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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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乔治忠：

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原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乔治忠 

　　[摘要]雷海宗先生近年已被誉为“历史学家”、“史学大师”，然而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对应学术成就？

学术评价只能根据其著述来判定，《伯伦史学集》一书将雷先生的主要历史撰述基本收录于内，只要客观、公正地加以审视，则可发现在所收各文中论点、论据以及学术方法，舛误充斥，实在乏善可陈。

雷先生在宏观上，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验证，而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

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理性的精神，重新做出公允的学术评价。

[关键词]雷海宗构建历史体系历史考据学术理性 

　　雷海宗（1902～1962）先生在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业甚早，而除1940年至1942年因随从林同济、陈铨等人形成学术、文化上的“战国策派”受到瞩目之外，生前在学术上不显于世。

但自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对雷海宗的学术赞誉之声日益高涨，直至号称“历史学家”，甚至加以“史学大师”名衔。

在学术史上，确有学者在世时声名不显，如清代的崔述，而历时愈久则越显现出学术造诣的精湛。

雷海宗先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

查迄今所有的赞誉之词，颇少切实的学术依据。

“历史学家”之类的名衔，不能随意滥加于一般的历史学科从业者，必当通过对其史学建树做出公允的学术评析。

否则，其论文、论著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史学史研究的严格审视。

　　一、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的根本性谬误 

　　雷海宗先生受到学术界、理论界的瞩目，实际缘于参加到“战国策派”内发表议论。

当年“战国策派”的主张刚一出现，立即受到左翼学者从政治角度的严厉批判。

“战国策派”的论说本来就是议论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予以政治性批判并不为过。

但作为“战国策派”理念基础之一的“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雷海宗先生的关于中国经过“两周”的历史循环论，应当予以理性的学术审视，廓清当前存在的随意发挥、无原则赞誉的理性迷失。

“文化形态史观”是德国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历史观念，其特点是将世界不同区域的历史先验性划分为若干“文化”，并且为之规定从产生到衰亡的几个阶段。

“战国策派”的林同济、雷海宗二人皆秉持这种历史观，以此构建宏观历史框架，而具体见解则稍有区别。

　　雷先生热衷于构建历史体系的框架，却不肯予以认真研究和检验，表现为极端的主观先验论特色。

他在1942年发表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根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提出历史发展必经的五个阶段：

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

但套用在中国历史，发现很难料理，不得已砍成两截，每截仍是五个阶段，于是宣称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以至最近为第二周”[1]，并且列表说明。

然而略一推敲，即可知其牵强附会、漏洞百出。

例如：

仅仅因为春秋时期有邓析、孔子等人，宋代有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就定性为分别处于两个周期的第二阶段，稍有历史知识就能够看出这完全不伦不类。

秦朝、两汉被置于第一周的第四阶段，晚明至盛清为第二周的第四阶段，那么二者有何共同特点呢？

雷先生在列表中填写了汉代的经学训诂、盛清的汉学考证。

用这样片面、皮相的比附来判定整个社会形态，十分偏颇。

汉代的显学乃是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论和东汉的谶纬学说，训诂学并非占据主导地位，岂能为了满足其中国历史循环论框架，就不顾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更有趣的是：

雷先生说中国文化第二周“在政治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只能墨守秦汉所定下的规模，但思想文艺上，却各代都有新的活动……”[2]。

政治如果无新的进展，只能意味着生造的周期及其阶段之说不能成立，但他却抽出思想文艺来为整个社会定性，于是在文章之中列表，把中国两个周期之五个阶段变成了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的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时代，这样就把刚刚套用在埃及、希腊历史上的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时代五阶段也丢掉了。

当然，即使做出如此变化，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五德终始论、谶纬学说等十分畅行的两汉时期，竟然不归于宗教时代或哲学时代，而硬说是哲学破灭的时代？

　　早在1936年，雷海宗先生发表《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3]一文，就提出了中国已有两个周期的说法，而“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4]，这当然不像个周期循环的样子，但至少还未敢肆意牵强附会、硬立名目。

而上述1942年的文章，就给“第二周”每个阶段定了专名，弄得更加混乱且前后抵牾，可见其学术见识乃沿着错误路径每况愈下，更深地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

　　“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中国的努力方向是“建起第三周的文化”。

雷先生描述第三周的可能性时说：

“如果能够作到，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

”[5]可是按照雷先生的文化形态循环论，中国“第三周”文化的第一阶段，是应当属于封建时代或宗教时代，他自己在同一文章中已经描述这个阶段“是宗教的天下”，“团体和个人的许多例行事务，几乎都为宗教的规则所围范”[6]，怎么可能会对“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呢？

