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 从郭店简谈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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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

一、引言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思想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一书。

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

更有甚者，最近有人连《论语》的可靠性也提出质疑，认为“从逻辑上说”，“更合理”的推断是“所谓原始结集一事本属乌有”，“《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景、武之际”，而“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似可作这一推断的依据。

”[1]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圣人岂不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好在郭店楚墓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子思作《中庸》。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

”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

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首先，《缁衣》本身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足见其为先秦旧物。

其次，郭店竹简《大常》篇载：

是故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宅不远矣。

这一段文字又见于《坊记》：

子云：

“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

”从行文看，《坊记》的文义比较完整，显然是《大常》引自《坊记》。

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大常》。

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

“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

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

”[2]由此推断，更早于竹简《大常》的《坊记》，其著作年代正与子思生活的时代相吻合。

在这几篇中，《中庸》的一部分为孔子语，《表记》、《坊记》、《缁衣》全篇皆为孔子语。

有些人虽然承认这几篇出自《子思子》，但认为其中的孔子语为子思所假托。

其实，对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谓子思曰：

“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

”子思曰：

“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

”公曰：

“于事无非。

”子思曰：

“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

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

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孔丛子·公仪篇》）这句话出自《孔丛子》，此书不能看作伪书（参见下文），所记当有根据。

鲁穆公所说的“子之书”当然指子思书。

故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子思书的确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孔子语当时就被怀疑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驳斥。

我以为，沿着这些线索重新检讨一下《论语》的成书与流传以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二、《论语》的结集《论语》为先秦古籍，两汉学者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

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子·艺文志》）；匡衡说：

“《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

“郑玄云：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

“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

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

各家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同，但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却是非常一致的。

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

就此来看，《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

其实，关于《论语》的成书，今本《论语》本身已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子张问行。

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

（《论语·卫灵公》）子张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唯恐忘记，匆忙写在衣带上的情景跃然纸上。

可见，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孔门弟子们将所记孔子言行录结集成《论语》一书的基础。

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等字眼看，《论语》的编者肯定不止一人，而是一批人。

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多数学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有郑玄说系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为，《论语崇爵谶》说系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为。

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详于编者的名字，后者详于编者人数。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论语》的编撰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六十四人。

但是，这场笔墨官司并没有从此结束，它继续吸引着后来的探索者。

唐代柳宗元的《论语辨》认为：

“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

”（《柳河东集》卷四）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以为“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朱熹：

《论语序说》引程子语）。

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因《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出于闵氏（见《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

这些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对以上诸说应该结合《论语》本身综合加以考虑。

在我看来，《论语》的编者应该是孔子的德行和文学两科的门人。

首先，从《论语》的内容看，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

“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

”[3]《论语》中的孔子“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只意味着《论语》侧重于道德修养，而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在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奋斗。

据此，我们推断，《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

这种推断正与上述历代学者关于《论语》编者的说法和猜测相吻合。

孔子以四科教学，各科皆有特别突出者：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在德行科所列的四人中，颜渊早逝：

哀公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

”（《论语·雍也》）冉伯牛也先于孔子而去：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

”（《论语·雍也》）所以他们两位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的编纂。

其余二位，即仲弓和闵子骞，都曾被学者们认定为《论语》的编者。

至于曾子和有子，亦以德行而闻名。

人所共知，不必具论。

然而，子游、子夏乃文学科高才生，而非长于德行，为什么也参与了《论语》的编纂呢？

这不难理解。

所谓文学，即今天所说的历史文献。

《论语》的结集，其实是一种文献编纂工作，所以需要子游、子夏相助。

再者，子夏和曾子的私人关系很好，孔子去世后，他俩仍过往甚密。

《礼记·檀弓篇》和《论衡·祸虚篇》都记载了孔子去逝后，“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九也载有子夏探望曾子并请教“三乐”、“三费”之事。

所以，这两系共同参与编纂《论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论语》中的原始资料虽然记录于孔子的直系弟子，但其结集者当包括再传弟子，甚至主要是再传弟子。

其一，《汉志》所说的“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已明确地将《论语》的记录者――孔子弟子和结集者――孔子门人区分开来。

