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1996 02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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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的理论形式对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所作的论证，是以“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urve）为基础的。
出生于新西兰的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于1958年在《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1861—1957年联合王国的失业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该文对英国的统计数据作了认真而又详尽的回归分析，试图以此来证明他所提出的下述假说：
除了某些例外的年份以外，可以用失业的水平和失业的变化率来解释货币工资率的变化率。
通过分析历史上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证明，在1861—1913年间，英国名义工资率的变化率与失业率是负相关的：
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率在一年中上升的百分比就越高，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菲利普斯将这些年英国的统计数据拟合成图1中的那样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型。
根据菲利普斯估算，图1中拟合的那条曲线可以回归为下列方程：
y+0.900=9.638x-1.394（Ⅰ．1）
其中y为每年货币工资率的变动率，x是失业的百分率（Phillips，1958，P．284—285，290，299）。
菲利普斯发表论文的1958年，正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中大行其道的年代。
在凯恩斯所奠定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上，历来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主张扩大总需求。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很快就证明，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很久，当整个经济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失业时，通货膨胀就开始出现了。
这样，如何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成了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争论的一大课题。
有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过度扩张总需求（“需求拉动”），有人认为是由于“成本推动”。
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解释对于反通货膨胀的政策都很难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他们无法搞清楚哪部分通货膨胀是由于“需求拉动”，哪部分是由于“成本推动”，而“菲利普斯曲线”却使他们摆脱了有关通货膨胀成因的这种恼人的争论。
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把“菲利普斯曲线”变成描述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曲线，就可以据此推导出通货膨胀的主要社会效益，反通货膨胀政策就有了足够的依据。
因为可以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判断，多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宽容的，多高的通货膨胀率好处不大，是必须制止的。
因此，菲利普斯的论文一发表，就有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着手把它变成描述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曲线。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和索洛所作的分析。
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可以把生产率的增长看成是具有比较稳定的长期趋势，还可以把价格超过工资成本的差额看成是一个大体不变的给定比率。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变成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
两位温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后来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索洛，就这样把菲利普斯曲线变成了一条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的曲线。
他们于196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方面》的论文，在其中给出了一条“修正了的菲利普斯曲线”。
这条曲线如图2所示，表示了价格总水平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
它把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纵轴上的货币工资上涨率变成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率。
根据这条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替换关系：
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就越低；
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就越高。
根据这条曲线所表示的数量关系，萨缪尔森和索洛提出：
在紧接此后的那些年中，按照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每年的上升率不超过2.5％的话，美国每年就将有5—6％的失业率，这大约就是价格稳定（零通货膨胀率）的成本；
如果想达到足够高的产量以便使失业率不高于3％，价格指数每年可能就要上升4—5％，这样高的价格上涨大概就是高的就业和产量的必要成本（Samuelson／Solow，1960，P．191—192）。
经萨缪尔森和索洛这样修改的“菲利普斯曲线”很快就流行开来，成了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版本。
正是依据这样一条修改过的“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才提出了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论，认为可以用通货膨胀去替换失业。
显然，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有着相当固定的反向数量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比较稳定的长期趋势。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M．Okun）对这种数量关系作了详尽的估算，发现季度的失业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季度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会下降3.3个百分点（Okun，1970，p．135—136）。
而年度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高于长期趋势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0.4个百分点。
这一数量关系被称为所谓的“奥肯法则”（Okun′slaw）（Dornbusch／Fischer，1987，P．573—574）。
利用“奥肯法则”可以毫不费力地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转变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替换关系：
