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正口述不走中间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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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正口述不走中间路
王君正口述：
不走中间路
口述/王君正采写/方舟 曾经有电影学院的学生问我：
什么人能够当导演？
我回答说：
一种是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特别有才华的；另外一种就是我这样的，愿意用一颗真诚的心投入到每一部电影中去。
我想，电影是我一生的职业，也是我一生最真诚的投入。
――王君正
曾经在一次电影界的聚会上，王君正被大家开玩笑地评选为“最像男人的女导演”，因为她导演的影片《山林中头一个女人》风格粗犷豪放，一派阳刚之气。
但是她成名的影片《苗苗》和后来赞誉颇多的《天堂回信》却又是风格细腻到无法再细腻的两部充满童真的儿童片。
到底哪一个才是她自己？
王君正说，其实自己就是《女人?
TAXI?
女人》中两个女人的结合体：
一方面内心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女性的独有的敏感、细腻和高贵，另一方面外表却又秉承着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
她说自己总是游走于两个极端，鲜有走中间路线的时候。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的人生才过得如此洒脱和率性。
“王君正爷爷”
1980年，我35岁，执导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影片《苗苗》。
当时正是“文革”刚刚结束，厂里的（北影）一大堆老导演都在等着拍片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当导演的。
可幸运的是，我赶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当时文化部电影局为了扶持青年人，成立了一个青年摄制组，要几个大厂各自派几个人来，北影于是就把我给派去了。
电影局的想法是：
让这些青年导演自己搞剧本，自己搭班子，最后电影局出钱资助拍摄。
这当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回到北影后，我的那些朋友就赶快给我整本子。
这期间，一个老前辈就跟我讲：
既然你能在电影局当导演，为什么不回厂当导演？
我心想也是这个理。
这时候，我已经拿出了剧本，于是我们的老厂长汪洋也就顺水推舟，让我当了导演。
过后汪洋跟我说，当时有好多人表示不满。
因为当时我是最后一班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是小师妹，很多师哥师姐都还没拍电影，我这个小师妹倒先拍了，自然会造成大家心理上的不舒服，一碗水就端不平了。
《苗苗》原本叫《献上全部的爱》，是云南的编剧严婷婷和八一厂的编剧康丽雯写的。
修改剧本的时候，严婷婷正好怀孕了，妊娠反应特别厉害。
我说你回云南老家去，我来改。
于是从那年的大年三十一直到初四，我四天没睡觉，每天都改到五点钟。
四天后，上班交上去，剧本一下子就通过了。
《苗苗》当中的几个小演员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是影片成功的保证。
不过，找这几个小演员我并没有特别的费心，只是去了几个小学看了看，就定了下来。
我认为孩子都是天才，只要你找到你心目中的感觉就行，没有必要在几百个、几千个孩子当中找。
选演陶燕的小演员的时候，组里的人都不太同意。
因为她太爱笑了而且活泼得不得了，跟戏里的陶燕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她的那双弯弯的小眼睛，喜欢她那种招人爱怜的样子。
当时还有一个候选的小女孩来剧组，朗诵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结果全组哭成一团了，大家就想留这个小孩。
但是我坚持用了现在的这个小演员。
我说你们放心，她肯定行。
最后这个孩子出来以后，银幕效果特别好，因为她长了一个孩子脸。
我选演员，首先就要给观众一个舒服的感觉。
选一个大人脸，一看就不舒服，你要用多大的本事让观众去接纳她？
我这个小陶燕一上来，观众就会爱怜她。
观众一爱怜她，其他的孩子一欺负她，所有观众的倾向性就在她这，电影就成功了。
在拍摄过程中，我也从这些可爱的孩子身上获得了很多东西。
比如演许培培的孩子，他的角色是一个坏孩子，但是他有一句话让我很震动。
有一天，他悄悄跟我说，王阿姨，我特别想当好孩子。
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就是孩子的心声！
你要知道他们虽然在戏里演犯错误，但他们会真正发自内心的流出那种痛苦和悔恨的眼泪。
我觉得他实际上呼唤出好多被老师、家长所忽视的落后孩子的心声。
于是我就特意加了一场戏，让他们都成了好孩子，这场戏也成了全剧的结尾。
为了保持摄制环境的纯净，给孩子营造一个真实的氛围，我专门给他们配备一个退休的老师，而且孩子们的吃住都不跟摄制组在一起，只有拍摄的时候才进入现场。
摄制组除了导演组可以和他们接触以外，其他人不准和他们交流。
所以这些孩子拍完这部戏以后，不但没有耽误学习，或沾染任何毛病，而且在班里都非常优秀。
后来他们都成为非常出色的人才。
