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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奏折中说,学堂已经于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1911年3月30日)暂行开学,原计划在暑期后举行的开校仪式,由于发生了辛亥革命,仪式未能如期举行。
这个暂行开学日也就成为正式开学日了。
(2)来自《吴宓日记》,“(1911年)三月三十日,(阴历三月初一),星期四。
……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
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
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
旋由总办周、教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
”从《吴宓日记》知,典礼后的4月3日(星期一)开始上课,日记列出当日所学课程。
(3)来自清华大学校史资料,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校史》一文中说“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阴历),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八月,武昌起义,校中学生多籍词迁避。
九月,校中停课。
民国元年五月,学堂重开。
”这一段行文严谨,帝制时用阴历,民国后用阳历,一丝不苟,堪称信史。
2.第二种开学日,1911年4月1日
目前所能查到的最早记载这个开学日期的文献有两份:
其一、1914年2月号《远东评论》(TheFareastReview)刊登的清华学校校医Dr.RichardArthurBolt的英文文章:
THETSINGHUACOLLEGE,PEKING,摘录原文:
“AfterconsiderabledelayanduncertaintyTsingHuaCollegewasformallyopenedwithChineseceremoniesonApril1st1911.TheHighSchoolDepartmentwasbegunwith128studentswhohadfailedintheirpreviousexaminationstobeselectedtogotheU.S.A.307youngerwereselectedbytheProvincialexaminers,ostensiblyuponcompetitiveexaminationtoentertheMiddleSchool.”其二、1914年8月出版《清华年刊》(TsinghuaAnnual)刊登的1914级学生周启邦的英文文章HISTORY,摘录原文:
“ThecollegewasformallyopenedonApril1,1911,thoughmanyofthestudenthadarrivedinPeikingearlyinFebruary.TheHighSchoolstudentswereundertheinstructionofseventeenAmericanteachers—9ladiesand8men.Thetrainingandinstructionofthemiddleschoolboyswasmanagedbyabout20chinesesteachers”。
1914年《清华年刊》的文章为此后的校内刊物多次翻译引用。
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刊登无作者署名的文章《清华园与清华学校》,该文的引言说,作者无暇查阅原始档案,只对校内刊物如《周刊》、《年报》上的文章做些翻译、节缩和编辑工作。
该文有关清华学堂开学的内容基本上译自1914年《清华年刊》内周启邦的文章: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位新聘美国教员到京,内有九位女的。
那时学校工程未完,遂未开学。
各位教员无奈等候差不多两个月,末后,工程交代日期虽远,学校只得于四月一号开学。
”
现在需要澄清,“四月一号”是阳历日期还是阴历日期?
《清华园与清华学校》在交代了四月一号开学后,文章又说:
“暑假很短,学校于八月再开学,……谁料还不到两个月,武昌第一次革命发生。
……,革命发生之后一月,学校宣布关闭。
”查《吴宓日记》,学堂于8月25日(阴历七月初二日)开始上课;
另外,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
由此可以证明,此处所写“四月一日”是阳历日期,用现在的规范应写成:
1911年4月1日。
还需说明,在1921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之前,清华学校的内部刊物,关于校史和级史的文章多为英文。
关于清华学堂的开学的具体日期,1914年《清华年刊》的文章记为“April1,1911”,1916年《清华年刊》的CLASSHISTORY记为“InApril1911,weenteredTsingHua”等等,直到1921年《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中才出现“四月一号开学”的中文写法。
据1923年的《清华略览》:
“民国纪元前三年(清宣统元年)六月,外务部商同学部,根据民国纪元前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致美使馆派送留美学生章程,先组织游美学务处,……民国纪元前三年九月,就清华园址,鸠工庀材,建筑校舍,至民国纪元前一年(清宣统三年)四月一日,乃分科(中等科、高等科)开班于清华园,学校以清华名自此始。
……民国元年五月一日,员生均集,重行开课,是为本校完成时期。
”文中采用民国纪元,是阳历日期无疑。
所记开学日期也是公元1911年4月1日。
这个日期应该是引自前面提到的《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
1925~26年的《清华年报》中《清华历史》一文称: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四月一日,清华学堂开课,以后选派学生事宜,概归学堂办理。