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可以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速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来，就可以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来论证通货膨胀的所谓“替换作用”：
可以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一种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论在6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确实曾经风行一时。
根据失业率与实际总产量的上述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把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转变成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通用的所谓“总供给曲线”（图3中的AS曲线）。
该曲线表示了价格总水平与总供给的关系：
价格总水平越高，总产量就越高。
在这样一条总供给曲线下，扩大名义总需求可以在提高物价总水平的同时增加总产量。
（在图3中，曲线AD′和AD″分别为不同的货币增长率下的总需求曲线。
AD″代表的货币增长率高于AD′所代表的）。
但是，作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都有着足够清醒的头脑，能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修改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局限性。
就在他们提出这种修改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同一篇论文中，他们警告说，他们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等等所作的所有讨论都只是从短期的角度出发，只涉及今后几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们指出，在长期中价格与失业的关系会维持图2中的那种形状而不变，可能是错误的。
当然今后几年中在政策上所作的事可能以某种方式移动这条曲线；
至于经济政策将如何移动菲利普斯曲线，萨缪尔森和索洛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Samuelson／Solow，1960，p．193）。
但是，他们自己已经为否定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埋下了伏笔。
二、自然率假说和预期的作用：
对替换作用的否定
在60年代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界，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通货膨胀替换作用论一度确实占了上风。
但早在6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费尔普斯（P．E．Phelps）就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自然率假说”，据此否定通货膨胀在长期中有替换作用。
米尔顿·
弗里德曼是战后美国“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货币主义者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否认在长期中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来改变实际收入、失业率等实际变量。
弗里德曼于1967年底向美国经济协会作了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著名演说，强调货币政策不可能超出长度极为有限的时期去固定失业率。
他以“自然失业率”假说和预期的作用这两大论点为支柱，根本否定了在长期中会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那种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自然失业率”是与处于均衡状态的实际工资率结构相一致的失业率；
在这种失业率下，实际工资率倾向于按照某种“正常的”比率上升。
只要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等等保持其长期的变动趋势，这种实际工资增长率就将一直维持下去。
也可以说，“自然失业率”以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状态为基础，而决定这种一般均衡的因素中已经包括了劳动和商品市场上的各种现存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中包括市场的不完全性、需求与供给的随机变化、搜集有关工作空位和可支配的劳动的信息的成本、流动的成本等等。
如果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就会存在着对劳动的超额需求，它会产生使实际工资上涨的压力；
如果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劳动的供给会过剩，它会造成使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Friedman，1968，P．8）。
近年西方的标准经济学教科书则把自然失业率概括为与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劳动市场相一致的摩擦性失业率，或失业的长期均衡水平，或结构性的失业率。
在自然失业率下，新失业的人数与摆脱失业的人数恰好相等，而厂商与工人们对价格与工资的行为的预期则是正确的（Dornbusch／Fischer，1987，p．470，549—550）。
正如弗里德曼所强调的，“自然失业率”决不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
相反地，在决定“自然失业率”的因素中，有许多是人为的、是政策造成的。
弗里德曼举例说，法定的最低工资、强大的工会都会提高“自然失业率”，而提供有关岗位空缺和劳动供给的信息将降低自然失业率。
他使用“自然的”这个词是为了将实际的力量与货币的力量区别开来（Friedman，1968，P．9）。
在这里，“自然的”意味着预期的价格和工资等于现实中的价格和工资。
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稳定的生产技术关系和生产率的长期稳定的增长趋势，每一个特定的失业率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产量和一个特定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认为有“自然失业率”存在，就等于认为有与之相对应的“自然产量”和“自然增长率”存在。
弗里德曼等人的这种有关存在着“自然失业率”、“自然产量”和“自然增长率”的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然率假说”。
弗里德曼否定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的第二个论据，是预期的作用。
弗里德曼承认，菲利普斯对失业与工资变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有创造性的贡献。
但是他认为，这一分析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缺陷：
它没有能够区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
其实菲利普斯所描述的那种关系只是在对物价变动率的预期固定不变时才能存在。
菲利普斯所分析的是这样一个世界：
在那里每个人都预期名义价格是稳定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的物价总水平基本上是稳定的）；
而且不管实际的价格与工资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这种预期都没有动摇。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西这种国家里，由于长期高通货膨胀的影响，每个人都预期物价一年会上涨75％，那时要想使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名义工资就必须也上升75％。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超额供给不一定会使名义工资绝对地下降，而可能只是使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慢于预期的物价上涨速度。
当巴西推行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时，它虽然成功地将物价上涨率降到一年约为45％，失业起初却急剧地增加。
