、猎取两派政治资源未遂，更像是稀里糊涂，不知所措。
说他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也罢，说晚唐“萧艾太盛椒兰少”也罢，说他眼高手低也罢，不管怎么说，李商隐的政治见识至少在他的书面语言上，是留下优良记录的，至于是否“凌云万丈才”另论。
书面上的政治财富，也是财富，也有资政价值。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袖，对《有感二首》、《重有感》、《马嵬》、《贾生》、《韩碑》、《北齐二首》、《隋宫》等读之多遍，关注、欣赏他的咏史诗。
又如宋代曾任宰相的政治家、诗人王安石反复吟“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认为“虽老杜无以过”[21]。
至于“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更屡被当代政治家引用来强调廉政问题[22]，这些都证实了其资政价值。
（3）具有“深度的形象世界”，是李商隐诗歌丰富性的又一体现。
王蒙先生有句话很精彩：
“只要是真正的创作家而不仅仅是主题先行的宣传家，他的作品里的形象世界的可阐释性就绝对没有被作者本人所穷尽，越是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就越是这样。
”[23]李商隐的即景诗、抒情诗甚至是专门写爱情的诗，被后人引用作政治和社会事业用途的为数可观，乃至家喻户晓。
当代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用“雏凤清于老凤声”（《韩东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来强调中国共产党培养年轻干部问题[24]。
20世纪60年代政治批判文章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喻境内外坏人声息相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被广泛用于称颂勤奋敬业的教师，用于喻写爱情的情形倒少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被当代用于提倡老年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夕阳无限好”（《登乐游原》）也是这样。
李商隐诗歌是一个“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它多种角度的可阐释性，它的“通情”与“通境”特点，充分展现了高度艺术性。
毛泽东爱读李商隐不是偶然的，这与人阅读心理的复杂性有关，与毛泽东很高的鉴赏眼光有关，与毛泽东文学阅读和创作的个人偏好有关，与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李商隐诗歌的深刻性、丰富性有关，与李商隐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巨大艺术成就有关。
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现象，对我们探索和认识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的客观规律，具有启发性。
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有大量的阅读，反复的阅读，并且达到喜爱之程度。
所谓喜爱，就是灵犀相通，相通处情思相融。
而毛泽东对李商隐诗的引用、化用、改用之妙处，也相生相照，凤翼双展。
诗心相通各不同，鉴赏者由阅读、激赏而浮想联翩，生发无限。
不同的鉴赏者有不同的联想，不同的生发。
毛泽东由之生发出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由之获得阅读的精神享受，乃至由之联想到国家的文艺方针，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爱读李商隐现象，也从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角度彰扬了李商隐诗的思想魅力、艺术魅力，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笔文学财富，也是一笔政治财富、思想财富。
毛泽东爱读并借鉴吸纳李商隐，也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创作功力。
当然，毛泽东阅读、吸纳李商隐作品的情况，喜爱李商隐的原因，毛泽东因之联想生发出来的诗情和思想，由于本文作者掌握资料和研究水平有限，对这一问题难以谈清、谈透、谈全，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1][16]参见陈华东、刘国华、黄书权主编《毛泽东推荐的古诗文》，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第89页。
[2][3][5][7][8][17][18]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309-1313页、第1276页、第1260页。
[4][6][10]参见张贻玖著《毛泽东和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第95页、第97页。
[9]参见胡忆肖、鲍晓敏、胡兴武编著《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11]参见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册第2265页。
[12]参见肖毅、胡敏编著《毛泽东诗词祥析及墨迹欣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
[13][14][15]参见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第239页、第299页、第259页。
[19]参见王蒙著《双飞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33页。
[20]参见《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卷第304页。
[21]参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页。
[22][24]参见王蒙著《王蒙说》，第195页、第199页。
[23]参见王蒙著《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页。
崔建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
原载：
《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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