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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去取褒贬之谬，诚所不免，然晋人祖尚清谈，当时士大夫性情学问特多此种，所以此乃其时弊使然，而非作史者
有意偏嗜，肯定了《晋书》采择《世说新语》等小说资料入史，以反映晋世时代特色的做法。
同篇末，刘知幾又对史家“采彼家人”、“访诸故老”的史料采择方法进行批评，指出：
“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夫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毁誉所加，远诬千载。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此论看似弘通，但仍然遭到了现代学者的非议，如张舜徽指出，刘知幾强调“史家采撰之必察传求是，真不刊之伟论也!
惟此处颇以采访为非，则又失之拘隘耳……刍荛之言，圣人择焉，奚可一概目为鄙说不足取乎？
”程千帆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刘知幾此论是“拘执一端，未见其可”。
《史通》卷10《杂述》篇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之类，“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
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
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对这些论述，刘咸炘批驳说：
“史本兼重政事与风俗”，非必皆关庙朝，“岂可概谓琐事则不当书？
”“民社风俗，存于此等书，后史狭隘，不知裁取。
此乃备举其失，未明其得，非公论也”。
大概刘知幾本人也觉得这样偏执不妥，于是他在最后又说：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
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
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
且夫子有云：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此论自然“极其圆通”，特别是最后几句，更是“尤为精要”。
但问题是，它与前面的话相对照，是自相矛盾的。
刘知幾在《自叙》中说：
“《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可见，他写《史通》是要为史馆修史提供理论指导，但其论述却又常常前后自戾。
诚如程千帆所批评：
“出尔反尔，安能自圆其说？
吾斯之未能信也。
”
《史通》卷17《杂说中》载：
“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
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
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刘峻）之正说。
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对此，张舜徽认为：
“临川《世说》，昔人虽列之子部小说家，而实为记事之作。
乃乙部之支流，诸史之羽翼。
得刘孝标为之注，缺者补之，误者订之，或阐述其理，或疏论其事，而《世说》之用益宏。
唐修《晋书》，采掇过多，容有失于甄别者。
若谓一无可取，不当以入史，则非也。
”刘知幾在《杂说中》还说：
“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沉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
为传若此，复何所取者哉!
”他认为以这些史料写成的人物传记毫无意义可言。
但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此，对此，刘咸炘批驳道：
“此乃止知政事，不知风俗之隘见……放达之风，于晋所系甚重。
较王孙之独行，尤所当书，比伊籍之片言，奚啻十倍，岂得谓无取？
若谓悖礼乱德即不当书，则史将专书美德乎？
”刘知畿确实多有识解过人之处。
后世对他的“史中申韩”之称绝非虚誉，但他也确实如上述前辈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往往持论偏激、拘泥武断，《杂说中》的这两段文字，可谓其显例。
总括刘知幾的相关论述，虽然他在讨论“正史”之余，又厘“杂史”为十科，其中立有“琐言”、“杂记”两类，明显是将小说引入史林，与他对史料采择应博观详取的总体认识颇相一致，从而在宏观的论述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取材范围，对后世启发良多：
但当他对小说资料能否人史的问题展开具体探讨时，却又往往有意无意地对小说资料采取了轻视贬低的态度，以至近乎完全否定了小说的史料价值。
所以，在对待小说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上。
刘知幾的最终态度也就落人了一种亦可亦不可、似可似不可的自相矛盾的境地。
二
直接回应刘知幾有关小说资料能否人史问题的，是明代中后期浙东文献学家胡应麟。
他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史学评论家，对刘知幾及其《史通》颇有研究，与当时其他《史通》研究者不同，胡应麟对《史通》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多所评议掘发，而其他学者则大多是对《史通》文本及所引典故史实进行校勘注释：
胡应麟对小说研究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父母喜爱小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家学渊源关系，而他自己在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
包括他对文言小说所作的精细分类，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对小说创作与社会风气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辨伪、辑佚、整理和评论等工作，都远远超出了前人，是中国古代对文言小说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关键人物，这就为他能够直接回应刘知幾所提出的有关小说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专业方面的充分准备。
针对刘知幾否定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小说史料价值的议论，胡应麟指出：
“《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幾谓非实录，不足病也。
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
”他认为，《世说新语》乃小说而非记事之史学著作，二者性质不同，不该以实录征实之史法对其进行品评，刘知幾却拘泥于自己的史家见解，因而其言论也就等于无的放矢，盲目批评，自然不能成立。
后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专论《世说新语》时说：
“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幾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
”这显然是对胡应麟之论的肯定与赞同。
不过。
小说虽非记事之史学著作，但这并不等于说小说就没有史料价值。
在这里，胡应麟以一个“尽”字表明了他对小说资料的择取态度，即：
史书“尽采”小说以为史料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并非不能采择小说以为史料：
又以一个“似”字表明了他对小说史料价值的态度，即：
引小说人史往往会使史料采择有失详审，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对小说史料价值的认识问题。
胡应麟指出：
“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他认为，《世说新语》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
刘义庆还曾撰有《小说》十卷，刘孝标也作有《续世说》十卷，“惜哉其俱弗传也!
