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业的融资案例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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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孙家广曾于1986年在美国硅谷一家软件公司当总工程师，1991年在波士顿一家由惠普投资的公司里做技术管理。

回到清华以后，研究CAD技术十多年、手头握着好几项科研成果的孙家广跃跃欲试，盼望把自己在研究室里的技术变成市场化的产品。

与劳先生几次接触之后，有点“饥不择食”的孙家广决定：

与劳先生合作，成立高华公司。

劳先生是占公司80%股份的大股东。

但是孙家广找到的这第一个合作伙伴对CAD认识相当肤浅。

这位初中学历的个体户并不知道CAD其实很难做，合作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有回报。

两年下来，劳先生发现CAD里头“水很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400万元，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劳先生不再投钱了。

劳先生也知道自己的那点财力再往下做，肯定不够。

第一次合作，以有限的资本与它看不透深度的技术分手而告终。

1.2与科龙公司的合作

1995年11月11日，新的投资方出现。

这次不再是个人，是做冰箱的科龙公司。

科龙当时的董事长徐铁峰拍板决定，以1500多万元买下了劳先生的股份，成为在高华公司持股60%的新股东。

占多数股份的科龙不想放弃在高华公司的管理权，尽管科龙自己并没有会管理软件企业的合适人选。

军人出身的徐铁峰亲自披挂上阵，担任高华公司的董事长，并从科龙选派了一名总经理。

作为一家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科龙在冰箱领域的成功，没能延续到它这次经营的高华公司中来。

孙家广院士说：

“科龙做冰箱主要是靠军事化管理，做软件是搞高科技，两码事。

”

当时，孙家广是高华公司的技术专家，按理说，科龙方面应该尊重孙家广的技术权威，但在实际的技术管理和实施过程中，双方却存在着不少分歧。

科龙在冰箱领域的那一套管理方式，放在一群高学历的技术人才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效力。

科龙给冰箱厂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是600元，而对高华的职员，月薪没有6000元、8000元，就很难留得住人。

十几倍的差距，科龙方面实在想不通。

科龙可以为了一笔冰箱业务花几万元来请客户吃饭，或是花20万元来办个娱乐晚会，但要把这点钱拿出来投在高华公司程序员的工资上，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回报，科龙就有点不情愿了。

科龙做冰箱形成的经营思维习惯，使它在投资做软件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得急功近利。

虽然当时高华等公司的国产CAD产品的出现，迫使美国Autodesk公司在欧美售价1000美元左右的AutoCAD软件在中国只能卖五六百元人民币，但AutoCAD在中国占据的90%的用户拥有量，科龙认为绝对不是高华这种规模的公司所能撼动的。

此时身为高级技术顾问的孙家广干脆不再过问公司的事情，专心带他的研究生去了。

行业之间的管理差异，以及孙家广与科龙方面对双方共同从事的领域的不在相同层次的认识，注定了孙家广的这第二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

两年后，科龙的那1500多万元花完了。

科龙做软件的投资打了水漂。

“身心俱疲”的科龙找到孙家广说：

“老孙，还是你来吧，我们不玩了，不玩了。

”一度凌驾于技术之上的资本此刻心灰意冷。

1.3回归清华

1998年1月17日，孙家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自筹资金，接过了连工资都已发不出的高华公司。

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孙家广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拿出一部分支付员工的工资。

除了高华公司总经理，此时的孙家广还是鼎新公司（清华大学与IBM合资的软件公司）的总经理以及清华大学软件发展中心和清华同方“电子商务城市信息化”事业部的第一把手。

其实，在四个地方身兼多职，并不是孙家广所希望的。

孙家广期望的理想状态，是要有规模，能看出产业化的雏形，而不是现在各自为政，最多只能分别做到一年1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因此，孙家广想把这四个与清华大学都有着密切关系的部分整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管理的、有规模的软件公司。

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第一步，就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企业集团于1999年以不到500万元的价格回购了科龙在高华公司的全部股份。

5月8日，清华同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成立，孙家广是负责人。

随后，同方软件公司进入孵化期。

在孵化过程中，清华同方的孵化器支持功不可没。

清华同方一方面通过1000多万元的项目经费投入将清华大学软件发展中心纳入到同方软件中来，另一方面通过注入无形资产统一品牌，整合了原来离散的不良资产。

了解软件中心的人都知道，其实软件中心自己也有一个孵化器部。

这个孵化器主要进行软件产品和软件企业的孵化。

运作了一年多，孵化器部出了一些理念，但由于自身缺乏独立的资本运作能力，因而抗拒风险的能力较弱，在实际的软件孵化中并不十分到位。

正在孵化中的两个软件项目，投资都在100万元以内，而且前景不甚明朗。

孙家广说：

“100万元做软件，数量级还不够。

”孙家广把建成软件公司的希望寄托在将自己定位于创新孵化器的清华同方身上，只有上市的清华同方能为自己的技术产业化提供广阔的资本空间，实现“技术+资本”的协同运作。

更重要的，双方都是在共同的清华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彼此的认同，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从1999年5月8日开始筹备，到2000年6月28日同方软件成立，孙家广清清楚楚地记得，前后一共历时418天。