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最初韩苗苗这个角色是照着张瑜的感觉来写的，写得是一个非常有体育细胞的小老师，可以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能游泳，还和男孩子赛跑甚至打架。
张瑜当时正在上海拍摄《巴山夜雨》，由著名导演吴永刚执导。
于是我就找到吴永刚家里去借张瑜。
结果一进他家，看到墙上挂了两张遗照，一张是他老伴，一张是他儿子，都刚刚去世。
我一看这个情况，就只好打消了让张瑜出演的念头。
这时候有人就给我推荐了实验话剧院的李羚，当时她是话剧院刚刚招进的学员。
可是因为剧院管理非常严格，加上她是学员，借了就没法学习了，所以谁都借不出来。
于是，我就找了老前辈于蓝、张水华，他们都是实验话剧院院长舒强的老战友，他们就帮我去斡旋。
我记得当时我和李羚打电话都用暗号，什么“表姐、舅妈、姨”之类的。
因为不愿意让话剧院领导知道，说你在下面秘密活动。
最后，愣把她借出来了。
我是在西安上的小学。
《苗苗》公映以后，我的同学就认为苗苗活脱脱是一个我，那一招一式就是我，我给他们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实际上我并没有告诉李羚怎么笑，怎么哭，怎么演，就是因为我跟这个角色的灵魂做了一番心灵的置换，等于我就跟演员融为了一体；李羚顺着我，就完成了我心目中的那个老师的形象。
《苗苗》公映之后，我接到很多小朋友的来信。
孩子们最大的希望就是：
苗苗老师的学校在哪？
我是不是也能去那上学？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多人都称呼我爷爷、叔叔、伯伯的，没有一个叫我阿姨的，可能因为我这个名字太不像个女人的名字了。
“蓝天、绿草、黑水牛”
在领取《苗苗》的金鸡奖的时候，我和编剧严婷婷住在一起。
我跟她讲起我看到的一个关于回声的故事。
回声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你说好听的，他就说回来好听的；你骂人，他就回来骂你；你说我爱你，他就说我爱你。
婷婷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她说，我们云南把回声叫做应声阿哥，我们可以写这样一个剧本。
于是，我说了这么一个理念，她就来了一个应声阿哥，一个剧本的雏形就产生了，我们就奔云南采风去了。
《应声阿哥》是一个纯粹编出来的故事。
如果说有现实的影子，那就是我们在采风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科学院在横断山脉考察，遇到了很多从北京赶过来的科学家。
我们就把这个用在了故事里，就有了京京的妈妈是植物学家这样一个情节。
扮演京京的小演员姬晨牧是在幼儿园里发现的。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一个哈欠连着一个，使劲打。
我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很好。
当时他旁边还有一个孩子要移居到澳门去，他爸爸妈妈都是芭蕾舞团的，漂亮衣服多得不得了。
我说把他带上，让他爸爸妈妈把那些漂亮衣服都带上，戏里头穿。
演老阿妈孙子的孩子叫尚勒刚，本身就是少数民族。
因为第一次演戏，他总是不太自信，所以拍摄的时候，他老斜眼看我。
一斜眼，效果就不好了。
于是我就偷偷跟他说：
勒刚，你是王阿姨挑来的，王阿姨在摄制组里最喜欢你。
你表演得好，我会表扬你。
你表演得不好，我会悄悄告诉你。
千万不要看我，你心里想着我就行了。
到后来，这孩子戏演得特别好，就是演到你拉都拉不住了的感觉。
陈凯歌拍《孩子王》的时候，里面的少数民族孩子就是长大了的勒刚。
孩子们非常聪明。
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的游戏就是扮演摄制组的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演一个角色。
他们把白天摄制组的一套全部都无实物地表演一遍，做的就跟真的一样。
有个小女孩就学我：
不行，不行，再来一遍。
这是他们每天的游戏，乐此不疲。
《应声阿哥》是在冬天的云南拍的。
因为是旱季，草是黄色的。
可是我又想要拍出“蓝天绿草黑水牛”的效果。
怎么办？
当时陈凯歌是我的副导演，他就和制片主任买化肥，借来洒水车撒水，可是草还是不绿。
后来只好跑到一个很远的大水坑里去拍绿草。
当时，中央电视台电视中心的曲磊磊，正好在当地拍摄《蹉跎岁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们的困难。
他说，其实“黄草，蓝天，黑水牛”这种色彩关系也很好。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后悔地恨不得把门踢一个窟窿，可是当时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胶片了。
陈凯歌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交给他一场戏，由他拍摄。
我跟他说，你不要看我的分镜头，你愿意怎么拍就怎么拍。
他很兴奋，于是认认真真地把这场戏像一部电影一样分了七八十个镜头。
这时候，摄影不干了。
我把摄影摁住了。
但是后来我还是跟凯歌说，不能太罗嗦了，一场戏就是一场戏，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电影拍。
陈凯歌给我留下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认真。
我说要80个群众演员，找到79了，他都不作罢。
