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Word文件下载.docx

1、皋文张氏即张惠言，亦武进人。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说，嘉庆五年，刘氏年二十五，举拨贡生入都应朝考。时父执故旧遍京师，刘氏不往干谒。惟就张编修问虞氏易、郑氏三礼之学，竟以此被黜。至十一年方举顺天乡试。3张氏之学以易、礼为尤精， 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故逢禄特往请业问学。刘子谓乃父于春秋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恐未必然。当是承外家庄氏之遗绪，而又有所独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逢禄的众多著述中也以春秋之学最有条贯。刘承宽列举了十一种：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

2、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春秋赏罚格三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4除以上所举十一种外，今本刘礼部集中尚有春秋论上下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故礼部春秋之书共有十三种。要说明的是，春秋答难原本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申何难郑四卷，当指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共四卷。这些著述中有七种已刻入仪征阮氏的学海堂经解中。（注：这七种书为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从上述书名中可以看出，刘逢禄春秋学的特点是“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即所

3、谓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些恰恰是东汉何休（字邵公）的主张。据后汉书郑玄传，何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字康成）针锋相对，有发墨守评、针膏肓、起废疾之作。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本来这场争讼已息，今刘逢禄重提这段旧公案，左袒何邵公而难郑康成。因此，刘逢禄的“春秋学”主要特点具体说便是“申何难郑”。二刘氏“申何”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他自述撰作缘起云：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有毛氏，礼郑氏

4、，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5在他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释例一书确切地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释例。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何氏解诂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公羊师说本有条例。后世左氏孤行独兴，公羊先师传授之义法遂沉湮不明。胡母生条例，散见于何氏解诂，未有专书。何氏文谥例，仅见于公羊传杨疏。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

5、今刘逢禄作释例，讲明何氏义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意义很大，可谓是“孤绪微茫接董生”了。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这是说清代今文学的学术渊源，刘逢禄（申受）、龚自珍（璱人）之学出庄存与（方耕），诸氏上承西汉的董仲舒，故有此言。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年版。）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其书三十篇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大例。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此三篇是阐发何氏“三科”说的，故刘礼部集中

6、迳标曰“释三科例”上中下三篇（刻入文集中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倒例诸篇为“释九旨例”。三科九旨是何休从春秋中归纳出来的文例。何谓三科九旨？何氏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律意轻重例、建始例、主书例诸篇为“释特笔例”。不书例、讳例、阙疑例诸篇为“释削例”。朝聘会盟例、崩薨例、大国卒葬表、娶归终始例、郊禘例诸篇为“释礼制例”。公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

7、例诸篇为“释内事例”。此外，还有“释兵事例”、“释地例”、“释灾异例”等。从刘氏归纳的上述名例中不难发现，这部本来充满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及何氏解诂，经如此归纳之后，原原本本，极为清晰。更有原本晦暗不明之义，至此乃得大明。刘书出后，时人及后进学者极为推崇，视为汉学专门名家。与刘申受齐名，被人称为“常州二申”的李兆洛（字申耆）为其作传时称刘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淹通经传”。7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说经之书取去颇严，而此书得以收入，可见阮氏是将它视为汉学专著的。尤为难得的是持古文立场的章太炎也称“属辞比事，类例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8

8、刘氏为何如此重视何休的解诂，不惜花费很大心血为之作释例，意犹未尽，还作解诂笺一卷以“申何”？因为刘氏认为欲知春秋微言大义，必由公羊传；欲通公羊传必先通何氏的解诂。换句话说，何氏解诂是通向公羊的津逮，由此可知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刘氏这样重视公羊何氏，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者谈春秋言必称左氏，对春秋的书法问题表示疑问。如乾嘉时期有大名的钱大昕就认为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这种观点是刘氏绝对不能同意的，为此特作春秋上下二篇。上篇专对钱氏而发，批评钱大昕以史法解春秋之误，他说：“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9正因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所不书多于所书， 故有贵贱不

