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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动静之
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说得明明白白：
“南至于交趾”，交趾就是苍梧，苍梧就在岭南。
这就是说：
上古时代的梧州，即古苍梧，在黄帝、颛顼之时就在华夏文化版图之内，与中原华夏各族有着同样悠久的的历史，受到中华文明的教化；
同时也说明，岭南的苍梧，是千古不变称呼的苍梧部族和苍梧的地域。
笔者为什么在应该下笔简洁的概论中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追根溯源？
因为从清末民初以来一些大师级的正统专家学者和当代一些权威史家，都把上古的苍梧说成是湖南的苍梧山（即九疑山），而指今日梧州的苍梧之名得自汉武帝设置苍梧郡之时。
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则梧州的历史就要从汉武帝设苍梧郡时的元鼎六年（前122年）算起，至今（2006年）总共才有2128年，足足少了从黄帝、颛琐至汉武这一大段约3000多年以上的岁月，此其一；
把岭南的古苍梧的历史一笔钩销，等于把颛顼时代的华夏文化版图中的岭南地域也一笔划掉了，此其二。
一些人无知的高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有违华夏民族的文化感情和宗族心理。
作为梧州人，对此史识不可不知，别被无知的权威吓倒，故不吝笔墨以叙，后面凡涉及异议的问题，如舜帝南巡死葬及古广信事，均说详细一点。
舜帝时代
司马迁《史记》中说；
“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
《礼记》云；
“舜葬于苍梧之野”。
《拾遗记》云：
“舜葬苍梧，有群象为之耕，时有鸟，自丹州来，吐气名曰冯宵，能衔土成丘。
”
舜崩于苍梧，史料中众口一词，已无疑议。
舜葬何处？
《礼记》和《拾遗记》都说“舜葬于苍梧”，而权威的正史《史记》却说“葬于江南九疑，是谓零陵”。
这十个字是一个千古之谜。
谁说的正确？
笔者认为二者说法都对，就是某些传统儒家权威的解说不对，笔者曾先后有《舜帝陵庙考》、《破解舜葬千古之谜——舜葬地释疑》两文详述，在此不赘。
要弄清这问题，首先要弄清舜所巡的苍梧，是湖南的苍梧山（即九疑山），还是岭南的苍梧古国？
天子出巡都是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舜帝是看中南中国这块广大神秘丰腴的领土，要使岭南百越归化。
在舜之前的尧代，尧帝曾“申命羲叔，居南交”、“放罐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见《史记》），此羲叔曾到过今广东的化州；
《史记》说舜“南抚交趾。
。
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司马迁说得明明白白：
舜南巡苍梧、南抚交趾！
交趾此名，到了中古时代便确指今越南共和国的北部，可见当时这位伟大的虞舜大帝其足迹已遍布岭南苍梧大地而至于今越南国。
不广泛善处交好南蛮百越（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何以抚之，？
太史公一个“抚”字，境界全出，一字千金也！
这一“抚”的结果是“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硬说舜到湖南九疑就止步，既抹煞舜帝之功，又把岭南苍梧交趾排除在中华“四海之内”，正统权威的无知和偏见，可谓罪矣！
这湖南的九疑山为什么又叫苍梧山？
道理太简单了，去问问上海人吧，上海为什么有条南京路？
我们有的权威学者若干年后恐怕又会考证出：
“沪上之域原来就是南京古城”了。
我的观点简言之：
舜帝南巡苍梧大地，考察民情，淳化诸蛮，明德岭南，辛勤众事，不幸染瘴疾而死。
苍梧百姓念其德泽，驱群象为之挖掘坟土，把舜遗体下葬，而其衣冠遗物则送返，二妃奔丧至九疑在湘水遇溺（一说殉情），于是便在九疑为舜葬下衣冠冢。
舜的遗体为何要葬在苍梧（今梧州）？
《礼记》说：
“二妃不从”，舜的两个妻子（即娥皇、女英）也不答应。
此举亦不得已而为之，其时无高速公路可朝发夕至又无先进之防腐技术，氐族社会时之葬俗，据《周易•系辞下》说，逝者遗体不入棺椁（时人也不识棺材为何物，等如古人不知电话为何物，何以懂得敛尸入棺而运？
）仅以厚衣包裹，垫以柴薪，不垒墓丘，不植树立碑（故舜葬苍梧之墓地因无标志而不可考。
《清同治版•苍梧县志》云：
