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旧经济体制弊端初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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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控制着阿全国工厂作坊的77%以上，特别是意大利，控制了阿除手工作坊外仅有的一点石油和矿产开采业。
1925年，意大利同索古当局达成协议，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国民银行”，其中，意大利占有全部股份的87%。
当时，意大利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命脉，并开始向阿移民。
这一切使阿迅速沦为它的半殖民地，并为1939年正式占领阿尔巴尼亚，使阿公开列为它的一个行省创造了条件。
解放以前的阿尔巴尼亚虽说是个农业国，全国人口的87%从事农业劳动，农业占国民收入的92.4%左右，但整个农业却十分落后，广大劳动农民遭受着深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
1944年解放时，全国农户总数的77%处于少地或无地的状态。
他们依靠木犁之类的粗笨工具，从事着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
1938年，阿全国仅有30台拖拉机（按标准台计算），机械动力只占农业动力的0.8%。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农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粮食作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83.5%左右，其中又以玉米为主，1937—1938农业年度，经济作物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7%。
尽管如此，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旧阿尔巴尼亚长期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国家。
旧阿尔巴尼亚的教育、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
当时，全国人口的85%以上是文盲，全国80%的农村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只有6个城市共开办了11所中学。
当时，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仅有的380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国外学习后回国的。
1938年，阿全国只有122个医生、10所医院和850张病床。
就诊治病成了少数有钱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着普遍流行的结核、疟疾、霍乱和花柳病的威胁和折磨，全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仅38.3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阿尔巴尼亚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占全国面积75%左右的山区，历来的占领当局和中央政权往往不易到达，封建关系和宗法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封建家族各霸一方，分而治之，各大家族、各地区之间不仅互不来往，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并且彼此间常常争斗不休，血仇连绵。
从全国来讲，20—30年代是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索古国王的反动统治时期。
这期间，索古当局在对外执行投靠意大利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时，对内推行反人民的恐怖专制政治，镇压一切民主进步运动，取缔所有民主团体，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
总之，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人民缺少真正的民主熏陶和锻炼。
这里还应该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德占领者给阿人民带来的空前浩劫。
当时，全国人口只有112.5万人的阿尔巴尼亚，在战火中共死伤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3.5%以上。
全国城镇的1/3被毁。
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港口、道路和桥梁全都遭到了破坏，牲畜和果树分别损失1/3左右。
全国解放时，可说是国库空虚，生产瘫痪，通货膨胀，人民处于无衣无食，无处安身的悲惨境地。
就在这样严重落后和贫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阿尔巴尼亚人民于1944年11月迎来了全国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显然，如何在这种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开始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出一条比较切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来，是摆在阿劳动党面前的一大课题。
但是，由于受当时种种因素的限制，这一课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恰恰相反，阿劳动党长期忽视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机械地照搬别国的模式和实践经验，甚至在6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一系列强化措施，形成了典型的僵化、封闭体制。
概括地说，在经济领域，它突出表现在所有制、骨理机制和分配体制三个方面。
二、有关所有制的观点和实践
长期以来，阿劳动党坚持认为，在政权问题解决以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所有经济部门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样，早在1946年，恩维尔·
霍查就提出，“要杜绝私人资本得以发展和加强的一切可能”[1]，并提出要加快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
同时，阿劳动党还认为，所有制问题的解决不能等待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条件。
在40年代通过国有化和没收、征用等手段，在消灭外国资本后不久就马上实行了本国资本的国有化。
在50年代，它进一步突出强调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并把这称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首要条件。
这期间，阿尔巴尼亚把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全部纳入国营商业系统，从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同时广泛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并把私营小商贩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商店。
此后不久，又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手工业企业，把合作商店纳入国营商业系统。
与此同时，阿明令禁止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并把它们称作是投机倒把活动。
阿劳动党于1961年宣布，全国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商业的100%，占零售商业的90%。
