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与乌江的渊源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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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与乌江的渊源小识
夜郎与乌江的渊源小识
郑荐
两千多年前的夜郎像一缕轻纱，曾经真实地掠过贵州这片土地。
当年的夜郎国国王，跟滇王一样，向汉朝使者发问:
“汉孰与我大?
”结果,“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使这个名少见经传的夜郎古国，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邻省都在争抢贵州“夜郎”的拥有权，那么,夜郎国的中心究竟在贵州哪里呢?
近来，细读田维华、肖忠明、刘渝安、秦礼显等前辈的相关论著，受益非浅。
诸多前辈的考释结果，让人信服。
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试着从五个层面进一步佐证，古夜郎国的中心就在乌江中下游。
一、夜郎归属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
提及夜郎，必然牵涉牂牁。
秦汉时期托管仲之名而作的《管子•小匡》记载：
“葵秋（丘，今河南兰考）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胙（一种祭肉）于桓公……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这是文献中关于牂牁古国的最早记录。
省史学会范同寿“关于牂牁的疑惑”一文说:
在“鬼方”消亡以后，古夜郎国出现之前，今贵州地区曾经有一个被称为牂牁的古国。
郑珍、莫友芝等人，根据《管子.小匡》的记载，认为牂牁是春秋时期南方的古国。
后世学者们描述道：
春秋时期的贵州被泛称为“南蛮”或“荆蛮”。
前有鬼方，后有夜郎，兴于春秋，亡于战国的牂牁国，借助中原战乱，向四周拓展势力，以至齐桓公称霸时，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
春秋之后，牂牁被南越和新兴的夜郎袭领其地，失势的牂牁国君被降削到夜郎旁小邑居住。
然而，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管子》一书，不可尽信。
《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记载：
“楚顷襄王遣庄蹻溯沅伐夜郎。
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
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牂牁”。
牂牁江在哪里呢？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并安抚西南夷，以后写下了《西南夷列传》，首次提到与贵州历史密切关联的牂牁江：
“夜郎者，临牂牁江。
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夜郎临牂牁江，可通舟船。
由于明清以前的典籍对贵州历史的记录过于粗略，特别是自晚清以来，人们受“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之说的影响，造成一些史料对牂牁江记载其说不一。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所列有乌江说、盘江说等。
但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史记》、《汉书》的记载呢？
清康熙时，贵州巡抚田雯著的《黔书》、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的《续黔书》、清代学者晏斯盛的《黔中水道考》、贵州学政洪亮吉《延江水考》都认定：
“牂牁江即今乌江”。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几次把牂牁江同镂零（大娄山）相提并论：
“故乃关沐，若（水）缴牂牁镂零山（牂牁江与大娄山、武陵山相搂相依）。
”“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清楚说明夜郎所临的牂牁江，不是一般的小河。
古人称双步为一步，按每步一米五左右算，这条江面的宽度应该在一百五十米以上。
在贵州，符合上述条件的河流自然是乌江，贵州省水利厅、林业厅提供的数据表明：
乌江年平均径流量530亿立方米，水量同黄河相当。
而南、北盘江的年平均径流量加起来，也只有173亿立米。
因为，不具备相对稳定且要达到一定水位的流量，以及相对平缓的河床这三个条件，显然难以胜任一定载重量的船只往来。
长江师范学院余继平、贵州省文联刘渝安、写《夜郎国志》的四川人罗家祥也是主张乌江说。
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乌江属于长江水系，不能直通番禺。
有人认为，牂牁江是现在的盘江。
前人对盘江中的哪一支属于牂牁江，本身又有不同的看法。
道光年间邹汉勋主纂的《大定府志》以红水河为牂牁江，认为“今红水江在册亨地可以行船，通番禺，是其证矣”；陈澧《西南水道考》以今北盘江为牂牁江；明万历年间郑旼《牂牁江解》把南北盘江合称牂牁江。