……五月,选派第三批学生五十九名赴美。
八月,武昌起义。
九月,学堂宣布停课。
”此段文字,虽然用公历,但后两个月份,明显是阴历。
武昌起义是公历10月10日,停学是11月9日。
这段文字违背了公历纪元的规则,公元的年份和阴历的月份混用,极易让人误解。
那个“四月一日”很容易被理解成“四月初一日”,从而变成阴历日期。
但是在叙述历史的文字中,这种混用历法是讲不通的。
1931年5月2日《清华周刊》第三十五卷,第八、九期合刊刊登了冯友兰先生《清华校史概略》,该文称:
“校舍工程至民国纪元前一年始相告成,因基址原名为清华园,改肄业馆名曰清华学堂……于四月一日正式开班上课,清华学校至是成立。
……是年十月武昌起义,未几清社颠覆,民国肇兴。
至此鼎新期间,清华学校完全停顿。
至民国元年春,国事渐定,始再进行……,至五月一日重新开学。
”冯友兰先生用民国纪元,日期也是公历。
综上所述,从1914年到1931年清华校内刊物中的“四月一号(日)”,大多是作为阳历日期来使用的,此即第二种开学日1911年4月1日的由来。
3.第三个日期,1911年4月29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日期被认为是清华学堂的开办日并得到海峡两岸的两所清华大学所认同,且广泛出现在介绍清华大学历史的诸多文章、图书及网页之中。
但是,对4月29日为清华学堂开办日的认定,迄今为止尚没有找到一份原始文献来证明之。
然而根据已经发现的旁证,可以说明,在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那一天,清华学堂没有举行开学仪式。
现举四条旁证如下:
其一、1911年4月29日的《吴宓日记》记了受课细目,是否有正式的开学仪式,日记未提。
如果当天有正式开学仪式,对于有写日记习惯的学生来说,不会不记。
况且,1911年4月9日外学两部的奏折中说:
“俟其余工程一律完竣,于暑假后定期举行开学礼式”。
暑假后再确定日期举行开学典礼一事经两部会同上奏朝廷,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不会置两部的决定和朝廷的批示于不顾,而于上奏折20天之后又宣布正式开学。
其二、1911年5月2日学堂告示称:
“学生应公举室长,砥砺自治,履行堂章,现开学已及一月,亟应举行,以符友朋切磋之义,……。
”告示中明确说,“现开学已及一月”,据此可知学堂最迟在4月初已开学了。
其三、1911年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游美学务处为暑期招生呈文外务部,呈文的第一句说:
“窃查清华学堂已于本年三月初一日暂行开学”。
由此可知,如果阴历四月初一日(阳历4月29日)是清华学堂的正式开学日,该写于5月24日(阴历四月二十六日)的呈文就不会只提三月初一日的暂行开学,而不提及四月初一日的开学。
其四、1911年10月14日《吴宓日记》说:
“本校原定二十五日(阳历16日)行开校仪式,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则其非前此之比,概可知矣。
”从吴宓该日的日记可知,清华学堂原定1911年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开校典礼,因发生武昌起义未能举行。
由此可以推知,当年的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没有举行正式开学仪式。
4.关于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的报到和分科开学
据1911年3月12日《顺天时报》消息,3月19日、21日、23日三天,各省咨送第二格学生、上月在京录取的第二格学生、上年录取的第一格学生依次到清华学堂报到。
在开学之前,学堂对中等(第二格)、高等(第一格)两科学生进行分级测试。
另外,中等科学生也可以参加高等科的分级考试,成绩合格可入高等科就读。
据《清华学堂章程》(1911年2月),“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其学程以四年计;
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其学程以四年计。
”此批中等科学生按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下,要读一年到四年才能升入高等科。
但这批高等科学生绝大多数是1910年7月第二次直接留美考试时录取的备取生,年龄大多接近20岁。
他们本年夏就要参加留美选拔考试,只在清华学堂接受二三个月的短期培训。
由此可知,中等、高等两科的学生是分批报到的,并且由于中等科和高等科的教学目标不同,学生年龄差别较大,两科的开学典礼应该是分别举行的。
总之,上述资料表明:
(1)1911年3月30日(阴历三月初一日)的开学日,有历史档案、以及亲历者日记予以证实,并和校史文章能够相互印证。
(2)“四月一日”(即阳历4月1日)的开学日,只是在1914年《清华年刊》等两份文献的文章中首先出现,之后为校内刊物所引用,还没有发现可供印证的其它资料。
此外,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作如下推断:
3月30日(阴历三月初一日)举行中等科开学仪式(吴宓是中等科学生),4月1日(阴历三月初三日)举行高等科开学仪式(周启邦是高等科学生)。
(3)1911年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的开学日,没有任何原始资料来证明与学堂开办日有关系。
之所以认为4月29日是学堂开办日,这应是由后来的校庆纪念日为4月29日而推演出来的。
二、4月29日校庆纪念日的由来
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这个日子却与100年前清华学堂开学日没有关系,只是举行校庆庆典的日子。
由于庆典日期定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每年的具体日期就不固定,清华这样确定庆典日期的方式已经实行80多年了。
应该说明,清华学校在1920年代曾公布周年纪念日为4月29日,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的问题是,把“4月29日”作为周年纪念日是如何确定的?