前414天，围着个人无形资产在公司中占多大股份的问题，孙家广拿着厚厚一摞申请材料，四处活动，找国家财政部长签字，找教育部长签字，找北京市市长签字，奔忙到6月24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来了。

“接下来的4天”，孙家广说，“我干完了前400多天没干完的事”——清华同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完成孵化，破壳而出。

同时，孙家广和他的另外三位同事得以将个人科技成果以无形资产形式折价入股，占得公司8%的股份。

这个事件，被孙家广视为自己的第三级台阶。

1.4新的台阶

同方软件成立后，孙家广自言“成功的希望更大了”，因为“这一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当年，因为自己缺乏资金，孙家广在合作中一直受制于人，自己的技术专长未能充分施展。

而今天，只有技术的孙家广是资本方赋予相当权力的公司董事长，他终于有机会能按照自己的构想，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技术领域里，朝着产业化的方向运作一个公司。

孙家广开始思考将要跨越的第四级台阶。

那就是上市。

对于上市，孙家广远没有陆致成那么乐观。

陆致成是软件公司上面的大股东，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

在同方软件公司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陆曾有“清华同方要出百名千万富翁”的豪言出口，但此语更多地只是一个经营者激励其职员的承诺或口号，其藉以实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都远未落实。

所以孙家广认为，在同方软件公司成立的时候提出这个“充分必要条件都不具备的假设”，是经营者的一个经营策略。

而事实确实如此：

陆此言一出，清华同方的股票就往上跳了几块。

而三五年后百名千万富翁的出现，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清华同方自己的股票能由现在的每股50元涨到150元，其二，同方软件等公司也能上市。

但对于新公司的未来，孙家广看得很现实。

新公司把原来分散的几块整合在一起，搭接上了清华、同方这两个品牌，利用统一的品牌去开拓市场，利用互补的技术去扩大规模，只是有了将来做大的可能。

至于是否真的能做成，需要同方软件公司以后自己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能否上市，是要靠实际的业绩来说话的。

比照美国、印度等软件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上市是一个软件公司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上市公司，单凭同方软件的一己之力发展，孙家广觉得很难做大。

孙家广的这种感觉是基于自己过去的经历。

这些年里，孙家广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的优秀程序员（其中包括自己的学生）的离开，他们去了外企，或是出国。

因为，“即使天才，也不是清心寡欲的。

”孙家广深刻地意识到了，今天的软件研发，不象过去一个人证明“1＋1＝2”，而是需要大量的高技术人才进行群体性的长期奋斗。

因此，长期稳定的资金和人才投入，是软件公司产业化发展的两个最关键要素。

通过上市向社会募集资金和招徕人才，是孙家广看好的可行之道。

孙家广亟需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实际措施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包括现在孙与另外三人名下的那8％的股份，其中有一部分将来就是要分给公司的技术骨干的。

但具体的分配方案还有待研究和审批。

“文件只是一个文件，并没有告诉你怎么操作。

所以，这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凭自己磕磕绊绊跋涉七年的经验，孙家广深有体会：

很多事情，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同方软件要在国内二板上市，绝非一蹴而就。

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规范化管理“四合一”的新公司，是摆在孙家广面前的主要工作

案例2：

靓仔降生在贫家——姜万勐的创业经历

资本对于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而言犹如婴儿之奶水；

缺乏奶水的婴儿是难以成活或健康成长的。

尽管孙家广教授在融资的过程中历尽坎坷，但孙家广最终是获得了成功；

而安徽现代技术研究所姜万勐的创业过程，留给人们的更多是遗憾。

2.1辞职创业——击退索民字幕机

原来在安徽省电视台工作的姜万勐，于1987年毅然辞掉工作，自己创办了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

该所创办伊始，确定的产品开发主攻方向是电视台专业用字幕机。

当时，日本索民公司的SMC-70GP字幕机一统国内市场，开发与之相抗衡的新产品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能力。

1988年，现代所8名创业者凭着700元启动资金，几经风雨，几番拼搏，推出了我国第一代彩色电视字幕图形制作系统（即MVC-1000字幕机），向独霸我国字幕机市场的日本索民公司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新产品刚一问世，即在专业报刊上打出广告：

“敢与索尼产品比高低”。

这一带有挑战意味的广告词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激发了客户的民族意识，加之其性能价格比远优于索尼产品，第一批产品100台抢购一空，产品供不应求。

对于现代技术研究所的挑战，索尼并不放在眼里；

他们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推出了新一代字幕机SMC-3000GP，并认为该产品在一定时间内将居于优势地位，无可匹敌。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同年11月北京国际声象器材展览会上，安徽现代技术研究所亮出了自己最新产品MVC-3000P字幕机，两家展台仅10米之隔，简直就是一场公开的擂台赛。

