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作文满分 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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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文章与人品”和去年的“门与路”相比，如果说去年是比拼思路，那么今年就是比拼底蕴。
今年的题目在立意上十分明确，考生在立意上不会存在太严重的问题。
虽然立意明确，但是今年的作文题目在素材的要求上，难度倍增，一定要是文学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例子，而且考生要明确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要熟悉作家，更要熟悉作品的风格志趣。
一言以蔽之，今年比拼的是底蕴，就是要和老师“秀文化”。
笔者认为，这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全国作文题的倾向于防止套作，要求考生在考场上写出真情实感（或者说真实水平）。
如果在立意上过分限制，考题势必会走向极端（偏、难、怪题盛行）。
人为设置的障碍也不利于考生发挥，立意或者说想法灵活多变，无法用一个尺子去衡量，所以考察考生的思辨能力，不如考察考生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积累，见多方能识广。
既然不能走万里路，至少要看万卷书。
这是未来的趋势，从强调传统文化，到语文考试重要性的逐步提高。
未来的语文绝对不是“没什么好学的，最后大家分数都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在高中的起点埋下一生的隐患。
三、文体限制
今年的题目要求是“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并同时要求：
“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
虽然没有明确要求文体，但是今年的题目并不适合写成散文或者是记叙文，最适合写成议论文。
这也是这两年浙江卷的倾向，议论文文体在整体上占优势。
当然，浙江卷本着求新求变的思路，未来也可能会在文体上大胆突破。
从今年阅读继续考察小说可知，文体倾向性的突破也不是不可能的，极有可能会出现像“忧与爱”这样，特别适合写成散文或者记叙文的题目。
四、以不变应万变
面对千变万化高考作文题，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最根本的莫过于思维品质的提升和写作功底的夯实。
这两年的作文题目已经明确提出了对于考生思维品质的要求，不管怎样的立意和理解，都要求考生们有严密清晰的思辨和扎实深厚的功底，浙江卷一直比较重视的文学底蕴和文字的美感，也会在思辨的过程中，成为文章制胜的关键。
操作篇：
一、关于立意
今年浙江卷的立意明确，不在立意上过分为难考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古人常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题目可以包含两个意思：
一是文载道，诗言志。
诗文应当直抒胸臆，发自肺腑，忠实地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
二是文如其人，从作家的作品中可见其人品、志向、情趣。
或者同意第二个材料中所给出的立意：
艺术家笔下的文雅并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二、关于素材
今年的作文题目，是一个衡量阅读量的题目，那些平时有积累，善阅读，勤思考的学生，较容易写出文情俱佳，内容充实的作文，反之写文章时就会捉襟见肘。
今年的作文题，可供采用的例子非常多，比拼的就是学生的阅读量。
首先，如果储备丰富，那么最好避开大家都写的素材。
储备不够丰富，那么就要要在思路上下功夫。
大家都写的素材，我角度新颖；
大家都用的例子，我观点奇崛。
我们讲过的沈从文、史铁生、三毛、张爱玲、摩西奶奶、柴田丰、村上春树、顾城、伊丽莎白?
毕肖普、木心、余秀华、辛弃疾、纳兰容若等等素材，今年都能完美的写进作文，正面的文如其人的例子：
柴田丰作品乐观积极，正像她孩童一般的心境。
三毛的作品灵性自由，无牵无挂，不受拘束，正像他的人生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史铁生的作品《命若琴弦》、《务虚笔记》向人们昭示了他坦然面对生死，超脱生死，追问人生意义的生命历程。
反面的例子，比如顾城，比如歌德，比如郭沫若。
笔者这里要稍微强调一下人物素材的美化，美化的方式用很多种，根据今年的题目，最好最合适的方法是“秀文化”，也就是，引用作家作品来进行美化。
例如写张爱玲：
“文如其人，不论是《倾城之恋》中那一恋倾城的悲歌，还是《半生缘》里那一场水月镜花的痴心，不论是《花凋》、《流言》还是《小团圆》，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人生，她作品如同她的人，精致，市俗，哀伤，苍凉，但是美到极致。
她是旧上海的一抹月影，满盛着苍凉的底色，倾诉着人生无尽的波折流转。
张爱玲，一个众人眼里的传奇，一道时代转身的苍凉背影，一抹时光拂过的岁月迟暮，一缕昔人独憔悴的美丽芳魂……”例如写沈从文：
“每当想起心中的《边城》，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那是沈从文笔下如水流远的湘西，那是沈从文笔下烟波微茫茶洞小城。
那是一个如风般飘渺飞逝的梦。
”直接引用边城的段落，既显得有文化感，又显示出考生积累丰富，但是我们都知道，课上我们就记住了这么一个语段。
或者用画面法。
顾名思义，画面法就是先展现画面。
孩子们可以从画面入手，将读者引入作者的作品当中去，让作品直接说话。
其实事例也可以这样展开：
夕阳如血的撒哈拉沙漠，天际是一轮红日，远处是隐隐驼铃，黄沙漫卷的沙海中，一个清瘦的身影，像风中舞动的百合徐徐向我们走来。
那是三毛，从她的书页中走来，从《撒哈拉的故事》走来，从《梦里花落知多少》走来，一个诗意灵动的女子，她手捧滚烫的黄沙，成就了那最美的乡愁，一个人万水千山走遍，看到了最美的风景，也找到了人生的道路……
三、关于结构布局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架构问题。
关于很多老师强调过的：
反复压中心词、首段引材料出论点、注意字迹等问题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知道孩子们都可以做到，但笔者希望孩子们在结构上处理合理的分段外，可以做到漂亮的首尾呼应，这在判卷老师看来是代表着你思维的一个闭合性，完整性，是极容易加分的。
那如何做到首尾呼应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就是在第一段可以插入一个艺术化处理，也就是插入一个情景。
关系型的题目不容易引入意象，所以我们选用课上讲过的情景法，我给孩子们写过各种情景，只需要把作品和作家引入情景即可，比如星空，星夜，月下，然后在结尾点出即可做到首尾呼应。
例如：
“朦胧的月色，轻纱漫卷，轻轻的拂过窗前，灯下展纸，那些动人的句子像泉水，像细雨，像眼前的月色，悄然入怀，看着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我仿佛……”，孩子们在叙述完情景之最好直接阐述主题。
