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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飞回:

鸟在急风中飞舞盘旋。

回:

回旋。

  ⑷落木:

指秋天飘落的树叶。

萧萧:

模拟草木飘落的声音。

  ⑸万里:

指远离故乡。

常作客:

长期漂泊他乡。

  ⑹百年:

犹言一生,这里借指晚年。

  ⑺艰难:

兼指国运和自身命运。

苦恨:

极恨,极其遗憾。

苦,极。

繁霜鬓:

增多了白发,如鬓边着霜雪。

繁,这里作动词,增多。

  ⑻潦倒:

衰颓,失意。

这里指衰老多病,志不得伸。

新停:

刚刚停止。

杜甫晚年因病戒酒,所以说“新停”。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秋天,杜甫时在夔州。

这是五十六岁的老诗人在极端困窘的情况下写成的。

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

杜甫本入严武幕府,依托严武。

不久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只好离开经营了五六年的成都草堂,买舟南下。

本想直达夔门,却因病魔缠身,在云安待了几个月后才到夔州。

如不是当地都督的照顾,他也不可能在此一住就是三个年头。

而就在这三年里,他的生活依然很困苦,身体也非常不好。

一天他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临眺,百感交集。

望中所见,激起意中所触;

萧瑟的秋江景色,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哀。

于是,就有了这首被誉为“七律之冠”的《登高》。

  【鉴赏】

  此诗载于《杜工部集》,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

  此诗前四句写登高见闻。

首联对起。

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联,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

夔州向以猿多著称,峡口更以风大闻名。

秋日天高气爽,这里却猎猎多风。

诗人登上高处,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

江水》)的意味。

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

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

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

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富有节奏感。

经过诗人的艺术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

对起的首句,末字常用仄声,此诗却用平声入韵。

沈德潜因有“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的赞语。

  颔联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便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无边”“不尽”,使“萧萧”“滚滚”更加形象化,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窣之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透过沉郁悲凉的对句,显示出神入化之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

前人把它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是有道理的。

  前两联极力描写秋景,直到颈联,才点出一个“秋”字。

“独登台”,则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常作客”,指出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涯。

“百年”,本喻有限的人生,此处专指暮年。

“悲秋”两字写得沉痛。

秋天不一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故生出无限悲愁之绪。

诗人把久客最易悲愁,多病独爱登台的感情,概括进一联“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对句之中,使人深深地感到了他那沉重地跳动着的感情脉搏。

此联的“万里”“百年”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还有相互呼应的作用:

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排不尽,驱赶不绝,情与景交融相洽。

诗到此已给作客思乡的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独的内容,增入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诗意就更见深沉了。

  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

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

本来兴会盎然地登高望远,此时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是容易理解的。

前六句“飞扬震动”,到此处“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诗薮》)。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

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

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

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

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

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张上。

  此诗八句皆对。

粗略一看,首尾好像“未尝有对”,胸腹好象“无意于对”。

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

不只“全篇可法”,而且“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

它能博得“旷代之作”(均见胡应麟《诗薮》)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

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杜甫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

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

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

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

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

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

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

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

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

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

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

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

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

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

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

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

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

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

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

《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

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

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

“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

“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

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

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

“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

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

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

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

陈善《扪虱新语》卷七:

“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

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

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

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

“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

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

“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

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

……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

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

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原因: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

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

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

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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