1.清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会
在1917年之前,中国的学校对于周年纪念可能还不时兴,几个有名的学校(如:
北京大学等)都没有搞校庆纪念庆典,清华于1917年之前也一直未有正式的校庆纪念庆典(有文章说,当时每年四月举行运动会进行周年纪念)。
但在1917年情况有点特别,那一年,中国大学庆祝建校4周年,北京高等师范庆祝建校9周年(或说是15周年),南洋公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庆祝建校20周年。
北京大学从1898年12月创办,到1917年12月也只有19年,北大庆祝了虚岁20年生日。
而南洋公学按后来计算,1917年都周岁21岁了,也搞20周年庆典。
从这些情况推知,那时各校对于举行校庆纪念活动的日期和年数并不严格。
由于1917年有那么多学校搞,清华也就在1918年5月11日举行了第一次周年纪念庆典,纪念建校7周年。
清华这次周年纪念会的筹备工作从1918年2月就开始了。
2月14日的《清华周刊》消息称,5月份内本校拟开周年纪念会,并将由王文显等三位会董议定纪念会细节安排。
2月21日的《清华周刊》又报道了会序、展览、兵操、体育比赛、演剧、俱乐等纪念活动的组织者。
学校最后确定周年纪念会在5月11日(周六)举行,有两项内容,一是周年庆祝,一是成绩展览。
5月16日《清华周刊》对第一次周年纪念活动作了全面报道。
接着,1918年12月19日《清华周刊》报道,清华学校将于1919年5月3日举办第8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由马国骥等先生开始筹备工作。
后来,1919年的纪念活动如期于5月3日(周六)举行。
1921年学校建校10周年时,学校计划举行大型纪念活动。
1920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消息,“本校定明春四月三十日开十周纪念会。
”把1921年4月30日(周六)确定为校庆纪念日,前两次校庆纪念都是5月初的周六,而本次决定提前到4月末的周六。
(此以何为依据,笔者尚未发现相关的记载。
)学校于1920年11月26日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校庆活动进行3天,定在4月28日、29日、30日;
并决定28日为举行十周年纪念正式开会式,29日为成绩展览和新礼堂开幕礼,30日成绩展览、体育比赛和化妆游行等。
之后直到1921年4月才确定正式会序,纪念活动又推迟两天进行,改在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内容也有变化。
由于本年是周年大庆,《清华周刊》特此于1921年4月出版了《纪念建校十周年专号》。
2.何时确定4月29日为固定的校庆纪念日
1921年11月25日《清华周刊》刊登的《1921-1922年校历》,预定1922年校庆纪念会在4月29日(周六)举行。
由此可知,该《校历》确定的校庆日期延续了上年的作法,即定在4月末的周六。
尽管后来由于时局的原因,清华学校取消了1922年的庆祝活动,但这是清华第一次把举行周年纪念的日期确定在4月29日(周六)。
1922年10月7日《清华周刊》刊登的《1922-1923年校历》,周年纪念日定在了1923年4月29日,因为那天是周日,该《校历》上专门注明4月30日补假一天。
之后,1923年春学校成立庆祝委员会,通过委员会讨论,以后的周年庆祝活动,每年可举行小祝,五年大祝,每五十年或百年当有更盛的庆祝。
这次会议决定:
1923年庆祝12周年,是小庆,在4月28日(周六)(比周年纪念日提前一天)举行庆典。
自此之后,清华学校把4月29日定为校庆纪念日,在4月最后一个周六举行庆祝活动。
到1930年代,为便于校友返校,学校又把校庆纪念活动改在4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举行,并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其中个别年份也依具体情况有所变化,比如1926年的15周年和1931年20周年的纪念会定在5月1日举行,1930年4月29日放假一天,19周年纪念会在5月4日举行,均属特例。
