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源与《北京音乐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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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源与《北京音乐志》

姚思源与《北京音乐志》

姚思源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我国当代著名乐教育家，他在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音乐创作与作曲理论教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一位音乐史学家，在北京音乐历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著成果。

由姚思源先生担任项目负责人与主编的《北京音乐志》是北京市重点科研项目，属于《北京志》（共107册、154分志）中的一个分志。

《北京音乐志》是第一部专门记述北京地区音乐历史发展状况的地方性志书，时间跨度三千年，主要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表演团体、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音乐社团、研究所、演出场所、出版物等方面，着重记述了近现代北京音乐的历史发展轨迹。

该项目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在姚思源先生的带领下，编写组成员从制定篇章框架、收集资料、调查访问，到撰写初稿，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数易其稿，反复征求意见，可谓做到了系统、严谨、可靠、真实。

历时六年多的艰苦写作，202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音乐志》为考查了解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地区音乐文化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值与影响不可小觑。

笔者就《北京音乐志》的编写过程及相关内容对姚思源先生进行了两次采访。

高：

姚先生，您作为《北京音乐志》的项目负责人，请谈谈接手这一项目的过程，最初是如何组建编写组、分配编写任务的？

姚：

1994年，我离休后不久，接受《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编委会的委托，担任了《音乐志》的主编。

我接受任务后，得到了当时我校音乐系领导的支持与帮助，组成了共7人的编辑班子，成员有冯兰芳、孟维平、何惠生、张立德、高作民、刘蓉慧。

我担任全书概述部分内容的执笔，张立德负责第一篇“音乐作品”和索引部分，里面包含歌曲、合唱曲、民族器乐曲、钢琴及欧洲管弦乐曲、交响音乐、歌剧与舞剧音乐等体裁；高作民负责第二篇“表演团体”和第六篇“社团、研究所和演出场所”；孟维平负责第三篇“重要活动”部分，包括重要的会议、演出、学术研讨和评奖等；冯兰芳执笔第四篇“教育”，包括艺术院校、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育；第五篇“交流”由刘蓉慧编写，包括国际演出交流、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国际比赛、与港澳台的交流活動，后期由孟维平参与修改，第七篇“出版物”由何惠生执笔。

这几位老师工作都很严谨，朱广星当时是北京音协的秘书长、副主席，他担任副主编，主要负责联系文联、市里等工作，并帮着我一起统稿。

我们从收集资料和查阅文献开始，经过访问调查和小型的研讨，编订了框架，形成初稿后又经历了数十次修改，经三级审查，花费六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们编写组的成员在一起共同奋战近七年，在同事、朋友之情外，又增加了一种学术上的情谊。

高：

您是老北京，对北京有深厚的情感，可以说是近现代北京音乐历史发展的亲历者，对许多音乐事件都有切身的体会。

请您谈谈研究北京音乐历史文化的背景和意义。

姚：

我在北京生活七十余年，大多数时间从事音乐工作，然而担任此项重任，仍感到吃力。

但这又是一个继续学习的好机会，在编写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这也是一件为国家、为北京存史的好事。

北京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都曾在北京建都，至今也已九百多年，北京从一个地方行政、军事要地逐渐转化为政治文化中心，荟萃了很多地方文化。

近代许多政治、文化重大事件发生在北京，并影响到全国，我阅览过几种北京通史的出版物，感觉到记载的音乐文化事件寥寥无几，读后很不满足。

我长期以来关注中国音乐史出版的著作，感到近代许多发生在北京的重要音乐文化事件常常被融合于全国整体之中，没有突显出北京的特殊意义。

尤其是对1927—1949年这段时间，北京的音乐史研究很薄弱，人们关注的重点转向南京、上海以及后来的重庆和延安，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北平却常常被人遗忘、忽略，而这个时期的北平在战乱、动荡的复杂背景下，音乐文化却仍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有所发展，我很希望这份特殊的音乐文化资源不要被丢失。

我为能在退休后参与完成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甚感慰藉。

高：

接手这样一项工程庞大的任务项目，一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您是如何带领编写组成员克服困难的？

姚：

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什么是北京？

”北京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地域广，变迁多，如何从地域、朝代、民族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以规范限定我们撰写的对象和范围，成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分析三千年北京历史发展的脉络，先把北京弄清楚。

北京过去曾是西周的燕，战国时期秦国的蓟城，唐代的幽州，都是当时的边防军政要地，或诸侯封地。

而后八百余年，辽设南京作为陪都，金设中都，元称大都，以至明、清建北京城，逐渐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以汉族文化为主流的民族多元文化融合体。

各个时期，都有宫廷歌舞、民族歌舞、音乐、民间说唱以及后来的戏曲发展。

另外，音乐理论和乐律等方面的成果也影响了后世。

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的门户被打开，西方音乐，主要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音乐文化的成就融入，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融合，逐渐形成近现代新音乐的发展状态。

再一个，主要还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困难，我们编写小组里边，除了孟维平是搞音乐史的，别人都不是。

当时我们都提倡大家要重新学习中国的音乐通史，有几种版本的中国音乐史都看，看完了以后我有这样的感觉，关于北京音乐文化的内容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高：

的确，这个项目工作量非常之重，尤其在搜集资料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

听孟维平老师讲，您曾亲自带领课题组成员去拜访老音乐家，去探访北京音乐历史的遗迹，与北京市志书编纂委员会和北京市文化局的老同志一道组织各种规模的座谈会、研讨会，利用极为有限的经费，苦干六年多，终于完成了当代中国音乐理论建设中的这件大事。