“舜陵相传在城东五里许，大云山下锦鸡岩”）。
而封陵植树，甚至要陪葬，是夏代以后进入奴隶社会开始的。
曾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正是汉武帝刚刚收覆独立了93年的南越蛮獠，大张旗鼓地独尊儒术；
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制礼仪正在风头火势之中，按儒家正统礼法必须以舜之衣冠冢为其正式葬地，因尊舜为帝，其墓必须称陵，故命曰零陵。
为何要称“零陵”？
零者，零落也，逝者零落之衣冠之冢也；
“九疑”，疑者，异也，异地之冢也；
九即久，永久之异冢也。
司马迁史笔严谨，曾宣称：
“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见《史记•礼》）所以先标明“舜崩于苍梧之野”，不至作伪，又暗示九疑、零陵乃异冢、零落之衣之冢的实情，这样落笔行文，既合儒家正统礼法，又未曾作伪，却又暗示实情在其中。
由此可见，司马迁用心之精湛、史笔之严谨、智慧之卓绝！
舜巡苍梧有何意义？
舜开拓了华夏文明，以文化育了天下。
舜帝南巡苍梧，带来了华夏文明与文化，化育了苍梧诸蛮，使华夏文明由苍梧而播布岭南。
所以说：
古苍梧的梧州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这是有经典可据的。
此时是梧州历史文化的发祥时期。
舜巡死葬于苍梧，是梧州历史以至岭南历史的一件开天辟地、慎宗追远的大事，意义影响全国。
唐代梧州已有舜庙，唐太宗与臣僚、诗人沈全期、宋之问、张九龄、杜甫、李商隐、项斯、元结、张藉、李涉以及宋代的苏轼、李纲、秦观和明清的文臣武将们，无不把舜迹作为梧州的标志和象征进行过吟咏。
可见影响和意义之深远，深入人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精华与象征。
有如此可贵的文化历史遗产，今日梧州人该如何珍惜？
首先，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舜、巡葬的苍梧之野，就是今之梧州之域。
唐宋以来的文人学者都认这个帐；
司马迁的“葬于江南九疑，是谓零陵”这十字千古之谜今已破解，我们还要等红头文件吗？
还要看某些教授、权威的面色吗？
其次，起码在今梧州重建一座舜庙，否则太对不起舜帝和梧州这两个字了！
周楚时代
“仓吾”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云：
“仓吾翡翠”。
郭沫若考证，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仓吾一词。
晋代的孔鼎《周逸书注》云：
“仓吾，蛮也”这说明在西周时期，苍梧氏族已与周王室有经济的交往，已在周王室的文化视野和经济版图之中。
及至东周列国（春秋）时期，苍梧属楚，这方面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礼记》中就共有七处，有经典可据，某些学者说苍梧不属楚，偏说楚和南越有条分界线在平乐、荔浦一带，即不在华夏文化版图之中。
人家就是不信《史记》，我们也没办法。
战国时期，苍梧更是楚之所属。
《史记》载，楚之先祖到穴熊这一代曾经衰落式微，有的流落蛮夷的苍梧之地，不能记其世系。
楚将亡，屈原被流放，作《离骚》呼天抢地、追宗念祖：
“朝发轫于苍梧兮……”；
司马迁介绍屈原作离骚时的心情说：
“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痛苦时呼唤远祖流落过的神秘苍梧，是不难理解的。
梧州的古苍梧也就是屈原祖先流落的苍梧，换句话说即是：
屈原祖先在我们苍梧！
秦代
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下令“南征百越之君”，派史禄开凿灵渠，引湘入漓，攻下南越，天下共设36郡，岭南有桂林（苍梧在其辖内）、象郡、南海三郡，逐数十万“罪人”发配到岭南。
龙川令赵佗向秦始皇打报告请求调中原三万无夫家的女子到岭南“为士卒衣补”，被批准调给一万五千，这使得岭南平添了一万五千个小家庭。
这数十万所谓“亡人”即黑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其中不少是亡国的贵族、旧官吏、伪人员、投机倒把的商人等文化素质较高的中原人，有的是饱学之士，有些是过去六国的政治家。
他们的南贬下放，给岭南文化带来中原的高度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为岭南的开发准备了干部条件和知识资源。