国民收入的近90%来自社会主义部门。
它据此得出结沦，阿在主要生产资料领域和流通手段领域已实现了公有制，农业集体化也草木完成，这样，它已经基木上清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
在所有制领域，阿劳动党走“一大二公”的道路，突出地表现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阿劳动党认为，通过农业集体化形成社会主义新关系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社会因素，或者说，实现农业集体化是使农业摆脱落后的唯一途径。
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阿劳动党推行了“在集体化问题上既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停止不前”的方针。
但到1955年，阿劳动党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要求1956年一年之内把农业合作社数目增加一倍，并在1960年以前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
结果，1959年底，集体化耕地面积达83帕，阿劳动党宣布已提前实现了预定目标，但随即提出，要把以村为一单位的小社合并成几个村联合组成的大社。
这样，全国农业合作社从1960年的1454个合并为1955年的420个。
2960年，平均每个社拥有244公顷耕地，160个劳动力，而1985年，则相应增加到1322公顷耕地，1130个劳动力。
1966年，阿劳动党宣布在全国完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此后不久，即1971年11月，霍查在劳动党六大上提出，农业合作社制度是过渡性的，农业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而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就谈不上完全建成社会主义。
反之，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如果停止不前和限制进一步的转化过程，将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和实现集约化，滋长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的心理而危及全民所有制。
在这基础上，他要求在党和国家的组织、监督和领导下，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靠拢，使农业合作社最后转变为国营农场。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阿于1972年成立了一批高级社，并在平原地区的6个区划定105000公顷耕地作为优先实现集约化的地区。
这些高级社和这一优先集约化的地区计划通过国家投资不断增加公有制成分，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交织，然后，随着公有制因素的逐步增长，集体所有制将向全民所有制靠拢，并在具备一些规定的条件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农业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
1985年，阿个川这样的高级社已达47个。
它们占全国农业合作社耕地总面积的近23%，或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8%左右，占农业合作社系统农村人日的1/5，占农业合作社劳动力总数的约23%。
它们的仁要生产资料占全国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的1/3以上。
这些高级社一般拥有耕地3000公顷左右。
1983年，阿已有2个高级社转变为国营农场。
阿劳动党的“一大二公”思想还涉及对待农民自留地和自留畜的问题。
1966年，阿劳动党在淡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加强集体主义思想的名义一「，进一步提出要逐步减少自留地面积和自留畜数量，甚至支持有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取消自留地的做法。
与此同时，它还加快实行把社员自留畜集中到社里合群饲养。
1981年在全国关闭了农民市场。
所有这些做法的捎极后果十分明显。
当年，阿农村实际上形成了社员吃肉喝奶靠社里供应，农民吃菜等国家返销的反常局面。
而在所谓合群饲养的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大量滥杀牲口的现象，在合群饲养以后畜产品产量降到了最低点，国家收购量也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合作社生产有所提高，上交国家的数量却逐年减少的矛盾现象。
例如，1985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奶产量比1983年增长10%以上，但同一时期上交国家的数量反而减少了18%。
肉类生产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三、有关计划经济的观点和实践
早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即1947年，阿尔巴尼亚就强调国家对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阿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因此，它只能由一个中心按计划进行指导，而这个中心只能是国家。
在阿尔巴尼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比例，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有关缩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问题，实现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等，都由国家按计划来决定。
相反，这些问题不能留给市场及其自发势力来决定，因为，这将给无政府状态、浪费国家财产、产生失调现象和出现阶级分化打开道路。
阿劳动党还认为，国家之所以能对经济实行集中领导，是因为党的政策使国家控制了经济的主要环节，如生产资料、财政资源、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工资和价格制度、货币流通和信贷，执行集中统一的积累和投资政策。
这一集中统一的管理最根本地体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发展计划。
阿尔巴尼亚长期强调国家计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它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是第一位的，计划就是法律。
通过计划，国家集中管理生产、分配和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行使它的经济组织职能。
国家计划必须反映党的路线和经济政策。
计划工作的原则是：
无产阶级党性、民主集中制、自力更生、计划的国家指令性质和计划的连续性。
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阿劳动党虽然承认要综合地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但它强调不允许过高地估价某些杠杆的作用，而要有计划地加以利用，使它们在国家统一计划任务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不能听任其在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相符的经济范畴内发生作用。
因此，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性质来说，不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阿经济中不起生产的调节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缩小商品生产领域，利润不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企业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
