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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性决策模型的批判与重塑
论理性决策模型的批判与重塑
公共政策作为管理不安全性以及保障公共利益的风险控制工具，任何公共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社会性后果，因此，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为重要。
好的决策是好的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更是其重要基础。
那么，如何作出好的决策？
这是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命题。
自传统理性决策模型诞生以来，公共决策理论以决策者的理性原则为基点，不断深化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来源于亚当·斯密早期理论中所逐步形成决策科学的初步思想，它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并舍弃一些次要变量以使问题的分析得以简化，从而形成有效的分析框架的理论模型。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为政策科学的公共决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基础，推动了公共决策理论的迅速发展。
作为科学理论的决策模型，必须要联系实际并对现实有引导作用。
从传统理性决策模型到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再到渐进决策模型，决策科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联系实际的基本观点和批判式发展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社会组织、社会利益日益多元，使公共需求不仅多样化而且更趋合理化，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科学化提出了新挑战。
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又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新要求。
社会的发展呼吁决策理论的发展，而决策模型的不断发展也是对社会现实发展的回应与反馈。
因此，本文在深入分析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要求，构建理性决策模型的新的内涵，提出理性决策模型的重塑。
一、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特征及受到的批判
（一）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也叫科学理性决策模型，它表明组织能够通过系统的计划、决策、选择、调整、补充以及预算来最大程度地表现他们的行为，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1]：
一是决策者面临的问题是可以从其它问题中分离出来的，或者至少可以作出有意义的比较；二是指导决策者的目标、价值或目的可以依据其重要性加以分类和排列；三是检查针对问题的各种方案；四是研究每一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开支和收益）；五是各种方案及相应的后果可以相互比较；六是决策者将选择那个最大限度地达到他的目标、价值或目的的方案。
该模型认为，符合以上程序和条件所作出的模型就是理性决策模型，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1.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理性[2]。
经济理性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人和理性人这两个假设。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它是最优化标准的基石。
理性人假设主要是推崇理性的绝对性，认为人在决策中能够绝对是理性的，作出符合最优化原则的决策。
它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另一基石和重要度量尺度。
正是基于这两点假设，才衍生了经济理性决策模型的具体内容。
2.传统理性决策模型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决策。
这一领域内的决策通常具有明确的可量化的目标或标准。
这就使得对不同解决方案进行比较有了可能性。
3.传统理性决策行为具有相对静态性。
它通常可能是针对以往的情况进行决策。
决策的过程一般也没有连续性。
因此，从动态的观点来看，这种决策行为是相对静态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模型更准确地说，应当称为经济理性决策模型。
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主要是批判了它的理性人假设过于绝对化；渐进决策模型则是从决策方式的角度入手，批判其决策行为的静态性。
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还是渐进决策模型都是与这种经济理性决策模型相对立的，其所作的批判也是很有价值的。
它们对于这一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备受瞩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蒙和林德布洛姆对它的批判。
西蒙由于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3]，，德布洛姆则因渐进决策模型而享誉全世界。
他们的成功使理性决策模型倍受非议，他们的批驳也成为了解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重要内容。
（二）西蒙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驳
西蒙认为理性决策模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组成[4]：
一是决策者知道所有同具体问题相关的目标；二是所有相关问题的信息都是可以搜集到的；三是决策者能辨别所有的选择，不存在无法辨别的选择；四是决策者能有意义地评估这些选择，即研究的结果并加以衡量和比较；五是所作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并扩大决策者指出的价值。
对此，西蒙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驳[4]：