较量的结果是索尼的各种功能现代所无不具有，而现代所的机子还有字幕满屏、色彩过渡均匀、笔划无“锯齿”等特点，且价格不到索尼的一半。

在这种竞争格局下，索尼公司被迫退出了中国字幕机市场。

安徽现代技术研究所的MVC-3000P成了中央电视台购买的唯一国产字幕机。

该产品在当时覆盖了90%的省级以上电视台，还出口到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1993年，该所又推出了MVC-A3P新型字幕机，在色彩表现和性能上更趋完美，从而更加牢固地保持着他们在国内字幕机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后来，现代技术研究所的字幕机发展到4大类20多个品种，还相继开发出一大批视频专用设备，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视频设备研制生产单位。

从1989年到1993年底，这个40人不到的小研究所仅是字幕机就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利税近3000万元。

在发展高技术产业进程中，可以说是初战告捷。

2.2再图拓展——成立安徽万燕

1992年4月，姜万勐等人到美国参加国际广播电视博览会，结识了美国“硅谷之星”、影象压缩技术的权威孙燕生博士。

姜万勐对孙博士的世界首创的影像压缩技术“一见钟情”，孙博士则看中了姜万勐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实干精神。

发展民族视听工业的共同愿望使他俩一拍即合，决定利用数字压缩技术联手开发视听产品。

经过有关专家论证后，姜万勐破釜沉舟，把现代所的家当折合成150万美元汇往美国，和孙博士联合研制开发新型影碟机和与此相配套的V-CD碟盘。

93年2月，现代技术研究所与孙博士的DVS公司投资1650万美元，正式成立了安徽省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生产CDK数字影碟机。

这是世界上首家利用国际标准MPEG-1即先进的影象数字压缩技术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它那优美的音质、音色，逼真的动态影像和超越的功能令人叹为观止、耳目一新。

CDK数字影碟机的画质优于录相机，音质相当于CD唱机，可替代CD唱机、LD激光影碟机和放像机，整机价格与录像机价格相差无几，V-CD影碟价格仅为LD影碟的1/5；

从而使价格昂贵的高档视听产品“平民化”，有声有色的“万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日可待。

不仅如此，该产品的扩展功能在电视教育、电子出版、家用电脑、游戏机、传真机等方面将引起重大变革。

它在93年北京国际广播电视设备展览会一露面，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随后，又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电子贸易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应该说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省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20世纪90年代末期，VCD曾经是中国的第二大家电产业，96年已销售600万台，全国VCD产业创产值20多亿。

现代所为民族视频高技术产业化做出突出贡献。

2.3技术成果转化——成立安徽万燕

尽管安徽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是VCD发明创造者；

但我们知道的事实是：

在后来的VCD生产以及VCD大战却缺少安徽万燕的声音。

在VCD产品化上，安徽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不但没有赚钱，反而亏损了一大笔资金。

按照姜万勐本人的说法是：

“交了学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宏观市场环境上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得市场上出现大量仿造产品。

但更主要的在于VCD这个靓仔降生在了当时经济相对落后、创业环境比较贫瘠的中国安徽；

而创业环境贫瘠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

为了加速VCD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安徽现代与孙燕生博士合资成立了“安徽万燕”，合资协议规定美方主要以技术入股、安徽现代技术研究所负责资金筹措。

安徽万燕首批投放市场的1000的台产品在展销会上曾经很快地销售一空，起到了非常好的市场推介作用；

然而，当人们已经了解并接受VCD产品时，由于万燕已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产业化初期的生产基地建设和对外宣传上，而到1994—1995年需要规模化生产时，公司已经没钱了，流动资金都成了重大问题。

如果有良好的融资环境和必要的管理服务，已经建立良好市场基础和市场前景的产品不会就此陷入困境。

然而，当时的安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融资渠道非常有限，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财政支持也有许多障碍。

尽管当时尽管安徽省各层领导对这个项目极为重视，但决策思路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为抱了个金娃娃，希望VCD的配套生产全部在安徽消化，不主张外资和外省插足。

著名的菲利普公司曾经探讨与万燕合作，四川长虹集团想整体吸收万燕，并希望万燕搬迁到四川，姜所长为隐省领导之耳，甚至秘密到长虹考察；

这些都由于省里的干预而告吹。

政府的直接干预给既给万燕带来了顾虑也带来了幻想：

他们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但终未实现；

甚至国家经贸委拨给省里奖励万燕的800万元资金，亦被省里划拨到某国营企业，想以此作为入股万燕的股本。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万燕在而VCD产品上的规模化生产延误了时机。

因而，我们都看到VCD产品在安徽开花，却在广东结果。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技术成果诞生在美国硅谷，尽管我们不敢肯定该企业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企业巨人；

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她的发展不会遇到如此困难而最终流落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