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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

摘要：

唐代状元赋是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现存可考者10题，其中存见作品4篇。

状元赋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水平，而且从构思、布局特别是对主司命题旨趣的把握上彰显了作者的学养与器识，而这些又是主司从内外所作的双重要求。

所以，状元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上均对唐代试赋起着积极的规范作用。

关键词：

唐代；状元赋；文体意义

唐以赋取士。

赋不仅被运用于省试，而且被运用于解试。

①不惟进士科试赋，且博学宏词科、辞藻宏丽科、文词清丽科和其他一些制科亦有试赋经历。

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试赋对于应试举子和主司来说至关重要，至有“主司褒贬，实在诗赋”②之说。

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及笔者新见，单进士科试赋今存可考者即达74例，现存作品113篇。

本文所谓的状元赋即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

试赋是唐代标志性的科举文学，当与状元联系在一起时更具有了标志性和标本性特征。

对唐代状元赋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唐代科举试赋的规范，而且有利于把握主司命题的旨趣。

状元赋不止反映了作者本身的写作水平和学养，同时还折射出了特定的时代风貌和朝廷的人文品格。

所以，对唐代状元赋的认识有着特殊的意义。

虽然在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年份里均应有登状元第者，但目前可考者仅10人，分别是先天二年（714）常无名，试《出师赋》；开元二年（714）李昂，试《旗赋》；大历十二年（777）黎逢，试《通天台赋》；贞元七年（791）尹枢，试《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796）李程，试《日五色赋》；元和七年（812）李固言，试《人镜赋》；元和十五年（820）卢储，试《大羹赋》；大和元年（827）李郃，试《观民风赋》；咸通四年（863）韩衮，试《被衮以象天赋》；乾宁四年（897）杨赞图，试《未明求衣赋》。

试赋题目或出自经史，或依于实事，表现出冠冕正大的文化品格。

所遗憾的是，10人中只有李昂、黎逢、尹枢、李程赋存世，余者皆有目无文。

在四篇存世状元赋中，又以黎逢与李程赋最为突出。

据文献记载，黎逢与李程主要是因赋被擢状元第的。

黎逢在两《唐书》中无传，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载黎逢试赋事云：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

主司异之，诮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

初闻云：

“何人徘徊？

”曰：

“亦是常言。

”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③

与黎逢相比，李程被擢为状元颇为曲折，《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云：

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

先是出试，杨员外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靿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

“德动天鉴，祥开日华。

”于陵览之，谓程曰：

“公今年须作状元。

”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

“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

”主文辞以非也。

于陵曰：

“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

”主文大惊。

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

于陵曰：

“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

”主文曰：

“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

”于陵曰：

“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

乃李程所作。

”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司因而致谢于陵。

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

④已落重收已属罕见，被擢为状元更是奇闻。

此赋之于李程，可谓功莫大焉！

综观黎逢、李程、李昂、尹枢四人赋及其他同年同题存见赋作，可以发现朝廷对试赋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要求。

概括来说主要包括：

一、对试赋体制与功能的把握；二、对作者学养与器识的体现。

试赋属于“命题作文”，不仅题目由主司拟定，就连赋韵也基本是提前规定好的，这就需要考生在主司规定的条件下“带着镣铐跳舞”。

这些主要表现在作者对试赋体制即试赋外在形式规定的把握上。

这些形式规定不仅能示程式之意，而且能杜抄袭之门，同时还具有为主司提供相对客观的衡量评判标准的功能。

应试者对主司所限韵脚的运用是最基本的素养，只要能够按照主司的规定将所限韵脚镶嵌在赋句中，同时选用与所限韵脚相同或通押韵部的其他韵字扩展赋文，基本就算完成了用韵任务。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载，唐朝“及试进士文章日，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⑤，以便应试者查阅，所以用韵在当时并非难事。