一是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有有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搜集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二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有限的信息；三是决策者在有了有关决策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而不是等到万事俱备才行动；四是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性质和次序的影响；五是决策者的能力在复杂的决策状况中受到限制，具体情况是复杂的，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六是决策行动受到决策者过去经历的影响，这些经历是特定的，这是决策者的决策表现出局限性；七是决策行动受决策者个性的影响，个性不同，作出的决策也会呈现差异，因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会看出不同的“局部性”。
（三）林德布洛姆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驳 林德布洛姆眼中的理性决策模型主要包括六点内容[4]：
一是决策者面临的是一个既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与其他问题相区别，或者至少与其它问题比较，它是重要的；二是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各种目的、价值或目标是明确的，而且可以按照其重要程度加以排列；三是处理问题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为决策者一一加以考虑；四是决策者对可供选择的每一方案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调查研究；五是每一决策方案和它可能出现的结果能与其他方案进行比较；六是决策者将采用其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完成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的那一方案。
而林德布洛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驳[4]：
第一，决策者并不是面临一个既定的问题，而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所谓问题加以明确并予以说明；第二，决策分析并不是万能的，对一项复杂的决策来说，分析是没有穷尽的，有时或许还会造成错误，而且在现实的决策中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分析下去；第三，决策受到价值观的影响。
由于决策集团内部人士价值观的差异，一致的决策难以作出。
（四）对批驳的分析和思考
从上文可以看出，西蒙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驳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
一是决策者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二是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会受到信息的性质和持续的影响、事物复杂性的影响、自身以往经历的影响以及自身个性的影响；三是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常常是仓促的、激进的。
林德布洛姆的批判也反映了三点内容：
一是由于面临的是未定问题，而对它作出明确界定是困难的，所以理性决策是不可能的；二是复杂决策需要无限的决策分析，而理性决策由于有时间限制，因而其作用是有限的；三是价值观会影响决策者，使理性决策难以作出。
西蒙和林德布洛姆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驳的最根本的共同点在于理性决策模型过于张扬了理性和人的能力，以及在决策方式上的激进主义。
西蒙批判的根基主要是他的有限理性概念，揭示了理性的有限性特征，这是西蒙的卓越贡献，但他对于理性特征的揭示也是不完全的。
而林德布洛姆的重点是对决策方式的激进主义进行更为系统的批判，并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决策以解决这一问题，但他同时也带来了渐进决策方式与理性决策方式相对立的问题。
二、传统理性决策模型面临的挑战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似乎自诞生以来就是伴随着不断的批判而存在。
西蒙和林德布洛姆的批判开启了对它批判的先河，也是所有批判中最为世人所熟悉的。
西蒙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了理性的有限性；林氏的批判使人们对决策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批判都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型提出了挑战。
此外，这一模型还面临着更为深刻的挑战。
首先，从理论基础来看，随着人们对人性认识的深入，“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都受到了质疑。
人们相继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理论[5]。
社会人假设指出，人不是只有趋利需求的动物，也是有心理需求的人。
复杂人假设指出人具有多种需求，根据不同的情景，其需求和动机会有所差异。
这些假设的提出对经济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
其次，从应用领域来看，随着现实的发展，理性决策模型已经不再是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决策行为，在政治、行政、社会等领域，它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这些领域，进行指标量化，进行具体比较，显然具有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特征。
经济领域的量化可能相对简单，而这些领域的很多指标是无法通过数据来量化的，定量研究将案例抽象为数学变量，以便处理更大规模的案例群，发现其宏观特征和统计学规律[6]。
再次，从决策行为的性质来看，决策行为的动态性、复杂性已经大大增强。
经济理性决策模型，正如林德布洛姆所批判的那样，针对的主要是静态性决策，而其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应然状态，理性主义的过程分析总是将一种行为逻辑运用到底，而真实政治绝没有如此简单。
面临各种挑战，传统理性决策模型需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人们所共识。
不过迄今为止，这种共识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明确的阐述。
而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人们关于它与渐进决策模型的关系的讨论上，并且也主要是停留于旁敲侧击。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理性决策模型需要进行内涵创新。
三、从传统到现代：
理性决策模型的重塑