秦始皇对岭南苍梧的另一贡献，就是开凿了灵渠引湘入漓，使中原文化源源不绝地输入苍梧，然后沿西江流布岭南百越。
当时的梧州无疑是中原移民的大驿站、大集中营、大文化熔炉，自然而然成为粤语的发源地，龙母文化也由此而生。
这是梧州历史的启蒙时期。
赵佗时代
秦王朝二世而亡，赵佗遵南海郡首领任嚣之嘱，割岭南称王，与刘邦的汉朝分庭抗礼，设番禺（后来的广州）为王都，封族弟赵光为苍梧王，建苍梧王城，这是梧州建城之始，其时是公元前206年。
至今（2006年），梧州作为行政城邦建城巳有2212年了。
赵佗的南越王国独立割据了93年，就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率10万楼船水师越灵渠、顺漓江而讨伐，苍梧王赵光主动投降归汉，水师沿江西征东剿，解放了岭南。
汉代
汉武帝把解放的岭南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辖地包括今之两广及越南共和国之北部和海南岛；
在苍梧郡的今梧州设广信县以示对重新回归的岭南“广施恩信”减免税赋，作为统战对象给予优惠政策。
五年之后，（即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统辖整个岭南九郡的交趾剌史部设在苍梧的广信县，使之成为整个南中国的首府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然不会设在赵佗的老巢番禺「今广州」），开始了梧州历史上的发皇时期。
又历309年之后（即建安15年，公元201年），东汉献帝设立交州，交州牧和交州刺史并设治所于苍梧郡之广信即今梧州。
（那时尚未有广州之名），梧州此时成为县治、郡治、州治的所在地。
当时的封川尚未有名称（到晋代才开始起名为封川），只是广信县的属地，故史书称当时的封川为“本汉苍梧郡广信县地”，但南宋人乐史在其著的《太平寰宇记》中说成是“即汉苍梧郡之广信县也”，“地”字变成“也”字，坐实“封川即广信县”。
后人据此，郢书燕说，以讹传讹。
今天有的专家学者竟又相信，以此为据，作为研究成果宣布，让人哭笑不得。
笔者在《古广信，今何在》（又名《梧州：
古广信所在地》）一文有详析，关键根据是：
《前汉书•地理志》明白无误地指出：
“有漓水东南至广信”，拥有漓水的只能是梧州，而非贺江口的封开。
在当今举世竞争名人古迹、争夺文化资源以拉动地方经济的态势下，对一些专家学者宣布的所谓“发现”和“成果”，决不能抱“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本地姜不辣”的罔自菲薄的态度，要实事求是，该辩则辩，该争则争。
国人只知袁崇焕是东莞人，而广西人却长期沉默，就是教训。
到了三国东吴孙权时（在公元227年）把交州一分为二，苍梧、南海、郁林、合浦四郡从交州划出，组成广州，州治设在番禺，于此苍梧（即今梧州）隶属于广州辖内，失去以前的岭南中心首府之地位，也由此开始粤化，其间历近700年，这近700年间，是梧州粤文化形成、发展、成熟。
定型的时期；
也是梧州发源的粤语反受广府粤语同化的时期。
这近700年包括三国、两晋和伟大繁盛的整个唐代。
梧州在汉代出现了“三陈六士”两个家族学者士宦群体，创造了梧州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文化高峰，过去只作为普通文人学者定位，有失其全国意义的卓越辉煌，此事下文再叙。
唐代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原苍梧郡治改称梧州，苍梧县治也设在梧州。
史载唐大历年初，梧州现桂东医院前址有舜庙。
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唐太宗有句称梧州为“大舜隐真之地，达人循迹之乡”并对开国大臣李靖说过“碧桂之林，苍梧之野”云云。
唐代一大批诗人，包括（按在世先后）沈诠期、宋之问、张九龄、李白、杜甫、李商隐、项斯、元结、张藉、李涉都曾以舜帝、苍梧为题材吟咏过梧州。
当时或谪戌或派驻岭南的官员或文人墨客无不以到苍梧朝圣——参拜舜帝陵庙为荣。
梧州的舜帝陵庙在当时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圣地
唐诗是国宝，吟咏梧州的唐诗也是梧州之家宝，当树碑刻石铭之，方显梧州之文化底蕴，与历史文化古城相匹配。
唐代的梧州还有一段佳话，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开元4年即公元717年时年二十岁，来长安），曾供职于长安达50余年，官至镇南都护使，多次来往于中日两地传播大唐文化。