9、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如仅以事求诸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孟子何必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其实，以史法绳春秋的不止钱氏一人，也不自钱氏始。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已开先河。史通外篇有惑经、申左二篇，用史法绳春秋，诋春秋有十二“未谕”、“五虚美”。后世多沿袭这种观点，这是不解春秋之故。孔子因鲁旧史而成春秋，并非是将鲁旧史原文抄录一过，而是经过了一番笔削加工工作，（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然近世以来有学者否定与孔子有关，如疑古玄同先生等。今人杨伯峻先生虽不否认春秋与孔子有关，但关系仅限于孔子曾将春秋作为教本教授过弟子而已。杨说影响很大，然实有可商之处。李学勤先生有孔子与春秋专文纠正杨说，

10、谓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弟子后人尊之为圣人，说他是“作”，其间没有矛盾。李说见缀古集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加进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即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表面上看写的是齐桓、晋文之类的事件，用的是史书体裁，实则是一部明义的书。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以道分，春秋以道义。”又司马相如列传云：“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惜唐代以后学者将三传束之高阁，春秋之义遂多不明。清代汉学复兴，提倡实事求是，春秋三传专家辈出，成就

11、远迈前代。刘申受肯定春秋是“重义”的著作，诚为卓识。强调公羊传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公羊何氏释例一书，梁启超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梁任公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发这番议论自然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抛开门户之见，则可以发现刘氏次第发明的“张三世”诸义，不无可议之处。咎在刘氏偏信何邵公太过，甚至何氏误解公羊之处也百计为之弥缝，妄相牵合。这只能说有功于何氏，而无利于公羊。先看“张三世”。“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

12、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王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传闻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

13、，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攢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祢。”今案：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吾师金先生有说，谓犹今人说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一样，远近异名、异辞是由于时间有远近，记事的详略，因而也不同10。这个比喻极为恰当。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再间接的，因而在

14、写法上不能一样。也就是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这本来并不费解，何氏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求深反惑，此一误，何氏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据此把春秋说成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谬之尤甚，此二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可见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

15、到浅。与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本不相涉，何氏却妄相牵合，制造出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来，实在没有道理。顾颉刚先生批评此为汉儒臆说，顾氏云：“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世愈降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11（P15） 顾氏所云诚有卓识，而近世说公羊者往往将“三世说”视作圭臬，目为公羊之核心，郢书燕说，皆由何氏而起。弄清了这一点，则申受“张三世”的大义不待辨而明，无非是将何氏的怪异之论推进一步而已。梁任公盛赞之语，不可据为典要。再看“绌周王鲁”。此说也见何休公羊解诂，千载诟病。而自刘申受以下近世治公羊学者却喜谈这个问题

16、，认为这也是公羊学说的核心之一，舍此似不足以谈公羊，门户之见，可见一况。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第十一篇即王鲁例，将何休学说发挥到了极至，请看他的“释曰”：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蒸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故曰：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

17、治之，虽百世可知也。“王鲁”即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即须“绌周”，此又牵涉“通三统”诸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已有斯意。董仲舒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又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何休取以注公羊，春秋宣公十六年说：“成周宣谢灾。“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解诂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案：公羊传的“新周”应读

18、为“亲周”，古亲、新通。孔广森对“新周”有别解。孔氏云：“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尔。”说见春秋公羊通义（清经解卷六八五）。陈澧对此评价甚高，谓“新周”二字，自董生以来，将二千年，至巽轩乃得其解云云，说见东塾读书记卷十，（清经解续编卷九五四）。案：孔陈二氏之说皆非。）前引董仲舒文作“绌夏、亲周、故宋”可证。又史记孔子世家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可知史记也作“亲周”。司马贞索隐谓孔子作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是说孔子之时，周室虽

19、微，然究为天下之宗主。此说甚是，“亲周”是表明鲁与周有特殊关系。鲁之始封伯禽为周公之子，正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焉能不亲？如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这件事，倘若发生在别国，完全可以不必记，而发生在“成周”就不能不记了，这就是“亲周”，公羊传写作“新周”，其意正同。何氏妄涉三统说，硬要解作“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荒谬之至。毋怪后之杜预驳之曰：“（春秋）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王鲁乎？”12王祖游也说：“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乘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13宋代苏东