藉传，晋梁雅词，今尚盈耳哉!
”如果这些反映当时社会风习的资料都能留传下来，当日社会情态岂不更加鲜活了吗？
然而留下的，却只有“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
”显然，这些议论都鲜明体现了胡应麟对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高度重视。
胡应麟既然肯定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刘知幾又严厉批评了唐官修《晋书》多采《世说新语》等小说资料入史的做法，因此他就必然要对《晋书》的情况加以讨论。
继刘知幾之后，明朝李梦阳也极论《晋书》芜杂当修，王世贞则直接将《晋书》称为稗官小说之流，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也还在指责它“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
”应该说，这些讥贬都切中《晋书》之弊，但问题是，《晋书》多采小说资料的做法是否就完全不足取呢？
胡应麟认为，李梦阳、王世贞之论“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话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史）》、《元（史）》之尘陋也”。
既认识到《晋书》有芜杂之弊，又从晋时的社会风尚及《晋书》所反映的社会风尚与其时代相符合的角度，肯定了《晋书》采小说入史来反映时代特色的史料价值。
显然，胡应麟的看法较为客观全面，具有辩证色彩。
而这也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肯定与认同，前述近代史家刘咸炘之论，即是明证。
对《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刘知幾亦是贬斥有加，称之为：
“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
”但胡应麟则认为：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傍引博据，宏洽淹通，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信两君之深于史学也。
迄今三国六代小说逸事。
往往覆赖二注以存。
而二书无注，亦大有茫然不可读者。
故余谓著书诚难，而注书尤难，能注若二君可也。
”“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迨今藉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
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
古之益友也!
”
在这里，胡应麟将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相提并论，并称之为“深于史学”，这说明，他实质上也是把《世说新语注》作为史注来看待的，而其所谓“史之忠臣。
古之益友”。
也是包括此书在内的，这都显示出他对其史料价值的高度重视。
南宋高似孙在《纬略》一书中，肯定刘孝标旁搜博引的奇绝之功。
胡应麟通过研读《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接受了高似孙的观点，并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补以往籍“藉以传”和“考究精严、辨驳明审”之誉。
此后，不但《四库全书总目》认同和肯定了胡应麟之论，现代史家张舜徽还直接批驳了刘知幾之论，认为：
“即以《世说新语注》而论，征引繁博，考订精审……徒以昔之簿录群书者，列《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家，故知幾从而目为委巷小说、流俗短书耳。
其实此书得孝标为之注，足以羽翼后汉、魏、晋诸史。
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渊薮。
知残斥为劳而无功，失之远矣。
”还有学者直接将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列为“史注名著三种”之一。
可见，在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上，胡应麟也是独具慧眼的。
唐代史家李延寿改编南北朝八部正史而成《南史》、《北史》二书。
司马光对其评价甚高，认为“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亦近世之佳史”。
朱熹则贬之甚厉，认为《南史》、《北史》中“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胡应麟既推崇司马光史学，更是朱熹理学的信徒。
然而，在对二书的评价问题上，他并未盲从任何一方，而是自己独立分析、勤加思考：
“司马君实以李延寿书为近代佳史，余读之信然。
所云‘禨祥谑浪，琐屑备载’，余考典午以还，清谈鼎沸，临川《世说》，《晋书》掇拾几无孑遗；
沈约、魏收等史，卷动盈百。
延寿芟除芜蔓。
会粹此编，笔削之功，固以勤矣。
小说谐辞，种种备载，要以原书纪述，不忍概删，亦以其人多好，且习尚所趋，未能骤变也。
总之，唐三百年，史笔可睹，仅兹二籍耳。
”胡应麟既肯定了对二史的“佳史”之誉，又对“小说”之称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二史多载小说，既有作者“多好”的主观原因，又有当时“习尚”的客观影响。
李延寿是在预修《晋书》过程中搜集二史资料的，而《晋书》记事的一大缺点，正是好采诡谬碎事、杂记小说入史，这说明，多采小说杂记人史，正是那个时代修史诸公的共同认识，这不能不使李延寿的史料采择受到很大影响。
然而，即便这样，与此前“卷动盈百”的南北八史相比，二史已然芟除繁芜，简净得多。
