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压力与应对研究综述 1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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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研究者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较多，从个体内因素（如抑郁）和个体间因素（如冲突）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对于婚姻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了解个体缺陷和夫妻两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二元因子是怎样影响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环境导致个体的压力水平升高进而降低婚姻满意度，这种现象叫做“压力扩散（stressspillover）”。

早期的个体压力理论代表者Lazarus（1999）认为压力取决于个体对事件的主观评估[1]。

家庭压力理论强调婚姻危机常建立在压力源、对压力的主观认知、缓解压力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调适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

家庭成员若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不正确，加上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不足时，便容易造成婚姻关系紧张。

二元系统论的研究者认为亲密关系中的压力不只是个体自身的压力感知及其应对，伴侣中一方的压力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婚姻关系是夫妻双方相互影响的一个系统单元，因此，有必要对亲密关系中的压力更准确定义和测量，进而建立理论模型，对于更好的理解伴侣双方对压力的感知、应对方式以及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1.压力的定义

压力的定义有以下三种方式：

（1）压力作为刺激，引起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2]。

（2）压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由于急性或持续的需要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反应[3]。

（3）压力作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过程[1]。

状态取向的压力观认为环境中的刺激源是否评估为压力，取决于个体的对威胁的评估。

而与此相对的是特质取向的压力，认为个体素质在压力的评估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人格可以依其对压力的倾向程度被分为不同种类。

如FriedmanRosenman的A型人格理论，Kobasa的坚韧性人格，AlbertEllis的非理性人格，Girdano的焦虑-反应型人格，Millon的八种人格素质和压力唤起模型[4]。

在压力的生理机制研究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压力反应与某些生理机制尤其是（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cortexaxis）HPA轴有关。

这些生理机制帮助我们控制压力的身心反应，做出有利于个体应对压力的行为[5]。

2.压力的分类以及二元压力

AshleyK.Randall等研究者认为在研究压力对亲密关系的作用时，对压力的分类是重要的，因为不同性质的压力对于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压力可以根据以下三个要素分类：

（1）压力的来源，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

（2）压力的严重性，主要压力还是次要压力（3）压力的持续时间，急性压力还是慢性压力[6]。

之前的研究多关注重大生活事件即主要压力，而后来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琐事即次要压力，以及把两种性质的压力均纳入到研究中[7][8][9]。

根据压力的社会系统观点，压力是由生物、社会、文化、个体以及伴侣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

在研究压力对亲密关系的作用时，伴侣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主要的关注点。

Reiss（1981）最先把在伴侣中的压力定义为二元压力（Dyadicstress），认为伴侣之间的共同关注点、亲密程度、婚姻结构等因素对于二元压力的应对以及亲密关系的持续时间、婚姻质量等有重要作用。

Bodenmann（1995）把二元压力定义为压力事件对于伴侣双方的共同影响，即伴侣共同遇到的外部压力或内部压力，或者是其中一方把自己的压力扩散到亲密关系中进而影响到双方时。

二元压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定义：

（1）伴侣中的个体被压力事件影响的方式（直接还是间接）。

（2）压力的来源（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

亲密关系中的压力从产生来源来看，外部压力指工作压力，经济压力，邻里社会压力，来自家庭里其他关系的压力，与孩子相关压力。

外部压力会通过冲突和争吵为扩散为二元压力。

内部压力是指在伴侣之间产生的压力，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日常冲突和关系紧张，以及因为伴侣的健康状况产生担心和忧虑。

（3）急性压力还是慢性压力（伴侣在压力过程中何时共同牵涉进去）[10]。

二元压力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个体的压力评估还有同时对伴侣双方各自的压力评估，这涉及到lazarus理论模型中的压力初级评估和次级评估过程，包括伴侣的共同应对效果，日常资源的合作性利用等。

2.1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以往研究显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压力对个体的身体健康、正性情绪、抑郁的抵抗性，工作表现以及亲密关系满意度、婚姻质量，婚姻结构、婚姻关系持续时间等均有显著影响[7][12]]13]例如，Karneyetal.（2005）的研究显示角色压力（rolestrain）与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对于新婚不久后的男女伴侣均有显著相关[14]。

总结以往研究，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1）压力会减弱伴侣之间的良性互动。

（2）压力使得个体对伴侣行为有更多的负性归因。

（3）压力使的婚姻有更多的不和谐。

压力对于婚姻的影响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关注点，但是压力对于人生理心理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被普遍接受，如慢性压力会引起心理上的改变从而与疾病有紧密关系。