这是由于受过去的预期影响，名义工资仍然以极高的速度上升，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名义工资上涨的速度，但是却高于新的物价上涨率。
弗里德曼坚持说，这是将通货膨胀率降到广泛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下的一切努力都会引起的后果（Friedman，1968，p．8—9）。
弗里德曼指出，如果货币当局在物价稳定时力图将失业的“市场率”降到“自然率”之下，它会采取鼓励支出的措施以提高货币的增长率，使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和支出都开始增加。
在刚开始时，增加的收入中有许多以至大多数都变为产出和就业的增长，而不是变为价格的上升；
这是因为人们一直预期物价将会是稳定的，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价格和工资。
但是没有预期到的名义需求的上升也会使产品价格上涨，而且会使产品价格上涨得快于名义工资，结果是实际工资下降了。
但是雇员们预期的实际工资却上升了，因为他们是用过去的物价水平来把收到的工资折算为实际工资的。
这就使就业得以增加。
但是“事后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将很快就影响预期。
雇员们将开始估计他们购买的东西价格上涨了多少，并要求将来得到更高的名义工资。
这时“市场的”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对劳动有着超额需求，所以实际工资将倾向于上升到它最初的水平。
而这又会使失业恢复到它过去的“自然的”水平。
为了使失业率保持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货币当局将必须进一步提高货币增长的速度。
这样，只有靠通货膨胀、而且是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使“市场的”失业率继续低于“自然失业率”（Friedman，1968，p．9—10）。
弗里德曼从上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总是存在着暂时的替换；
不存在持久的替换。
暂时的替换不是产生于通货膨胀本身，而是产生于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
这一般说来意味着，它产生于一种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
”（Friedman，1968，p．11）把他的上述分析化为技术上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描述，弗里德曼指出：
对任何时期来说，如果平均的价格变化率，从而预期到的价格变化率是相对稳定的，则表示名义工资变化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将会是稳定的、可以很好地定义的。
对于这样的时期来说，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
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只要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满足了上述条件）所计算出来的曲线可能处于不同的水平上；
曲线的水平取决于平均的价格变化率。
平均的价格变化率越高，曲线的水平就倾向于越高。
对那些价格的变化率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的国家，菲利普斯曲线就没法很好地定义（Friedman，1968，P．9）。
按照弗里德曼的这种说法，修正了的菲利普斯曲线只适用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
但是在通货膨胀率经常变动的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一旦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发生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就会移动：
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后，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向右上方移动。
例如在图4中，π表示通货膨胀率，u表示失业率；
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使菲利普斯曲线从F′移到F″。
象F′和F″这样的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可以叫作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因为在短期内可以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看作是给定不变的。
在每一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上，都可以找出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一点；
将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上的这些点联起来，就可以得出一条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LF：
因为在长期中通货膨胀率将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在长期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必定是垂直的：
通货膨胀没有替换失业的作用。
这条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是“自然失业率”。
与每一条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相对应，都可以作出一条短期的总供给曲线。
图5中的SAS与SAS′就是两条这样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每一条总供给曲线都表示在某一给定不变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下通货膨胀率π与总产出水平Y之间的关系。
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总供给曲线所处的位置就越高。
图5表示，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提高，总供给曲线从SAS向左上方移动到了SAS′。
在每一条短期的总供给曲线上都有一点，这一点上现实的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将不同的短期总供给曲线上的这种点联起来，就得出了长期的总供给曲线LAS。
由于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长期的总供给曲线就也是垂直的；
在长期中，通货膨胀不会增加总供给（Dornbusch/Fischer，1987，PP．504—506）。
这条长期总供给曲线所显示的产量就是“自然产量”Y*。
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名义总需求只能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不可能改变长期中的总产量。
弗里德曼的上述一整套学说，很快就被实际经济生活所验证。
1973—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的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停滞膨胀”，在高通货膨胀之下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承认，这种“停滞膨胀”现象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那种“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践中失灵了。
但是这种“停滞膨胀”现象却又恰恰是可以用弗里德曼的前述分析来加以说明的。
图6中描出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在1961—1985年间的时间轨迹。
也可以把这个时间轨迹看成是一种菲利普斯曲线，只不过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或下降的。
前述的弗里德曼的理论预言的恰好就是这种图型的菲利普斯曲线；
利用图4所画的那样的各条不同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很容易地拟合图6中的时间轨迹，把这种螺旋式的时间轨迹解释成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变动而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造成的。