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阿尔巴尼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都被纳入统一的国家计划之中，价格也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企业只从国家计划接受生产或服务任务，其财务纳入国家预算，企业之间的交换和结算均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银行来完成，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和供应全部通过计划进行调节。
1976年12月通过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
而企业是国家为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
这说明，阿尔巴尼亚的国民经济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企业单纯是依附于国家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
在实践中，阿自1951年以来实行五年计划。
每个计划均由党中央政治局提出计划的指一导思想，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对计划草案的指示，最后由部长会议拟定计划案案，并提交人民议会审议通过。
计划实行指令性指标，指标分得很细，量很大。
1986年，仅国家规定的农业指标就达220个，实际下达约340个。
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1952年起还实行了合同制，即各有关企业之间和有关企业与机关之间均根据国家年度计划任务签订供应、分配、销售、运输、建筑、出口、进口、服务等协议或合同。
阿劳动党认为，合同是国家计划任务的具体化和实施的保证。
实际上，这形成了纵向以国家计划集中管理，横向以合同来保证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
恩·
霍查在1971年就把这一套管理体制归纳为：
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
实际上，这一个个“统一”像一条条绳索把企业的手脚捆绑了起来，结果，一切都得坐等上而“发话”，即生产任务等国家下达，生产物资等国家供应，生产产品等国家包销，企业亏损等国家补贴。
这样，国家背上的包袱越来越重，企业手中的主动权越来越少，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夕生产效益越来越差，本来应该生产物质财富的经济企业反过来变成了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的“铁饭碗”。
1989年，阿亏损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42%。
四、有关分配的观点和实践
阿尔巴尼亚1976年12月通过的宪法规定，在分配领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阿劳动党也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它的最高口标。
但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阿劳动党更多地强调要着眼于全体人民所不可少的群众性的共同需要，而不是提高个别集团或个别阶级的福利，不是满足小资产阶级的奢望，甚至提出，在分配上的差别越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就越少，因此，要缩小各阶级和集团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权利”在分配方面的作用范畴。
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阿劳动党在60年代中期的“思想文化革命”期间开展了“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取消了稿酬和许多额外收入，包括教师的兼课报酬、军人的一部分特殊津贴等。
此外，还提出要把公债捐献给国家，禁止私人从事有偿的业余劳动，清除工资制度中刺激性的物质报酬，取消大多数物质奖励等等。
但影响最大的措施是降低高工资，缩小劳动报酬比例。
当时，阿劳动党认为，为了堵塞导致脱离人民群众、不正确地鼓励做办公室工作、轻视生产劳动的所有孔道，停止产生贪图安逸和追求名利等倾向，必须缩小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尽量使领导干部和高级文化、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水平接近全国劳动人民的生活。
70年代，恩·
霍查进一步认为，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工资，在有些干部中间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福利观念和资产阶级化的气氛，滋长了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向往以及追求物质刺激的欲望。
他甚至认为，“财产观念是一种可怕的毛病和社会主义的敌人”[3]，因为，私有财产每天产生着资本主义，允许在产品分配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刺激着人们获得更大利益和资产阶级化的欲望。
这样，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阿尔巴尼亚儿次降低了党政机关干部和科学文化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高工资，使全国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比例降为1比3.5，而企业部门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比例为1比1.5。
]976年的一次调整规定，月工资在900列克以上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的工资降低幅度为原工资的4—25%。
在60—70年代，阿劳动党和霍查强调要在阿尔巴尼亚缩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甚至在80年代就宣布，阿尔巴尼亚没有“穷人”和“富人”的差别。
显然，阿劳动党在分配领域不顾国家的实际物质生产水平和）一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在“整体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大搞平均主义，甚至在反对“资产阶级化”的口号下严重损害劳动群众的现实利益，结果，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五、有关旧经济体制的其他问题
关于阿旧经济体制的弊端，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以外，还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长期以来，阿劳动党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国家小，劳动力少，资源有限，市场容量小，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低，刚解放就强调要着重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结果在50年代初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2年里就出现了工农业的严重失衡，并因此不得不对整个计划进行调整，削减了工业投资，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
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一个有益的教训，相反，阿经济加速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特别是60年代以后，阿劳动党提出要高速度地进行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多部门的工业体系，把阿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
