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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处沿海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充当改革试验区和开放窗口，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广东曾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在制造业的国际转移浪潮中把握了先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大发展。
在国际服务转移的这一波浪潮中，能否再次把握这次难得的全球性机遇，并促进广东经济发展和转型？
这是一个值得各界深入研究的问题。
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蕴含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体现在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变之中。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外贸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有利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依托于服务贸易自身的快速发展。
目前，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服务贸易发展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研究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结构演变和国际转移理论，详细分析广东服务贸易发展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内在原理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是构建服务贸易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服务贸易对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产业演进及其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作用机制。
二是采取定量分析方法测算服务贸易发展对改善外贸增长方式的贡献，并通过服务贸易发展描述外贸增长方式演变路径。
通过定量方法来反映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一是契合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重心的趋势。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转向服务业，服务贸易及其投资日益扩大。
广东如何抓住服务业国际化转移的大好机会？
本研究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战略角度来探讨服务贸易。
二是际会广东经济转型时机。
广东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结构逐渐从工业主导型式向服务业主导型式转变，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促进广东经济转型。
三是符合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包括了外贸增长方式，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和外贸的重要构成部分。
通过服务贸易发展能够提升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相关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服务被视为“非贸易品”，导致服务贸易被国际贸易理论家所忽视。
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服务在现实经济中变得愈发重要，服务贸易逐渐引起了贸易经济学家的重视。
关于服务贸易研究领域主要有（程大中，2007）：
1.1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
1.关于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与贸易模式的研究
（1）传统贸易理论的适用性研究分析
早期服务贸易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探讨传统贸易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从理论上分析，尽管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存在着本质区别，但只要对现存的商品贸易理论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正，比较优势理论仍能解释国际服务贸易（Hindley和Simth，1984）。
Bhagwati（1984）从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服务产品价格差异，指出由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服务价格差异足以说明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状况。
发达国家在金融、信息服务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上的相对价格较低，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旅游、工程外包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具有比较优势，当前的世界服务贸易格局支持Bhagwati的研究结论。
Deardorff（1985）基于传统的“2x2x2”H-O模型（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即货物和服务），在考虑服务本身特性的基础上，正式分析了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
研究认为当服务贸易是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引起时，比较优势原理是成立的。
Jones，Ruane（1990）构建了一个特定要素模型，探讨了本国与外国在技术上和要素禀赋上差异对本国服务贸易开放形式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开放服务要素贸易还是服务产品贸易。
本国应在考虑技术与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基础上，选择有利的服务贸易开放模式。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述国际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程大中和陈宪，2000；
申朴，2006）。
江小娟（2008）认为商品和服务都可以还原为一组要素集合，商品和服务贸易都是要素集合的贸易，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服务贸易。
在经验研究方面，Sapri，Lutz（1981）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服务和客、货运服务部门进行研究。
研究结论显示：
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其中要素禀赋差异是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
Langhammer（1979）和Lall（1986）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Sagari（1989）对影响一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因素的研究和Falevy，Gemmell（1996）对服务价格国际差异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
（2）新贸易理论研究分析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应用Dixit和Stiglitz发展的DS模型来研究和解释贸易机制，形成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以解释当前国际盛行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机制是形成当前国际分工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服务贸易正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竞争等特征，因此，学术界掀起了从新贸易理论角度研究服务贸易的热潮。
在此，就具有代表性的服务贸易研究作简单的介绍。
Markusen（1989）和Francois（1990）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生产者服务的作用机制。
前者探讨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差异性中间投入产品贸易，强调了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内部积聚效应和生产者服务贸易与最终产品贸易之间的强互补性作用。
后者则从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外部专业化角度，即生产者服务在产品中间生产环节过程中的协调和联结作用，分析生产者服务的重要性，强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发展生产者服务国际贸易，发挥生产者服务贸易在实现“国际规模报酬”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Wong，Wu和Zhang（2006）在服务差异性、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服务贸易模式的基础上，讨论了国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机理。
当贸易前国内市场是有限自由化时，则两个相同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提高福利水平，而当贸易前的国内市场处于一种自由进入均衡（free-entryequilibrium）状态时，服务贸易自由化未必能提高福利水平。
若贸易是完全自由化的，且服务提供模式是“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时，则服务贸易可以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贸易利益来自于服务质量的提高。
（3）国际服务外包、服务业FDI研究分析
服务贸易最新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观层面的产业链以及微观层面的生产环节外包等，主要包括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等方面。
产品生产环节国际分工不仅包括有形商品，也涉及无形产品如服务生产。
当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一系列生产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时，跨国间就会产生生产性服务需求，从而引致生产性服务国际贸易的产生（Jone和Kierzkowski，1990）。
关于生产阶段分散化（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stages）问题的研究强调，当贸易成本下降或技术进步导致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时，就会出现产品或服务国际分工，形成产品或服务生产环节国际外包（Dixit和Grossman，1982；
Deardorff，1998）。
这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的现象。
卢锋（2004）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象。
