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汉字构形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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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汉字构形学

汉字构形学

前言……………………………………………………………………

第一讲汉字的性质………………………………………………

第二讲汉字学和汉字构形学……………………………………

第三讲构形与构意………………………………………………

第四讲汉字的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

第五讲平面结构与层次结构……………………………………

第六讲构件在组合中的功能……………………………………

第七讲汉字的构形模式（上）…………………………………

第八讲汉字的构形模式（下）…………………………………

第九讲汉字的构形属性与构意讲解……………………………

第十讲汉字构形的共时相关关系………………………………

第十一讲汉字构形的历时传承关系………………………………

第十二讲汉字构形系统……………………………………………

第十三讲汉字构形规律与汉字教学………………………………

前言

汉字学从传统“小学”到古文字学，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但是，那些研究成果，在教学和普及领域，仍然难以被一般人接受。

不论是学习传统“小学”，还是学习古文字学，入门都很困难。

深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汉字学缺乏基础理论，没有最基本的理论体系将初学者引进门的缘故。

1999年，我们设计了一份关于汉字学基础知识的问卷,在541位中小学老师中进行调查，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属于“小儿科”的问题，结果，回答的错误率占到大约68%，有的问题错误率高到92%。

为此，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从已经发展比较深入的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中，把最基础的部分抽取出来，给初学者和普及领域建立一种基本原理，以便多数人能对汉字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这些年，汉字的应用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和基础的理论导引，也出现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迫使我们加快创建基础理论的步伐。

我在《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一文中曾经说过：

“总结基础理论的确是一种不易被承认的工作。

一种现象，初接触时迷惘困扰，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旦弄明白了上升到理性，说出来却是如此平淡无奇。

凡是总结得成功的规律都是十分平易的，不像解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生僻字那样显得功夫深。

”在总结汉字构形基础理论时，我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总结汉字构形学的基础理论，我是从1985年研究小篆构形系统开始的。

历时四年，到1989年，在构形系统描写的基本操作方法确立后，为了考验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是否适用于历代的、各种字体的汉字，我请十几位博士用其术语系和操作程序先后对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楚帛书文字、战国三晋文字、睡虎地秦代古隶、马王堆帛书文字、居延汉简文字、东汉碑刻文字、唐代碑刻文字、宋代手写文字等实际应用的共时汉字，进行了认真地整理，对其构形系统进行了一一地描写。

其结果，极大地增强了我对汉字构形具有系统性这一理论原理的信心。

为了考验这一基础原理是否适用于应用领域，1997年，我把汉字构形学比较完善的操作方法运用于信息处理用现代汉字的部件规范，证明现代汉字也是具有系统性的。

为了考验这些最基本的原理是否平易，能不能被基础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接受，1995年，我应《中国教育报》的约稿，用一整年的时间，在语言文字版连载了汉字构形学讲座，同时把汉字构形学的最基本的内容，引进了由我主编的北京市小学教师自学考试的教材《汉字汉语基础》，在此过程中，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中小学老师的来信，帮助我进一步把汉字构形学的基础原理完善和进一步通俗化。

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小学识字教学研讨会和香港召开的2000年国际语文教学研讨会上，我把《汉字构形学讲座》略作修改，配合我所作的《汉字教学原理和各类教学方法的阶段适应性及评估》的发言，印给老师们征求意见。

在得到意见反馈后，我对《汉字构形学讲座》作了修改补充，把它印出来，以便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这本《汉字构形学讲座》的小册子，是在《中国教育报》连载的十二讲基础上多次修改补充的，希望用最少的篇幅把在识字教学里能用和比较好用的部分凝缩起来讲一讲，因此，我第一追求的是简要和平易，而不追求高深。