玄宗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同船有晁衡等日本遣唐使同行，在扬州出海，遇风浪受阻而返，晁衡与鉴真等失散，一人漂流到安南（越南），被传“遇难”，后转辗才回到长安。
鉴真等于是改走灵渠沿漓江到梧州，率荣睿、普照等梧州弟子再偕同藤县通善寺尼智首等三和尚出西江，从藤县北流河上溯，南下雷州半岛，在徐闻再出海。
鉴真多次出海均遇险而折返，这次经梧州隆重地拜祭了龙母娘娘，竟平安东渡成功了！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与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诗人有着深厚情谊的晁衡“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李白甚为痛心，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段佳话至少说明两个史实：
一、李白诗中所说的“苍梧”并非为押韵，而是确指梧州所在的苍梧。
这说明在唐代，关于“苍梧即梧州”的文史地望已是社会共识，与湖南无关。
二、证明从长江水系越灵渠下漓江至梧州出西江，或溯藤县北流河下徐闻，或顺流至广州这两条水路，就是举世闻名的水上丝绸之路，梧州是其枢纽！
这一历史定位如此戏剧性，竟扯出个大诗人李白，还有一个中国高僧鉴真和尚、一个著名的日本遣唐大使晁衡先生！
如果再加一代歌仙刘三姐们、还有一位龙母娘娘，真够一部多集的电视剧戏说一通了！
梧州在唐代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唐代的梧州，商贸兴旺发达，久盛不衰。
梧州和桂林产的“桂管布”誉满全国，以至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写诗说“桂布白如雪，吴锦软于云”。
唐宰相张九龄辟大庾岭开通了梅关驿道，南下的移民便多了一条至南雄珠机巷的通道，到梧州的移民也多了起来。
明代
明代留给梧州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恐怕就是战争和古典军旅文化了！
笔者在《军事要塞古梧州》一文对明清时发生在梧州的战争有过略述，评介过一批出自武将们手笔的独具百越风格的军旅诗，其军旅情怀与人文关怀及艺术造诣，比起唐代的边塞诗并不见得逊色。
这是明代驻节梧州的武将留给我们梧州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篇幅所限，恕不详谈。
舜帝，是梧州文化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舜迹早巳历史地成为了梧州的标志和象征；
苍梧---舜帝，舜帝---苍梧，戏剧地成为一枚无价之宝的金币的两面，历史上到过梧州的文臣、武将、士子不拜谒舜庙、不吟咏舜德，简直不配身份。
明人也是如此，明人吟咏梧州舜迹的诗比唐宋的总和更多，因为明万历年间出版了《梧州府志》明人作品自然更多地得以保留。
明代在梧州成长或驻节过的将领级别都很高，计有三任兵部尚书的翁万达、兵部右侍郎左佥都御史两广提督韩雍、两广总兵陈锐、哲学家教育家两广总督王守仁、兵部尚师督师袁崇焕。
袁公督师崇焕是梧州藤县新马乡莲塘村人，世居广西五代，祖藉广东东莞。
崇焕未曾到过东莞。
除了学术圈子的人，社会上都只知袁公是东莞人，这与广东大力宣传有关。
袁公陷反间计，遭崇祯皇帝磔死，千古奇冤，死后三百余年，魂未归乡。
笔者在《藤州访古说袁公》一文对袁公及其家乡莲塘村有简介，并赋诗云：
龙盘半岛柱擎天，榕荫古村出少年。
居然举国同遗恨，不识袁公故家园。
袁公何时魂兮归来？
是广西人为袁公做点事的时候了。
明成化年间梧州设有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三总府”（旧址在今一幼），中央政府在地方设这样的派驻监察、军区、行政机构，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今虽不存，亦当树碑纪之。
梧州的古城墙，代有延修扩建，明开国不久的洪武12年（公元1380年）又修一次，此后正统、成化、嘉靖及至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历任官员不断修复、加固、扩建、完善。
古城墙，梧州历史与文化的见证和载体，今已矣！
民国初年梧州大修马路改造市容，拆除古城墙，自诩革命，其实在干傻事！
今人在1949年之后又干了什么？
明代的梧州为何那么多征战、讨伐？
明初，安南王独立为越南国，政权几经易手，就不断向广西策反当地壮瑶土司叛国，这是大的国际背景，桂平大藤峡为中心的桂西南壮瑶农民与当地政权和汉人发生冲突，不服管治和压迫便乘机造反起义，势成燎原，候大苟曾率部一度夜袭梧州府成功。