然后在结尾再次呼应提及，“月光下，我看到那些作家从书页中走出来，向我微笑，向我倾诉，我我读着他们的作品，就像和他们在月夜谈心……文如其人，真的没错”
因为时间关系，仓促行文，难免错漏，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品·
格（59，39，48—58—60）
人品之于格调，犹如花之于瓶。
花美，自玉瓶相衬。
而空得一只精致优雅之瓶，未必得一奇绝独美之花。
故有贞行高节之品，其文之格调必卓然清洁。
而虚附格调之风雅，未可知其人品之高下。
抱朴子有言曰：
“朱绿之藻，不秀于枯河。
倾山之流，不发于涸源。
资不厚，则其惠也不博。
才不丰，则其辞也不赡。
”没有高洁的人品，犹如干涸的河道，无源的山泉，怎么可有会有华丽的水藻，不尽的长河？
古今中外，凡性情贞洁高尚之士，其文无不充满了生命的深邃。
那是颜真卿的“政可守，不可不守”的宽原磅礴，是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坚定追求，是谭嗣同的激昂鲜血，是鲁迅的辛辣笔墨，这样卓然不群的格调，是铮铮风骨的再现，是人品操行的反映。
有不俗的人品，方可有不俗的格调。
但竟有不凡自命风雅的斗方名士，以为有了不俗的格调便可逆推出自己“不俗”的人品。
他们的可笑之处在于，格调的高雅与人品的清高之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等号。
当年乾隆皇帝盛赞赵孟頫赵体之矫健流畅，认为其字“柔中自有镔铁骨”。
郑板桥则不以为然，直言其字谄媚，“宋之降臣，何骨之有？
”字且如此，人亦如是。
那些投降失节的汉奸中，不乏有不同于俗的文章格调。
他们纵有如此之格调，却依旧难觅半点不俗之人品。
这份不称其人的反差，犹如明镜不幸遇嫫母，良砚不幸遇俗人，宝剑不幸遇庸将。
实为格调之不幸也。
因此，格调与人品，用数学的推论方式来阐释，是单向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故与其附庸风雅地渴求一份格调的虚无外表，不如坚定不挠地精炼一份不俗的人格。
在那段对人格人品的追逐之中，哪怕前行之路充满困难，黄沙漫天，荆棘刺足，你依旧会发现那份不同于俗的格调，只不过一直陪伴于你。
而当你放弃人格，放弃操行时，这份不俗的格调，却已自顾自地离你而去，反差之大，只会使你继续咬牙坚持。
而当我们坚持这份人品，追求这份人品时，与这同来的，不仅仅是不俗的文章格调，还有更多更深邃的生命意义。
那是对生命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
这份格调不再拘束于锦心绣口的文辞，而外化为整个生命，渗透这拥有不俗人品的灵魂。
黄虫至秽，化为蝉而饮露于秋风；
腐草无光，变为萤而耀彩于夏月。
于人品，心既写之，定能使格调化腐朽为神奇，臻于一份生命的淳真。
雨落花蕊，甘苦各现（58—60）
写文如金圣叹先生曾说：
雨落花蕊，甘苦各现；
水入容器，方园自明。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忠实地表达着自己与内在世界的一致。
然而这种一致的自洽性是可以作伪的。
古今中外，沽名钓誉者甚多，虚情假意者亦不乏，然而此高雅非真脱俗，只是扯着喉咙模仿他人。
灼眼之下，东施之态，邯郸之姿，便一目了然了。
胡兰成与汪精卫，都是旧中国深负文才之士，前者惹张爱玲的青眼。
后者也是留洋海外，为文直洌。
然而在他们叛国之前，并非没有行为与文章中的表现，如同王维的辋川之作，看似清远超然，实则渴慕朝野，其高雅之真假，若与鲁迅的话、倪瞻的画相比便一目了然。
可以说，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性格看似的背离，实则虚伪的矫饰，经不起推敲与比较。
张中行先生在《负喧谈话》中评价朱自清先生性情敦厚，行事澄明慢条斯礼，这与我们在《背景》中所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独步踱步的朱自清是一致的。
先生一直嫌自己行事拖沓，希望形成雷厉风行的性格，然终不果，这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他始终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冷静的观察者，更非以奇诡辩论，波动跳跃的思维来让我们折服的斗士。
这是每个人诚心正意行文行事必然的结果，如雨落心蕊，甘苦者观；
水入容器，方圆自明。
世界如果显得凌乱不堪，是因为看他的眼睛凌乱不堪，因为读他的心凌乱不堪。
这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爱默生所说的。
一个人心中怀着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态度，世界就呈现出什么模样什么恣态，而再经过言语加工后的表达，自然就呈现怎样面貌与味道。
古之学也，入乎眼，着乎耳，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这便是说人的行为是与心里的观念学识互相协谐的。
林语堂先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
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评价，是他像大自然本身。
他并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他只是观察、感受、记录并最终离开了。
这似乎反对了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一致的观点。
因为“天地无情”，往深里说，这却是个论题最好的佐证，作家要作到绝对客观，首先是摒弃了偏执与自我的偶然性的，尔后以绝对的冷静与疏离面对万物，才能做得到莎翁这样伟大。
他是容器，却要以近乎无形，因此他的作品“豪华落尽见真淳”，他的性格是近似自然的公正与客观。
如同一切美是无蔽的真理之显现，他的剧作便是他完整人格的映射，近几完美。
俗务，在诗人笔下便是诗，在哲人眼中即是思，在凡人看来仅是事。
此间真意，真如才子金圣叹所言，“雨落花蕊，甘苦各现；
水入容器，方园自明”罢。
我手写我心（58—60）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着这样的为文之风：
“为文必独具一格，不拘性灵，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在我看来，这便是对“言为心声”的最好诠释。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着的是什么，你笔下流淌出的也应是什么。
怪侠金圣叹有二十四个“不亦快哉”流传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着的人间愉快。
但现今社会或者说是古今社会上总有艺术家不能使其为人与作品相称的现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为两种。
一类是作家在虚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全为稻粱谋的“作家”。
李绅因为写《悯农》而闻名内外，却不想他后来竟成了一个奢侈无度的豪绅，他的为人也就不能与诗中所云相称。
另一种情况便是难言了，虽有“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说，但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有时“鸣”却是极为困难的。
李贺诗中雄奇的想象，奇诡的诗风看似另类，却恰恰包含了他怀才不遇之悲愤。
