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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切论

王义然

一、何为反切

反切是我国古代注音方法之一。

历史上的汉字注音方法有直音、读若、譬况、扭四声、反切等方法。

其中，反切是可以独立使用的最重要的注音方法。

这种注音方法始于东汉，盛行于唐宋，是各类字书注音方法的主体，直至1918年注音字母（今改称注音符号）产生，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反切是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明读音的注音方法。

这两个用于注音的汉字叫做反切字，被注音的汉字叫作被反切字。

在实际注音中，两个反切字，前一个用于标注被反切字的声母，叫作反切上字；后一个用于标注被反切字的韵母，叫作反切下字。

反切注音的一般形式是在两个反切字的后面加一个“反”字，或加一个“切”字。

如《唐韵》注音有：

苦，康土切；见，古甸切；陆法言《切韵序》有：

支（章移反），先（苏前反）；东汉服虔注《汉书》有：

“惴，音章瑞反”。

因为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加“反”字或“切”字的目的是用作区分正文和注音文字的标志。

本来在唐代以前是“反、切”二字可任意选用的，习惯上多用“反”字。

自孙愐《唐韵》因圣上恶反叛而讳“反”字，故一律改“反”为“切”。

之后，人们多用“切”字，极少再用“反”字。

反切注音的基本要领就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

即在拼读被反切字的读音时，反切上字只取其读音的声母，反切下字只取其读音的韵母，用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合，构成被反切字的读音。

二、反切注音的基本原理及称谓

历史上，由于人们对反切注音实质的分析不够透彻，对“反切”这一称谓的解释也总是模糊朦胧，含混不清。

宋代曾参与编纂《广韵》的丁度等，在其编撰的《礼部韵略》（1037）中说：

“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

”宋元之际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1297）说：

“一音展转谓之反，一韵展转相摩谓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

”还有人认为“声”即是“反”，“韵”即是“切”，声韵相拼就叫反切。

这些解释总让人感到有些含糊其辞、牵强附会。

因为这些解释都没有把“反、切”二字的字义与这种注音方法的实质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

字音可以分解，一个音节可以离析为更小的音素，这是反切注音产生的客观基础。

用现代语音研究所使用的音节、声母、韵母这些概念去衡量，反切注音的实质（或称反切注音的基本原理）就是音节的重组。

很显然，人们在选择反切上、下字注音时，只要反切上字的声母与被反切字相同，反切下字的韵母与被反切字相同就可以了。

整个注音的过程，就是首先把两个反切字的声母和韵母像切瓜、切菜一样，让其声韵分离，然后一个取其声（舍其韵），另一个取其韵（舍其声），用所取一声一韵相结合，去构成一个新的音节，以表达被反切字的读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音节这个抽象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一种语音单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在人们的思维中，它既可以像切瓜、切菜一样，被分解成更小的音素，也是可以像组装机器一样，由更小的音素部件组合而成。

反切注音之所以有“反切”这一称谓，正是因为“反切”二字能较准确地反映从切分音节到重组音节的过程，直观、扼要地揭示这种注音方法的基本原理。

可以这样概括地说，所谓反切注音，就是取回（“反”即“取回”之意）切分音节被分离的音素，组成一个新的音节。

显然，把这种注音方法称之为“反切”是再恰切不过了。

三、反切注音原理在造字中的应用

音节重组的基本原理，在汉字注音中得到应用，绝非这一原理在国学中应用的唯一实例。

细析汉字构成可知，我们的祖先在制造汉字时便已使用这一原理，并用两拼法和三拼法制造了不少合音字和复合汉字。

如：

“并、半、布、奇、量”等，是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重、垂、奪、嫩、片”等，是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特、侯、舌、聒、瑟”等是带有合音偏旁的复合汉字。

有关这十五个字的注释，详见附件。

实际上，音节重组的原理，就是一种拼音原理。

合音字就是拼音文字，反切注音就是拼音。

只是由于当时人们受历史的局限，对诸如音节、声母、韵母等这样一些不能用下定义的办法来揭示其本质的范畴概念，还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的准确描述加以界定，更不能为汉字音节中的声母和韵母建立一套专门的符号系统，致使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长期处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思维状态。

所以，尽管人们很久以前在造字领域，汉代末期又在文字训释领域，心领神会地使用拼音方法，但在国学典籍中却找不到有关拼音方法的阐释。

其实，在没有专门符号系统的情况下，通过已有的汉字进行音节重组，是实现拼音方法唯一可循的途径。

所以，制造合音字也好，使用反切注音也罢，都是建立在人们对汉语语音构成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都凝聚着古人高超卓越的智慧。