需要注意的是，北盘江的中、上游两岸陡峻，江流狭窄，不能行船，只有少数渡口可以横渡，与《史记》、《汉书》所记“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情况不符。
还有，发源于宣威的革香河、可渡河在今水城汇合，流经古安顺府的郎岱厅、永宁州，纵然有白水河、打邦河、宁谷河汇入，其江面宽度符合“江广百余步”吗，其水流量可以保证“足可行船”这一史实认定吗？
有人因此提出了疑问。
《三国志·蜀志》说得很清楚，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
“蜀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忠破牂牁，诛牂牁太守朱褒。
李恢自平夷至益州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接。
”
也有人认为，牂牁江是濛江。
明万历间贵州巡抚郭子章写的《黔记》说：
“定番（即惠水）有牂牁江”。
濛江虽可通达番禺，但涟江多为伏流，格凸河两岸陡峻，水流湍急，更难行船。
同样是这位郭子章，万历二十八年（1600）到思南府城中和山华严寺题下、至今还保存的一首史诗中，就有：
“山绕牂牁水满溪，五郡年前忆旧题”的描述。
还有人认为，牂牁江是都江。
清乾隆年间的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爱必达在《黔南识略》称“都柳江即古之豚水”，道光年间的贵州按察使吴振棫《黔语》云：
“遯江，今都江也”。
胡翯《牂牁丛考》说：
“牂牁江者，今贵州三合县（三都）之都江”。
史学家们考证，此江与蜀贾窃市、汉武发兵等史实涉及的方位不合。
因为秦汉时牂牁江流域已置郡、县设官。
晚清以来，由于部分学者认为牂牁江是南、北盘江，又据此设定离北盘江200多里地的安顺是夜郎首府，并且还“定调”说“牂牁江必非贵州东部诸水”。
由此导致200多年来，牂牁江被人们弄成了一条“糊涂江”，夜郎都城的归属也成为一个众说纷争的话题，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也打了折衷牌。
当代少数学人，也将“北盘江、红水河、黔江等，全长四千余里，误考为‘古总称牂牁江’”，这样的“折衷”既不科学、更经不起检验。
2011年第12期《艺文论丛》刊载王德埙“贵州夜郎研究二十年”一文，文章列出了当今值得注意的几种声音：
夜郎首府的认定分“临牂牁江方向”、“唐蒙符关方向”；围绕争夜郎都城这个热点，王子尧、刘金才出版的《夜郎史传》，坚持自己生造的“邑符津”之说，主张黔南说的（王义全）设定蒙江为牂牁江，公元前111年唐蒙杀夜郎王兴时，推测夜郎中心在今福泉的杨老寨。
文章说，曹波建议对贵州古墓葬、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不妨采用DNA鉴定。
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这里就其中几个不敢苟同的观点作一粗浅分析：
多家史料同载的“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怎么变成了“临牂牁江方向”？
还说“只是言夜郎国边界达到‘牂牁江’而已”！
不知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如何解释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在堪舆术已经成形的秦汉时期，人们多临江临河建州立郡的现象。
笔者认为，应该是夜郎的首府临牂牁江。
其二，“唐蒙符关方向”一说，为何省略史料记载的一个关键的“巴”字？
唐蒙出使夜郎，走的是哪条路呢？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从巴蜀筰关入’，《汉书》改作‘从巴符关入’。
为什么要改呢？
因筰关在今成都以西的汉源县，不属于巴，自古为蜀道通往滇国而不是夜郎国的路道。
《汉书》改作‘巴符关’，不变的是“巴”（今重庆）。
“巴符关”在哪里？
清一统志推测为四川合江，实际上西汉在今彭水置涪陵县，“涪”、“符”同音，“巴涪水”即今乌江，“巴符关”即当时涪陵的乌江山峡。
《水经注》也是采用《汉书》这一说法（引2011第6期《铜仁职院学报》第16页）。
其三，主张蒙江说的学者，推测前111年唐蒙杀夜郎王兴时，夜郎的中心在今天的福泉。
人们要问夜郎王到底有几个叫兴的名字，这与多家史料记载的“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斩夜郎王兴”显然相悖。
四、主张盘江说的，认为南越人回答唐蒙“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话是其理由。
这个倒装句的意思是：
“牂牁江的西北道”，指的是牂牁江的西北面经红水河，可以通珠江的番禺城下。
1995年9月成立的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实地踏勘了黔西南4个县市的240多个自然村寨，但是用作者的话说“尚无重大突破”。
这个考古结论值得坚持“盘江说”的学者思考。
相反在乌江流域的赫章发现了奇特的“套头葬”（后面还要说在沿河等地发现的大量文物）。
笔者认为，针对五花八门的新说，贵州省应尽快组成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对黔东北、黔北进行重点的考古调查，必要时采用DNA鉴定。