看来，这里忽然又把刚刚制造的中国文化周期循环框架全都忘记了。

　　雷海宗先生对于文化形态史观的阐述，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错误倾向的集成，例如强行构建历史体系、随便臆测、生硬比附、罔顾史实而不惜削足适履，而且从表面性的个别历史现象就敢于得出宏观性结论等等。

这些谬误的思想方法也表现于他的其他论著之中，均为历史研究的大忌。

二、评雷海宗的历史考证 

　　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的学者，一般不善于、甚至不屑于做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但雷海宗先生是个例外，2002年出版的《伯伦史学集》开卷第一篇即为《殷周年代考》，这是选取一个极其复杂、十分艰难的课题。

众所周知，1996年开始的中国上古史“断代工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殷周年代”，经过调动多学科专家分工合作，投入大量经费和耗时几年，得出的结论仍被学术界许多学者质疑，可见其难度之大。

但这个问题在雷海宗先生手中，则处理得无比简单。

　　关于周武王克商即周代开始之年，自古代至近现代早曾众说纷纭，据统计重要主张共有44种之多，其中古代学者的说法就有12种。

雷海宗先生认为重要的说法只有两种，即刘歆《三统历》记述的公元前1122年，与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27年，于是径直选定了后者。

对其他重要说法例如《今本竹书纪年》的公元前1050年、《诗经?

大雅》注疏的公元前1130年等等都一概抹去，这种做法从前提上就脱离了历史考据的规范。

更须指出的是：

即使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存在不同的推算方法，按裴骃《史记?

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将“以至幽王”理解为幽王即位之时或理解为被杀之时，皆符合文义，例如学者姜文奎就曾提出“以至幽王”应当是截止于周幽王即位之时，他举出《竹书纪年》言“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就是截止到周穆王即位，“《纪年》既曰‘至幽王’，自应算至幽王即位止”[7]。

其余异说尚多，这里不作罗列。

雷先生未对不同解说加以辩正，即按幽王被杀之时计算，率尔纵论，有失严谨。

　　雷先生考订周武王克商年代，所用方法十分特殊，他设定一代君主为平均25年，再修订每一王朝君主的世代之数来进行测算。

那么这个25年一代的数量是怎么得出的呢？

雷先生说：

周宣王即王位是在公元前827年，至东周赧王共传位23代，按每代25年平均计算，应当共有575年，但实际是572年，“推理与实际之相差可谓微乎其微”[8]，就这么定了。

这只是文章的叙述方法，实际上确定每代君主平均25年而不是24年、26年及30年，那是用除法得出的，即以周宣王到周赧王共积年572年，除以23代，约等于每代24.869……（无限循环小数）。

每代君主的平均年数，当然不方便拖着长长的小数点后数字，故约取为25年，但是君主在位的平均数能够这样来确定吗？

这真能用于历史年代的考证吗？

在社会上，有时人们习惯将30年看作“一代”，这只是一种约略的说法，不应作为考订任何历史问题的依据。

至于君主在位的时间年限，受政局、寿命等多种因素影响，偶然性甚大，焉能定下每代25年之数而用于考证的依据？

　　雷海宗先生把自定的平均25年一代的数字，用于测算周代起始之年，认为“武王晚年得天下，相传七年即崩……故可不计为一世”，他又写道：

　　由成王至厉王八世，宜为二百年。

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则周元当在公元前1027年左右，此与《竹书》所纪恰相符合。

若以西周全体而论，则共为十世，合二百五十年，周元当在公元前1020年左右。

《竹书》纪西周共二百五十七年，所差不过七年。

若以二周全体而论，则三十一世合得七百七十五年。

周亡之次年为公元前255年，是周元当在公元前1030年左右。

……周元似当在公元前1030与1020年间，而《竹书》所纪为公元前1027年。

推理与史录吻合如此，《竹书》所纪必为可信无疑矣。

[9] 

　　雷先生似乎认为只要差距不超过10年，就算是可信无疑，但从历史考据的规则来看，同一测算年代的方法，在不同时段的运用而如果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测算方法就应该抛弃。

在具体史事发生年代上，相差二年也不能认为准确；而其方法不合考据规范，即使猜对了结果也不能冒充为历史考据。

对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雷先生预定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作为目标，所取年数未加论证，而计算世系数目，又加以修剪，如对西周世系，就删去武王不算一世，但同时却将武王在位的年数计入总数之内，对其他朝代的计算也都如此，大有硬性拼凑之嫌。

对实在拼凑不成25年一代的元朝、清朝，说成“此特殊之例外”轻轻避过或曲为回护[10]，决不肯反思所定君主平均25年一代的主观臆想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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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与廊共舞一会儿时间：