其二，《论语》将孔子的某些弟子称“子”，当是孔子再传弟子对直传弟子的称呼。

其三，《论语》载有曾子之死，说明曾子未及参加《论语》的结集。

而曾子为孔子晚年弟子且得寿终，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已所剩不多了，是以知《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因而，各家对《论语》编纂者的说法，或指本人及其弟子，或仅为某某之弟子。

这样一来，《论语》中宾主称谓的混乱，也可得到合理解释。

一方面，由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身份的不同，所以在孔子弟子的原始记录中，宾主称谓本来就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论语》的结集者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们在整理原始记录时根据自己的身份对其中宾主称谓加以润色改动，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以“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来推断《论语》晚出，是毫无根据的。

《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

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

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礼记·坊记》：

《论语》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如上所述，《坊记》乃子思所记孔子言论，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

根据这种推断，《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前402年这34年之间。

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两代。

除这条“《论语》曰”之外，《坊记》等篇所记孔子言论皆称“子云”、“子曰”、“子言之”，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称为“《论语》曰”呢？

今查《坊记》所载孔子语，只有此条与今本《论语》相同。

由此可以推知，子思所辑孔子言论，原则上只录《论语》所未载，其所载者，毋庸重录。

但《坊记》此章，均为孔子有关孝道的论述。

大概子思认为《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十分重要，便破例引用，并特标“《论语》曰”，以示非敢掠美。

《坊记》既已提到《论语》其名，说明《论语》在成书时就已经命名。

然而，这一名称并未广泛流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论语》还因其性质被称为《传》、《记》、《语》等。

如《史记·封禅书》：

“《传》曰：

‘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见《论语·阳货》）；《法言·孝至》：

“吾闻诸《传》：

‘老则戒之在得’”（见《季氏》）；《后汉书·赵咨传》；“《记》曰：

‘丧，与其易也，宁戚’”（见《八佾》）；《后汉书·邳彤传》：

“《语》曰：

‘一言可以兴邦’”（见《子路》）等等。

王充更明确指出，宣帝时仍“名之曰《传》”（《论衡·正说篇》）。

至于王充所说的“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则为这种现象所迷惑，未明原始。

《论语》之名没有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基本上为孔子的言论集，所以引用此书称“子曰”要比称“《论语》曰”更加直接明了。

1朱维铮：

《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3李学勤：

《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

[3]顾颉刚：

《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见《古史辨》第二卷。

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及其流传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

《古论》、《齐论》和《鲁论》是今本《论语》的前身。

它们各是何时出现的呢？

何晏《论语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等文献在谈到三《论》时，都是先列《鲁论》、《齐论》，后列《古论》。

这似乎告诉人们，《鲁论》、《齐论》先《古论》而出现。

这种观念亦为许多有关著述所接受。

事情恐非如此。

关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的时间，据《汉书·艺文志》载：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鉴于《汉志》的权威性，这种看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但是，《论衡》关于此事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案书篇》云：

“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

”这和《汉志》的说法基本相同。

而《正说篇》却说此事发生在景帝时：

“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

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

”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

看来，如欲弄清真相则有必要参照鲁恭王的生平。

《汉书·鲁恭王传》载：

“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

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

……二十八年薨。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必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据此，鲁恭王在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王，在位二十八年，即死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而元朔元年乃其在位的第十三年。

也就是说，鲁恭王在武帝初年就去世了，不可能在武帝末年坏孔子宅。

另外，“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的“初”字亦甚可玩味。

恭王在位二十八载，而在武帝时期只活了十三个年头，故坏孔子宅之事如发生在武帝时期不可谓之“初”。

这个“初”字表明，坏孔子宅事肯定在景帝年间。

故当以《正说篇》为是，而《案书篇》“孝武皇帝”当为“孝景皇帝”之误，《汉志》“武帝末”当为“景帝末”之误[1]。

《齐论》和《鲁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的记载。

有人认为，这两种今文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景武之际。

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

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

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

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

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

”[2]遗憾得很，在我看来，这种论断大概离事实颇远。

首先，关于汉代经学今古文派之分。

清人皮锡瑞早就指出：

孔氏与伏生所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

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示尝别立今文之名。

《史记·儒林传》云：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

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

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

既立学官，必创说解。

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迭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

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3]由是观之，刘歆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对立，在此之前，今古文只是文字的不同，并不是学派门户的区别。