我说要把黄草地变成绿草地，他就能跟制片主任去买化肥，找来撒水车往上洒水。
我后来跟剧组的人说，像凯歌这么认真，他绝对能成功。
片子最后的一场戏是告别。
由于我们在一块儿朝夕相处了三个月，孩子们和我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彼此都很不舍得。
开拍前，我趴在小演员的耳边说：
这场戏拍完了，我们就要分别了。
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于是他们的眼泪也哗哗直流。
我悄悄说开机。
旁边的化装服装都是女同志，看了这情景，也都哭得稀里哗啦。
最像男人的女导演
1985年，在学习了三年之后，我拍摄了《山林中头一个女人》。
这个本子是女作家乔雪竹写的。
曾经有人问导演黄蜀芹，你觉得你们女导演里谁的电影拍得好看？
她说，王君正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
问好在哪？
她回答：
她敢拍男人。
黄蜀芹说的是电影中一场男人的群裸戏。
之所以有这么一场戏，是因为我在采风的时候了解到，那些在森林里头生存的男人，都是裸睡的。
因为气候太冷，特别容易冻死，所以不能一觉睡到天亮，睡到半夜就要有人把他们喊醒，醒了以后要在大火炉前烤火，先烤前胸再烤后背，然后大碗大碗地喝热水，把汗发出来。
要不然温差太大了，容易出生命危险。
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把这个细节表现在我的电影里呢？
于是，我就把我的副导演陈国星叫来，把我的构思向他阐明，让中国银幕也表现一回中国男人的阳刚美。
陈国星兴奋得不得了，兴冲冲地就去找人了。
等到他把人找来了，我一看，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些群众演员要么就是瘦的不行，要么就是浑身的囊肉，没有丝毫的美感。
可是这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直是我特别遗憾的一场戏，当时我们摄制组旁边就是体育学院，我应该坚持找几个健美运动员来。
那样，我们的镜头就敢给上去，才能体现出男人的剽悍和粗犷美。
尽管影片出来，大家觉得效果也不错，但是离我心目中的那个感觉差远了。
影片的两个女主角李秀明和丁嘉莉都是特别优秀的演员。
李秀明是我早就相中的，丁嘉莉则是黄蜀芹向我推荐的。
当时她跟我说，上海戏剧学院刚分配了一个演员到青艺，你去看看。
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青艺。
当时，丁嘉莉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就把她叫出来。
一看，高高大大的，很健康，很阳光，感觉很对。
我就对她说，你看看这个剧本，喜不喜欢，看完了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告诉她我是干什么的。
过了一两天，我给她打电话，她非常兴奋地说：
老师，我喜欢，我喜欢这个剧本。
我说，那好，大力神就是你了。
丁嘉莉是第一次接触电影。
摄制组里有人说，你是话剧演员，你演戏有点过。
她不知所措，偷偷地哭。
我知道后就和她谈话，我说，千万别听别人的话，你这个角色，就是要这么一个凡事都要过一点的感觉。
哪个女人敢抡大斧头？
只有你呀；哪个女人敢去砍男人？
只有你呀；哪个女人叫大力神呀？
也是你呀。
你还敢到木头堆上去跟男人抬杠去，男人不敢干的活你都敢去干。
都收回来还是你吗？
还是大力神吗？
记住，你到摄制组，谁的话都不能听，听导演的。
拍摄中，丁嘉莉得了话剧梅花奖，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要回北京领奖。
制片主任不肯放她走。
我说必须放，人家第一次领奖。
放，那镜头怎么办？
于是我把丁嘉莉的衣服一穿，头套一戴，替丁嘉莉跑了一个大背影。
丁嘉莉第一次拍电影，从来不敢看样片。
后来影片完成后，我单独给她放了一场，结果她自己被自己的角色感动得不行，哭得一塌糊涂。
丁嘉莉的这个角色是个戏保人的戏，李秀明的角色是人保戏的戏。
你想她演一个病入膏肓的妓女，没有行为，没有动作，永远都躺在床上，这是非常需要表演功力的。
但李秀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知道怎么来画自己的眉毛来突出小白鞋的悲，怎样抽烟，用怎样的眼神来表现小白鞋的职业特点。
这个电影拿到法国女性电影节去放映，有几个意大利演员就跟我说，这个小白鞋的表演太好了，这个演员太优秀了，我们太想跟她合作了。
李秀明的戏德也特别好，丁嘉莉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李秀明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对她都很照顾。
丁嘉莉为什么能演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她身边有一个戏里是她姐姐、生活中也是她姐姐的人。
有很多东西她不是演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1989年，《山林中头一个女人》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因为影片风格粗犷豪放，一派阳刚之气，台湾的两个导演都说，这个电影像男人拍的。
我说，搞错没有，这完全是女人的视角。
后来在一次电影界的聚会上，大家开玩笑地将我评选为“最像男人的女导演”。
两个女人加起来就是我
我拍完《大侦探》后，又去找乔雪竹，看看有什么剧本，结果她就给我了一个叫做《鸣笛罚款》的本子，也就是后来的《女人?