二、历代夜郎郡、县的行政区划及地方史书的记载，揭示了夜郎在乌江流域的沿革演化线索。
大家知道，自秦汉到唐宋时代，朝廷在贵州多个地方设置过夜郎郡或县。
首先要分清广义的夜郎和狭义的夜郎。
1985年版的《贵州省志》说：
广义的夜郎，是“南夷”的泛称。
《水经注》称的“大夜郎国”，有且兰、夜郎、鄨、同并、漏卧、勾町、进桑七侯邑。
狭义的夜郎专指夜郎国，“临牂牁江”，西有滇国，西南有钩町，南有漏卧。
《贵州省志》说，“今兴义地区或恐有部分属漏卧”。
夜郎王兴被杀后，其地归夜郎、谈指县。
其次，要弄准不同朝代设置的夜郎郡、县，这样，才能把后期的夜郎郡县同公元前27年以前的夜郎古国区别开来。
我们先来看历史上的“夜郎”：
秦国夜郎县
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国、苴国、巴国。
前311年，秦国“欲得楚黔中地，以武关之外易之”。
秦国夜郎县设置于此时，夜郎氏改对楚称臣为对秦称臣。
前223年，秦国灭楚国。
秦代，夜郎地区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象郡徼外之地。
刘瑜安考证的材料说,秦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置的县有镡成（今黎平）、毋敛（今都匀、独山）、且兰（1985年成书的《贵州省志.地理志》暂定为今天的福泉）、夜郎（今石阡，前219年设置，隶属象郡）、汉阳（今赫章、威宁）、鄨县（今遵义东）等六个。
《太平御览》引唐代梁载言“《十道志》说：
播州，播川郡。
秦夜郎县之西南隅”。
表明秦夜郎县治所在唐初播州之东北；而唐代播州属于秦夜郎县之西南一角。
秦末大乱，夜郎复国。
其国界“东（实际上应为南接）接交趾（今广西及越南北部），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
秦末汉初的七、八十年光景是夜郎国最强盛的时代。
西汉中期的夜郎县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
唐蒙与夜郎王多同达成借兵十万攻打南越等共识。
元光五年（前130年）在川南设犍为郡，作为经营“南夷”的据点。
元朔三年（前126年）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令犍为郡兼管。
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夜郎、且兰等部，设牂牁郡，辖今贵州及云南、广西一部分，郡治和都尉治均在贵州境内。
汉武帝建元年间，犍为郡只设南夷、夜郎两县，其余都为郡国。
夜郎县治所在鳖邑（郑珍、莫友芝认为在今遵义东），南夷县治所在且兰邑，后世误认为犍为郡都尉驻地是西汉早期的夜郎县治所。
这时的犍为郡虽然只有两县，实际包括西汉晚期犍为郡、牂柯郡、及武陵郡西部。
史料多是记载西汉晚期的犍为郡12县，造成后世学者忽略了这个认识夜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西汉晚期的夜郎县
《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都载：
元鼎六年 （前111年），汉朝攻打南越，多同夜郎发兵协战。
凯旋班师后，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
且兰国按兵不动，汉八校尉斩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随后，逐渐将大夜郎县及附属郡国地修成15县，仍属犍为郡。
又将犍为郡鳖县、夜郎县、平夷县划属牂柯郡，牂牁郡辖且兰、鄨、平夷（郑珍暂定为今天的毕节）、毋敛（莫与俦推断为黎平、都匀二府）、夜郎、同并、漏卧、钩町等17县，郡治且兰。
这是西汉晚期及东汉时的牂牁郡。
所以西汉晚期犍为郡12县，牂柯郡17县。
罗家祥等考证，西汉晚期的夜郎县，为西汉早期大夜郎县的最南角。
今安顺宁谷遗址一带，属西汉晚期及东汉时代的夜郎县。
此后大夜郎县和大南夷县分别被修成犍为15县、牂牁14县。
其中犍为郡鳖县、夜郎县、平夷县在西汉晚期划入牂柯郡，所以，西汉末年犍为郡12县、牂柯郡17县（当时牂牁郡管辖北起大娄山以北，南至进桑关以南地方）。
这一时期开始，夜郎国犍为都尉也移驻汉阳（今赫章可乐、威宁中水一带）。
东汉基本沿袭西汉晚期的建制。
晋代夜郎县。
《华阳国志》：
“晋元帝世，太守建宁孟才以骄暴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
刺史王逊怒，分鄨半为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
《晋书.地理志》载：
牂牁郡领且兰、夜郎等八县。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分牂柯置平夷、牂牁、夜郎三郡。
其中夜郎郡领夜郎、谈指两县。
洪亮吉《补东晋疆域志》云：
牂牁郡领且兰、毋敛等五县（引《贵州省志》）。
《水经注》的记载，夜郎临牂牁江，通广郁，通番禺，就是指这个西晋所设置的夜郎县。
唐宋夜郎县
唐天宝元年（742）改珍州为夜郎郡，领夜郎（今桐梓，从贞观十六年到北宋宣和二年废止，历时４７８年）等5县，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载：
充州治所在今石阡西，领牂牁、思王、平蛮等7县”。
唐代在新晃也设过夜郎县。
以上夜郎郡或县的建制变化,已清楚表明夜郎国的中心多在乌江流域。