作为科学理论的决策模型，必须要联系实际并对现实有引导作用。
从传统理性决策模型到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再到渐进决策模型，决策科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联系实际的基本观点和批判式发展的发展观。
因此，本文围绕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内容，在概括和吸收前人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联系实际，回应现实发展的需求，重新塑造理性决策模型的内容。
这一决策模型与传统的相对，可以称为现代理性决策模型。
（一）现代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支撑理论大厦的基石，对于现代理性决策模型的构建，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的理论基础。
1.社会人、复杂人等理论假设的提出，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了发展或补充。
这使我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多个层面。
这一点发展的重要意义有两点：
其一，经济利益最大化不再是理性人在决策中所能够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二，衡量人的需求、人的目标、人的价值等尺度趋于多元化。
在理性决策中，经济理性不再是唯一可依据的标准。
这两点表明：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里面，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也是多元的。
经济利益不是唯一的利益，也不是最高的利益；经济理性不是唯一的理性，也不是最高的理性。
因此，用以界定问题和衡量方案质量的标准应当是多元化的。
这可能使问题界定和方案评估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但是却使理性驻留于相对层面，而不是绝对层面。
这一点是现代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石之一。
2.理性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扬弃。
西蒙的批判是对传统理性人假设的第一次背叛或否定，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理性的有限性。
但是现实中的理性远不止这一个特性。
它还具有局部性、动态性和现实性等特征。
局部性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阐明：
其一，它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理性。
其二，它是从局部的观点来看，才能称之为理性的。
其三，它是针对具体的个体而言的，并不是针对类的假设。
换言之，它是具体的个体理性[7]。
有限性是从理性的限度作做的概括，而局部性是从理性的横向幅度所作的概括。
动态性是指理性行为及标准可以根据情势的发展不断地调适和修正。
它是从纵向角度对理性特征的一种反映。
现实性是指理性决策应当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回应，并且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不是空想主义。
它是从理性的基础层面对其特征进行的概括。
具有有限性、局部性、动态性和现实性等特征的理性，笔者在此称之为实践理性。
因此，实践理性可以说是有限理性、局部理性、动态理性和现实理性的有机混合体。
它是现代理性决策模型的核心概念，也是它的又一理论基石。
（二）现代理性决策模型的主要内容
1.相对明确地界定问题。
现代理性决策模型认为，界定问题应当是具体的、相对的。
因为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现实的约束性。
认清这一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它表明，即使决策者能够搜集和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即使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即使决策者会收到自身和外界因素的影响，理性地界定现实中的问题仍然是可以的。
那么，这种相对明确地界定问题是有什么具体标准呢？
第一，明确的界定能够让人们认清现实状况。
当进行了这一界定之后，人们的认识不再是模糊的，而是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明确的界定能够帮助人们预测未来情势，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
第三，明确的界定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通过这三点，我们就能够动态地把握怎样才是明确地界定问题。
2.确定目标和价值。
除了界定问题，确定目标、目的和价值也是必要的。
它们是设计方案的一个基石，也是衡量方案优劣以及结果好坏的根本标准。
现实的目标和价值具有四项重要特征。
一是多元性。
在一项决策中，可能会有多重的目标和价值。
这些目标和价值构成了多元化的体系。
这是由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共同决定的。
多元性给目标和价值的确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是动态性。
目标和价值随着情势的发展是可以变化的。
这种变化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的。
因此，这种动态性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程度，但是也决非无法控制或预测。
正是这种动态性决定了决策的动态性特征。
动态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目标和价值确定的偶然性。
三是现实性。
这是指所有的目标和价值都是一定情境下的目标和价值，都是基于这些具体情景而产生的目标和价值。
脱离具体情景的目标和价值对于具体的决策是没有意义的。
目标和价值的现实性为人们认识和界定它们提供了可能性。
四是相对有限性。
具体决策要面临的目标和价值在数量上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有时甚至只会面对一个目标和价值，有时也只会面对两三个目标和价值。
当然，也许会更多，但是总体上说来，其总的数量必然是有限的。
因此，在具体决策中列出所有的目标和价值是完全可能的。
换言之，它为人们目标和价值的明确化提供了必然性。
总之，确定目标和价值是可能的。
另外，我们认为，对这些目标和价值进行分类和排序一般也是可能的。
尽管有些目标和价值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但是根据一些根本的价值，还是能够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衡量比较的。
这些衡量也并不必然是量化的，有时根据潜规则或潜意识就能简单地实现分类排序。