2014-03-2709:

54:

16 

　　迄今为止，周武王何时克商？

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笔者也不否定《竹书纪年》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度，但随着青铜铭文的不断发现，公元前1027年西周克商的说法，在分配西周诸王在位年限上已觉捉襟见肘，特别是与众多文献记述武王伐纣之时的天象完全不能相符。

其他各种说法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

因此，审视有关考订文章的水平，主要是看其方法的优劣。

笔者认为：

雷海宗先生在此项问题的考证上，根本未入门径，实难恭维。

但何炳棣先生对雷先生的这项考订则大加赞誉，他说：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

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

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mhard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

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

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11] 

　　这是典型的欺人之谈。

第一，近代学人之中，最先笃信和引据《古本竹书纪年》而主张周武王克殷为公元前1027年者，是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

这在1997年出版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中早已揭示，不容何炳棣先生不知。

第二，何炳棣称雷先生“以《史记?

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这很不合乎事实，因为雷文主要以每代君主平均25年的运算来附和公元前1027年之说，这是无法否认的。

雷先生确实提到《史记?

鲁世家》、《左传》、《孟子》的个别资料，但他自己已经声明是作为旁证[12]。

《史记?

鲁世家》因缺少鲁国君主伯禽在位的年数，无法用于准确的计算，《左传》提到的“商祀六百”、《孟子》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说出的“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13]，既是个约数，也难于凭信。

第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确实根据《史记?

鲁世家》、《左传》、《孟子》的相关材料加上主观估测，认可源自《古本竹书纪年》的周元在公元前1027年，但是他针对W?

P?

叶慈“给每个王以15年的在位时间”来推算年代的方法尖锐地批评：

“很容易证明这种计算实际上是多么愚蠢”[14]，这恰好也是对雷海宗基本方法的批判，虽然他未必读到雷海宗的文章。

因此，何炳棣说高本汉“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不仅违反事实，而且简直是厚诬前人。

　　雷海宗先生的另一考史文章是《汉武帝建立年号始于何年？

》，这同样触及了十分复杂的问题，《史记》、《汉书》的许多记载，宋代司马光、吴仁杰以及清代众多学者的研讨，都涉及于此。

现存资料中，《史记》的记载最早，可资考订的线索也较多，但关键的《封禅书》中的记述有所脱漏。

《汉书》对相关史事多有记载，但为了弥缝《史记》的脱文，反而弄出讹误，增添了史料的纷乱和抵牾，加大了考订的难度。

雷海宗先生考证这样复杂的难题，还是十分的简便，既不列述前人的研讨、也不梳理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仅仅将《汉书?

武帝纪》与《汉书?

郊祀志》的记述列表对照，然后随心所欲地挑拣和篡改史料，轻易地得出结论：

汉武帝建年号是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

声称“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的！

”[15] 

　　雷先生的整个考订过程，充满了各种谬误，第一，雷先生对《汉书?

郊祀志》记述史事的列表和解释，多有讹误。

例如对汉武帝病重而居于鼎湖事，不经考订就随意填写于元狩五年，实际应为元鼎元年；关于在汾阴获得宝鼎，《汉书?

郊祀志》在记述元鼎三年之事之后，又说“其明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其夏六月汾阴得鼎”，这是说“得鼎”是在元鼎四年。

而雷先生却将此填表于元鼎三年栏目，似乎连“其明年”三字也没有读懂。

第二，为了苟合己说，雷先生将《史记》、《汉书》都明言汉武帝生病后的“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硬改为“其后二年”，加之已经错误地把武帝病于鼎湖之事件提前，于是“有司”的建议就从元鼎三年被前移到元鼎元年，这是极端武断地淆乱史实。

而《史记?

封禅书》、《汉书?

武帝纪》等叙述了“有司”奏请以“天瑞”定年号之后，接续“其明年”的事件都是元鼎四年的事件，例如“天子郊雍”、首次亲祀后土、在汾阴建立后土祠、巡游至洛阳、册封周朝后人等等，这些史实岂能都向此前两年挪移？

第三，雷先生竟然定出一个“通则”强加于西汉：

“因事改元，都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或次年，如元光元年为长星见的次年，元狩元年为获麟的当年；决没有在祥瑞发生后倒推上三、四年去改元的道理”[16]。

可惜汉武帝没有遵照雷先生的意见执行，元鼎以及此前的年号都是追认的、倒推的，汉武帝的纪年原先是每过六年改元，仅称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至第五元的第三年（元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才给前四元命名年号，即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除“建元”不属于祥瑞之名外，其余各元只要是在此六年内或前一年出现的祥瑞，都可以作为年号的名称，如“元朔”名号乃得之于元朔最后一年的“朔旦冬至”，即“不仅朔旦与冬至重逢于同一天内，而且还回归了同一时刻……这种天象远隔七十六年始的一遇”[17]。

因此“元朔”元年年号，乃是根据六年后的所谓“天瑞”而倒推定名的。

　　《汉书?

