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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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2
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2）
三、现代化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的探讨
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不同道路，可以按不同的类型标准来区分。
罗荣渠先生在“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现代化新论》第五章）中，首先根据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不同形式，指出了“内源的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两种类型的区别。
然后，又依照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卷入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时序，指出了迟到的现代化与早期现代化相比所具有的政治变革引导、追赶型、强制型现代化等特点，最后又按照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式”三大现代化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特点。
在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还总结了东亚现代化的三大不同类型即日本型、韩国型和中国型。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现代化新论续篇》）。
钱乘旦、陈意新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根据手段上的区别，辩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一条是渐进改革的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另一条是人民革命道路，其经验主要来自法国，第三条是德国式道路，是一种非平衡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结果是把国家引向毁灭。
本书的特点在于：
强调各国选择不同道路时，受国情等各自的条件所制约。
批评了给政治现代化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倾向，特别指出不能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为唯一取向而排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例如：
曾昭耀在《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并得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大力支持,他的本世纪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雄图大略,曾令世人为之侧目。
但结果却引起一场来势凶猛的伊斯兰革命和神权政治制度的建立。
巴列维和他的政权则众叛亲离陷于全民包围之中,最后本人遁逃异国客死他乡。
究其原因,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触动地主和宗教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又因为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贫民的基本要求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王权的专制腐败、挥霍浪费终于激起众怒。
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割裂、对立，注定了他的“白色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
该书作者总结了巴列维失败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
一国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展；必须重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情民意;在社会转变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要处理好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保证政权清正廉洁、清楚腐朽丑恶现象和保持社会公正等问题。
（张振国主编: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序和结束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
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一文（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辑录了1983-1986年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索引，所选仅四年间论文就已在150篇以上。
章开沅先生的专着《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作者提出了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的西欧与东方两种类型,指出发生在俄、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从总体上来说这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
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
其中,既有顽固派守旧复古的倒退倾向，也有包含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的回归。
面对周而复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两难抉择,正确的态度应当是:
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该书结论部分强调:
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传统文化的惰力终究难以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一切社会变革的巨大驱动作用。
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
耿云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
文章提出新文化运动既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
文章认为：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其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持，在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统治压迫下，新文化运动屡受攻击和剿禁，进步文化人遭迫害，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现代化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头上。
王富仁的文章“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提出从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认识它的历史意义。
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发展。
但洋务派、维新派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旧民主主义革命派也没有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全面完整的独立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肯定现实变革合理性的进化论者，新文化运动不是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追求目标的否定。
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
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王瑶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意义，认为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现代化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评判的标准则是“人”的觉醒和解放。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在于，“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多有涉及。
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
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大体可分三大派别，即19世纪60至90年代的“体用”派，经康有为、严复过渡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再经吴宓、梅光迪等人过渡到“新儒家”。
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生证。
“体用派”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主张文化的缓变、渐变、变与不变的统一。
康有为据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其系于儒学的变革观也是变用不变体。
“国粹”派摒弃了体用模式，新儒家又进一步，企图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同时更自觉地以“保守”自居。
何文批判“体用”说的貌似公允和浅陋，同时肯定“体用”派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且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
文章指出了从“体用”派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四组共同特征：
一、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
通过浓烈的忧患意识渲泄出盼望国家强盛的情感；二、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
主张在坚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本主义传统基础上，引进西方科技，反对科学至上、科学万能；三、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将道德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四、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保守”并非墨守陈规，而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牟宗三语）。
文章最后提出应从文化保守主义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其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