他认为产品内分工理论适用于服务外包，国际服务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发达国家自身结构的调整，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环节，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参与全球经济价值链生产。
随着分工程度的深化及其国际化，经济的服务化程度将不断加深（V．R．Fuchs，1968），并最终走向国际贸易。
MaryAmiti和Shang-jinWei（2004）等人的经验事实证实了上述理论研究，即服务外包能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Dunning（1988）的“三优势”（OLI）理论系统地研究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作用机制。
Dunning把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跨国公司FDI发展格局。
联合国跨国公司（1989）出版《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首次将Dunning“三优势”理论应用于服务业领域，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三种优势在主要服务业的体现，并以此解释了目前服务业FDI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等问题。
Nachum（2000）和Dunning和MaKaig-Berliner（2002）等人的经验事实研究，验证了Dunning的“三优势”理论能有效解释服务业FDI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发展状况。
2.关于服务贸易与产业结构演变研究分析
产业结构的演变实际上蕴含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变化之中。
最早将服务贸易发展放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进行研究是配第－克拉克（Petty-Clark’slaw）定理，该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和规律。
随着经济不断地发展，就业人口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接着向第三产业转移，即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增加，产业结构发展呈现出“软化”的趋势。
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说明了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存在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产业主导，再向第三产业主导不断升级的趋势，即产业结构高服务化趋势。
由钱纳里等人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式理论，详细地说明了产业结构由低级阶段向发达阶段的变动模式机制。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比较系统的研究文献有：
张燕，陈漓高（2007）从对外贸易角度论述了中国产业升级路劲，指出进出口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贡献度明显大于对服务部门的增加值贡献度，这表明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庄丽娟，温思美（2007）认为发展服务贸易须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中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匹配，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开展国内分工并参与国际分工，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服务贸易的增长效应，才能促进我国现有产业结构的顺利转换。
服务贸易发展可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呈现出“软化”的趋势，即“经济服务化”趋势（袁奇和刘崇仪，2007），亦可通过自身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如通过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中介效应迂回优化产业结构（伍华佳和张莹颖，2009）。
服务外包是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发展（吴竑，2009；
张梅，200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庆林，廉凯（2006）的研究，他们探讨了印度服务业外包对其国内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这对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按照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服务外包能使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并且提高速度明显快于外包输出国，因此服务外包有利地推动了承接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输出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而按照横向产业结构理论，承接国承接服务外包后，仅限于低水平的服务制造环节，高级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研发产业和营销产业并没有明显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而与外包输出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差距也在不断加大。
因此我国在发展服务外包时，应尽量在产业升级上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1.2.关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
文献检索表明，国外学者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较少，在此简要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研究
商务部对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做出了界定：
出口贸易增长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
换言之，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和片面追求速度转到主要依靠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
随后，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展开深入的分析。
李雨时（1997）把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为“逐步实现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
”尹翔硕（1997）认为，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核心要义是提升经济活动效率，不仅包括技术进步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包括企业内部机制的变革以提高X效率（X效率指企业充分利用内部资源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从粗放型为主转变为以内涵型为主，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合理构成和效率提高，但也不能完全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赵永清，1996）。
2．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研究
部分学者就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展开了详细分析。
裴长虹（2005）深入研究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和制约因素，探讨了我国外贸受制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认为要克服上述难题，应循序渐进转变进次问题。
面对中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四大不协调”与“四个不可持续”问题，杨正位（2005）认为应从对外贸易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长期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和对主要大国的贸易顺差，直接造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虚拟性，当务之急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刘光溪，2005）。
耿协威（2005）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强调要转变当前的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以解决外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深层矛盾。
魏浩，申广祝（2006）认为我国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必须转变当前的外贸增长方式，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新外贸战略。
施炳展，李坤望（2009）基于产品广度（产品种类）、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角度分析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途径问题。
结论表明：
中国对美国出口价值量的增长近70%归因于产品数量的增长，从跨国横向对比分析，中国数量增长模式不具有普遍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应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
不过，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应兼顾短、长期利益之间的协调，不能操之过急。
裴长洪（2009）从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角度，对我国2006-2008年出口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出口贸易政策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回落，并引起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若干变化，即一般贸易发展速度快于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最终结果导致了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削弱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停滞，所以应适当反思当前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1.3关于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
服务全球化是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鲜明的阶段特征，影响广泛深刻，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自从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关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研究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青睐。