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开始提出能够应对或缓解压力对于心理健康影响的因素。

同理，研究者也运用类似的模型开始探讨何种因子能够缓解压力对于亲密关系功能和满意度的影响。

例如，RebeccaErika在2008年关于压力扩散（stress-spillover）的研究中对于101对新婚夫妻在3年里分别连续测量4次个体以及伴侣分别感知到的角色压力、接收到的伴侣支持以及婚姻满意度的变化，考察它们在个体和伴侣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显示夫妻之间角色压力的相关程度较小，而伴侣支持和婚姻满意度相关显著，伴侣支持显著调节慢性角色压力对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验证了S.CohenWills（1985）提出的压力缓解模型，证实了人际支持作为人际间因素对于压力的缓冲作用[15]。

已有研究证明二元压力会减弱伴侣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减弱对伴侣的支持，因此，在感受到压力时，如果仍有足够的伴侣支持就会有效缓解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

2.2压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理论模型

KarneyandBradbury（1995）提出了压力素质易感适应（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模型，该理论认为婚姻倦怠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

（1）个体的易感素质，如神经质，原生家庭的结构混乱。

（2）压力事件，如重大生活事件，压力性的环境，突然的环境变换。

（3）不良的适应过程，如不能支持伴侣，防御，敌意，缺乏问题解决技能。

根据该理论，婚姻倦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有个体易感素质的人结婚，导致结婚后的不良适应过程，从而感知到更高水平的压力，婚姻质量会在遇到急性生活事件或高水平的慢性压力时下降[16]。

Matthew等人（2014）基于VSA模型进行了一项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18-25岁时的心理健康弱点（抑郁，愤怒）会更可能在32岁感知到的更多的生活压力，进而对中年43岁时的亲密关系质量产生影响，尤其是适应性的关系互动下降，导致亲密关系危险性增高，生活压力起到了中介作用[17]。

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是Bodenmann（1995，2000）提出的压力-离婚模型。

该理论主要关注日常微小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结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离婚的可能性。

该理论认为，这些微小压力由于它们产生的即刻影响不大所以通常未被伴侣们所意识到，但是这些在亲密关系之外产生的微小生活压力，通过伴侣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时间逐渐降低亲密关系的质量。

具体来说，日常压力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亲密关系的质量：

（1）减少了伴侣在一起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共同经历和体验，使得亲密感变弱，从而有较差的共同应对。

（2）降低了交流的质量，因为压力使得双方有更多负性的互动，而对亲密关系的回避行为增多。

（3）产生诸多心理和生理问题，例如睡眠问题、性功能以及情绪障碍，从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功能。

（4）引发有问题的人格特质在关系中的表达，例如焦虑，攻击，敌意。

这些过程就可能使得夫妻缺乏对对方的支持和协助，缺乏相互了解，使得婚姻的满意度降低，当遇到激发事件时就可能导致离婚。

有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在压力与婚姻满意度降低上起到调节作用，即慢性压力事件引起的抑郁等负性情绪导致亲密关系中的积极互动和支持减少，因而逐渐降低婚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18][19]。

3.二元压力与二元应对

早期的压力与应对理论强调利用应对来管理威胁、减轻威胁性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影响。

应对方式主要分为聚焦于问题的应对和聚焦于情绪的应对。

前者旨在改变压力性环境的某些方面，后者在于改变个体对于压力的情绪反应（LazarusFolkman,1984）。

DeLongisO’Brien（1990）提出了第三种应对即聚焦于关系的应对（relationship-focusedcoping）,这种应对方式关注伴侣之间的交互作用，目的在于通过关注处于压力中的伴侣的情感需要，提供情感支持来帮助伴侣应对压力，维持压力中的亲密关系。

CoyneandSmith（1991）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关系应对方式类型，即积极的投入和保护性的缓解。

积极的投入包括努力参与解决关系中的问题，讨论伴侣的感受。

保护性的缓解策略包括避免意见不一致或者隐藏个人的压力情绪反应，当伴侣中的一方处于较高的慢性压力中时，另一方通过减少对对方施加压力和自己的情绪反应来避免可能的冲突，给予时间让伴侣从压力中恢复过来[20]。

这种应对方式对于亲密关系的维持和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例如Tess等人（2009）重点研究了关系聚焦应对中的同情性反应（empathicresponding）与每日家庭压力以及这一周的婚姻关系紧张度持续变化的关系，结果显示：

同情性反应水平越高，婚姻关系紧张度越小。

说明这种关系应对方式对于伴侣在短时间内应对婚姻中的压力有重要作用[21]。

根据Bodenmann的观点，除了亲密关系中的个人应对外，二元应对对于亲密关系的功能、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和稳定性具有较高的预测力[10]。

Martin等人认为积极的共同应对可以减弱压力对亲密关系的负面影响[22]。

Badr等人针对癌症幸存者夫妻关于癌症应对与压力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二元应对如共同解决问题会有更高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而二元消极应对如相互回避会有更高的压力反应[23]。

MarionLandis（2013）等人研究了平均年龄68岁的老年夫妻在长期婚姻中的二元应对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二元应对策略中伴侣的支持性应对行为比个人报告的支持性应对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相关程度更高，对于丈夫和妻子均是如此[24]。

