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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文张氏即张惠言，亦武进人。
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说，嘉庆五年，刘氏年二十五，举拨贡生入都应朝考。
时父执故旧遍京师，刘氏不往干谒。
惟就张编修问虞氏易、郑氏三礼之学，竟以此被黜。
至十一年方举顺天乡试。
[3]张氏之学以《易》、《礼》为尤精，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故逢禄特往请业问学。
刘子谓乃父于《春秋》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恐未必然。
当是承外家庄氏之遗绪，而又有所独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逢禄的众多著述中也以《春秋》之学最有条贯。
刘承宽列举了十一种：
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
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
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
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春秋赏罚格》三卷。
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
[4]除以上所举十一种外，今本《刘礼部集》中尚有《春秋论》上下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故礼部《春秋》之书共有十三种。
要说明的是，《春秋答难》原本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
《申何难郑》四卷，当指《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共四卷。
这些著述中有七种已刻入仪征阮氏的《学海堂经解》中。
（注：
这七种书为《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
）从上述书名中可以看出，刘逢禄春秋学的特点是“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即所谓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这些恰恰是东汉何休（字邵公）的主张。
据《后汉书·
郑玄传》，何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字康成）针锋相对，有《发墨守评》、《针膏肓》、《起废疾》之作。
何休见而叹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本来这场争讼已息，今刘逢禄重提这段旧公案，左袒何邵公而难郑康成。
因此，刘逢禄的“春秋学”主要特点具体说便是“申何难郑”。
二刘氏“申何”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
他自述撰作缘起云：
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
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
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有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
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
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
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
[5]在他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
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
《释例》一书确切地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释例。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
何氏《解诂》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公羊师说本有条例。
后世左氏孤行独兴，公羊先师传授之义法遂沉湮不明。
胡母生条例，散见于何氏《解诂》，未有专书。
何氏《文谥例》，仅见于《公羊传》杨疏。
《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
）今刘逢禄作《释例》，讲明何氏义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意义很大，可谓是“孤绪微茫接董生”了。
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
“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
”这是说清代今文学的学术渊源，刘逢禄（申受）、龚自珍（璱人）之学出庄存与（方耕），诸氏上承西汉的董仲舒，故有此言。
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年版。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
其书三十篇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大例。
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此三篇是阐发何氏“三科”说的，故《刘礼部集》中迳标曰“释三科例”上中下三篇（刻入文集中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
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
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倒例诸篇为“释九旨例”。
三科九旨是何休从《春秋》中归纳出来的文例。
何谓三科九旨？
何氏云：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律意轻重例、建始例、主书例诸篇为“释特笔例”。
不书例、讳例、阙疑例诸篇为“释削例”。
朝聘会盟例、崩薨例、大国卒葬表、娶归终始例、郊禘例诸篇为“释礼制例”。
公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例诸篇为“释内事例”。
此外，还有“释兵事例”、“释地例”、“释灾异例”等。
从刘氏归纳的上述名例中不难发现，这部本来充满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及何氏《解诂》，经如此归纳之后，原原本本，极为清晰。
更有原本晦暗不明之义，至此乃得大明。
刘书出后，时人及后进学者极为推崇，视为汉学专门名家。
与刘申受齐名，被人称为“常州二申”的李兆洛（字申耆）为其作《传》时称刘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淹通经传”。
[7]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说经之书取去颇严，而此书得以收入，可见阮氏是将它视为汉学专著的。
尤为难得的是持古文立场的章太炎也称“属辞比事，类例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
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
[8]刘氏为何如此重视何休的《解诂》，不惜花费很大心血为之作《释例》，意犹未尽，还作《解诂笺》一卷以“申何”？
因为刘氏认为欲知《春秋》微言大义，必由《公羊传》；
欲通《公羊传》必先通何氏的《解诂》。
换句话说，何氏《解诂》是通向《公羊》的津逮，由此可知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
刘氏这样重视公羊何氏，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者谈《春秋》言必称《左氏》，对《春秋》的书法问题表示疑问。
如乾嘉时期有大名的钱大昕就认为《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
这种观点是刘氏绝对不能同意的，为此特作《春秋》上下二篇。
上篇专对钱氏而发，批评钱大昕以史法解《春秋》之误，他说：
“《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
《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