汉字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哪些属于最基础的，很难把握。

要简要，就容易挂一漏万；要平易，就难以透彻。

还有许多问题，只有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一书出版时再涉及了。

感谢在基础教学第一线的许多老师，他们从1995年至今，一直在帮助我把汉字构形学和汉字教学结合起来，并且告诉我哪些内容还需要增补，使这个讲座从《中国教育报》的2。

1万字增加到现在的4。

7万字。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引发更多的人重视汉字学基础理论的探讨,重视汉字学基础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王宁

2001．9

第一讲汉字的性质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韵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

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三千六百多年。

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讨论汉字构形问题，首先要明确汉字的性质，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字，构形的依据是不同的，维系字与字关系的纽带也不同，分析它们个体构形与构形系统的方法也会完全不同。

不明确汉字的性质，就无法讨论汉字的构形问题。

讨论文字的性质要依据下面三个原则：

第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才能起到语言载体的作用。

所以，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

第二，文字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些文字——比如汉字——还有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历史，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这种文字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也就是要看这种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

考察汉字的性质，应当考察从甲骨文开始，历经两周金文、秦代小篆，直至隶变、楷化，从古至今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否有变化的趋势。

第三，文字不是孤立的字符，它的总体是成系统的，是按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构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

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

根据第一个原则，世界上的文字只能有两种体系。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

（1）表意体系。

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不取决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

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这种体系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

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

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

”*我们在这里引用索绪尔的说法，是因为在根本原则上，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

他把世界上的文字体系分为两个大类，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出发的。

口头语言有两个要素——音和义，记录语言的文字，只能从中选择一个要素来作为构形的依据；所以，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只能或是语义，或是语音。

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分法，也正是按照文字构形的依据来确定的。

根据这个原则，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

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从历代汉字的构形系统考察，各共时平面上的汉字的整体系统，都是按表意原则维系的。

拿汉字和英文比较，可以清楚看出二者构形依据的不同。

例如，英语book直接拼出了意义为“书”的这个词的声音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汉语“册”则用皮纬穿竹简的形态表达了它所记录的书册一词的意义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需要说明的是，就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而言，它们既是语言的载体，音与义又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两大要素，当然同时记录了语言的音与义，表音文字绝非只记录音而与义无关，表意文字也不是只记录义而“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

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一样，它的符号都是“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只是他们连接词的纽带有的是语音，有的是意义而已。

为了不把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和它构形的依据混淆，更准确的称谓应当说，英文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构意文字。

有些理论认为，世界文字发展要经历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从这个理论出发，它们认为表意文字处于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必然要继续发展为拼音文字。

这个说法首先是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事实，世界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并不一定都经历三个阶段，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

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等，都经历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了，它们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向表音发展是其趋势。

汉字也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延续图画象形文字的发展趋势是表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汉字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了适应被它记录的汉语而进行了内部调整，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

象汉字一样的表意文字还有不少，它们虽然没有汉字这么长的发展历史，但也绝不是“三阶段论”所能概括的。

我们主张“世界文字发展两种趋势”论，不同意“三阶段论”的观点。

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需要讨论汉字在漫长岁月的不间断发展变化中，是否一直属于表意文字，是否有向表音体系发展的趋势。

　　汉字在表意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不断地采用新的方式，增强个体符形和整个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当意义发生变化或符形笔势化以后，汉字常要改造自己的符形和对字义的解释，以创造形义统一的新局面。

例如，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变化后，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它的义符，使之适应事物的特点。

“砲”本从“石”，火药发明后，形体演变为从“火”的“炮”。

“快”在唐宋本有从“马”的俗字，写作“駃”，交通发达后，马不再代表最佳速度，就由表示“快感”的意义“快”引申了等等。

再如，当原初构形的意图因符形演变而淡化，汉字便采取添加意符的方式来增强其表意功能。

象形字加义符的如“纹”、“韮”，会意或形声字已经有了相关的义符再度累加的如“捋”、“援”、“歌”等。

这些都说明，汉字总要最大限地在符形上增加意义信息，来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

　　第二、由于书面语与口语可以即时互相转化（口语被记录，则转化为书面语；书面语被读出或唱诵，则转化为口语），在此过程中，语音信息一时之间会变得异常强烈，加之有些抽象意义的词因义构形又比较困难，因此汉字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一批同音借用字，即，不再为某些词构形而借用同音字为符号。

