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中的内蒙古文学艺术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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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著名舞蹈家斯琴塔日哈、乌云等人应邀进京参加开国大典，在中国第一个舞台上表演了蒙古舞蹈《牧羊舞》《鄂伦春舞》，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新蒙古舞蹈带着草原的芬芳、骏马的雄壮，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一批表现民族精神、反映人民新生活的舞蹈作品如《鄂尔多斯舞》《马刀舞》《筷子舞》《盅碗舞》犹如草原上的鲜花竞相开放。

同时，在阳光明媚的草原上，歌曲像百灵鸟一样飞翔。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一批激情洋溢、旋律优美的歌曲很快就唱遍祖国大地。

　　从此，“歌乡舞海”便成了内蒙古的代名词，飞扬海内外。

　　1950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在内蒙古民间艺人代表大会上指出：

“内蒙古文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一部分，有其一般性；

同时，因为内蒙古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文艺又有其特殊性。

”这一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阶段中所作出的论断，成为内蒙古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和艺术追求。

　　内蒙古第一代作家纳?

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敖德斯尔、云照光、巴?

布特拉赫、扎拉嘎胡、朝克图纳仁、张长弓、杨啸、贾漫、安谧等人创作的诗歌《我们雄壮的呼声》《你好春天》、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草原之子》《红路》《茫茫的草原》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品，以及话剧《金鹰》、电影《鄂尔多斯风暴》、京剧《巴林怒火》、晋剧《席尼喇嘛》等，真实地反映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化的共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相辅相成，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这些文艺作品使内蒙古文艺创作很快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得到了中国文艺界前辈茅盾等人的关注和好评，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走向了世界。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内蒙古的文艺事业进入了青春期。

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迅速成长，跻身于全国文坛艺苑。

一批承载着时代精神、闪耀着民族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蜂涌而出，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昂扬的精神品格、明朗欢快的审美特征，创作了一个“阳光叙述”的时代，铸就了内蒙古文学事业的高峰。

　　文学事业的繁荣，歌舞艺术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时代骄子的出现。

1957年，内蒙古第一个“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诞生了。

　　“乌兰牧骑”高举为人民服务的大旗，把轻便、灵巧、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农村牧区。

真挚的情感、优美的表演，立刻获得了农牧民的喜爱和欢迎。

像春风一样，“乌兰牧骑”很快就遍及农村牧区、旗县、盟市，轰动了全国。

人民群众称誉“乌兰牧骑”为草原上的“文艺轻骑兵”。

　　1947年至196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的文艺事业迅猛发展。

伴随着诗歌、小说、电影、戏剧、蒙古音乐、蒙古舞蹈等文艺创作，草原文化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大幅度地融汇到中华文化之中，具有先进品格的草原文化精神，在促进中华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内蒙古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感召下，文学艺术工作者义无反顾地将历史、民族、文化置于理性的审判台上，开始了严肃认真的思考。

　　1980年，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将自己对民族、宗教、人性的反思注入小说《活佛的故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随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青年作家白雪林的小说《蓝幽幽的峡谷》和作家汪浙成、温小玉的小说《土壤》以及冯苓植的小说《驼峰上的爱》，通过对人性的剖析，对民族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的全新展示，真实地反映和记载了对历史的反思过程，相继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创作奖，为内蒙古的文学史写下了具有转型意义的凝重一页。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个群星争辉、五彩缤纷的世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各民族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交汇，让人们眼花缭乱。

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号召，继而又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像一盏明灯，指引人们从茫然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内蒙古的文艺工作者俯首凝眸，小心翼翼地拭去历史的尘封，才惊讶地发现，脚下的土地所孕育的草原文化原来是一个催生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宝贵矿藏。

他们试探地重新捧出马头琴、蒙古长调、呼麦等一批民族民间文化遗宝，经过精心打磨，端上舞台，很快赢得了喝彩。

　　1991年，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在“第三届中国北京合唱节”一炮打响，荣获比赛一等奖和指挥奖。

　　如山泉流泻、绿草竞生、野马奔腾的无伴奏合唱，将蒙古长调和呼麦等民族民间演唱技巧发挥到极致，被人们称赞为“来自草原深处的绝响”，被誉为“天籁之音”。

　　年轻的歌者们在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走出国门，参加了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荷兰、奥地利等国举办的合唱节。

“他们将西方的合唱艺术与蒙古族的音乐风格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独特的草原风格。

”外国专家在欣赏合唱之后，激动地说：

“你们东方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唱歌。

”

　　2000年8月16日，内蒙古科尔沁“野马”马头琴乐团在世界瞩目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了专场演出，向全世界展示了草原文化审美精神的瑰宝，奏响了和谐世界之音，征服了来自五大洲的观众，赢得一片掌声。