二元应对被看作是人际关系之间的一系列交换，并且受到伴侣的不同情绪需要、亲密关系互动情况、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20][23][25]。

二元应对与伴侣之前的互动程度有关，婚姻中的支持性行为如问题解决，提供建议，同情的聆听，表达关心，策略性的转移注意力，建设性的批评等对于二元应对有积极的影响[26]。

二元应对还与伴侣过去有效的二元应对经验有关。

有些学者分析了亲密关系中的认知对于应对的影响，结果显示把压力看做“我们的”而非“我的”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更会注重共同应对[20]。

二元应对的质量还与亲密关系质量有关。

例如Tess等人（2009）研究了婚姻关系质量（以婚姻适应性为例）对于应对日常家庭压力的作用，结果显示婚姻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亲密关系压力在婚姻中的影响是否持续[21]。

Bodenmann早在1997年提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应对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应对困难处境的能力。

Bodenmann等人的研究表明，模糊或不良的共同应对更多出现于伴侣一方处于忧虑或情绪障碍、慢性疾病的亲密关系中[26]。

有学者研究了患有慢性疾病夫妻的压力知觉与二元应对，结果显示对于因患病而有更大压力的伴侣，他们对二元应对效果的评价更差[27]。

Bodenmann等人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二元应对问卷（DyadicCopingInventory）通过比较COPD组（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和正常组夫妻的二元应对，发现患病组的个体获得更多的人际关系支持，但不能给伴侣提供更多的支持，患病组夫妻使用更多不良的应对方式，有更差的二元应对[28]。

不仅患病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会影响二元应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处于慢性疾病中的个体的伴侣，对自身的压力心理反应是过分隐藏和抑制的，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降低。

应对方式的选择还与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大小，压力来源，压力性质有关。

NeffKarney（2004）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压力是来源于伴侣中的另一方，那么关系中就会使用更少的同情、支持和理解等应对方式，而如果压力来源于外在，伴侣会更同情、支持对方，或者形成伴侣两人共同应对的方式[29]，即压力的来源影响二元应对的选择与否。

GottliebWagner认为如果压力来源于双方并且对于双方的情绪均有直接的影响时，个体的情绪应对资源被消耗，从而很难关注对方的情绪需要，因而影响二元应对。

4.总结与展望

根据近十年的国外研究成果，已有很多研究揭示出压力对亲密关系以及婚姻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关注于重大生活事件或日常生活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主要压力（重大生活事件）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不同伴侣的应对方式不同。

但在次要压力上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次要压力与亲密关系质量呈负相关[11]。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系统的视角研究亲密关系双方在压力中的相互影响以及二元应对在个体的压力知觉、心理健康和亲密关系质量等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国内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主要侧重于婚姻质量与婚姻满意度等。

研究者从生理社会心理多角度对亲密关系质量、婚姻质量的定义与测量、影响因素以及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30,31,32,33,34,35,36]。

但具体涉及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国内有李艺敏等人的研究表明，感情压力对离婚意向有直接预测作用，感情压力和经济压力通过婚姻倦怠对离婚意向产生预测作用[37]。

张淑华等人采用日记追踪法揭示了夫妻支持对失业压力-应对机制的调节作用，即面对失业压力，感受到较多夫妻支持的个体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或采用积极认知再评价，或采用求职应对[37]。

张姝

等人从夫妻作为一个互动单元的角度探讨了依恋回避与支持提供、支持感知在婚姻关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39]。

邵华在应对领域提出未来三个新的研究方向分别是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二元模式的应对、应对与积极情绪三个方面，其中二元模式应对可以为应对的干预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40]。

未来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未来研究应该发展出测量不同性质压力的新方法。

第二，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应对方式所针对的不同目标，应对方式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所引起的不同压力反应，例如不良的情绪应对方式会使得个人的压力扩散到亲密关系中而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

另外，过去压力应对的研究多通过个体报告的方式或者是接收到的社会支持应对来评估，对于夫妻这种二元关系，二元应对的测量更为重要，二元应对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研究采用长期的研究设计才能更好地发现伴侣之间的压力与二元应对以及产生的心理压力反应这一复杂过程。

另外，更多元化、多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也是必要的。

第三，未来研究应该更注重观察日常压力、日常应对对婚姻结构和功能的长期影响。

例如某些应对方式（如回避）可能在短期内应对压力是有有效的，但是对于婚姻的亲密度、满意度却可能带来不良的长期后果[41]。

另一方面，对于采用日常研究方法研究日常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还可以为研究慢性压力与急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以及造成的亲密关系的结构变化提供更为具体详细的内容。

第四，在临床干预方面，尤其是对于职业压力大或者患有慢性疾病、癌症、心理精神疾病的夫妻，在夫妻治疗中，不仅要提高个体的应对技能，伴侣之间的二元应对技能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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