例如：

“戚”的本义是“斧子”而借作“悲戚”字，“舍”的本义是“房舍”，而借作“舍弃”字，“介”的本意是“甲介”而借作“疆介”字等等。

但是，表意的汉字群体对这些脱离意义的音化符号有“排异”作用，为时不久，它们便加上了相关的义符，分别写作“慼”、“捨”、“界”等，再度义化。

正因为如此，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一种规律。

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并利用声符作为别词手段的。

第三，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辩认。

就书写而言，人们终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识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

然而越简化，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识别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大，又难免增加符形的繁度，给记录增加负担。

二者的要求是矛盾的。

汉字就在这易写与易识的矛盾中，不断对个体符形进行调整，以实现简繁适度的优化造型。

调节字形的杠杆是汉字的表意性质。

汉字总是不断减少构件与笔画，来减少书写的困难和减轻记忆的负荷，但是，这种简化一般是在不影响表意与别词的前提下进行的。

汉字在第一次规范的时候作过一次有意识的省减，这就是从大篆到小篆的省减，这次省减主要是省去多余的部件。

例如：

大篆很多从礜的字，小篆都改从辫

大篆“集”作亮，小篆作谅

大篆“流”作骀，小篆作骁

大篆“涉”作骅，小篆作骈

这是一次人为的自觉简化。

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隶变，是一次自发的简化，简化的力度很大，但是，汉代碑刻的隶书文字经过归纳整理后，表意性尚存的占91％左右，马王堆出土帛书传抄上古典籍的隶书文字，保留表意性的占89％以上。

现代汉字形声字已达90％以上，义符的表义能度也较好地保留下来。

这些都表明，在历史上，汉字不论怎么简化，都不会把应有的意义信息全部舍弃，决定简化程度的下限，一般是汉字表意特性的保留。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汉字向表音发展的趋势，只看到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事实。

根据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考察汉字不同类型的符号是否都能列入表意体系。

其中特别需要论证的，是带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是否仍然可以在表意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早期形声字主要有三个来源：

强化形声字。

象形字构成以后，由于识别的需要，为它增加一定的信息。

有的增加声音信息，如象形字“星”加“生”，象形字“雞”加“奚”等。

这种用声音来强化象形字的方式，很快就没有能产量，不再用来构字了。

另一种强化形声字，就是前面所说的，象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后，加表义构件强化它的意义类别从而使原字转化为声符的形声字。

分化形声字。

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借义分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假借字与本字共用一字，加表义构件将它们分化。

例如：

“房舍”与“舍弃”因假借共用一字，加“扌”作“捨”，表示“舍弃”。

“亲戚”和“悲戚”因假借共用一字，加“心”作“慼”表示“悲戚”等。

第二种，广义分化，早期一个字表示的意义比较宽泛，后来为了区别，分别加表义构件或另改表义构件分化为意义指向更具体的字。

例如：

“介”——加表义构件分化为“界”、“紒”等字。

“和”——改表义构件分化为“盉”、“龢”等字。

第三种，引义分化，当字所记录的词引申出新的意义时，加或改表义构件分化出新字。

例如：

“止”由“脚”的意思引申为出“停止”义，“脚”义改写为“趾”，再引申为“地点”义，分化出“址”。

“窄”由“狭迫”义引申出“压迫”义，分化出“榨”。

“化”由“变化”义引申出“差错”义，分化出“讹”。

类化形声字。

形声字的格局形成后，有些本来不是形声字的字，受同类字的影响也加上了义符。

例如，“示”部形声字形成后，“禮”、“福”等字因类化而加义符“示”。

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结果。

用加声符来强化象形字的方法所以很快就不再使用，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增加意义信息，与表意文字的性质不相适应。