”[9]正因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所不书多于所书，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如仅以事求诸《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孟子何必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其实，以史法绳《春秋》的不止钱氏一人，也不自钱氏始。
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已开先河。
《史通·
外篇》有《惑经》、《申左》二篇，用史法绳《春秋》，诋《春秋》有十二“未谕”、“五虚美”。
后世多沿袭这种观点，这是不解《春秋》之故。
孔子因鲁旧史而成《春秋》，并非是将鲁旧史原文抄录一过，而是经过了一番笔削加工工作，（注：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然近世以来有学者否定与孔子有关，如疑古玄同先生等。
今人杨伯峻先生虽不否认《春秋》与孔子有关，但关系仅限于孔子曾将《春秋》作为教本教授过弟子而已。
杨说影响很大，然实有可商之处。
李学勤先生有《孔子与春秋》专文纠正杨说，谓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
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弟子后人尊之为圣人，说他是“作”，其间没有矛盾。
李说见《缀古集》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加进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即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表面上看写的是齐桓、晋文之类的事件，用的是史书体裁，实则是一部明义的书。
《庄子·
天下篇》云：
“《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史记·
太史公自序》云：
“《易》以道分，《春秋》以道义。
”又《司马相如列传》云：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
”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惜唐代以后学者将三传束之高阁，《春秋》之义遂多不明。
清代汉学复兴，提倡实事求是，《春秋》三传专家辈出，成就远迈前代。
刘申受肯定《春秋》是“重义”的著作，诚为卓识。
强调《公羊传》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公羊何氏释例》一书，梁启超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
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
”梁任公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发这番议论自然无可厚非。
如果我们抛开门户之见，则可以发现刘氏次第发明的“张三世”诸义，不无可议之处。
咎在刘氏偏信何邵公太过，甚至何氏误解《公羊》之处也百计为之弥缝，妄相牵合。
这只能说有功于何氏，而无利于《公羊》。
先看“张三世”。
“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
《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
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
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
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
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
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王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
于所传闻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攢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
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
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祢。
”今案：
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
吾师金先生有说，谓犹今人说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一样，远近异名、异辞是由于时间有远近，记事的详略，因而也不同[10]。
这个比喻极为恰当。
《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再间接的，因而在写法上不能一样。
也就是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
这本来并不费解，何氏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求深反惑，此一误，何氏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据此把《春秋》说成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谬之尤甚，此二误。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公羊传》解释说：
“曷为殊会吴？
外吴也。
曷为外也？
《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
”可见《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到浅。
与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本不相涉，何氏却妄相牵合，制造出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来，实在没有道理。
顾颉刚先生批评此为汉儒臆说，顾氏云：
“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
事实上春秋世愈降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
”[11]（P15）顾氏所云诚有卓识，而近世说《公羊》者往往将“三世说”视作圭臬，目为《公羊》之核心，郢书燕说，皆由何氏而起。
弄清了这一点，则申受“张三世”的大义不待辨而明，无非是将何氏的怪异之论推进一步而已。
梁任公盛赞之语，不可据为典要。
再看“绌周王鲁”。
此说也见何休《公羊解诂》，千载诟病。
而自刘申受以下近世治公羊学者却喜谈这个问题，认为这也是公羊学说的核心之一，舍此似不足以谈《公羊》，门户之见，可见一况。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第十一篇即《王鲁例》，将何休学说发挥到了极至，请看他的“释曰”：
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
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
孟子曰：
“《春秋》者天子之事也。
”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
曰：
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
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
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蒸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故曰：
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王鲁”即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即须“绌周”，此又牵涉“通三统”诸义，董仲舒《春秋繁露·
三代改制质文》已有斯意。
董仲舒说：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
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又说：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
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
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
”何休取以注《公羊》，《春秋》宣公十六年说：
“成周宣谢灾。
“成周宣谢灾，何以书？
记灾也。
外灾不书，此何以书？
新周也。
”何休《解诂》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
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