3.关于清华把4月29日确定为校庆纪念日的缘由
从1921年到1923年,3次校庆活动都曾计划在4月29日举办,而且1923年明确说:
4月29日为周年纪念日,庆典提前一日,于4月28日举行。
当时的校内刊物并没有记载学校确定4月29日为校庆纪念日的依据,至今也没有查到与此有关的文字材料。
为什么把4月29日确定为校庆纪念日,现在只能根据一些线索作几种猜想。
猜想之一:
从1918、1919和1921年的三次周年纪念会的举行日期看,学校并没有固定周年纪念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都在5月举办。
这应依据清华学堂1912年5月重新开学的记载来确定的。
帝制废除,民国肇始,民国成立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学校重开,气象一新,当时师生们一定时相当兴奋的。
用1912年的复课日期作为周年纪念日以表达师生们对学校“寿与国同”的荣誉感,更体现一种新精神。
后来,周年纪念日又提前到4月底,应该是学校依据了准确的重新开学日。
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1912年清华重新开学的时间。
1914年《清华年刊》的校史文章说,1912年5月1日学堂重新开学。
后来的校内刊物大多沿用这个日期,但它并没有得到原始档案的印证,现从其他旁证来推论学堂重新开学的时间是否在5月1日。
1912年3月27日,严复致陆纯如信谈到清华学堂的重新开学,“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
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
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严复的第三子严琥,1911年入清华中等科二年级。
作为学生家长,严复对清华的复课也就更为关心了)。
4月2日-5日《时报》连续4天刊登清华学堂广告,广告称:
“本学堂拟于四月底开课,所有高等、中等两科留堂旧生务于阳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来堂报到。
”从《吴宓日记》知,四月下旬,有多名南方同学结伴赴京。
5月1日《吴宓日记》记:
“得清校孙君克基来片,言校中已开课,现在一切多无头绪,迟来亦无妨。
”吴宓时在上海,从日记的叙述内容判断,清华学堂应已于4月底开课。
因此,从《时报》的广告知4月23-25日报到,学堂重新开学最早是在26日;
由严复致陆纯如信知四月杪(即4月末)开学和由《吴宓日记》知4月底开课,学堂重新开学最晚当在30日。
再从《吴宓日记》知,到5月初,两科到校学生不足百人。
重新开学之后,学生还继续报到,最终返校学生约360人。
1911年秋季开学时高等科约120人,中等科约300人,如此算来大约有60人没有返校(叶企孙就没有返校,1913年又报名参加暑期招生,考上1918级)。
当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发布告示令北京各校于5月1日(旧历三月十五日)前开学,1914年《清华年刊》的文章称学堂于5月1日开学。
这应是各校开学的最后期限。
因此从上述情况判断,因孙克基和吴宓都是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到校学生不多,报到截至日期后又等了二、三日,由此推测比较合理的中等科开课的日期可能是4月29日(星期一)。
1923年4月《清华周刊》载吴景超的《清华的历史》,文中引1912年5月2日学堂告示称:
“本学堂改定章程,凡每年级学生应各举一人为级长,代表其意见,以便随时与职员接洽。
现值开课伊始,诸生务宜各按年级,从速公举报告,俟本监督核准后施行。
”证明学堂在5月2日之前重新开学。
1914年《清华年刊》中校史文章的作者高等科学生周启邦,其所记5月1日学堂重新开学,应是高等科的开学日期。
由以上猜想推断,1912年4月29日(周一)中等科,5月1日(周三)高等科重新开学。
按常规,在开学之前,学堂应有告示,1921年和1922年《清华周刊》所载《校历》的起草者就不难找到当年学堂关于中等科(或者学堂)于4月29日重新开学日的公告,从而确定清华学校的周年纪念日。