图6中所显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间轨迹证明了弗里德曼的论断；
在20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提高通货膨胀率不可能降低失业率，甚至可能增加失业率。
可以说，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演说中已经准确地预言了70年代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停滞膨胀”。
正因为如此，70年代的经济衰退使否定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的经济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了上风。
弗里德曼的“自然率假说”和关于预期的作用的理论成了众所公认的正统观点。
到80年代中期，西方标准的大学教科书和宏观经济研究著作普遍都使用“自然率假说”和关于预期作用的理论来建立总供给函数。
例如，它们认为，在动态的宏观经济中总供给取决于（Henin，1986，pp．338—339）
式中Ys为实际总供给，Y*为“自然产量”，P为物价总水平，Pe为预期的物价总水平，脚标t表示是当年的数值，α为给定的参数，α＞0。
通常认为，在动态的宏观经济中通货膨胀率π取决于（Dornbusch/Fischer，1987，p．503）
π=πe+λ·
（Y-Y*）（Ⅱ．2）
式中的πe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λ＞0。
这一类公式中物价总水平和总产量的行为都完全合乎弗里德曼的观点。
这两个公式都表明，当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总水平）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总水平）时，总产量只能等于“自然产量”；
只有当现实的物价总水平高于预期的物价总水平时，总产量才能高于自然产量。
既然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了上述两个公式的正确性，那么通货膨胀是否有替换作用，就完全取决于对通货膨胀（或物价总水平）的预期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预期与现实的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关系。
50年代和6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是“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s）假说，这一假说认为，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适应性的，它以通货膨胀过去的行为为基础（Dornbusch/Fischer，1987，P．509）。
权平均，加权的方式是递减几何平均，因此有
在上式中πt-1，πt-2等分别为上一期、上两期等等的现实物价变动率，0＜ψ＜1。
ψ＜1的作用，是使过去的时间越远，对当前的预期影响就越小（饶余庆，1983，250页）。
与萨缪尔森共同提出了“修正了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曾对上式中的ψ的数值进行过著名的计量检验，这一检验相当详尽（Solow，1969）。
这一检验及其结果都表明，索洛并不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和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是固定不变的，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
战后西方的通货膨胀曾经逐渐加速，因而近期的通货膨胀对人们的预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标准的西方大学教科书干脆就假设（Ⅱ．3）式中的ψ为零，于是预期的本期的通货膨胀率就等于上期现实的通货膨胀率：
根据（Ⅱ．4）式，（Ⅱ．2）式就变为（Dornbusch/Fischer，1987，p．509—510）：
πt=πt-1+λ·
（Yt-Yt*）（Ⅱ．5）
而（Ⅱ．1）式则可以化为
或者至少
三、理性预期假说：
对替换作用的进一步否定
尽管适应性预期假说已经基本上论证了弗里德曼的理论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否定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
正如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
卢卡斯（RobertE．Lucas，Jr．）所指出的，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说，只要巧妙地选取通货膨胀政策，就可以无限多地增加实际产出。
即使是一次性地并永远持续下去地提高一次物价，也可以在长度不定的过渡时期中增加实际总产出。
而持续的通货膨胀则将持久地提高产出的水平（Lucas，1972，P．94）。
从式（Ⅱ．5）—（Ⅱ．6）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根据式（Ⅱ．6），只要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让每一年的物价总水平都高于上一
据（Ⅱ．5）和（Ⅱ．7）式，只要使通货膨胀的速度不断加快，使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高于上一年，也可以使实际的总产出永远大于“自然产量”。
这样，只要预期是适应性的，就是在长期中也可以用通货膨胀换取较高的产量、较少的失业，通货膨胀的替换作用论仍有存在下去的机会。
但是，70年代初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彻底否定了通货膨胀在长期中的替换作用。
它否定替换作用论的主要依据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假说。
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就是卢卡斯。
“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由马思（J．F．Muth）于1961年提出的。
卢卡斯于1972年在《预期与货币的中性》一文中将这一假说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货币的冲击不会影响产量、就业等实际因素（货币是中性的），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些实际后果（Lucas，1981，P．7）。
卢卡斯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所作的宏观经济分析，在短短十几年中就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界普遍使用的重要理论依据。
理性预期假说最初是用复杂的数学形式表述的，如果将这些论述化为文字形式，我们可以说，理性预期假说认为：
人们对通货膨胀（或任何别的经济变量）的预期，是以有关这一变量未来行为的所有经济上可以得到的信息为基础的（Dornbusch/Fischer，1987，P．509）。
对理性预期假说曾经有种种歪曲的解释，许多人以讹传讹，说这一假说认为人们能够完全正确地预见未来。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理性预期假说的含义只是：
人们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
所谓系统性的错误的一个例子就是预料的通货膨胀率一贯地过低。
理性预期假说认为，系统性的错误是容易发现的；
人们改正这些错误，并据此改变他们形成预期的方式。
由于人们由此而理解了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环境，他们的预期平均起来就是正确的。
理性预期假说承认人们会时常犯错误，但是认为他们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Dornbusch/Fischer，1987，p．510）。
卢卡斯简单地概括说，理性预期假说就是这样一条公理：
从概率论的角度说，人们预期的物价与现实的物价之差的期望值应当等于零（Lucas，1981，pp．95—96）：
这等于说，平均起来预期的物价是等于现实的物价的。
在这样一种理性预期下，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无论选择怎样的通货膨胀战略，都不可能使现实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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