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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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文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邓小平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
社会主义经济不只是把市场作为一种调节手段来利用,或者把市场经济改造得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社会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目的,无非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本质呢?
过去我们的思路和做法是:
以行政手段实行高度国有化和公有化,以政府分配代替市场交换,每个劳动者都给一份工作,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略有差别。
这样做一开始就人为地而不是依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排除了个人占有生产条件的可能性,排除了个人收入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排除了市场竞争和投机,消灭了失业,从而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
但是,由于缺乏动力机制、竞争机制、市场机制、约束机制和资本运动机制,使经济失去了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没有达到,共同富裕也就自然变成了普遍贫穷。
这个结果显然是起初未曾预到的。
起初以为,只要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也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我们在彻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同时,也消灭了经济动力和经济差别;消灭市场投机的同时也消灭了市场机制;消灭独立财产权的同时也消灭了产权约束机制。
这样,我们自以为可以大踏步地进入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却退回到了社会规模的自然经济和类似原始共同体那样一个时代。
我们这种做法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主张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西斯蒙第只是主张退回到小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选择另一条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途径。
这条新的途径不是以共同贫穷为代价,急于彻底消灭所有剥削现象和任何经济上的分化,而是把暂时可以容忍的差别作为动力,把竞争和淘汰落后作为压力和鞭策力,用自由选择和市场交换代替政府的行政强制和分配,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企业,配置到最短缺的产业和产品上,使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都达到最大化,再由政府通过适度的干预、调节和再分配,解决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
这条途径尽管在过程中会显示出较大的差别,不能使人们享受到大锅饭的“优越性”,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增长更快,即使是相对贫困的一极也会随着水涨而船高。
从总体上权衡利弊,当然应当选择这一条新的途径。
其实,这一条途径也要付出代价,问题是要对总收益和总代价进行比较。
由于生产力发展得更快,就为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前提。
我们必须懂得,贫穷、剥削、分化归根结底是靠发达的生产力来消灭的,而不是靠军事暴力、行政强制和平均分配来消灭的。
所以,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和奠定社会主义自己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我们过去对当代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因而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
通过趁热打铁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一个国有国营和计划经济体制框架;通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基本扫光了;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化大革命”,商品经济关系在内陆方面基本上被消灭了。
从我们党来说,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结果所显示的却是愿望的反面。
高速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变成了经济停滞;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愿望变成了比例失调和资源浪费;共同富裕的愿望变成了普遍贫穷。
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韩”、“大陆不如台湾”那样一种尴尬局面。
由于实践中的挫折和碰壁,使我们开始清醒起来,并走上改革之路。
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把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对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没有搞清楚,改革并不是在理论指导十分明确和非常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
改革的最大担心是会不会改出一个资本主义来。
所以,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之前,改革基本上是在国有国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进行的,是改良式的和修修补补的。
改革初步调动了劳动者、国有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经济活力有所增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改革在三个方面没有得到重大突破:
一是资产大锅饭未根本突破,二是政府统制经济的状态未根本突破,三是在发展私营经济和允许私人投资方面束手束脚。
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以及企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都有了谋取特殊利益的动机和可能,特别是政府机构率先进入市场,于是,旧有的弊端尚未得到根本克服,反而在微观上和宏观上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动力不足和缺乏产权约束,国有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以各种手段把国有资产无偿地作为自己的资产来支配,企业大面积亏损,相当多的企业没有后劲,不少企业在价值上成为“空壳”,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并呈逐年萎缩之势。
在宏观层次上,由于政府机构控制产权并吃着资产大锅饭,自发的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时起时伏,财政亏空逐年扩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经济结构难以合理,农业严重滞后乃至萎缩,大上大下的周期波动,以及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腐败的蔓延。
由于原有的体制框架未根本突破,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付出的代价很高,而效益很不理想。
这种情况已经充分表明,不冲破国有国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难以为继了。
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中也使我们受到启示。
二战以来,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困境,甚至在政治上出现了麻烦;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显示了充分的活力。
还有,我国要想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不接受市场经济规则也是不行的。
所有这些内外因素,都使我们党下决心重新确立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对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和对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由落后国家中脱胎出来的以中国为典型的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仅抗压搞市场经济,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市场经济形式,而不能采取计划经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