秦国夜郎县为置换楚国黔中郡土地而建立，西汉中期夜郎县为汉武帝派遣唐蒙与夜郎王谈判后建立，与夜郎国关系最紧密的应该是秦国夜郎县和西汉中期的夜郎县。
三、乌江中下游作为夜郎国中心的历史依据
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在南船北马的中国古代，乌江是贵州重要的盐道、商道。
换句话说，千百年来，黔中内外物资多凭乌江贸易，主流文化多赖乌江输入。
战国时期，乌江是秦楚争夺黔中郡的战略要道。
《华阳国志.巴志》：
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侯，遂伐蜀，灭之。
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前303年，秦又使司马错率马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史记.秦本纪》说“前280年，司马错再次伐楚，夺回黔中”。
隋代的田宗显（582年）率陕、晋、陇的十大姓创建黔中地，隋大业二年（606）在乌江流域的彭水创建黔安郡（618年改为黔州），其子田世康在收复谭州（长沙）、渝州（重庆）后，就向乌江流域南部进军，公元630年改务州（今务川）为思州，步步为营，控制乌江流域的北部。
佛教文化也是凭借乌江这条黄金水道，溯江而上传播到贵州。
公元639年，侯弘仁开辟牂牁道。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载：
“唐武后垂拱元年（685），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谪居贵州三年，大布佛教。
在黔北、黔东建寺庙数座。
”这是史志关于佛教传入贵州的最早记载。
《思南府志》记载，在唐、五代时,贵州西部的‘乌蛮’来淇滩,武德四年,昆弥（今洱海）遣使经黔州（今彭水）到长安朝贡,以后多取此路…贞元九年（793）,南诏（今大理）异罗寻遣使由乌江经黔州到长安朝贡。
”这些史料足以证明,乌江水道在古代贵州的枢纽地位。
回到主题上来，《史记》、《汉书》均载：
“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柯太守陈立设计诱斩了夜郎王兴。
兴的岳父翁指和儿子邪务,集合22邑之兵反汉。
《元和郡县志》、《广舆记》也载：
“汉时，陈丘（立）为牂牁太守，阻兵保据思邛水（明弘治七年改为印江），汉将夜郎王（兵）数万破丘（立）于此”。
陈立发朝廷之兵,据思邛水平叛。
前26年夏，谈指被斩首，邪务下落不明。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引用了上述史料：
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后，兴的岳父等人不服，组织余兵并胁迫二十二邑的夜郎兵反叛。
陈立奏请汉成帝批准，在夷部地区招募兵源，和汉官都尉长史共同攻击翁指、邪务。
翁指以石筑墙，继续抵抗，“立使奇兵绝其饷道，纵反间以诱其众”。
到第二年的夏天，战事出现转机，“时天大旱，立绝其水道”，断其粮、水，迫使夜郎兵内讧。
“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说的是，陈立随后又用反间计，诱惑一些夜郎将兵捕杀了酋首翁指，夜郎兵还提着他的首级投降了汉将。
清代张澍《续黔书》讲：
“今石阡、思南为夷州之夜郎；今黎平、镇远为龙标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邓雀，东（南）接交趾，地凡数千里。
今人徒知遵义之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可见：
清代人们沿袭认为夜郎就是乌江流域，其它的说法属于新说。
产生新说的原因在于晚清和近代少数学者，没系统观察夜郎历史而误读了汉晋文献中关于夜郎的记载。
如“通番禺”，实际指汉晋夜郎县。
明.嘉靖《思南府志》载：
唐朝时，“招慰使冉安昌奏：
‘务川（今沿河）贞观四年（621）改思州,又称夷宁郡,领今沿河、思南、印江等地。
）当牂牁要道,请置郡以抚之’。
其后,思夷等州土地之辟,夷民之附。
田维华考证《汉书》、《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与《铜仁府志》记载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这话，换个说法就是“夜郎在铜仁西北”，这印证了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溯沅水而上攻打的夜郎国，就在铜仁西北面的思邛附近，而思邛正好是乌江流域。
其实，《三国志·蜀志》的记载，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盘江与牂牁江各是一条江。
还有，《后汉书.郡国志》说“夜郎，出雄黄、雌黄”，也说“谈指（郑珍推断在今天的兴义一带），出丹”，又引《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宛温县）县北三百里有盘江…此江有毒气。
钱坫《新校注地理志》认为，（宛温）恐在今兴义、盘县及云南沾益、罗平。
（引自《贵州省志》）
由于少数晚清学者误解了“道西北牂牁江”这句话，一段时间内又掌握了贵州的话语权，才有了《御批通鉴辑览》在“贵州以西”的误判、有了清《一统志》的推测，才有了赤水河至蒙江到红水河之说，甚至也就有了将沿河到榕江以东排除在夜郎国之外的界线。
直到2003年湖南举全省之力，宣称其西部为夜郎故土，沿河至榕江这条线，才又作为夜郎南北转运中轴线的地位重新浮出水面!