武帝纪》记载元鼎元年、四年都曾获得宝鼎，雷先生之所以造出“因事改元，都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或次年”的规则，是为了否定元鼎四年得鼎，但正好是取错弃正。

元鼎四年得鼎有十分丰富的证据，《史记》、《汉书》多处描述，汉武帝为此发布制诰，明言“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18]，稍一推算即可知是元鼎四年，决无疑义。

至于《汉书?

武帝纪》记述的元鼎元年“得鼎”，孤零一条，朝廷无任何相应举动，司马光早已考订为“误增”[19]。

不知为何雷先生在相互歧异的史料之中，专取讹误的一项。

　　雷先生此文刚一发表，立即受到日本学者藤田至善的严厉驳斥。

藤田至善为京都大学教授，见到《清华学报》1936年11卷3期的雷文，很快就在《东洋史研究》1936年2卷1号（1936年10月出版）发表《漢武帝の年號制定に就いて:

雷海宗「漢武帝建年號始於何年？

」の批判》一文，对雷文作了逐条的反驳，论定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建立年号的近真说法。

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苛求每个发表议论者都完全正确，古代、近代学者考订汉武帝建立年号者，多有结论的错误或偏差，关键在于考订方法是否合乎考据规则、治史态度是否实事求是。

雷海宗先生对《史记》最基本的史料也不多加搜集，对前人的研讨也大多置若罔闻，更随意地修改史籍明确记述的年数，已然脱离考史的基本理路。

　　考订汉武帝建立年号问题，其难度很不寻常，近代学界不乏历史考据大家如陈垣、陈寅恪等，但都未曾着手考证此事，盖缺乏全面梳理有关史料和前人研讨的条件，难以获得满意的结论。

直至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发表《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用5万字的篇幅才梳理和考订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其中既解释《史记?

封禅书》相关记载之文的脱漏，也考明《汉书》为之弥缝造成的舛误，更清理了历代学者的考释，将年号建立的过程疏解清晰，许多歧异的记载得以辨析，还特别指出年号“元朔”名称的来源。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汉武帝初期是每六年改元，第五元之第三年（即元鼎三年），因有司之奏议追认了前四元（共24年）的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第五元虽已三年，仍未有年号，次年得鼎于汾阴，方确定年号为元鼎。

但所有这些年号皆用于追述往事，并非用于当时的纪年，朝廷发布诏令时均不采用，此后的“元封”年号依然如此。

至“太初”建号，方正式用作纪年，而此后也改为每四年改元的体制。

总之，追认年号自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开始，但年号并不用于当时的即行纪年，只用于追述往事，尚不是年号纪年制度的确立。

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真正开始实行年号纪年。

考订西汉建立年号纪年制度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雷海宗先生本不擅长历史考据，染指如此艰难的问题，可谓无知因而无畏。

三、析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见解 

　　雷海宗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和讲说，数量上超过了涉及外国历史的内容，其中大量属于课程讲义、一般历史知识、文献知识的叙述，此中时或也有零星的个人见解，但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

除上文论及的关于文化形态循环论历史观和历史考证之外，雷先生还撰有一些学术独见的论文，如《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司马迁的史学》等，值得注意。

为行文方便，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史学》一文，此篇发表于1941年，全文对《史记》作出了空前的全盘否定，其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指出《史记》的记述史事大量失实，且举出若干例证。

这个指责在具体史实层面是正确的，但雷先生的总结和评论上则很片面。

《史记》记事有不确之处，这是自古以来学者的共识。

唐、宋之后，学者对《史记》的载事讹误的具体指摘日益增多，清代历史考据学兴盛，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一书达36卷，专门指摘《史记》记载史事的疏误。

但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全盘否定司马迁的史学成就，原因在于《史记》毕竟系统记载了自上古直至汉代的许多真实史事，创造了纪传体的史籍编纂方式，其功甚巨，不容抹杀。

至于记事讹误很多，自然是司马迁史学的局限，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对史实精密考订的史学意识，撰述书史的方法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0]，即对不同文献的异同记述进行调和和拣选，无论经学、史学亦皆如此，这在顾颉刚1935年发表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中早已阐释。