罗荣渠教授的遗着《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两章专论传统文化问题，在论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一上来就谈到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学批判的反批判，分析了批判与反批判双方的得失。
他指出：
传统的儒家文化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
历代积淀下来的“道统”观、“夷夏”观等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
这使得现代化只能在维护皇权正统与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
这一启动发端于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
但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应归咎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
同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口号，朝鲜有“东道西器”口号。
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原因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去探寻。
针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罗先生提出一个“改革儒学”概念。
他认为从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
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发展也说明：
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内涵，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推陈出新，发挥积极作用。
例如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式企业发展的契机；儒家重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强力开发；“行仁政”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等等。
因此，必须注意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改造和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对未来东亚及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化有史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这两个题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十年代前后，围绕东西文化比较、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持续多年的大辩论。
当时讨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反响。
这说明文化思想变迁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说明文化问题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层的问题。
但今天的讨论不能是当年争论的简单重复。
今天，象洋务运动时代“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但以“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者，以及对西学“饥不择食活剥生吞”者，仍时有出现。
在今日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五、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的研究,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晚清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二是新型工商社团的兴起。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中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是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的发展。
其中，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
”从1980年起,李时岳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李时岳：
《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向下沉沦（半殖民地并向演化）与向上发展（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两个过程”说。
（李时岳、胡滨：
《论洋务运动》原载《人民日报》）由此而引起热烈的争论。
有关的论文很多已结集出版。
近年以来，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
上海社科院的姜铎先生早在60年代初就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1996年又撰文回顾有关的论争。
他认为：
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同时，洋务运动有反动消极一面，也不宜全面肯定。
（姜铎：
《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文章评价这一段长达35年的历史，持两点论观点似较平稳。
由于是“回顾”，论述并未展开，几多概念如“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反动消极一面”等还有待进一步厘定。
洋务运动从总体上说，应当是地主阶级中的一翼为挽救专制王朝而推行的保守的自救、自强运动，虽然它有现代化的取向，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恐怕还有一定距离。
另外，洋务运动始兴于同顽固守旧派的论辩，终溃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封杀。
简单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所允许或者反动消极似亦难成定论。
例如，陈向阳就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晚清三次变革是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化过程。
（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陈文此论与先前黎澍、李时岳先生等提出的有关论点有同有异。
（参见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把洋务运动置于一个互相联系、依次上升的历史进步过程。
不同在于李着以辛亥革命为后继者，陈文则视清末新政为晚清第三次变革且规模和影响都最大。
但陈文认为变革的内容包括多样化的民主化运动，似有将“新政”与同时期的民主运动混为一谈之嫌。
因为尽管有君主立宪的趋向，毕竟专制王朝主持下的新政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所代表的民主潮流是两个双向对立的运动。
历史在这里不应当是单线的，而应当是多线的合力推动的进程。
90年代以来，近代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新的进展。
虞和平在“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追溯了晚清政府和官员经济思想的变化并指出，迨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总算明白了“恤商惠工为本源”的道理。
到筹备新政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奏朝廷，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清廷也随即宣谕，明示推行讲究工商的国策。
文章认为，晚清民初的工商立国政策具有社会动员意义并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朱英的专着《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考察。
该书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奖掖工商、振兴实业的政策，指出了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积极作用。
本书对清末新政的分析，论证了作者关于新政是“有清一代最具深度和广度，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一次重要改革”的观点。
（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本书确为填补空白之作，定会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启动与阶段性推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的早期历程。
作者认为：
近代中国的变迁在现代性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与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别无二致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的最初发动。
这样一个双重涵义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命意所在。
作者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
现代化是多模式而非单一模式；不能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
不能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
科学研究不允许无法自园其说的概念上的混乱。
这样的讨论对于统一学术概念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性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在此之前，罗荣渠先生也已经多次对“近代化”概念提出批评。
（参见《现代化新论》第3-8页等处的有关论述。
）
同对晚清自上而下变革的研究相呼应，对于来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的研究在近年也有新的拓展，表现之一是对近代以来工商社团（主要是商会）的研究正在从兴起走向高潮并将会很快蔚为大观。
其意义诚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
商会研究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兴的领域。
（虞和平着《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虞着《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朱英的另一部专着《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出版）代表了这一新领域的成果。
虞着认为：
商会随早期现代化的兴起应运而生，是清政府厉行新政劝办商会和资产阶级自身要求双重动因的产物。
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社团，因其组织规模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主角，在促进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和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两个方面显示了重要作用。
