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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距离的类别成因及其传播特质
邵培仁、杨丽萍：
《论媒介距离的传播特质及其现象和成因》，《新闻爱好者》2012年7月上半月，第7期，总409期，第1-5页。
论媒介距离的传播特质及其现象和成因
邵培仁杨丽萍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距离既是有形的、可以测量的，又是无形的、难以把握的。
媒介距离主要包括地理距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不同形式的距离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影响。
在传播与媒介走向融合、走向多元的大背景下，媒介距离的传播特质，媒介内容、传播者及受众等各种传播要素之间复杂多样的距离关系，成为传播的重要因素而突显出来，传播全球化、网络化和商业化等媒介现实则是影响媒介距离互动效果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媒介地理学，媒介距离，地理距离，社会距离，心理距离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Simmel）首次将距离概念赋予了主观性的色彩，对个体自我与事物、他人、观念、兴趣等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关联的模式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距离”的实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主客关系，“距离”是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关系。
在对社会学、心理学、文艺美学、戏剧理论等人文社会学科中的距离概念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发现各学科对距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地理距离、社会关系距离和心理距离。
在对新闻学及传播学的理论梳理中，也可以看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虽然还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媒介距离”这一概念，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的确或多或少涉及了这一研究领域。
那么，在大众传播中，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媒介距离”这一概念，媒介距离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呢？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一、媒介距离的传播特质
在大众传播中，距离是普遍存在的。
所谓媒介距离，是指在传播过程中以文本为中心，在传播内容、事实、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所构成的不同距离的总称。
对大众传播实践来说，媒介距离不仅是一种影响媒介传播效果的因素，而且也是传播者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
正如利科所指出的：
“在我看来，文本更像主体间相互交流的一种特殊情形：
它是交流中间距的范型。
同样，它展示着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交流。
”大众传播正是依赖距离才产生并存在与发展的。
1、媒介距离的矛盾性
距离的矛盾性也称“距离的二律背反”（theantinomyofdistance）。
提出这一概念的英国心理学家布洛认为，“距离”的作用包含有两个方面：
“它具有一种否定的、阻止性的方面——切除事物的实际方面和我们对它们的实际的态度，以及一种肯定的方面——在这种阻止性的距离行动基础上提炼我们的经验。
”朱光潜对布洛的理论解释道：
在美感经验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中跳出来，一方面又不能脱尽实际生活；一方面要忘我，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经验来印证作品，这不显然是一种矛盾么？
事实上确有这种矛盾，这就是布洛所说的“距离的矛盾”（theantinomyofdistance）。
媒介距离的矛盾性，是指传播者、受众与媒介内容之间保持既出又入、不远不近、恰到好处的适度距离，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如果媒介距离太近，传播者可能会“熟视无睹”，无法从“陌生”的角度看待新闻事件，从而会忽略有价值的信息。
距离太近，也会遭遇来自本地的传播干扰和阻碍，影响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从而导致媒介内容的正常生产和传播。
彼地新闻媒体对发生在此地新闻事件进行监督批评性报道的所谓异地监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由于空间距离太近引起的利益风险，但本地媒体对发生在本地事件的集体“失声”，无疑又会威胁到本地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媒介距离太近对受众来说也是不利的。
一方面，媒介所传播内容与受众的空间距离越近，受众对事件的信息掌握得越全面，受众越容易对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
当媒介所报道的内容与他所掌握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受众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exposure）机制就会启动，即受众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将加以接触，而对于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
这时，媒体就无法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如果媒介距离过远，就无法看清细节、局部和个体特征，自然也无法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
对传播者来说，媒介距离过远会影响其对媒介内容的生产。
对于距离遥远的地方，媒体很难将记者及时派往事件现场；为节约成本起见，媒体也通常会使用国内外一些较大通讯社的稿件。
同时，记者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制度、习俗、文化、历史、语言等大都缺乏全面的认识，有些甚至带有偏见或排斥心理，因而容易在报道事件时产生偏差和误解。
2、媒介距离的差异性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媒介距离的差异性就是指不同的传播者和受众群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媒介距离和认知结果。
媒介距离的差异性主要是由受众或传播者个人所属群体的差异导致的。