姚：

对，搜集资料也很困难，文献各方面的资料也很有限，北京图书馆、北京博物馆，还有音乐家协会、音乐学院，凡是有资料可查的地方，我们都不放过。

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古都，好多事发生在北京。

可是音乐史写北京的也很少，过去大多数把北京的事件都分散到全国，把音乐史都分散了，我们还得摘出来，把它归纳到北京，梳理北京的音乐活动。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通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当代中国音乐》等著作，都是我们参考的重要文献，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在一般中国音乐史书中，常常把发生在北京的事件融合在一起，需要科学的分析、分离，还原于北京。

高：

我们知道，在《志书》的编纂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对历史材料进行客观、真实地记述，尊重历史，避免主观情感与评议，您是怎么要求编辑组成员的？

姚：

要完成这项任务，一定要搜集并分析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调查访谈资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

第一，没有充分的调查分析、查阅访谈，就没有资格、条件从事史志研究工作；第二，在评价、理解这些大量的文献材料工作中，个人的专业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起着决定作用；第三，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掌握以致取舍，不能局限于个人兴趣与认识，要真正尊重事实，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高：

翻阅这部《北京音乐志》不难发现，在内容编排方面，以近现代音乐历史部分为主，古代音乐部分从略，着重記述了近代以来的音乐历史文化发展事件，也就是您在书中所说的采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对吗？

姚：

对，那是当时北京市委对《北京地方志》一百多卷的总体要求，不仅是对音乐的。

“厚今薄古”，即着重写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音乐发展，另外从工作的难易程度来讲，也是近现代容易写，古代较难，尤其是在古代音乐史料方面难，观点也很难把握。

但是解放以后的不能都歌颂，比如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分层次写，该批判或该反思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北京志》全书“厚今薄古”的原则，我们开始了《北京音乐志》的编纂工作。

高：

您能跟我们简要勾勒一下近现代北京音乐的发展脉络吗？

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被迫打开，西方音乐文化主要通过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学堂唱歌课的开设等途径加速传入北京。

到了民国元年，北京被定为首都，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些北京新歌曲创作登上乐坛，内容上体现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科学的精神，比较突出的有赵元任，他的创作表现出了大胆的创新精神，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影响深刻。

萧友梅是借鉴欧洲音乐文化，创办专业机构的先驱者。

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建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还组织管弦乐队，举办音乐会，在北京期间，他还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

刘天华也曾任教于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他创作的十大二胡名曲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器乐曲的重要文献。

1927年他与曹安和、吴伯超等人组织发起的“国乐改进社”，提出了借助西乐，改进国乐的主张。

还有许多音乐家，像聂耳、孙慎、冼星海等他们创作的歌曲在北平广大群众中流传很广。

到了30年代，北平与外界的音乐交流日渐增多，一些国外知名音乐家来北平访问，举办音乐会、演出，有的还在中国长期居住，采集民间音乐，在创作中使用中国题材，探索中国风味的音乐创作，还有一些在北平的中学、大学任教。

北平沦陷后，日伪统治者曾推行一些反动歌曲，有企图麻痹人们的反抗意志。

当时北平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北师大都迁往内地继续办学，一些爱国的进步音乐工作者也都纷纷离开北平，但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继续开课。

1938年，日伪政权在北平另建北平师范大学，并设立了音乐系。

日本投降后，南迁学校陆续迁回复校，北师大音乐系、北平艺专音乐系恢复后，时常举办校内外音乐会，在北平的一些音乐家，也不断举办个人音乐会。

从1946年春夏开始，大量革命群众歌曲、苏联歌曲、秧歌剧以及歌剧《白毛女》选曲等，陆续传入北平，由李凌、赵沨主编的进步刊物《新音乐》也在北平发行，群众歌咏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许多大学、中学组织的进步合唱团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这些学生的进步音乐活动已成为当时北平文化战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盛况空前。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更名北京，此后，北京地区的音乐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音乐界人士欢聚一堂探讨新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群众歌咏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成立了各种业余合唱团，主要是传唱革命群众歌曲和苏联歌曲，还有各种音乐培训班以及《北京歌声》《群众演唱》等刊物。

在创作方面也了举办了各种群众歌曲创作评奖活动，像《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歌曲曾获得一等奖，后来流传的《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都出自在京的词曲作家之手。

这个时期北京的作曲家像瞿希弦、时乐濛、辛沪光、李焕之、张肖虎、吴祖强、杜鸣心等都创作了许多大型音乐作品。

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成立了相当有影响的表演团体，像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等。

另外，在北京先后建立的高等音乐院校有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在天津建校，1958年迁入北京）、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建院）、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解放后继续办学，到1956年合并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来又改成北京艺术学院。

这个时期，北京和外界的音乐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了。

总之，北京的音乐文化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文革”期间北京也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在北京的音乐院校也基本处于停办状态。

改革开放后，北京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的音乐专业会议先后在北京举行，北京的音乐创作也异常活跃。

80年代初在北京还出现了流行音乐，首先是从港台传来的通俗歌曲，后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谷建芬、王酩、郭峰、徐沛东等作曲家参与，产生了一批有质量的歌曲，形成了汹涌的流行歌曲大潮。

当然，北京这个时期的专业音乐院校都恢复了教学，音乐表演活动日趋繁荣，北京音乐文化对外交流日益活跃，北京地区各种音乐出版物也是繁荣兴旺，可以说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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