猜想之二:
确定4月29日为周年纪念日,是延续往年,但略有变化所致。
周年纪念1918年是5月11日(周六),1919年是5月3日(周六)举行。
原计划1921年的周年纪念在4月30日(周六)举行,筹备时定在4月28、29、30日,实际举行庆典在4月30日、5月1、2日。
1921年11月校历中预定在1922年4月29日(周六)为周年纪念日,后取消典礼。
几年间,校庆纪念日由5月初的周六逐步提前到4月末的周六,其中的原因还真说不清楚。
在1922年10月《校历》把1923年周年纪念日定在4月29日(周日),后来学校决定提前一天举行庆典,这说明自本年起学校以4月29日为固定的周年纪念日,并于4月末的周六举行庆祝活动。
另外,1922年9月在美国的清华同学会开会讨论如何与母校保持联系,建议每年4月30日为在美清华同学庆祝母校周年纪念日。
或许这个建议也促使清华学校把校庆纪念日固定下来,因1922年曾定在4月29日,所以从1923年起固定在4月29日。
总之,综上所述表明:
(1)确定4月29日为周年纪念日,很有可能来自1912年清华学堂重新开学的日期。
(2)4月29日周年纪念日与清华1911年的首次开学日没有关系。
三、开办日和校庆日的联系
一般说来,校庆日或称周年纪念日,就应该是学校开办日即学校的诞生日,而且人们通常也是这样理解的,比如1932年的21周年纪念,《清华周刊》的一则消息说:
“大中华民国廿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为国立清华大学廿一岁寿辰。
本校教职员和毕业归宁同学,将举行纪念盛会。
”这个“寿辰”自然会把周年纪念日等同于学校诞生日。
但是,周年纪念日的确定并不一定就是学校的诞生日,并且也会根据某些情况来变更。
比如北京大学,在1917年庆祝20周年校庆前,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日已不可考,遂决定把1902年大学堂重新开学的12月17日定为周年纪念日,到1950年代又把5月4日定为校庆日。
有这样清晰的脉络,谁也就不会从北大校庆纪念日来推算诞生日。
然而,当年清华学校确定的周年纪念日依据至今尚未找到,而学校开办日又埋没在历史档案之中,因此很容易让人把校庆日和开办日联系在一起。
校庆日每年都要经历,师生常有文章记述这个节日的喜庆气氛并追忆学校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提到学校的开办日。
由于这类纪念文章大多不是严谨的考证文字,常常摘抄转录从前的文章,而不是依据原始档案,因此也就常把周年纪念日理解为学校的诞生日。
有时,人们竟采用最简单的办法,从周年纪念日推算学校的诞生日。
这样推算不乏其例,如《吴宓自编年谱》中就是从4月29日的周年纪念日推算开学日,从而得到的开学日是阴历三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又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清华学堂开办日(由于吴宓在1970年代撰写年谱时,根本无法查看他当年的日记和其它资料,全凭记忆追忆少年经历,故难免误忆)。
尽管1923年吴景超的《学校的校史》和1931年20周年校庆纪念刊中的《校史》都记载清华学堂于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开学,但从1914年到1936年,多数校内出版物,比如1927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的《清华学校校史》、1931年《清华周刊》载冯友兰的《清华概略》、1936年《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的《校史概略》,大都把“四月一日”作为清华学堂的开办日;
只是在使用历法的叙述上并不严谨,有说是宣统三年,有说是民国纪元前一年,有的在“一九一一年”后加注“清宣统三年”,从而让人造成错觉,误认为“四月一日(号)”是阴历日期。
这里需要说明,在此期间“三月初一日”和“四月一号”两个开学日期,不管是阴历日期还是公历日期,并没有发现在两个日期后标明新旧历法的换算日期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