TAXI?
女人》。
我很喜欢影片中两个女性人物，两位主演潘虹和丁嘉莉演绎得也非常成功。
潘虹当时正在上海拍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
我就让我的副导演赶到上海，邀请她出演。
因为她不了解我，她就问谢晋导演，王导演让我演这个戏，你看我去不去？
谢晋说：
君正的戏，赶快去。
所以潘虹就来了。
潘虹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同时也是一个肚量非常大的演员。
她曾经和老演员刘琼有一些过节。
这次戏里面有一个老科学家的角色，潘虹建议请刘琼来。
刘琼就和他的夫人说：
哎，看来就是躲不过去，那还是来吧。
在拍摄过程中，潘虹就把应有的尊重、心中的歉意都表达了，我也很受感动。
刘琼演戏特别有经验，特别认真。
拍戏的时候，准备服装，他甚至会问，墙是什么颜色，地板是什么颜色，然后他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配什么样的鞋子。
他对角色那种认真、那种考虑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及的。
《女人?
TAXI?
女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戏，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再现。
影片中两个女人加起来就是我。
潘虹扮演的研究生秦瑶就是我的内心，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丁嘉莉扮演的女司机就是我的外在，古道热肠。
献给我的养父
《天堂回信》的剧本是厂里给我的，剧本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于是我就跟编剧说，把这改成一个白色的童话，咱们到东北拍去。
可是我的摄影师说，咱们又不能到哈尔滨去拍，到一个小地方拍，即使有雪，雪化了，景就脏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
这时候，厂里建议到南方去拍。
于是我带着摄制组到珠海去，然后让编剧改剧本，改成一个绿色的童话。
但是到珠海以后，我却一下子找不到感觉了。
因为我到那里以后，话都听不懂，吃的、住的、喝的，全都变了。
没办法，赶快带着人马往回走。
后来，我一想，我最熟悉的就是北京了，我就在北京拍这个戏了。
我决定自己改剧本。
剧中爷爷这个角色，我觉得最适合李丁。
李丁当时已经67岁了，身体不是太好，于是，我就天天坐他家里跟他侃。
李丁之前一直演反派。
他说，坏人和好人其实就是潜台词。
你对自己说，你真好，你的眼睛、你的表情就是温柔的。
如果说坏人，我心里想：
我杀了你，你的表情就是坏人的表情。
所以老演员就是老演员，一语道破天机。
扮演孙子的小演员是童星石小满的儿子。
当时，我到石小满家去看他的儿子，这孩子把一个可乐递给我以后，把眼睛捂住，从漏开的指缝里偷偷看我，非常可爱。
我说，就是他了。
很多人看了这部影片以后非常感动。
其实在这个电影中，我是倾注了自己的人生情感。
我有一个养父，一直带我带到15岁。
他没有多少文化，但对我的感情非常的真挚。
在他的眼里，我永远都是最优秀的。
那时候，还不流行打字幕，如果流行打字幕，我肯定要写上：
谨以此片献给我的养父。
后来，这部片子在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时候，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医院的院长看了，他就问我，你有这样一个爷爷吗？
我说，我没有这样一个爷爷，但是我有这样一个父亲。
他说，我猜就是这样。
《天堂回信》在柏林电影节得了奖，因为柏林电影节是儿童片的最重要的奖项，所以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都去那里选片，《天堂回信》就被选到世界各地去放映，也成了我得奖最多的一个片子。
本文照片由王君正和本刊资料室提供
责任编辑/翟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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