受众或传播者接触媒介内容的行为虽然是个体性的，但这种活动通常受到他所归属群体的影响。
群体属性的不同意味着受众或传播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社会地位、价值观和信念、对事物的立场和看法、心理特点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他们对媒介内容需求、接触、反应的不同，即媒介距离的差异。
受众在接触媒介信息时并非不加选择全盘接受，而是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立场观点一致的信息。
影响受众选择性接触的因素除了个人偏好外，群体的价值和规范起着重要作用。
受众群体的媒介距离差异性不仅影响了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和反应，也影响着受众对媒介类型的选择。
例如，面对电视剧中的生离死别，许多女性观众会感同身受，潸然泪下，而男性观众则不以为然；青少年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而老年人更喜欢读报纸看电视。
媒介距离的差异性为大众媒介创造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动力，为媒介找准受众定位创造了条件。
3、媒介距离的可变性
当我们将传播者和受众视为群体时，我们看到了媒介距离的差异性；而当我们将受众视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时，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对象在保持媒介距离方面是有区别的。
媒介距离的可变性是指同一个受众或传播者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媒介距离是不同的。
媒介距离的可变性既可以因个人保持能力的大小而变化，也会根据对象的特性而变化。
受众或传播者的兴趣、爱好、个性、价值观等因素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此外，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人生阶段，所经历的遭遇和所受的教育也会不断变化。
处在不同阶段的人们面对即使是相同的传播内容时，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距离。
一个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很难体会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中的“办公室政治”，而当他迈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才能深刻理解，甚至成为其职场生涯的“教科书”。
受众群体会随着社会环境或群体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群体价值和规范的变化，导致受众群体的媒介距离变化。
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感觉：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
媒介距离的矛盾性、差异性、可变性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在某一特定时刻，媒介距离的矛盾性、差异性、可变性处于适当程度，使主体保持在一个适度媒介距离时，就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二、内容、传者与受众三者之间的距离形变和形态
就媒介距离的内涵而言，我们认为媒介距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
传播内容与事实的距离、传播者与传播内容的距离以及受众与传播内容的距离。
1、传播内容与事实的距离
大众媒介组织制作的传播内容与真实世界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它是经过了传播者、媒体和管理机构的过滤、加工和把关过的现实，它只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不可能完全再现或反映真实世界。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理论和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像”（simulacrumandsimulation）理论，就充分说明了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李普曼认为，现代人由于实际活动范围和时间经历的有限性，不可能对与他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人们只能通过媒介机构提供的信息来感知超出亲身经历以外的事物。
而媒介机构所提供的环境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即“拟态环境”。
鲍德里亚将现代社会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称为“仿真”和“拟像”，认为这是用“虚构的”或模仿的事物代替“真实”事物的过程，也就是将电子或数字化的影像、符号或景观替代“真实生活”和在真实世界中的客体的过程，于是整个世界形成“仿真流变”，到处漂浮着丧失了意义的能指。
传播内容与事实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有许多，比如语言符号是有限的而现实是无限的，语言符号是抽象的而现实是具体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传播者与传播内容之间存在着理解与表现的距离。
2、传播者与传播内容的距离
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由许许多多媒介从业者创造和生产出来的，媒介从业者在内容的制作过程中，既面临着自身与事实之间的距离，从而导致传播内容与事实的距离；而在传播内容制作出来以后，又存在着传播者自身与文本之间的距离。
首先，传播者由于其自身的学识经验、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原因，对事实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会融入传播者制作媒介内容的各个环节。
同时，大众媒介制作内容时还要经过编辑、主编、导演等“把关人”的加工甚至改编，这些不同的传播者在媒介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会与文本产生疏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播内容与事实之间的距离。
其次，传播内容制作出来进入传播过程之后，文本就脱离传播者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而传播者也就与文本之间从此存在一定的距离。
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媒介从业者创造媒介内容的过程与艺术家创作时的过程非常相似。
一方面，他们必须直接把自己最切身的感受融入作品中；另一方面，他们在创造过程中又不能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必须把内心的感受客观化，与自己的情感保持一定的距离。