那种认为先秦时期国人尚不能进行音理分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四、反切注音的先天不足

反切注音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存在一些自身克服不了的缺点。

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律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

由于介音的存在，使汉字音节的构成有两拼、三拼甚至四拼之分。

而反切注音却一律采用两拼法，这样，在分析整个汉语语音体系，确定声母和韵母的个数时，就会遇到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在声母和韵母个数上认识的统一，而且还会影响人们对声母和韵母分类划组的一致。

历史上，关于汉语声母、韵母个数多少的争论难分难解，人们编制的等韵图结构上的五花八门，都与在两拼法下如何处置介音有关。

另外，在诸如“子”与“即”、“此”与“齐”、“思”与“西”等尖音与非尖音的区分上，也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即”字属于尖音，《唐韵》注音为：

子力切。

“子”字属非尖音，《唐韵》注音为：

即里切。

这里，“子、即”二字互为反切上字，被视为声母相同，“力、里”二字韵母都只能是i，很显然，人们根据这两个反切，可以读“子”如“即”，也可以读“即”如“子”，不能正确拼读这两个字的读音。

五、反切注音与方音训字

笔者在《古韵研究》一书中提出“方音训字”说，反复论证和强调：

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

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论人们造字、训字还是用字，都只能遵照自己的方言语音。

而方言语音的一般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字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读音，所以，站在整个汉语语音体系的角度去考察，每一个字都曾经是多音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参与文字训释的学者，都会受到某种特定方言环境的熏染，都会有一些字的读音与众不同。

在进行字音注释时，他们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方言语音载入字书之中。

所以，虽然人们都对同一个字用反切注音，但所选用的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都可能不同。

这就是方音训字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字书中一字多音的现象随处可见，方音训字的例子俯拾即是。

如在《康熙字典》中，一个“风”字，就标注了“丰、分、方、蕃”等四个不同的读音，一个“敦”字则标注了“惇、顿、遁、堆、对、导、雕、豚、吞、团、准、俦”等十二个读音，这都是方音训字长期积累的结果。

所以，反切注音从产生那天起，就注定了它永远不能超越历史，摆脱不了方言的局限，总是受方音训字的社会现实所支配。

现实中，人们在翻阅字书时，见到有些反切注音与现代普通话读音不一致，说不清原因，就用语音演变来解释。

认为是语音演变使这些反切字和被反切字读音的声母或韵母发生了变化。

持这种观点者，基于对古代社会汉语语音状况的一种误解，总是到历史上去寻找标准语音，在文字训释上，追求一字一音。

看看现实社会，我们已经有了普通话这个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并由国家略带强制地贯彻了半个世纪，各种方言语音照样异彩纷呈，一个“人”字的声母就有“r、y、l”等好几个，加上韵母的不同，“人”字的实际读音在方言中会演绎出十几个。

在古代社会又怎么可能会一字一音呢？

六、历史上反切注音教学的难点

用现代拼音观点看，选择一个与被切字声母相同的字作反切上字，选择一个与被切字韵母相同的字作反切下字，就如探囊取物，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反切注音应是一种简单易学的注音方法。

但是，反切注音作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核心，却历来被称为绝学。

正如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所说：

“每每仕大夫论及反切，便瞪目无语，莫不视为绝学。

”许多问题，在一些职业学者那里尚且争来执去，难有定论，一般学子更是无所适从。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反切注音作为各种字书注音的主要工具，人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使用这种方法，而对于与之有关的声母、韵母、介音等概念却一直未作准确界定，连一个明确统一的称谓都没有，所以，在讲习这种注音方法时，就很难用语言文字把这种方法的本质及使用这种方法的要领阐释明白。

如由皇帝亲自为之作序，三十多名大学士五年才编纂成书的《康熙字典》，中有《切字样法》，是对照等韵图讲解反切注音的，原文是：

“切韵切字之法，如箭射标，切脚二字，上字为标，下字为箭。

出切定音于那母下，定在那母下取字，为之立标，以脚为箭，定韵寻标，中者便是。

”我敢说，就是现在的文科大学生，恐怕也很难根据这段文字理解反切注音的真正含义。

如“上字取声，下字取韵”这样简单明了的要领，直到有了现代声母、韵母概念，反切注音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们才概括出来。