对于《史记》这样开创性的著述，指出其中若干讹误而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允当的，况且雷先生列举的事例和依据，无一不是取自前人的考订，如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邵泰衢《史记疑问》、顾炎武《日知录》等等，并非自己的发现，也未注明原作者和原出处。

近代学人引用前人的成果若偶未注明，不必过于纠摘，但似雷文这样引录如此多项前人的考订，却对来源含混不言，岂无掠美之嫌？

　　第二，雷海宗先生认为《史记》大量抄袭旧籍，而且很不善于抄袭，即该抄写者多有未抄，而寡要之文、荒诞之说却抄写不少，自然也举出一些实例。

这确实是《史记》作为史籍所存在的问题。

在汉代，扬雄即指出司马迁撰《史记》有“爱奇”之弊[21]，即采用传闻故事，载事驳杂。

历代学者对《史记》之中许多新奇有趣故事和上古传说，做过质疑和考辨，如对春秋时孙武的讲述、晋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等，都因《左传》未有此等记载而深被质疑。

而《左传》载有的重要史事，也有不少未能载于《史记》，东汉经学家颍容的《春秋条例》一书，即曾批评司马迁述史与《左传》每有出入，“尤多阙略”。

因此，自古就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未曾见到《左传》一书，甚至认为西汉前期《左传》并未行世，如刘知幾即言“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22]。

至于清代、近代，则形成怀疑《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说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力倡此说，这种见解已经走向了另一极端。

平心而论，司马迁受刑之后著书，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得到了朝廷认可和支持，不一定具备大力查寻资料的条件，他在《史记》中提到《左氏春秋》，却未言曾经阅读，与明言“予观《春秋》、《国语》”[23]有所不同，故司马迁完全可能未曾见到《左传》。

因此，如果根据《左传》的记载考订《史记》具体史事记载的疏失，属于有益的学术研讨，但若据此攻击“司马迁对古人古事可说完全缺乏了解的能力”，谴责“司马迁抄袭术的低劣”[24]，则显得极端的刻薄。

　　雷先生指出《史记》记述周宣王事迹过简，没有综合《诗经》的资料整理出周宣王的功业，此言近是。

但在《史记》之其他篇目如《秦本纪》、《鲁周公世家》等，也都记载周宣王事略。

《诗经》中哪些是关乎周宣王之诗，其含义如何？

至今尚有很多争议，难以贸然引为史事根据。

宋人赵与峕《宾退录》批评了《史记》记载周宣王事迹“不若《国语》之详也”，而同时也说：

“周宣王中兴之贤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无敢訾议。

”[25]可见《诗经》中的相关资料较难判定和利用。

后来史家撰著的先秦史书如宋代苏辙的《古史》、清代李锴的《尚史》等等，均与《史记》类似，也未能作到详述周宣王的事功。

因而我们可以按照史学的标准评议《史记》的缺陷，却不该脱离历史条件的分析对司马迁横加贬斥。

　　第三，雷海宗先生认为《史记》对秦汉之间人物的记述十分生动，但都是抄自陆贾的《楚汉春秋》一书，而凡无书可抄的叙事之文“几乎都是空洞虚弱的”，除非是“有牢骚可发时，才有可观”[26]。

这就是说，司马迁连写作文笔也是很拙劣的。

雷先生的这个观点前无古人，但是并不正确。

司马迁撰写《史记》，自然会将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作为史料来源，但雷文说“全部《楚汉春秋》除次序的变动外，大概一字不改被收入史公的作品中”，则全然不符事实。

查《史记》三家注援引《楚汉春秋》之文，多与《史记》之文不同，有的叙事根本不被《史记》采纳，如《史记?

高祖本纪》记述“三老董公”拦路向汉王刘邦说义帝之死事，没有采取《楚汉春秋》之文“董公八十二，遂封为成侯”[27]。

笔者实在不明白：

雷先生在作出论断之前，怎么也不读读《史记》的三家注而稍稍做些对照呢？

　　《史记》记述陆贾撰书，向汉高祖“每奏一篇，帝辄称善”，雷先生就说“可见陆贾是一个善于文词的人”[28]。

但陆贾上奏的是他的《新语》而并非《楚汉春秋》，汉高祖“称善”乃因其政治见解合意，与文词优劣无关，更丝毫不能证明司马迁全部抄录其文。

这类淆乱史实的评论方式，岂不是自欺欺人？

《楚汉春秋》到宋代仍存于世，如果《史记》全部抄袭其书，为何汉代学者“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29]？

为什么批评司马迁的汉明帝也承认“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30]？

答案只能有一个，即司马迁《史记》的文笔之优乃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