当代历史学研究员史继忠说“长期以来，人们把研究贵州史的重心放在（了）西半部，而于东部地区多有忽视”（《当代贵州》2012.14期）。
四、从史料叙述的方位顺序、民族特征看，古夜郎国的中心在乌江中下游。
北魏郦道元《水经•郁水注》记载了牂牁江的水道情况：
“郁水即夜郎豚水也。
豚水东北流迳谈藁县东，迳牂牁郡且兰县，谓之牂牁水。
”
《史记》载：
建元六年…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蒙乃上书说上曰：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
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
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公羊传》记载：
楚国是巴人建立三苗土地的国家，为巴、苗共同体。
商朝时期，夏朝王族的后代建立大隗国（鬼方），前634年被楚所灭。
鬼方的主体也是濮人，与夜郎类似，被楚所灭之前的鬼方，就是夜郎的前身。
《贵州通志》卷一350页载：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田佑恭）南开黔中，取牂牁夜郎。
成书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的《黔南田氏宗谱》也有“（田佑恭拿下）川东半壁、湖南一隅、夜郎全幅（土地）”的记载。
353—354页又载：
“大观元年（1107），番部长田佑恭入朝，置黔南路，始建思州（思南州）。
”
洪亮吉《延江水考》引《汉书.地理志》“牂牁郡鳖县”下，班固注云“不狼山，鳖水所出，东入延（乌江在唐以前称为延江,唐以后称巴涪水、涪陵江）过郡二（指牂牁、犍为）、行七百三十里。
”《水经》注：
“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东至牂牁鳖县，又东屈北流，至巴郡涪陵注更始水”。
郦道元注：
“温水，黯水并出符县，俱南入鳖水。
鳖水于其县而东注延江。
”（宋代的）《元丰九域志》：
知威宁州东北境，在汉为南广县地。
至宋时已为苗蛮所占，故云南广蛮也。
至大定、黔西、修文、开州、瓮安、余庆、石阡皆汉牂牁郡地，毕节、遵义又汉牂牁郡鳖县地。
《元和郡县志》讲：
黔州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长江，也称大江）；今考唐废播州在今遵义，费州在思南府界，思州即今思南、思州二府境，黔州即今酉阳州及彭水县等地）…黄宗羲今《水经》，田雯《黔书》皆以乌江为牂牁江…宋时也名巴江。
清代学者晏斯盛《黔中水道考》:
乌江即夜郎水…又东过修文养龙司北是为乌江,唐李士白流夜郎,有《乌江留别宗十六景》…又东得鹦鹉溪水,其西有石门,唐史载牂牁境内有石门山,此其是耶?