在有些情形下面临的特殊困难，也一般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3.设计方案。
在明确了问题所在，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和价值之后，进行方案设计也是理性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方案设计问题上，传统理性决策模型被批判的一点是：
它无法列出所有的相关方案，以供选择。
事实上，与目标和价值问题一样，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
似乎“所有”就是趋于无限大的概念，所有就是一切。
而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一个具体的问题，即使根据多元化的目标和价值来设计方案，其需要的数量也往往是有限的。
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也可能是更多，但不会是无限个。
因此，在现代理性决策模型中，主张具体情况下需要的方案总是有限的，总是可以为决策者设计出来的。
那么，多元化价值和目标会不会影响这种评估呢？
又如何对方案的优劣进行评估呢？
首先，多元化的目标和价值肯定会对评估产生影响，但是决不是致命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有这些影响的存在，方案的准确评估也是能够实现的。
这是因为多元化的目标和价值并不必然具有内在的相斥性，它们之间也有相容性的一面。
即使遇到相互排斥的情况，也一般可以根据更深层次的目标和价值进行选择。
其次，方案的评估一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
其一，好的方案必须是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的；其二，好的方案至少要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其三，好的方案能够最终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事物向好的态势发展。
4.结果比较。
在方案设计完成以后，一般要进行结果的比较。
这种比较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模拟的，因为比较有时只能在方案实施之前进行。
这种比较是对方案评估的一种重要手段。
方案结果比较一般有两个阶段：
一是结果的准确描述或界定；二是正式的依据一定标准的比较。
而这种比较又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
一是纵向比较，主要是看方案实施后给作用对象带来的变化性质，如果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则表明方案是成功的；二是横向比较，是看多个方案实施后效果的优劣比较，其中效果最好的就是最佳方案。
而结果比较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和价值。
换言之，既定的目标和价值是衡量方案实施结果的重要尺度。
5.最优化准则。
传统理性决策模型认为，理性的决策应当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既定目标和价值。
这一点受到了不少的批判。
西蒙还提出了满意标准用以取代最优化准则。
原因是最优一般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因素的存在使它的实现是几乎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里的误区和对“所有”的理解一样，对“最”字的理解也是存在问题的。
人们一般会将“最”的涵义设定于无限的范围内来理解，因此陷入了绝对主义。
实际上，正如很多既有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最优的概念是一个比较性概念，比较的范围也是具体的、有限的。
因此，这里的最优化原则，应当准确地界定为：
有限范围内的比较最优原则。
这样界定的基础就是现实主义。
另外，通过上述理论基础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最优化准则的内在标准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经济理性的最优，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政治理性、社会理性和文化理性也都成为最优化准则的重要内涵。
所以，在运用最优化准则衡量决策方案及其结果的时候，更多的因素都需要纳入进来。
尽管这种衡量评估会更加复杂化，但是也都是具有现实性的。
四、结语
现代理性决策模型认为，符合以上条件或程序的决策，可以称为理性决策。
可见，现代理性决策模型与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相比较，程序理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价值理性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代理性决策模型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发展在于一些根本的价值或理论假设发生了改变。
这些改变是一种发展，是在现实发展的基础上而完成的，是对现实发展的一种反映。
因此，进行这一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解释一些变化的现实，能够阐明一种既存的矛盾现象。
众所周知，渐进决策模型和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判是有道理，所以，这使不少人认为，它们与理性决策模型的关系是充满紧张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并不认为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只是紧张对立的。
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
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现实的发展导致了一些根本理论和观念的变化，这就要求只有突破原有理论，或者对原有理论进行一些内涵创新，才能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而本文正是对这一点的回应。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见，西蒙与林德布洛姆所批判的实际上是经济理性决策模型，也就是传统理性决策模型，因此，被人们认为与渐进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相对立的正是这一模型；而人们难以接受与渐进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相对立的实际上应当是指现代理性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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