2006年世界杯“黄健翔解说门”事件中，黄健翔就是因为过度沉溺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对，最终迫使他离开了央视足球解说员的岗位。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是不一样的，对于媒介从业人员来说，他的职业角色往往被认为是“前台”，而生活角色是“后台”，媒介从业人员应该把度好前后台之间的角色转换。
对此，法国心理学家德拉库瓦说的好，“感受和表现完全是两件事。
纯粹的情感，刚从实际生活出炉的赤热的情感，在表现于符号、语言、声音或形象之先，都须经过一番返照。
”传播者特别是记者在制作媒介内容时的情感应该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他必须与媒介内容保持必要的距离。
3、受众与传播内容的距离
受众与媒介内容之间也存在地理、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受众在接受媒介内容时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差。
受众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的接受理论表明：
面对相同的媒介内容，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反映，有时人们甚至会对同一条新闻采用逆向的对抗性的解读，完全背离传播者的本义或意愿，使传播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2011年2月，媒体误报了江苏省响水县化工厂“爆炸”谣言，结果引发上万人逃亡，当地政府向媒体表示要立即全力调查谣言制造者，而有些观众对此新闻的解读却是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和管理上的缺失，想逃避责任，这大大出乎政府的意料之外。
受众如要更好地理解传播内容，一方面要从实际经验中跳出来，不能完全依赖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实际，需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印证媒介内容。
如果受众对传播中的内容非常陌生，他会不易理解；但是，如果媒介内容过度生活化，与受众的生活太贴近，又会因缺乏新鲜感而造成信息接受的疏离。
因此，让受众与传播内容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是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
英国学者布斯曾在《小说修辞学》（1956年）中提出叙述距离的概念，他说：
“任何文学作品——不论作家创作作品时是否想到了读者——事实上都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兴趣层次,对读者介入或超脱进行控制的精心设计的系统。
”也就是说,有效控制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对读者实现了有效的距离控制，读者与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才能形成，读者才能最大限度地接受文本。
三、时空距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特点及成因
媒介距离存在于大众传播活动的各个关节，存在于传播内容、事实、传播者和受众等多个层面，是构建传播关系的基础。
按照媒介距离涉及的不同层面，可以将其分为：
时空距离、社会距离（社会关系距离）和心理距离。
媒介距离的这三个层面也不是完全脱离的，时空距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三者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建构出媒介距离。
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三种距离，是形成和谐的传播关系、实现理想传播效果的重要条件。
1、时空距离
时空距离即大众媒介的传播者及其传播内容与受众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地理距离，不同的时空距离会使受众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
在媒介地理学中，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基本概念。
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观念发生了改变，地方不会再因物质距离而显得遥远和陌生，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新的课题：
传播者与受众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在传播活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报道新闻到播出节目，既无空间距离，也无时间距离，原本存在于二者间的不同地域的空间距离和采、编、播、录、放全过程的时间距离都被压缩到近乎零的极限。
时间距离是指大众媒介的传播者和受众对所传播的信息在时间上存在的差异程度。
其中包括传播者发布信息与受众接受信息、事件发生与受众接受之间的时间差等。
事件发生、传播者发布信息、受众接受信息这三种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这三者间的时间差距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大众媒介作为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
任何国家的大众媒介都要受到本国政治、法制和行政管理，一些违背当时社会制度、文化、法律规定的内容会受到禁止。
这就涉及到新闻传播中的“时宜性”问题。
时宜性是指新闻报道的最佳时机。
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局部和整体、眼前与长远、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认知不一致，在决定新闻事实的取舍和发表时机时会存在一些矛盾。
影响大众传播中时间距离的因素主要有媒介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传播者的专业素质、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十多年后，作者陈锡添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两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两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原因之一作者说是“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其实是时宜性问题，因为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真的刊登出来也许会引来“狂风骤雨”。
因此，媒介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会影响时间距离。