又有思邛水从印江西（应为“东”）北部郎溪流来注之。
罗家祥等人考证，战国时代，鳖人夜郎氏以“苴”为姓。
夜郎国有且同亭，即多同神庙。
而苴姓为古代巴人姓氏，这是关于夜郎国的主体为鳖人最为清晰的历史印记。
《华阳国志•南中志》：
“（夜郎）氏以竹为姓”，其实应该是以“苴”为姓。
《南史.夷貊传下》载：
“居武陵者有雄溪、满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 ”，亦称武陵蛮。
《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何沙滩考证，西汉晚期夜郎国灭之后，活跃在武陵山及临近地区的夜郎余部就是五溪蛮，而活跃在大娄山周围的夜郎余部就是涪陵蛮。
《史记》讲的唐蒙修道，略通夜郎，未通南夷。
此夜郎与秦夜郎县大致重叠，不在乌江以南。
何沙滩还考证，《安顺府志.沿革》：
“秦夜郎县与汉夜郎县异”。
汉武帝初设置的夜郎县在乌江以北，与秦朝夜郎县基本重叠。
且同夜郎和且兰夜郎，与仡佬族、土家族的生活空间重叠，今天土家族、仡佬族在贵州乌江流域的分布格局，与古夜郎国的势力范围重叠。
康熙二十七年（1688）出任思南知府的淮安人刘谦吉，在康熙三十二的“思南府志序”中写道：
思南府…牂牁有守，蕃部有长，非游宦也。
清雍正时，思南知府冯咏在“蛮夷司上渡记”一文中说：
自铜仁江口历提溪司二百余里，至郡得胜关、德水界之为蛮夷司上渡…即所称夜郎之要道。
《思南府志》点校本218页云：
唐武德二年（619）牂牁首领东谢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以其地为牂州。
贞观中南谢首领谢疆来朝，授刺史，以其地为庄州。
牂与庄皆思南地。
《印江县志》载：
隋开皇十八年（598），置充州。
充州故夜郎侯邑，牂牁都慰住地，今石阡东北、印江朗溪、缠溪是其属地。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牂牁郡。
武德三年（620）复充州，以牂牁蛮别部置平蛮、牂牁、辰水、思王（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改为朗水司）等7县。
《印江书法志》载：
十九年（599）置牂州，统牂牁、宾化二县，当时，印江与宾化北部毗邻。
2002年第10期《文史天地》引《辞海》记载：
“安史之乱中，李白因李辚的牵累被贬夜郎，中途便获释东还”。
数年之后，河北人李嘉祜来到了乌江，并且留下《送上官侍御赴黔中》这首诗：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
水声巫峡里，山色夜郎西。
五、从出土文物、人文积淀等方面看,也可以判定夜郎旧地的中心在乌江流域。
章武元年（221）改巴东属国为涪陵郡，南部置汉复县（治所今沿河），太康元年（280）涪陵郡治所迁往汉复县。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附周，置奉州，建德三年（574）改为黔州（治所今彭水境内）。
武德二年（619）置洪杜县。
乾元元年（758），由黔中道演变来的黔中郡复称黔州，领彭水、洪杜等6县。
嘉佑八年（1063）废洪杜、洋水、都濡、信宁四县为镇，并入彭水县。
从置到废历时444年的洪杜县，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明嘉靖《思南府志•拾遗》：
“弘治初年，有渔人于地名暮溪得一铜钟，约围四尺，柄有孔可贯如锋状，四面告有乳数十，乳各长寸余，叩之音有清浊，重可百余斤，类南和钟之制，篆文莫识……”
贵州省博物馆王海平等撰写的《务川大坪出土的秦国青铜器》：
“务川大坪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特别是蒜头壶它起源于秦，为秦人所创造，可能是秦人迁入黔中地区后遗留下的文物。
”
《印江书法志》89页载：
清嘉庆五年（1800）三月，思邛江北岸之尖峰山，岩崩出土一商代编钟，高4尺，直径尺许，中空呈椭园形，外着三十六钉，用铜、木物体敲击而现不同声音。
1972年县文化馆馆长令人（田兴邦）以大锤击碎，内见青铜（在场证人冯享铭口述）。
有人认定，明清和当代在乌江流域几次出土的周代编钟，70厘米高度的规格在古代不是谁都能够使用的，在这一带唯有夜郎王。
这个文物应该属于夜郎王室，是西南本土特别是乌江流域一带早期人文的重要见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印江天堂中学老校址门口有一块石碑,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镌刻的原牂牁郡入川辟路功德碑,碑文开头就讲明：
“牂牁天堂哨,地处边隅,路通川广,自康熙开设斯场以来……”（现存印江文管所）,秦礼显等人考证,这是迄今在贵州发现的唯一记载“牂牁”地名的清代碑记。
专家考证，1996年12月在正安务本堂附近大城寺出土蟠螭纹青铜甬钟（现存贵州省博物馆），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宫廷乐器。
明代思南记载出土的青铜甬钟与1996年正安出土的青铜甬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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