至于晚唐李商隐，其眼中的蜡烛泣泪也是他的胸中之苦闷，只是无法直接诉诸笔端。
曹丕《典论·
论文》中有言，“大丈夫见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附于后。
”在科技发达言论自由的今天，我们应强调“我手写我心”，而不是无病呻吟或是穿蠹经史，一个现代公民应能够并且能够恰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文字指点江山。
现今社会已基本没有“难言”的限制，我们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颗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蜗居虚名，而忘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唤醒人类良知的作用。
作家陈远曾在访谈中这样说道，美的本质是真，倘若过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离了写作的方向，先有真后有美，我手倘若写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矫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会存在于这些文字之中。
先为真人，后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
韩愈笔下的李愿便为一真人，他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于是他成就了隐士的美名。
我想，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且，这种真实的灵气也会通过文字展现出来。
我手写我心。
长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
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过重重花径，自有云白山青。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9—60）
古言有云：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笔与文字都是人内心思考的外在反映，思考从心中流转到笔上，思想的味道也从纸上盎然而生。
在我眼中，拥有高雅格调的诗文，它的作者也是一位身着白衣、飘然空灵的人吧。
翻开中华文化的长卷，各种文学瑰宝展现在我的眼前：
“拔剑四顾心茫然”到“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李白追求内心的真实写照；
“会当凌绝顶”到“恨别鸟惊心”是杜甫从年轻到得年迈的沉郁；
“此情无计可消除”是李清照柔弱的思念；
“竹杖茫鞋轻胜马”是苏东坡看透人生的豁达。
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拥有的无非是一颗赤诚之心，墨水像心头之血一般汇聚成文字洒在宣纸上，昭示着不同时光交给不同的人带来的不同感受，也昭示着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品味和格调。
我的老师、母亲都对我说过：
文品即人品，没有一颗对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之心是很难创作出积极向上的作品，也唯有立足自身而心系天下，才能真正深刻体会到文字的力量，文字就是作者心灵的表达，在思维与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是很难再有人为这添加的。
吕不韦曾写道：
欲论人者必先自论。
能够写出清水芙蓉般文字的人们，想必他们的心灵也是经过了污泥的阻塞与干扰，但仍然洁白无瑕，并保留了那一份难能可贵的静气吧。
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绘心之笔，描绘出他们如此美妙的意境？
性情褊急则行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
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悟与淡然是无法被复制与模仿的。
老子有句话叫：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在我的理解里，这同样适用于文字和思想的关系：
一个总想着捷径，速成的人怎么能写出站得住脚、思想深远的文字呢？
一个踮着脚的灵魂，怕是一推就倒下了吧，语言、文字是“文”，内心思想与灵魂便为“质”，文是很难掩盖质的，所谓文质彬彬，便是锦上添花，美上加美了。
如果没有海伦·
凯勒那颗不屈与渴望光明的心，又怎么会有“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活着”的文字；
如果没有魏征那颗忠诚善良的心，又怎么会有《谏太宗十思疏》中朗朗诤言；
如果没有周国平那颗深邃而高远的心，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哲思洋溢在他的文字之间。
这样看来，元好问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是不是失之偏颇了呢？
人的内心影响的更是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以及风吹过来带着的他的味道，这便是人最纯真的地方，改变不了的地方。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轻嗅文骨的芬芳（58—60）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
“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
”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
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徇名逐利；
有人天生洁癖，抱璞守真，留恋理想国；
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着，文骨载风仪。
”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决颖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
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
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
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
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
纵观中国文脉史，沈括着《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堕落朽垮，鬻声于物，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
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