传播者的专业素质是影响时间距离的另一个因素。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记者和编辑对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新闻敏感性，碰到好的报道时机就立即采写，立即发稿；还要求他们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乘车去作演讲，车队通过达拉斯时，突然发出一阵枪声。
同车的合众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迅速抓起电话，拨通合众社电话，口头报道了总统被刺的消息。
由此，史密斯成为报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第一人。
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样影响媒介的时间距离。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尽相同。
在此阶段观众不能接受的信息在彼阶段也许会成为常态。
1993年陈凯歌拍摄的《霸王别姬》一直未能在国内公映，除其展现的京剧名角在文革期间的惨烈境遇带有几分政治敏感外，影片流露出的几分同性恋气息也受观众所排斥。
而现在《霸王别姬》却受到青年观众坦然接受和欢迎。
空间距离是指传播者和受众对所传播的信息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差异程度。
远距离现场直播所带给受众的这种“新闻与事实无距离”的境界是新闻传播的最高境界，即真实性的境界。
大众传播的空间距离与传播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在口语传播时代，人类只能依靠口语传播信息，而口语依靠人的发声系统，因此人们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出现为人类传播中空间距离的拉大创造了条件。
由于文字具有可保留性，它能够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这就打破了口语传播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交流的空间。
到了印刷传播时代，印刷媒体的可复制性使得人类能够传播的信息量不断增大，传播面不断扩大，传播距离越来越远。
电子媒介为人类带来了时空距离上的突破，它的出现使远隔万里不再成为障碍，全世界连接成了一个“地球村”，同时受众和传播者与所传播的信息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
2008年8月8日，全球约有40亿人次的观众通过各种途径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
这些观众遍布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先进的传播技术实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媒介时间和空间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也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距离。
造成传播中空间距离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技术原因、文化差异、经济原因。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进步是造成空间距离的根本原因。
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使媒介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适当适度、恰到好处。
2、社会距离
美国学者派乐福认为，“社会距离是一复合变量，它包含人们感受到的相似、相近、认同感。
”通常，人们将社会成员中由经济、政治地位造成的社会距离，称为垂直距离：
由交往疏密造成的社会距离，称为水平距离。
帕克认为，水平距离是一种扩张和缩小的态度，而垂直距离是具有地位差别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
在传播活动中，社会距离是指由于生理、职业、受教育程度、种族、文化、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大众媒介传播者及其传播内容与受众之间存在的关系亲疏程度。
传受者的社会距离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
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传播者和受众，会由于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等因素造成信息传播中的一些阻碍，使受众在理解传播内容时会发生偏差甚至误解，从而无法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首先，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引发媒介社会距离。
不仅受教育程度对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也有很大影响，而且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受众在媒介选择方面有明显的偏好。
有调查显示，大学以上学历的观众更偏好看中央台电视剧，其收视份额明显超过省级卫视，达到了53%和46%。
此外，在受媒介影响的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受众之间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受到媒介宣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其影响。
不同职业的受众由于接触的专业知识不同，在接受大众传播媒介上的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报道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例如，大众媒介的科技报道专业性很强，经常要使用一些生僻难懂的术语，导致科技报道成了一种“内行不爱看，外行看不懂”的文本。
对农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向农民传播科学。
如何让专家的科学成为百姓的科学？
就需要让科学走进农民的真实生活，真诚地为农民服务。
作为一种直接服务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节目形态，需要一种低位进入的姿态，要从农村最常见、最普遍、最急需解决的小问题入手。
其次，语言的差异是造成人类无法传播交流的形成媒介距离的重要因素。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语言就是人类传播的重要符号，到了电子媒介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语言成为大众媒介上使用最频繁的符号。
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最佳载体；是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根据，是我们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不同的语言包含着不同社会文化内涵，《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语言对于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性。