李昂所试《旗赋》为限八韵之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通篇次用。

尹枢所试《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不次用。

《文苑英华》、《御定历代赋汇》、《全唐文》、《登科记考》等文献俱标黎逢所试《通天台赋》以“洪台独存，浮景在下”为韵，据笔者考证，“独存”当为“独出”，可参看拙文《〈登科记考〉补正六则》。

检黎逢赋通篇押韵顺序为“台”、“下”、“洪”、“出”、“在”、“浮”、“景”、“独”，属不次用韵。

李程所试《日五色赋》限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全篇以“华”、“九”、“日”、“丽”、“符”、“土”、“圣”、“德”为序，虽亦属不次用韵，但与同年登第者湛贲、崔户同题作品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这应该并非纯粹巧合。

据现存唐代唯一指导写作科场试赋基本结构的《赋谱》，试赋正文主要包括头、项、腹、尾四部分，其中腹又含胸、上腹、中腹、下腹、腰。

赋重发端，余丙照《赋学指南》卷七云：

“赋之首段，与文之起讲同。

凡一题到手，必先聚精会神，烹炼一段，令全题在握，阅者自觉神旺。

倘一味寂寞，全不经意，何足动人？

”⑥可见，破题的关键在于“令全题在握”，不仅要对赋题作简明扼要的解释，使之出落明白，而且要对全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即“冠冕涵盖”。

其中前者可见作者对题义的审读与理解，后者可见对全篇的运思与布局。

在状元赋中，黎逢赋和李程赋的破题收到了不同的评价。

前引王定保《唐摭言》载主司评黎逢破题“亦是常言”，可见未能起到精警动人的效果。

“行人徘徊，登秦原而游目，见汉右之荒台，清风穆其尚在，翠华归而不回。

对古情至，临高思来，拔蔓草以遐想，睹离宫而兴哀。

”⑦与同年任公叔、杨系赋破题之简洁痛快相比，黎逢破题乍看虽不着边际，细味则别有一番深味。

综观现存省试赋，无论题材如何，作者在破题时多不融入赋中，表现为冷静的旁观式。

如李昂《旗赋》云：

“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

文成日月，影灭霜空。

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

排回惊乌，飞天断鸿。

至若混羽旗以横野，则睹之者目骇；杂金鼓而特设，则见之者气雄。

”⑧仅止于对题中旗的摹写。

黎逢则用一句“行人徘徊”使自己走进了赋中，为主司和后世读者作了一场文化访古节目的“现场直播”，遣词造句中表现出了追忆历史的深沉感。

作者在带给读者身临其地感受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更重要的是为下文今昔对比以古鉴今的历史态度埋下了伏笔。

恐怕这也是数联之后令主司改变印象的重要原因吧。

李程所试《日五色赋》破题向为后人传颂。

《唐摭言》卷十三《惜名》条云：

“李缪公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

‘德动天鉴，祥开日华。

’”⑨“日华”即太阳之光华，是在帝德感动下呈现出的祥光瑞景。

李程不仅入句见题点出“日”字，而且恰到好处地将颂日与颂圣有机结合了起来，为后文日与君交错出现奠定了基础，这就无形将帝德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贡举三李程》载：

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专驰一介取原本。

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

及睹浩破题曰：

“丽日焜煌，中含瑞光。

”程喜曰：

“李程在里。

”⑩

浩虚舟现存作品九篇，其中诗、表各一，余皆为赋，可见其在赋上用力之勤。

李程担心浩赋超过自己，并派专人将浩赋取来，临拆封尚惴惴不安，这些细节皆表明其对己赋之重视。

当见浩以“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破题时，才松了一口气。

不难看出，浩赋破题有日无君，全无李程赋兼容并包一语双关的大气与圆融。

与他们相比，黎逢完全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通天台的。

开篇先在一幅苍凉的背景下引出这一历史建筑，接着用简短的篇幅交代了通天台的兴建原因、规模和用途，然后用“於戏”转入对世事沧桑变化的感叹：

“郊祀之义，志而可采，鸿纷之状，望而已改。

哀壮丽之都失，想威灵其如在，徒野鸟之飞来，何真人之可待。

”辉煌不再，壮丽都失，眼前看到的除了荒草连天、狐兔飞鸟之外，并没有任何仙迹，昔日的辉煌与目前的破败形成了鲜明地对照。

不禁让人联想到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11）。

在作者眼中，消逝的不仅仅是一个求仙的通天台，而是一个王朝。

求仙是因为对个体生命短暂的不满，“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12）。

尽管历朝历代皆有服食求仙者，甚至他们殷切期待着能够出现“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13）的奇迹，但“仰通苍昊，俯瞰皇州，宁不死之可致？