与此同时，在建设实践中出现了“贪大求洋”的倾向。
据阿官方公布的资料，这样做的结果，与1938年相比，1984年阿工业总产值增长163倍，而1983年农牧业总产值仅增长4.3倍。
阿利雅1986年在党的九大上承认，“造成了某种经济失调”。
阿工农业生产之间处于长期失衡状态，不仅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明显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甚至在80年代导致市场供应日益紧张的局面。
（二）高指标、高积累问题。
自1951年开始执行五年计划以来，阿劳动党始终坚持主张实行高指标、高积累。
1961年，恩·
霍查提出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生产”。
1973年，他再次强调必须保持高积累、高投资和高速度[4]。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长期以来，阿工业年增长计划指标都保持在6—8%左右，农业年增长计划指标曾高达17%。
由于指标脱离实际、不留余地，结果是年年完不成计划。
据悉，80年代的十年中，实际上只有三年完成计划。
又例如，1986年与1985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5.1%（原计划9.5%），国民收入增长7.9%（原计划10.6%），工业总产值增长6.4%（原计划7.3%），农业总产值增长4%（原计划17%）。
与此同时，阿劳动党认为，由于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必须保持高积累标准。
这样，阿尔巴尼亚的积累比例长期处于不断提高的趋势。
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期间的实际积累比例为25.6%，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期间增至27务，第三、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为28.8%、33.7%、36.7%和39.9%。
（三）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长期以来，阿劳动党推行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对外政策，甚至一度要求别国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也必须与它一致。
60年代，它提出“要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大大限制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往来。
自70年代起，阿劳动党更是推行一种“非社即资”、到处树敌的闭关锁川政策，特别是1976年12月通过的由恩·
霍查主持起草的新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建立外国公司以及外国的其他经济和金融机构，禁止同垄断资本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因家建立合营公司以及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同时禁止接受它们的货款”。
与此同时，它还吹嘘自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
[5]实际上，把目己封闭、孤立了起来。
就此，阿利雅白己也承认，“与国外缺少经济联系也异致政治孤立，这是最严爪的错误”[6]。
从阿劳动党自解放以来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观点和实践可以看到，它至少忽视了带有根本性的三大间题：
第一，忽视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有其特有的阶段性，特别足对一个经济极度落后、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来说，更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即过渡时期。
但阿劳动党一开始就要求通过一个五年计划，即在1955年就建成社会主义基础，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接着又要求在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961年起要求以几个五年计划时间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把阿尔巴尼亚建设成拥有先进农业的工业国。
这一个“忽视”显然是促使阿劳动党走上急于求成、急躁、超前道路的决定性原因。
第二，忽视了本国的特点和经济条件，在公有制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否认其他经济成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作用，特别是刚解放就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的公有制，错误地否定和限制了集体所有制，走上了一条追求“一大二公”的道路。
第三，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力的主导地位，生产关系首先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促进作用，结果，片面地急于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单纯用行政命令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取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阿旧经济体制的上述种种弊端和阿劳动党在经济领域爪的严重失误，造成阿国民经济连年下滑，市场供应日趋紧张，最后成了今日阿尔巴尼亚局势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远的不去说它，仅1987—1990年最近4年中，阿社会产值连年滑坡，平均每年下降达16%左右。
这样，国家储备已近枯竭，不仅对工农业生产，而且对社会文化服务、医疗、国防、公安，甚至对学校、住房和食堂等都已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
目前，全国居.民的口粮乃至学校文具都到了依赖外国救济过日子的地步。
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和政治、社会等其他危机相互交织，交相作用，构成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阿尔巴尼亚的实践作为一个生动的实例说明，僵化、封闭的旧经济体制不改革，经济就上不去，国家就不能发展。
当然，如何进行这场改革，使阿经济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来，这是另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
简隆德）
注释：
[1]《恩·
霍查文集》第3卷，第269—270页。
[2]恩·
霍查在阿劳动党四大上作的工作报告，1961年2月。
[3]恩·
霍查在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75年3月31日，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75年阿文版，第242页。
[4]恩·
霍查在阿劳动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作的报告，1973年6月26日。
[5]恩·
霍查在阿劳动党八大上作的工作报告，1981年11月。
[6]拉·
阿利雅在访法时向法《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刊《费加罗报》199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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