因此，董仲舒“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与他所征引的版本是否为《齐论》的问题，实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诚如皮氏所说，“孔氏与伏生藏书，亦必是古文。

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

”事实上，孔安国不但曾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而且亦曾将《古论语》“以今文读之”。

何以见得？

《经典释文·叙录》云：

“《古论语》，……孔安国为传。

”《隋书·经籍志》承其说：

“《古论语》，……孔安国为之传。

”《论衡·正说篇》更说：

“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

”孔安国既然传授《古论语》，他当然是将其改为通行的今文进行传授的。

从《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看，董氏所引孔子语的确有许多见于今本《论语》，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怀疑其来源为孔安国传授的《古论语》呢？

董仲舒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武帝时期生活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他死前《古论语》已发现了至少四十年左右。

这期间，已被孔安国改为今文的《古论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董仲舒所征引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孟子》所引孔子语已有多条见于今本《论语》（参见下文），而今本《论语》的前身便是三《论》，所以称现存最早征引《论语》的例证见于《春秋繁露》，甚为不当。

至于《史记》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则无疑是来自《古论》。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当然包括《古论》。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更明确指出：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这里“论言弟子籍”的“孔氏古文”当然为《古论语》。

因此，以“《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来推论两种今文本《论语》的传世结集始见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我期期以为不可。

另外，从上段引文看，不可以说《史记》“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

事实上，两种今文本《论语》是在宣帝时才出现的，上距发现《古论》至少七十年。

第一，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划分为若干类，每类之中一般以时代先后排列。

其《论语》类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这已经透露出《古论》早于《齐论》和《鲁论》的消息。

第二。

西汉是经今文学大盛的时期，如果在宣帝之前出现两种今文《论语》，就会早被列于学官，至少会有传人，但各种文献均无这方面的痕迹。

第三，《汉志》说，《古论》和《鲁论》的篇数分别为二十

一、二十二和二十；而《论衡·正说篇》又说：

“至昭帝读二十一篇。

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

”两相对照，显然这“二十一篇”即《古论》。

从“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的情况看，宣帝所见的仍为《古论》。

这也说明，当时孔安国《古论语》今文本的流传还非常有限。

由此可知，至少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前，还没有出现两种今文本《论语》。

第四，据《汉志》记载，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等，传《鲁论》的有夏侯胜、萧望之等，而这些人都是宣帝时人。

如王吉是宣帝时的博士谏大夫，宋畸是宣帝时的詹事、少府，夏侯胜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博士，萧望之也是宣帝时的太子太傅。

这说明，《齐论》和《鲁论》在宣帝时已经出现了，时间当在宣帝“下太常博士”之后。

可惜的是，宣帝是在何时“下太常博士”的，已无从确知了。

“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或许是促进两种今本文《论语》出现的重要原因。

《齐论》、《鲁论》既然在宣帝时才出现，则董仲舒、司马迁辈自然无缘见到。

这进一步证明他们必定引自已经被孔安国改写成今文的《古论语》。

那么，三《论》的版本来源如何呢？

人们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祖本。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自古以来，许多人注意到了三《论》的区别。

就篇数而言，《汉书·艺文志》载《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而如淳在注中却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论》二十二篇，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鲁论》二十篇。

就章句而言，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

“《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就篇次而言，何晏在该文中还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就行文而言，桓谭在《新论》中以为：

“《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这只是指同一条文献三书共载而行文有别，至于章句与篇数的多少就很难用文字的异同作比较了）。

是否就可以因此断定三《论》各有所本、出于不同的来源呢？

回答是否定的。

我更倾向于它们有两个源头，出于先秦时期的两个《论语》本子。

《齐论》出于一个《论语》祖本，《古论》出于另一个《论语》祖本，而《鲁论》则是《古论》的改编本。

从内容上看，我们知道，今本《论语》乃“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何晏：

《论语集解叙》），亦即以《鲁论》为底本，综合三《论》而成的。

原来的三《论》各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样子，已无从确知了。

值得庆幸的是，《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

”无独有偶，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提供的《论语》辑本情况正与此相印证。

从马氏的辑本看，《古论》与今本《论语》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少一点，由此可知，《古论》与作为今本《论语》底本的《鲁论》出于同一来源（今本《论语》综合三《论》，其内容较多是在情理之中的。