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
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
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与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
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灼作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
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
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
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
“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
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趁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来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
父亲曾笑谈，年轻的夜晚，躺在床上浑身颤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点起蜡烛，光着膀子抓起笔就写，我从小便“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每当获得师长的肯定，外面的嘉奖，父亲总要提醒我不能让文骨背离了人的风仪，拿出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的真挚，陈寅恪力挽史澜的魄力，梁启超冰鉴灼灼的温度，感化他人，圆满自身，所以说是“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行文至此，轻嗅文骨的芬芳，诗人的声音也不必低吟：
爬学史乘扶丛残，文章存轶堪颠沛。
抛弃诗兴青云见，自誓夜阑热肠心。
足跟踏破关山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龙泉隐箧锋未减，势将重掌扫烟冥！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
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
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
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
引美学家蒋勋之言：
“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
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
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
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
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
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
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
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
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
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
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
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
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
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
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
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
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
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点评】
“且以作品论英雄”，依靠作品，作者或许不朽;
但流传下来的，终究是“不朽的作品”而非“不朽的文人”，表现出对论题的到位把握，又体现出对内涵的深入思考，视角极其巧妙。
杜工部的忧国忧民之心与发自肺腑之言的千古绝句，令我们肃然起敬;
但莎士比亚的敛财如命与《威尼斯商人》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同样能让我们汲取正能量。
行文充满理性思辩，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
游侠语曰：
“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
”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
“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
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
”“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
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
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
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
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形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
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或“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
俄国诗人安娜·
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
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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