国际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地域矛盾、文化矛盾交织一起，并非以前历史教科书说的，是农民革命反抗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那么简单。
果真如此，历史书就太容易写了。
这样的复杂严峻的形势，向来是军事要塞的梧州，就再次历史性地成为一座雄奇悲壮的军事舞台和前线三军的指挥中枢了。
明《永乐大典》卷2337至2389述梧州府，共八卷，今皆传世。
分为图、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乡里、桥梁、渡堰陂塘、风俗形胜、户口、田赋、物产、土贡、山川、宫室、祠庙、寺观、坛壝、官制、公廨、学校、军营、坟墓、宦迹、著姓、烈妇、释道、碑碣、文章三十目。
所录方志六种，多为明初人据宋元旧志增改而成，有《苍梧志》、《古藤志》、《梧州府志》、《容州志》、《郁林志》、《昭潭志》。
清代
清代的梧州，自然地随着封建社会的成熟老旧也进入了康乾盛世，但也带着帝国的屈辱接受历史的选择走在时代的前列。
有清以来所有的对外战争，唯独广西子弟“刘二打番鬼”是大快人心的胜仗，但老朽的皇朝依然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五千多年前曾接受舜帝巡抚、启肇了岭南远古文明的梧州，再次接受历史的选择，被外国资本看中，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英帝国在梧设立领事馆，向世界打开了大门，从此揭开近代文明的新一页，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其时，梧州与广东及海外之商贸往来称盛一时，商旅云集，粤、湘、赣、闽纷设会馆于梧，而以粤东会馆为最，史称康熙年间苍梧有粤东会馆，乾隆年间重修时参与捐款的粤商达518家，龙墟之粤商店铺在1000家以上。
可想本埠梧州当是何等气象。
《皇朝经济文编》有记载，梧州“自中国与泰西互市，外洋货物无不流行。
自衣饰器用以及饮食玩好，十色五光，迷眩心目。
”这在老旧朽熟的封建社会画图中是何等亮丽鲜曙的一笔，梧州人大可自豪地掂量这句话的份量。
康乾以来称盛一时的梧州也有过不幸。
火灾。
史载，上报中央的民居大火，顺治年间2次，康熙年间8次，乾隆年间9次，其中最烈为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十一月苍梧龙墟连续大火三起，共烧民房600余家。
战争。
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佛山天地会陈开、李文茂在太平天国后率众起义，水陆夹攻梧州，不遂，次年四月再攻，不克；
再次年六月又攻，再不克，咸丰七年闰五月集战船千艘再攻，仍不克。
七月初九起改攻为围，城中粮尽缺水，饿死大半，清军分兵突围，往沙头东安办粮，受伏击未果。
八月十日夜间，城破，清军败撤，义军杀入血洗，西江浮尸十里，云盖山下掩埋的军民尸首称“万人坟”。
当年梧州府人口共五万多人，此役后余不足二万。
两月后，湖南湘军驰援，义军毁城逃窜。
径此数役血战，可怜梧州，一片焦土！
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城，其城池、民居、街衢、府廨、学宫、佛坛、寺庙、坊表、楼阁、营垒、驿站、商肆，毁此刀兵炮火之中，顿成文明的碎片，史载的古迹文物于今几乎荡然无存！
历史上这样的流寇造反，以前的教科书都献上革命的光环，而其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国人总不愿去算一算帐。
封建王权和封建神权结合、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纵使有反抗统治压迫的初衷，而其政体、信仰、经济、组织有悖于世界历史潮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造成的除了破坏，还是破坏。
就在太平天国、天地会们闹得正火之时，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投以极大的关注，1862年6月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说：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励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马克思对太平夫国这些判词今日拂开其尘封，依然闪着严正的光芒。