）不过，马氏所辑的《齐论》内容很少，当然也基本上见于今本《论语》。

因此，我们不好确定它与《鲁论》是否出于同一来源。

但是，如果对照一下《齐论》与《古论》，就可发现其差别是相当大的。

如《齐论·里仁篇》共辑出两条资料（“无适也，无莫也”、“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邻’”），皆不见了《古论》，可见它们的版本来源不同。

既然《齐论》与《古论》的来源不同，当然它也与《鲁论》的来源不同。

从篇数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二十一篇和二十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没有本质差别。

不过，何晏《论语集解叙》说：

“《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亦说《古论》“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

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古论》分了《鲁论》的《尧曰篇》。

这恰恰把次序搞颠倒了。

既然《古论》早于《鲁论》，则当为《鲁论》的《尧曰篇》合并了《古论》的《尧曰》、《子张》两篇。

班固称《古论》有两《子张》，正表现了《古论》古朴、原始的风貌；而《鲁论》的合并，却暴露出其对《古论》改造、雕琢的痕迹。

至于如淳把《古论》的后一个《子张》称为《从政》，则是对《古论》原始性的理性解释。

因而，《古论》与《鲁论》的篇数是一致的，它们出于同一来源。

但是，《汉志》说《齐论》有二十二篇，并指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

可见它与《古论》、《鲁论》的篇数有较大差异，它们出于不同的来源。

另外，《齐论》出现于齐，《古论》和《鲁论》都出现于鲁，亦可作为三《论》出于两个来源的旁证。

既然《鲁论》与《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它显然是以《古论》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了。

其改编者是谁呢？

《论衡·正说篇》云：

“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孔安国所教的当然是《古论》。

但《汉书·艺文志》又说：

“传《鲁论语》者，……鲁人扶卿”。

看来，鲁人扶卿既是《古论》的传人，又是《鲁论》的传人。

据此，我认为这个扶卿就是将《古论》改编成《鲁论》的人。

扶卿对《古论》的改编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订篇数。

将《古论》的二十一篇改为二十篇。

《古论》有两个《子张》篇，容易发生混淆，所以扶卿便将后一《子张》篇合并到《尧曰》篇，以成二十篇之数。

其次，调整篇次。

何晏《论语集解叙》云：

“《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这说明，《鲁论》在篇次上与《齐论》较接近甚至相同而与《古论》差别较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

扶卿之所以以《齐论》为参照，大概因为其时《齐论》较流行。

这也说明《鲁论》稍晚于《齐论》。

再次，修改文字。

桓谭《新论》云：

“《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

”这说明《鲁论》在文字上接近于《齐论》而不同于《古论》。

这也是由扶卿根据《齐论》所做的改造。

另外，扶卿在改编过程中很可能有所增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这表明《古论》本来有关于孔子弟子籍贯的内容。

今本《论语》不存，或许由扶卿删削所致。

如上所言，孔安国在“教鲁人扶卿”时已将《古论》改写为今文。

经孔氏改写成今文的这部《论语》，我们只是从版本系统上仍称之为《古论》，但从文字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今文本的《论语》。

既然如此，扶卿为什么还要对它进行改编呢？

这就牵扯到孔安国所整理的那批古文书籍的命运。

《汉书·艺文志》载：

“鲁共王环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国（有些学者考证当为孔安国家人）献之。

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孔安国或其家人所献书中，当包括《论语》。

因“遭巫蛊事”，所以“未列于学官”。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古论》自此被打入冷宫，以后如再争取立于学官，恐非易事。

有鉴于此，安国弟子扶卿便巧为改编，以成《鲁论》，终于达到立于学官的目的。

由是观之，《鲁论》其实就是《古论》的传本。

何晏《论语集解叙》以为“《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则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不过，何晏接着说：

“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为之训说。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

”这说明《古论》在东汉时曾又一度与《齐论》、《鲁论》并行于世。

四、其他《论语》本子及其流传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只有《古论》、《齐论》、《鲁论》三种《论语》本子的流传。

事实上，除此之外，西汉还流传过其他《论语》本子，只是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汉书·艺文志》载：

“《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