其次是学界存在泥古守旧的倾向，僵死地看待古代语音，把一字一音的美好愿望当成历史的真实。

如对声母的标定，开始唐末僧人守温创制三十个，宋代学者又增添了六个，形成三十六字母，并把它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

后来已经有人认识到这种标定是不完备的，提出新的方案，但是学界却不肯采纳这些方案，竭力维护三十六字母不完备的初始状态。

如早在明代兰茂（1397～1470，嵩明杨林今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人，祖籍河南洛阳）所撰《韵略易通》（1442年），剔除了传统三十六字母中的重纽，抛弃了不明不白的清浊划分，归纳出汉语语音的二十个声母，并独具匠心地用一首《早梅诗》①罗列出这二十个字母的代表字。

这说明当时兰茂对汉语语音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完全符合汉语语音实际情况的。

但在清代编纂的《康熙字典》（1716）的三个等韵图上，却还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三十六字母。

许多学者把三十六字母看得很神圣，象卫道士一样维护其原貌。

对其重纽问题，一概用语音演变来遮掩。

对其清浊划分，又用国际音标去附会。

实践中，一遇到历史上反切上下字的选择与自己的读音不符，就惊呼语音演变，忘记了方言对文字训释的重要影响，把古代汉语语音研究搞得扑朔迷离，神乎其神，严重脱离了汉语语音实际。

注①《早梅诗》原文：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全诗二十字，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这二十字的声母是：

d、f、p、z、m，h、n、y、zh、k，b、s、w、r、g，ch、c、t、sh、l。

按声母表顺序排列起来：

b、p、m、f，d、t、n、l，g、k、h，zh、ch、sh、r，z、c、s，y、w。

声母中没有j、q、x，这是古代语音的实际情况。

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有两个来源。

一是来源于古代语音的g、k、h，二是来源于古代语音的z、c、s。

诗中“向”字的声母x，来源于古声母h，其注音应为hiàng；“雪”字的声母x，来源于古声母s，其注音应为siuě。

附：

古人用音节重组原理制造的表音汉字例字的注释

1、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并、半、布、奇、量”。

并，读音bìng。

“并”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八”、从“井”，“八”是声部，“井”是韵部，造字者用“八”字的声母b和“井”字的韵母ing合成“并”字的读音bìng。

半，读音bàn。

“半”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八”，从“卄”（90度旋转），“八”是声部，“卄”是韵部。

造字者用“八”字的声母b和“卄”字的韵尾an合成“半”字的读音bàn。

卄，同“廿”，读音niàn，义即二十。

布，读音bù。

“布”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币”、从“ㄨ”，“币”是声部、“ㄨ”是韵部，造字者用“币”字的声母b和“ㄨ”字的韵母u合成“布”字的读音bù。

ㄨ，古文“五”字。

“布”字的上部当属“ㄨ”字的变形。

奇，读音qí（kí）。

竒，“奇”字的异体写法。

“奇”字的上部为“立”字的异体写法。

据“奇、立”二字的异体写法，“奇”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可”、从“立”，“可”为声部，“立”为韵部，造字者用“可”字的声母k和“立”字的韵母i合成“奇”字的读音qí（kí）。

量，读音liàng。

“量”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里”、从“旦”，“里”是声部，“旦”是韵部。

造字者用“里”字的读音li与“旦”字的方言韵母ang合成“量”字的读音liàng。

“旦”字的韵母被视为ang，是受an—a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旦”如“宕”，形声字中存在的“赣戆、半胖、石宕”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汉代乐府中被人们称为《孔雀东南飞》的篇章中有这样的片段：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用“丹”字同“光、珰、双”谐韵，也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诗中的“丹”应读若“裆”，否则就不符合诗歌押韵的要求。

“量”字读音中的介音i来源于声部，属于介音从声。

2、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重、垂、奪、嫩、片”。

重，读音chóng，又音zhòng。

“重”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千”、从“土”、从“申”，“千”为声部，“土、申”为韵部，造字者用“千”字的声母c、“土”字的韵母u与“申”字的方言韵母eng合成“重”字的方言读音cóng（cúng）。

“申”字的韵母被视为eng，是受en―e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申”如“生”。

形声字中存在的“邻令、亘恒、勁巠、今仱”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重”字的声母被视为c，是受ch―c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重”如“从”。

形声字中存在的“豺才、创仓、彻切、衬寸”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由上可知，造字者所造，是重复的“重”，重量的“重”属于假借字。