大多文献研究的角度一般都把服务贸易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分开来独立研究，主要探讨各自问题、原因、影响因素和机理及其发展对策。
鲜有文献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针对广东的研究则更少。
学术界关于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
1.关于中国服务贸易的研究
（1）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国内学者大多采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指标，测算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和分行业竞争力并与其它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康承东（2001），谭小芬（2003），王庆颖（2005）分析认为，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优势很弱，在分行业中，我国只有旅游、运输两个行业比较优势。
余道先，刘海云（2008）指出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新兴服务业则普遍处于竞争劣势。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殷风（2006）、李丽（2007）、鲁晓东（2007）等。
这些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2）对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多，且分析角度各异，主要研究代表文献有：
李静萍（2002）利用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年增长率、商品出口和进口等指标，对影响服务贸易的宏观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货物贸易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藏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
对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中国服务业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FDI是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主要因素（戴枫，2005；
王小平，2005）。
赵景峰，陈策（2006）从总量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研究我国服务贸易，认为第三产业总值、货物贸易和FDI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董小麟（2006）重点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欠缺及服务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脱节是制约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
李杨，蔡春林（2008）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指出国内服务业发展、国际货物贸易发展与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向的关联关系。
郭海虹（2002），郑吉昌，夏晴（2004），丁平（2007）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构上建服务贸易竞争力模型，深入分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业发展和FDI之间的关系。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积累和R&
D投入是服务贸易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刘邵坚，2005；
冯晓玲，赵放，2009）。
这为本文的实证模型变量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2.关于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作用机制的研究
关于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少，相关研究稍显不足。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内涵是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改善贸易条件，促进贸易结构优化，而服务贸易在这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服务贸易角度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重点为：
一是着眼于发挥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
二是服务贸易本身也要转变增长方式，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对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曲凤杰，2006）。
刘旭（2007）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唐宜红，林发勤（2009）重点探讨了服务贸易在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实证分析结论表明：
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我国整体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额的比例；
作为中间投入品，服务贸易能提高出口货物的技术含量，使货物贸易增长向集约型发展，并据此提出我国应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继续优化外贸增长方式。
服务贸易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
一是服务贸易客体的无形性和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替代性能有效节约资源；
二是服务贸易方式的多样性和服务贸易对货物的促进作用能提高效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
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所占比重的提升能够说明外贸方式转变的过程（李伍荣，2007），这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针对广东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
针对广东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研究的大部分文献，都把两者分开进行探讨，大多是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缺乏实证分析，鲜有文献综合两者进行研究。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从不同视角对广东服务贸易展开分析。
何元贵（2000）、李冠霖（2000）指出服务贸易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广东经济的新增长点。
吴蓬生（2002）从广东服务服务贸易面临挑战的角度，论述了广东推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思路。
聂聆（2004）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广东服务贸易所面临的优劣势。
广东应重视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服务业发展为依托促进广东服务贸易发展（左连村，2008）。
在“服务经济”新形势下，广东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表现出较强综合竞争力（孙晓琴，2008），但应从加强建设有利的市场环境，加快与港澳紧密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黄穗光，2008）。
（2）关于转变广东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
马建会（2006）分析了广东外贸转变增长方式的约束问题。
左连村（2006）提出从地区上提升珠三角的产业、企业和产品贸易水平，在贸易方式上重点突破一般贸易发展，在要素上突破观念、技术和制度的约束，并实现粤港澳合作模式的突破。
罗必良（2007）重点剖析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中面临的偏差和问题。
钟若愚（2008）探讨了深圳进口对外贸转型的作用，并提出通过进出口协调发展促进深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3）对广东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研究比较少，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梁耀文（2006）从广东转变外经贸方式角度提出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工作指示。
1.4小结：
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启示
从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分析，可以发现：
（一）学术界针对服务贸易研究大多分析服务贸易的贸易模式，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等方面，归纳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
局部分析多、系统研究少。
（二）国内学者关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较多集中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与内涵及其实现路劲等。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较多地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服务贸易分开来研究，主要探讨各自问题、原因、影响因素和机理及其发展对策，对两者综合研究的稍显不足。
文献存在的不足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研究方向较多地把服务贸易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分开来研究，主要探讨各自的发展机制。
多数文献的分析框架要么是建立模型，或针对特定行业局部分析，或进行定性分析，而专门、系统地探讨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文献很少，针对广东的研究更少。
（二）实证研究方面，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非常欠缺，对定量分析造成一定困难。
因此，关于服务贸易发展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研究基本是基于逻辑分析的归纳总结，而实证研究较为匮乏。
（三）关于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研究鲜有从要素投入角度，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服务贸易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作用机制。
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研究的，较少涉及微观层面（要素投入角度）分析。
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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