带着满身伤痕和对外开放曙色的梧州，从废墟中浴火重生，走向了民国。
民国
民国的梧州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
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老朽的清皇朝大厦坍塌了，梧州是广西首个宣告独立拥护共和的地方政权。
从1929年梧州一度成为广西首府这一史实可见梧州当时在广西举足轻重的份量。
商埠局拆城墙、建马路、扩城厢，新纪元、迎共和一派大干快上的新气象，骑楼城就是这一时期骄人的杰作。
骑搂城，是地处亚热带梧州的商业街区，始建于清末民初，盛于二三十年代，是梧州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和一度辉煌的硕果。
当时的梧州是西江第一大港，航运发达，商旅云集，是广西外贸的总出口，有“半个梧州水上浮”之说。
这“半个梧州”曾为广西带来滚滚财源，为广西经济作出重大贡献。
民国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林家骧在给南京政府的一份经济调查报告是这样评价梧州的：
其在“广西经济上的地位，正无异于上海之于中国”。
据资料统计，当时广西财政年收入百分之七十来自梧州，梧州海关进出口总值占广西百分之八十以上，梧州的工业总产值占广西三分之一。
如此的经济地位，作为商贸大舞台的骑楼城该是何等的光景和气派。
骑楼城的建筑可称之谓万国建筑师作品的博览会，楼高一般都在三层或四层，有的加半层为露台，外墙最高处都依例装饰有建筑师所属国家或公司的标志图案。
骑楼城业主往往不惜工本聘请名师巧匠，争奇斗胜，于是，各种西方流行的建筑风格、流派各呈异彩，巴洛克式、古罗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希腊风格、法国风格、意大利风格……象征世界现代建筑文明的成果，都浓缩到骑楼城之中。
历史和地缘因素形成梧州独特的地位：
既是军事要塞，又是通商口岸﹔既是地总百粤的重镇，曾一度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行政首府，又是行政省区的边缘化地带；
既是广西最早进入现代文明的桥头堡，又是两广经济模式的分水岭；
既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又是泛穗港化的离都；
曾是殖民地色彩浓郁的商埠，又是杂神崇拜陋俗流行的乡土；
既是蛮夷土著氏族的原居地，又是北方各路移民驻足、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粤港文化和八桂文化交流整合、以及域外文化和宗教立足传播的大驿站、大舞台。
民国时期的梧州是广西近代化、现代化的桥头堡、大动脉和经济、政治、军事中心。
上世纪3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词典》就有梧州是广西最大的对外贸易商埠的词条记载。
广西全境几乎都在西江流域之中，这是一条直通穗港澳，可通海外世界的大河。
梧州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广西境内784河流均经梧州出珠江。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就是在它的入海口处揭开的。
因为有这条江，使得广西几乎是与广东同时进入了近代文明。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孙中山、康有为、五四运动、第一批共产党人就是沿着这条江进入广西的。
广西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商品经济、最早的学运、工运、农运，最早的中共广西省委，最早的正规大学、商业银行、商会和现代科学文化都是沿江入驻梧州然后上溯入桂。
尾大不掉、勇冠三军、纵横中国的桂系也是以西江为依托进退，梧州就是桂系首领的行辕。
其时，民国的一代风云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陈少白、许崇智、魏邦平、李宗仁、白崇禧、邓演达、黄绍宏、李济深、陈济棠、黄旭初、夏威；
一代抗日名将叶琪、蔡廷锴、谢鼎新、陈济垣、石化龙；
一代文化精英关冕钧、马君武、费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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