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
”案：
《公羊传》的“新周”应读为“亲周”，古亲、新通。
孔广森对“新周”有别解。
孔氏云：
“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
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尔。
”说见《春秋公羊通义》（《清经解》卷六八五）。
陈澧对此评价甚高，谓“新周”二字，自董生以来，将二千年，至巽轩乃得其解云云，说见《东塾读书记》卷十，（《清经解续编》卷九五四）。
案：
孔陈二氏之说皆非。
）前引董仲舒文作“绌夏、亲周、故宋”可证。
又《史记·
孔子世家》说：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可知《史记》也作“亲周”。
司马贞《索隐》谓孔子作《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
亲周是说孔子之时，周室虽微，然究为天下之宗主。
此说甚是，“亲周”是表明鲁与周有特殊关系。
鲁之始封伯禽为周公之子，正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焉能不亲？
如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这件事，倘若发生在别国，完全可以不必记，而发生在“成周”就不能不记了，这就是“亲周”，《公羊传》写作“新周”，其意正同。
何氏妄涉三统说，硬要解作“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荒谬之至。
毋怪后之杜预驳之曰：
“（《春秋》）所书之王即平王也。
所用之历即周正也。
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
安在其黜周王鲁乎？
”[12]王祖游也说：
“《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乘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13]宋代苏东坡《论春秋变周之文》也谓“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
[14]清代陈澧也谓《公羊》无此说，且举《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云：
“王者无敌，莫敢当也。
”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
[15]上引诸家驳议，可以澄清这一问题，很显然，孔子作《春秋》本欲兴周，怎么会“黜周”呢。
如说“王鲁”，则诚如孔颖达所质问的“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16]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前引《王鲁例》是发挥何氏之义，在《春秋公羊议礼·
制爵第四》中守的也还是何氏之义。
刘氏云：
“以《春秋》当新王，始朝当元勋，进小国为大国，滕子进侯并其父以恩礼卒之，所谓善善也长。
其书公朝王所，不为公朝起也。
王使来聘，公使与诸侯同文，著新周也。
鲁使如周不称使，当王也。
公如京师，如齐、晋、皆不言朝，当巡狩之礼也。
”从这一段话可知刘氏守的是何氏之义，且又有进一步的发挥。
）但《刘礼部集》卷四的《释三科例》中篇却说：
《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黜周哉？
《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
何尝真王鲁哉？
在这里刘氏又谓“黜周王鲁”非真，未免是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
陈澧就提出质问“然则《春秋》作伪欲”？
大概刘氏也觉得自己发挥何氏之说过偏而难圆其说，故有所修正。
前举《公羊何氏释例》成书在前，此或晚年改定之说。
刘氏“申何”，不但体现在说《春秋公羊》中，还有《论语述何》之作，以何氏之学说《论语》，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
这实在是尊奉何氏太过而走向极端的例子，此不作深论。
以上探讨了《公羊何氏释例》的一些得失，或问《春秋》到底有没有例呢？
宋代的洪兴祖认为，《春秋》本无例，犹如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一样。
[17]洪氏的说法是对的。
我们可以悬想孔子作《春秋》时必定有他自己的著书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春秋》之中，只不过没有明说。
后之传《春秋》者众，传闻异辞，各尊所闻，因此各家归纳的例不尽相同。
也可以这样说，所谓例是后人研习《春秋公羊》时，从书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条例。
如传《春秋公羊》的胡毋生就作过条例，何休《解诂》就是略依胡毋生条例，隐刮成辞的。
何氏本人也作过《春秋文谥例》。
再如晋代的杜预也作过《春秋释例》，都属同一回事。
而在刘申受看来，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是有例的，《春秋》的例只能从《公羊传解诂》中求之，那就失之偏颇了。
这里不妨套用宋代洪氏的两句话：
“独求于例，其失拘而浅；
独求于义，则失迂而凿。
”[17]综观《公羊何氏释例》不免有既拘而凿之弊。
三刘氏一方面倡导《公羊》，做了大量的“申何”工作；
另一方面大力排斥《左传》、《谷梁传》。
贬低《谷梁》的专书有《谷梁废疾申何》二卷。
由于《谷梁》在历史上素不能与《公羊》、《左传》争长短，因此刘氏对此二传的攻击程度不一。
诚如章太炎所说：
“《谷梁》见攻者止于文义之间，《左氏》乃其书与师法之真伪。
”[18]可见刘氏攻击《左传》的程度要大于《谷梁传》。
《谷梁废疾申何》的主旨同样是为了“难郑”。
盖郑玄《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
刘氏最不满意的是“《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一语。
如说《谷梁》善于解经，其义又符合孔子微言大义，岂非是《谷梁》压倒了《公羊》？
为此他要大力说明“微言大义”惟公羊氏得之最多，而《谷梁》所传十不得二三，只能说是为《公羊》拾遗补阙而已。
刘氏说：
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君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
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也。
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几乎息矣。
谷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
[19]这里从传授师承上力争公羊氏是传《春秋》的正宗一脉，虽也承认谷梁氏也出于夏氏传授，但所得的“日月之例”、“灾变之说”终是皮相之谈。
至于如“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之类高深的“大旨”，是公羊氏的独家之秘，不是中人以下者随便可得与闻的。
刘氏从《春秋》十二公中摘出一些事例，说明《公羊》之义为长，贬《谷梁》之义为短。
道光年间，丹徒柳兴恩作《谷梁大义述》，于刘氏之说多有所辨正。
柳氏沉潜此学达二十年之久，其说多有可观，此从略。
刘氏攻击《左传》的专书有《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二种。
其要旨约有以下二端。
一、认为《左传》的名称应是《左氏春秋》，而不是《春秋左氏传》。
此书性质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人以讹传讹造成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
“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
《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
”[20]刘氏这一番话，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名异辞问题，而是关系到《左传》的地位问题。
如果说是《春秋》的“传”，那就意味着是解释孔门思想的书，倘非《春秋》的“传”，意味着与孔门无关，充其量不过是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等量齐观。
前者属于神圣的“经”，后者不过是子部家者流。
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殊属无谓之争，无论是经是子都不过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史料而已，而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汉代今文博士反对《左传》立于学官，理由是“不传《春秋》”，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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