谅其生也若浮”。

在黎逢看来，人生短暂，长生的愿望是不可能达成的。

这是一种客观、理性和通达的态度，其实也是前人早就讨论过的问题，如贾谊曾在《鵩鸟赋》中说：

“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

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

”（14）

黎逢比任公叔和杨系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所司命题旨趣的把握。

一个以历史建筑为题材的试赋题目，作者若只是停留在对历史本事的追忆或题中建筑的描写上，那无疑只是最浅层次的理解。

《通天台赋》属以古事为题者，其意在探寻古之“政理或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15），所以透过题目发掘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这是主司借古鉴今应有的命题用意。

虽然杨系在赋中结尾处也提到“我皇德循楷式，帝锡纯嘏。

傥茅茨而是陋，尧何是乎光宅天下”，毕竟浅尝辄止。

黎逢则不同，他在讨论完对个体生命的认识之后，用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对所处时代进行了歌颂：

我国家立太平，尚清静，俨宸居以自整，绝仙台之望幸。

虽丹槛栖于列宿，飞梁历于倒景，有唐虞之允恭，无汉武之游骋。

化由其衷，居慎其独，有仪可象，无思不服。

自然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骞，何高台之是筑？

很显然，这段文字用了对比的手法，以汉朝作为参照，重点突出唐朝。

作者特别强调其所处代宗时期没有筑台求仙一类的事情发生，这是与史实相合的。

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载，代宗崇重儒术，因其“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故能时刻自省，“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从而赢得史学家“古之贤君，未能及此”（16）的盛誉。

由于代宗坚持“化由其衷”以仁德行天下，所以才会出现“无思不服”、“获天下之福”的盛况。

黎逢这种处理方法，表明了其以史为鉴的态度，从而迎合了拟题者颂美当朝的意图。

也就是说，黎逢由汉朝通天台之高耸峭拔看到了其短暂性，只有推行仁德政治才是“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的长久之策，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

黎逢赋顺叙中有插叙，叙述中又有议论，由浅入深，由古到今，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视野阔大，开阖自如。

不管是文章的结构安排还是史学功底、思想深度及遣词造句，黎逢赋都是非常优秀的，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了其史才、文才、议论之功。

这应该与他克己志学，“以三坟五典为本，以八索九邱为先，存乎博奥，究其精研，渔猎乎六籍之内，牢笼乎百氏之前”（17）的学养、才情与器识是分不开的。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主要是为其时代而出现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唐朝取士活动中对赋的重视多有记载，如宋王谠《唐语林》卷三《方正》云：

“封侍郎知举，首访能赋人。

”（18）作为考生，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所创作的试赋最直接的读者是主考官甚至是皇帝，而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可能关乎自己能否入仕的命运。

考生们极力颂美帝王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无非是为了取悦主司和皇帝以达成入仕的愿望。

如果今人能够设身处地站在赋作者的立场上，这种作法应该是不难理解和接受的。

虽然颂美是试赋的常规功能，但手法的差异却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

比如任公叔《通天台赋》脱离当世，极尽颂美之能事，不仅有失客观，而且给人留下谄媚谀颂的印象，自然也就失去了思想性。

黎逢由历史上的通天台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代宗的行事作为高歌“我国家”绝游仙而效唐虞化民的举措，显得冠冕雅正。

纯粹的歌颂过于直露，不如借物以寓性情更具美感。

在这方面，李程的《日五色赋》堪称典范，作者不仅破题八字最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