第三，社会文化差异造成的媒介距离也是常见的。
以中国的“春运”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农历春节的重视以及对全家团圆的愿望，使每年春节迁徙都会出现上亿人回家探亲的壮观场面。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里人山人海；高速公路也是汽车连接成行。
人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赶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家团圆。
“春运”也成为每年年末各家媒体关注和报道的重点。
中国人对春运报道习以为常，还会通过媒体相关报道安排春运期间的购票、出行。
而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我国大众媒体上春运报道中所包含的那种对家、对团圆祈盼之情。
英国《金融时报》则将中国的春运称之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
第四，种族是影响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距离的要素。
媒体对不同种族的态度通过媒介内容传播给受众，从而使受众对其产生某种刻板印象。
尤其是在种族单一的国家，受众很少能直接接触到其他种族人群，他们对其他种族的印象几乎完全来自于媒介的描绘。
美国黑人在20世纪漫长的电影发展历程中，一直被塑造成五种刻板形象：
汤姆、浣熊黑人、悲剧混血儿、老奶妈和野蛮黑人。
在格里菲斯的作品《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黑人被描述成野蛮的、喜欢惹是生非和攻击他人的形象。
即使身处同一种文化环境中，由于不同阶层间在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也会使受众无法理解媒介中的传播内容。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手段的进步，受众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知沟”越来越大，社会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新的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信息变革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不同受众由于职业、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距离，利用新媒介获取新知的能力是不同的。
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社会地位较低者在信息的获取和利用方面与社会上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
3、心理距离
柏克（E.Berk）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指出，如果一种危险离我们太近，那么它就只可能引起我们的恐惧而产生不了崇高感，因此我们必须和实际的崇高对象相隔一定的“距离”，必须在心理状态上能有一种将具有威胁的东西抛开的能力。
布洛（E.Bloch）的“心理距离说”认为，距离是“介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一种心理状态”，主体只有抛开实用目的，割断利害关系，在他和他喜爱的对象之间“插入”一种心理距离，才能够在审美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审美体验。
布洛同时又认为，这种心理状态的“插入”具有自我矛盾性，主体与对象之间离得太远或者太近，都会引起“距离感”的消失。
作为一种介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心理上的距离，心理距离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自身分离开来而取得的，或是通过是主体抛开时间需要和目的而取得的。
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作为媒介距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心理距离是指介于传播者、受众及传播内容之间的心理上的差异，它包括认知距离、情感距离和意向距离。
认知距离是指传播者和受众对传播内容在理解与看法上的差异程度。
认知活动是对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的反映，不同的受众对相同的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认知。
除了双方从个体角度在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性差异等因素外，大众传播认知距离的产生，从本质上看，是大众传播者的组织化、规模化与受众接受的个性化和自主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形成认知距离的客观因素是事实本身。
面对新闻事实，传播者和受众往往有着不同的见解。
传播者按照新闻价值选择信息，制作媒介产品；而受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阅听和理解。
这样，同一个新闻事实对不同的受众来说意义和价值就不同了。
形成认知距离的主观因素是指传播者和受众由于自身的经验、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个人需求、性格和心理结构的不同，对同一事实会发生不同的认知结果或认知距离。
各种各样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会造成不同认知距离：
现实世界丰富性与传播符号有限性的矛盾，新闻事实复杂性与新闻报道简约性的矛盾，媒体信息的巨量与受众接收的微量的矛盾，媒体多通道与受众单通道的矛盾，传者观念与受众观念的矛盾，等等。
情感距离是指传播者和受众对传播内容在情绪和情感上的差异程度。
情绪和情感不同于认知，认知是反映事物的客观属性及其联系的，而情绪与情感反映的则是个体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即使同样的客观事物在不同人身上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和情感。
但情感的产生与认知需要的满足与否紧密相连。
墨子云“利：
所得而喜也；害：
所得而恶也。
”就是把情感与需要的满足与否联系起来。
大众传播中产生情感距离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媒介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和愿望，一旦媒介满足了受众的需求就能拉近与受众的情感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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