而其它几类形声字，所增加的都是意义信息，声符是因为加义符被动转化而成的。

所以，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的。

当形声字的声义结合的格局形成后，也有一些字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合成的，这种形声字也是以义符为纲，以音符作为区别手段的。

正因为汉字的声符不需要准确标音，没有引读作用，所以，汉字才能超时代，超方言。

也是因为汉字的表音机制很不完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才是十分重要的。

如前所述，汉字的形声字虽然有很大比例，但形声字的声符本来就是用近似的声音来起别词作用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声符对形声字的直接标音作用更加弱化。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记音符号来协助标音，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弥补表意汉字不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

汉字的表意性质确定了，我们便可以知道，汉字构形的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都是要考虑到意义因素的，是要把形义统一起来的，所以，它只能使用适合汉语与汉字的方法，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它可以参考，但难以完全照搬。

第二讲汉字学与汉字构形学

　　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着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它们各有其特点，又各有其发展规律，而汉字又是表意文字的代表；所以，研究汉字的构形特点和使用规律，不仅是中国文字学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文字学的课题。

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建立起的一门学科，从汉代的“小学”算起，这门学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支：

1．汉字构形学。

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

就汉字的发展历史来说，不同历史阶段的汉字构形具有各自的特色，而汉字构形学要能涵盖各阶段汉字构形的诸多现象，为研究各阶段汉字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汉字形义学与汉字构形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

这种研究从理论上说，是要抓住汉字因语素的意义而构形的特点，总结出汉字形义统一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达到确定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这一目的。

从实践说，是要借助字形的分析来探讨古代文献的词义，为古书阅读和古籍整理提供语言释读的依据。

汉字构形学与汉字形义学是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

前者借助于意义，探讨的中心是形体，所以属于汉字学范畴；后者借助于字形，探讨的中心是意义，所以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2．汉字字体学。

汉字字体指不同时代、不同用途（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不同书写工具（笔、刀等）、不同书写方法（笔写、刀刻、范铸等）、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

汉字字体在今文字阶段形成了正规字体和变异字体的差异。

一般把隶书、楷书称作正规字体，行书、草书称作变异字体。

变异字体的结构是对正规字体结构有系统的变异，因此，它们的构形系统依附正规字体而存在。

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探讨变异字体——行书和草书结构的变异规律，是汉字字体学的任务。

3．汉字字源学。

尽量找出汉字的最早字形，寻找每个字构字初期的造字意图，也就是探讨汉字的形源，也叫字源，这是汉字字源学的任务。

字源学是研究探讨形源的规律和汉字最初构形方式的学科。

汉字字用学与汉字字源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

个体字符造出后，并不是永远用来记录原初造字时所依据的那个词或词素，它的记录职能时有变化。

字用学就是研究在具体的言语作品里汉字字符记录词和词素时职能的分化和转移的。

汉字字源学探讨原初字形，属于汉字学范畴，字用学探讨汉字记录汉语的实际职能，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4．汉字文化学。

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宏观的，即把汉字看成一种文化事象，然后把它的整体，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巨系统下，来观察它与其它文化事象的关系，这是宏观汉字文化学；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的，即要研究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加以揭示，这是微观汉字文化学。

总之，汉字文化学是在作为文化事象的汉字与其它文化事象的互证关系中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汉字构形学是描写的，那么，汉字文化学则是解释的：

它要从历史文化和客观环境出发，对汉字个体字符构形的状态及其原因加以解释，同时对汉字构形总体系统及其演变的历史所以如此作出回答。

汉字学这四个分支的内容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而汉字构形学则是其它三个分支的枢纽和基础。

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汉字三要素形、音、义，音和义都是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由汉语那儿承袭来的，只有字形是汉字的本体。

不论研究汉字的字源、字用、风格和他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都必须先把汉字的构形规律搞清楚。