　　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腾格尔的“天堂”以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梦中的草原”等广泛流传的蒙古族歌曲，因为唱出了当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焦虑和执著，感动了中国，至今传唱不息，成为人们精神的美好寄托。

　　进入90年代之后，内蒙古文学创作逐渐褪去了当年昂扬、激动、明朗、轻快的“阳光叙述”的审美方式，进入思想内涵愈加深刻、表现形式愈加完善的深沉、悲悯的“月光叙述”的时代。

文学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蒙汉文长篇小说迅速发展，１０多年间就有200余部出版，扎拉嘎胡的《黄金家族的毁灭》、阿云嘎的《僧俗人间》、里快的《老泉井风情》《雾满长河》《激流澎湃》、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肖亦农的《黑界地》、布和德力格尔的《青青的群山》等一系列长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现实（历史）生活画卷，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为艺术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

一大批优秀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戏剧、电视剧、歌曲、舞蹈、绘画、摄影作品的涌现令内蒙古文坛群星闪耀、百花争艳，显示了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

　　改革开放为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无尽的推动力，促使内蒙古文艺事业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了题材、主题的突破和形式的高层次回归，正逐步走向成熟。

　　3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在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的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及时地制定和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战略构想，为草原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积极支持。

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为首的一批研究单位和众多的研究人员立刻投身于这项声势浩大、意义空前的文化工程中去。

　　每年举行的“国际草原文化节”与同时举行的“国际草原文化论坛”，成为检阅内蒙古文艺发展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盛大节日。

　　2006年，吴团英撰文指出，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三大源头。

这一历史性的科学定位，不但恢复了草原文化的本来价值，而且深刻揭示了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内在机制。

短短几年时间，草原文化研究就在各个领域深入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挺身站立在世界游牧文化学术研究的前列。

草原文化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在“首届草原文化与文学艺术论坛”上指出：

“认真研讨草原文化与文学艺术创作的辩证关系，探讨当代背景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推进民族文化大区建设，把握草原文化与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的内在联系，对我区文学艺术创作将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发起“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征歌活动”。

成千上百的音乐工作者投入了这项工作。

仅仅一年内就创作歌曲、歌词5444首，创造了内蒙古音乐界有史以来的最新记录。

　　2006年8月，内蒙古文联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蒙古舞蹈论坛。

　　2006年10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办了全区戏剧、影视剧创作研讨培训班。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内蒙古的文艺事业同经济建设一走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一直以追求中华文化的共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相统一为创作宗旨的作家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三大源头之一，其本身就具备了中华文化的一般性。

因此，对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的艺术追求便具备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这进一步增强了作家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于是，一批反映草原文化生成、发展以及在当代各民族文化冲撞、融合背景下，草原文化及其生存状态的历史性遭遇的作品应运而生。

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有声的戈壁》、里快的长篇小说《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海泉的长篇小说《混沌世界》、韩涛高的长篇小说《雾霭漫漫的草原》、阿尔泰的《阿尔泰新诗选》、阿古拉泰的诗《世纪湘江》、满都麦的《满都麦小说选》等，体现了作家的文化自觉。

他们将草原文化的审美精神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实现和谐社会的审美理想相统一，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体现了作品的价值，标志着内蒙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历史阶段。

　　内蒙古作家们对草原文化的重新解读和把握，使他们的作品在追溯草原文化审美精神的同时，透露出人类终极和谐的审美理想之光。

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把握、叙述中，表现了草原文化雍容大度、从容不迫的特点。

“和谐美”已成为当代内蒙古作家追求的更高审美境界。

　　草原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重新认识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条件和重新把握民族民间文化的契机，在表现民族历史（现实）生活的作品中，赋予了民间传说、民间习俗全新的眼光，展现了人类从童年走向成年的文化发展轨迹，使作品具备了文化意味上的深刻性。

塞夫、麦丽线的电影《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话剧《牛玉儒》、歌剧《色楞将军》、舞剧《额吉》等和一大批美术、摄影、曲艺、杂技、舞蹈、音乐作品实现了对民间文化的现代叙述和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现代把握，使作品在当代审美的光环中透出古色古香，显得深邃、厚重。

因此“草原”在他们的创作中成为人类向往追寻的“精神家园”。

　　2005年春节晚会上，一首蒙古族歌曲《吉祥三宝》，如天籁之音，把亿万观众引入天地间最美好的遐想之中，如古老的格言，让亿万观众体悟了人间最纯真的爱心……草原文化最本质的特点――和谐，在《吉祥三宝》中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感动了全中国。

　　2006年，一台《天堂草原》，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登台演出，引起了轰动。

观众在欣赏蒙古长调、呼麦、马头琴、四胡等民族民间艺术表演的同时，感悟到了草原文化审美精神的巨大力量，被歌舞所展示的民族精神深深感动。

　　民族文艺精品使中国乃至世界感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的草原文化审美精神，为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持，架起了通向人类终极审美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