同时，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被动性、重合性、非自主性、非统一性等特点，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商会自身软弱与政治文化素质低下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等内外原因，商会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的承担者。
朱英在他着作的“绪论”中，回顾了70年代以来国外和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并给本书提出了“从新角度提出新见解”的任务。
新角度就是回应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热烈讨论，“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否出现脱离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分析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
”作者承认清政府鼓励倡导了商会的建立并予以扶植保护，但显然不同意视新型商会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半官方组织的观点，而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型工商社团均为民间性质的独立自治组织，是以契约性规章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的、工商业者自愿合作并依据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团体（参见前引《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民族工商业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国家新型关系的产生，确是中国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重要迹象。
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已经开始被注意，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产生兴趣。
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这一领域的突出成就，是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这项研究开始于1973年，当时选择了九个沿海沿江省区，分别研究它们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遭受的外力冲击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为了做好这项研究，一些学者多次亲赴各省区访问、观察、收集史料。
到1995年，已有《湖北省（1860-1916）》（苏云峰者）、《山东省（1860-1916）》（张玉法着）、《闽浙台地区（1860-1916）》（李国祁着）、《湖南省（1860-1916）》（张朋园着）、《江苏省（1860-1916）》（王树槐着）、《安徽省（1860-1937）》（谢国兴着）、《从变乱到军省：
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朱宏源着）等七部专着相继问世。
这些着述虽体例相同，仍各具特色。
如《从变乱到军省》探讨了地理位置特殊的广西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面向上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变化。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主持者之一张朋园先生，对该项研究已有成果从所采取的现代化概念、研究的架构等诸方面，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检讨，指出了开展区域性研究的意义，在于：
一、中国有广大的幅员，传统背景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在甲地某种传统是助力，在乙地则可能变成了阻力；由于区域的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区别，从而“民族性”也非如有人认为的全然不利于现代化，而是无绝对的是非得先。
二、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而且必须及时求变，但西方文化和外商、外国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尽相同。
张朋园认为区域研究的共同新发现主要有：
1、领导阶层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自强运动成就微小，原因是其领导阶层是非常传统性的。
1905年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中国的领导阶层才为之一变。
2、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置疑。
立宪运动中各省设咨议局，相当于今天的省议会，这是中国政治参与的起点。
然而对此史家向少重视者。
3、中国19世纪的工业化努力，犯了策略错误，误蹈重工业的陷井，白白浪费了三四十年时间。
4、清朝最后十年试图从改革入手挽救其衰亡命运，虽然人心已去，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但其改革内涵颇有现代化的意义。
5、社会变迁的迟滞,最明显的是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没有改进。
6、各地发展程度不一，社会发展只有教育建设略可比较。
7、人口压力、帝国主义和天灾人祸等等造成动乱，近代最大的一次动乱当数太平天国之役，发生于中国受西方冲击趋向转变的年代，其有益影响是战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减轻，不利影响一是田亩增多推迟了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化，二是动乱造成“前途未卜”的心理。
概括地说是动乱与现代化两不相容。
（张朋园: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架构与发现”,《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1986年,第849-867页。
）但也有学者对上述一些结论,诸如领导层对现代化的态度与所受教育的关系、工业化政策,以及区域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等提出质疑。
（同上书,第868,919-923诸页。
）
由于受新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影响较早,台湾以及香港地区学者研究现代化问题也比大陆学者要早,除了上述研究,还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限于本文篇幅，不能在这里一一引述。
大陆学者区域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胡福明等所着《苏南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书总结苏南的历史经验而着眼于苏南未来的建设，通过对苏南现代化的跟踪研究与实证分析，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并分析指出了由发达地区超前显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区性和阶段性。
本书将对现代化的理论、历史进程与现状及现代化指导思想与战略选择的研究融为一体，学术性与现实意义兼具，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现代化研究着作。
五
以上是对百年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历史学对现代化的研究的简要回顾，很可能挂一漏万。
立足于新的世纪之交中国正在高速走向现代化和世界性现代化浪潮方兴未艾这一现实，现代化研究仍将继续深入,并将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这些都应是没有疑问的。
以下提出我们对今后研究的几点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
一、我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
一些仍将“现代化”的分析范式当作五十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的专利品,把“现代化理论”固定在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与“现代”两分的水平,因而从根本上予以排斥;使用“现代化”分析范式的论文或专着,对这一概念的理论解释也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还有并非只是字面之争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并用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分辨和澄清。
更为深层的课题是:
对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机制即现代工业大机器生产力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对现代化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各自本质性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各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总进程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分区域、分部门的实证性研究才刚刚展开,其中大有学者用武之地。
例如,如同台湾和江苏学者已经开始操作的区域现代化研究;地方性政治体制、基层行政结构与功能的演变,乡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科学”、“民主”与“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在中国确立的曲折历程,等等。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在个别考察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较大区域和总体进程的多学科合作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展开。
一批正在进行中的社科项目如“现代世界的兴起”、“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拉丁美洲通向现代化之路”、“东亚跨世纪巨变与重新崛起”,正是朝这个方向所做的努力。
三、最后,我们还想强调提出一点：
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不应将现代化（无论是作为进程，还是作为目标）理想化，不要忘了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化。
“现代化”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一个反映真实历史进程的现实性概念。
“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都不是单一的，并非都是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和旗帜的社会变革运动。
“已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矛盾因而不需继续变革和发展了。
相反,如同罗荣渠先生所论：
“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
如果以为只要按现行的即使不很高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再过几个世纪全人类就将进入极乐世界或至福千年，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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