历代的汉字学，包括汉字形义学、汉字字用学、汉字文化学、古汉字考释学、汉字形体演变学……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真正的、具有科学理论体系的汉字学基础理论，至今并未完善；这是因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

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两种固有的积习。

这两种积习，都是早期汉字研究的实用目的带来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因“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这一制度而得名。

它的目的开始是起点很低的识字教学，两汉经今古文斗争以后，因古文经学家的推崇，一下子上升为考证、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也就是讲解古代书面文献的工具，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汉字所以能成为解读古书、考证古义的依据，不仅因为它具有记录汉语的功能，还因为它始终是表意文字系统，据义而构形，从字形上可以探求词的本义，以本义推导引伸义，再加上语音的因素找到本字而辨明假借义。

由词义而句意，由句意而章旨，由章旨而知文献所传播的思想。

这种十分明确的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的。

“六书”是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模式的凡例与法则，但是，“六书”的前四书虽勉强可以涵盖《说文》小篆的构形类型，后二书却与构形没有直接关系。

细究“六书”的意图，很大成份是着眼在探求形中的意（造字意图）和义（构字所依据的词义）。

只有兼从“释字之法”而不是单从“造字之法”的角度，也就是汉字形义学的角度，才能准确理解“六书”。

而通过造字意图来探求词义，已经跨越到语言学范畴，并非单纯的汉字本体研究了。

“字”在“小学”家心目中常常是“词”的同义语。

正是因为他们忽略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相对的独立价值，才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小学”家对汉字的关注一般是以个体为对象的。

汉代及此后纂集的“小学”专书，大多以音、义为纲来订编则，以形为纲的《说文解字》尽管包含着十分宝贵的构形系统的思想，但是由于使用他的人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太强烈了，后代人对它的应用，多数都着眼在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而对它的评价，自然也以它提供的每个形体与意义考证的效果为标准，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

后代《说文》一类的字书在理论的自觉性上比之《说文》远远不如，绝大多数只是袭用《说文》的框架来罗列字形——而且是不同历史层面的字形——因而很难看出汉字形体所具有的系统性。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

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这种本体研究的障碍。

加之历代字书都不区分字形的历史层面，提供不出一批经过整理的系统字料，创建科学的汉字构形学便更加难以起步。

没有一套能够分析汉字构形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可操作方法，有关汉字的许多争议问题便不易取得共识，汉字史的研究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传统文字学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研究汉字总体的重要性，字书对字的类聚本身就表现出“小学”家认识汉字总体的愿望。

而且，任何单字的考证都必须借助大量相关字形作为参照，考据家不可能没有总体与个体关系的意识；但是，传统文字学仍然不能完成创建汉字构形学的任务。

这是因为，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未能给它提供分析总体字形内部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因而面对三千多年不断变化又不断积淀的数万汉字，他们难以由纷繁之中见其规律。

近现代文字学的许多专家对汉字理论的研究，为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出土文字的自觉考证和古文字学的建立，不但使汉字构形的规律逐步得到了多方的印证，而且使文字断代的观念得到了强化。

从甲骨文到秦篆历代古文字大量形体的实际面貌，隶变以后汉字形体演变的复杂事实，都对传统“六书”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说明了“六书”仅对秦代规范的小篆是适合的，但是它无法覆盖历代的汉字构形。

为了使汉字构形的类型划分能够切合古文字的实际，一些文字学家提出了“三书”说，但是，“三书”说对古文字说来过于笼统，对今文字说来又不完全切合，始终未能将“六书”替代下来。

“六书”明显的局限性，增加了进一步总结汉字构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从新的角度来看“六书”，又使我们产生了以下的看法：

“六书”本来是以秦代规范的小篆为基础总结出的汉字结构分析模式，它所以能统帅汉字构形分析几千年，主要是它的“结构—功能”分析法适合表意文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传统“六书”不应当抛弃，而应当为汉字构形学的总结提供一种合理的思路。

汉字构形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给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与方法。

它指导我们把中国古代“小学”中的朴素的辨证方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