20、坡论春秋变周之文也谓“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14清代陈澧也谓公羊无此说，且举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云：“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15上引诸家驳议，可以澄清这一问题，很显然，孔子作春秋本欲兴周，怎么会“黜周”呢。如说“王鲁”，则诚如孔颖达所质问的“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显然这是说不通的。16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前引王鲁例是发挥何氏之义，在春秋公羊议礼制爵第四中守的也还是何氏之义。刘氏云：“以春秋当新王，始朝当元勋，进小国为大国，滕子进侯并其父以恩礼卒之，所谓善善也长。其书公朝王所，不为公朝起也。王使来聘，公使与诸侯

21、同文，著新周也。鲁使如周不称使，当王也。公如京师，如齐、晋、皆不言朝，当巡狩之礼也。”从这一段话可知刘氏守的是何氏之义，且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但刘礼部集卷四的释三科例中篇却说：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黜周哉？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在这里刘氏又谓“黜周王鲁”非真，未免是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陈澧就提出质问“然则春秋作伪欲”？大概刘氏也觉得自己发挥何氏之说过偏而难圆其说，故有所修正。前举公羊何氏释例成书在前，此或晚年改定之说。刘氏“申何”，不但体现在说春秋公羊中，还有论语述何之作，以何氏之学说

22、论语，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这实在是尊奉何氏太过而走向极端的例子，此不作深论。以上探讨了公羊何氏释例的一些得失，或问春秋到底有没有例呢？宋代的洪兴祖认为，春秋本无例，犹如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一样。17洪氏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可以悬想孔子作春秋时必定有他自己的著书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春秋之中，只不过没有明说。后之传春秋者众，传闻异辞，各尊所闻，因此各家归纳的例不尽相同。也可以这样说，所谓例是后人研习春秋公羊时，从书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条例。如传春秋公羊的胡毋生就作过条例，何休解诂就是略依胡毋生条例，隐刮成辞的。何氏本人也作过春秋文谥例。再如晋代的杜预也作过春秋释例，都属同一回

23、事。而在刘申受看来，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是有例的，春秋的例只能从公羊传解诂中求之，那就失之偏颇了。这里不妨套用宋代洪氏的两句话：“独求于例，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失迂而凿。 ”17综观公羊何氏释例不免有既拘而凿之弊。三刘氏一方面倡导公羊，做了大量的“申何”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排斥左传、谷梁传。贬低谷梁的专书有谷梁废疾申何二卷。由于谷梁在历史上素不能与公羊、左传争长短，因此刘氏对此二传的攻击程度不一。诚如章太炎所说：“谷梁见攻者止于文义之间，左氏乃其书与师法之真伪。”18可见刘氏攻击左传的程度要大于谷梁传。谷梁废疾申何的主旨同样是为了“难郑”。盖郑玄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而迹

24、近孔子。刘氏最不满意的是“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一语。如说谷梁善于解经，其义又符合孔子微言大义，岂非是谷梁压倒了公羊？为此他要大力说明“微言大义”惟公羊氏得之最多，而谷梁所传十不得二三，只能说是为公羊拾遗补阙而已。刘氏说：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君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几乎息矣。谷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19这里从传授师承上力争公羊氏是传春秋的正宗一脉，虽也承认谷梁氏

25、也出于夏氏传授，但所得的“日月之例”、“灾变之说”终是皮相之谈。至于如“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之类高深的“大旨”，是公羊氏的独家之秘，不是中人以下者随便可得与闻的。刘氏从春秋十二公中摘出一些事例，说明公羊之义为长，贬谷梁之义为短。道光年间，丹徒柳兴恩作谷梁大义述，于刘氏之说多有所辨正。柳氏沉潜此学达二十年之久，其说多有可观，此从略。刘氏攻击左传的专书有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二种。其要旨约有以下二端。一、认为左传的名称应是左氏春秋，而不是春秋左氏传。此书性质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人以讹传讹造成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20刘氏这一番话，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名异辞问题，而是关系到左传的地位问题。如果说是春秋的“传”，那就意味着是解释孔门思想的书，倘非春秋的“传”，意味着与孔门无关，充其量不过是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等量齐观。前者属于神圣的“经”，后者不过是子部家者流。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殊属无谓之争，无论是经是子都不过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史料而已，而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汉代今文博士反对左传立于学官，理由是“不传春秋”，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