垂，读音chuí。

“垂”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千”、从“土”、从“卉”，“千”为声部，“土、卉”为韵部，造字者用“千”字的声母c、“土”字的韵母u与“卉”字的韵母ui合成“垂”字的方言读音cuí。

“垂”字的声母被视为c，是受ch—c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垂”如“崔”（阳平），形声字中存在的“察擦、掺参、豺才、疮仓”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奪，读音duó。

“夺”字的繁体。

“奪”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大”、从“隹”、从“寸”，“大”是声部、“隹、寸”是韵部，造字者用“大”字的声母d、“隹”字的介音u和“寸”字的方言韵尾o合成“夺”字的读音duó。

“寸”字的韵尾被视为o，是一种方言特征的表现，这种特征由en─ei、ui─uo混读共轭传递关系所派生。

造字者读“寸”如“错”。

这与合音字“射、寽”及复合汉字“特”的构成相一致。

嫩，读音nèn。

“嫩”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女”、从“束”、从“文”，“女”为声部，“束、文”为韵部，造字者用“女”字的声母n、“束”字的韵母u与“文”字的韵母en合成“嫩”字的方言读音nùn。

“嫩”字被读为nùn，这种读法至今尚存。

“嫩”字的另一个方言读音lùn，是受读“女”如“吕”的n—l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

片，读音piàn。

“片”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丿”，从“┓”，从“丄”，“丿”是声部，“┓、丄”是韵部。

造字者用“丿”字的声母p、“┓”字的韵母i和“丄”字的韵母ang合成“片”字的方言读音piàng。

“片”字的韵母被视为iang，是受an—a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片”为“piàng”。

形声字中存在的“石宕、半胖、赣戆”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说文解字》注：

古文“及”字。

3、具有合音偏旁的复合汉字“特、侯、舌、聒、瑟”。

特，读音té。

方言读音tuó。

“特”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牛”、从“土”、从“寸”，“牛”是形旁，“土”是声部、“寸”是韵部，造字者用“牛”字表达“特”的字义──畜禽三岁为特，用“土”字的声母t和“寸”字的方言韵母uo合成“特”字的方言读音tuó。

从整体上看“特”字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已有的汉字“寺”，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土、寸”二字临时合成。

“寸”字的韵母被视为uo，是一种方言特征的表现，这种特征由en─ei、ui─uo混读共轭传递关系所派生。

造字者读“寸”如“错”。

这与合音字“夺、寽、射”的构成相一致。

侯，读音hóu。

“侯”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人”、从“矢”、从“丩”（翻转横置），“人”是形旁，“矢”是声部、“丩”是韵部，因为侯是人的一种社会地位，故造字者用“人”字表达“侯”的字义──古代五等爵位的第二等，用“矢”字的方言声母h和“丩”字的韵尾ou合成“侯”字的读音hóu。

从整体上看“侯”字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已有的汉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矢、丩”二字临时合成。

“矢”字的声母被视为h，是受sh─h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矢”如“喜”。

形声字中存在的“晌向、湿显、术訹、舌活”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丩，古文“纠”字。

舌，读音shé。

“舌”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口”、从“十”、从“丿”，“口”是形旁，“十”是声部、“丿”是韵部，因为舌是口腔一器官，故造字者用“口”字表达“舌”的字义，用“十”字的声母sh和“丿”的笔画名称“撇”的韵尾e合成“舌”字的读音shé。

从整体上看“舌”字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已有的汉字“千”，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十、丿”二字临时合成。

聒，读音guǒ。

“聒”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为从“耳”、从“古”、从“丿”，“耳”是形旁，“古”是声部，“丿”是韵部。

“聒”是耳的一种感觉，故从“耳”。

造字者用“耳”字表达“聒”的字义，用“古”字的读音gu和“丿”字的韵尾e合成“聒”字的方言读音guǒ。

从整体上看“聒”字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已有的汉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古、丿”二字临时合成。

瑟，读音sè。

“瑟”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琴”省，从“心”，从“丿”，“琴”是形旁，“心”是声部，“丿”是韵部。

造字者用“琴”字表达“瑟”的字义，用“心”字的声母s和“丿”字的韵尾e合成“瑟”字的读音sè。

“瑟”字是同时运用形声、合音两种造字方法复合而成的，从整体上看，是个形声字，但其声旁不是已有的汉字“必”，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心、丿”二字临时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