可见，采小说入史并不是史书价值优劣的关节点，关键是如何处理小说这一特殊史料，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虽然刘知残也说过：
“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但他基本上是否定小说史料价值的，因而对小说资料的择取问题也就成了空话。
与之不同，胡应麟则是首先肯定小说的史料价值，因而他对小说资料择取问题的探讨，就是切切实实的。
而胡应麟之所以会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乃是因为，他在对小说史的研究过程中。
对小说撰作与社会发展、时代风俗的关系有了比较明确而自觉的认识，如他曾说：
“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谭。
”小说既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史书将其资料引入书中以反映时代特色，就不只是无可非议，而且是必须的。
这是胡应麟肯定和重视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原因。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胡应麟自然要对小说的史料价值予以大力表彰和弘扬。
这不仅表现在上述他对刘知幾轻视和贬低小说史料价值的说法多有驳难的具体分析中。
而且其宏观论述亦然。
如他常说，小说“纪述事迹，或通于史”。
那些“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
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
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
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这种辩证立论，首先肯定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的做法，说明他对此问题的总体认识是非常清醒的：
小说文献作为史料。
不可尽用，亦不可尽弃。
其价值不可一概贬斥，必须具体地予以分析评价。
胡应麟之后，清代史家章学诚说：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此言与其所倡“六经皆史”一样，在史学界可谓家喻户晓。
后来，为章学诚作年谱的胡适说得更简洁：
一切古书皆史。
这显然都是把小说文献涵括在史料范围之内。
梁启超则明确指出：
“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
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
小说且然，他更何论。
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
”此后，顾颉刚更为明晰地论断：
“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
”毫无疑问，顾颉刚的这一大胆预测，更将小说史料的价值凸显于学术研究之中。
比顾颉刚此论稍早，陈寅恪通过具体考察，指出，《续玄怪录》之类的“小说家言”与《顺宗实录》之类的“国史”，在史料价值上“可互相发明”，不能“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
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即取二书资料互勘，对其观点进行具体“论证”。
其结论是：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
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
毋庸赘言，这种将小说文献与官修史书“等量齐观”，视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史料的做法，与胡应麟所言所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显然，如果说梁启超、顾颉刚以及前述张舜徽、刘咸炘等人之论，都是从理论上对胡应麟观点的有力支持和进一步阐发，那么，前揭陈寅恪文可以说是从实践上对胡应麟之论的肯定与具体论证。
要之，小说资料能否人史，在刘知幾那里还是比较困惑的史学理论问题，而在后来，特别是在明代胡应麟回应这一问题以来，则已发展为能够而且必须人史，以及如何入史的问题，并奠定了以后学术界探讨的基础。
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大进步。
因此，刘知幾与胡应麟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既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长河中的一次重要交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在论争中不断得到提升、进步的一个具体范例。
它真切地表明，学术就是在不同观点的商榷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既要求同存异，也要求异存同，通过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的争鸣碰撞，促使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京杭运河：
影响明清山东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地理环境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有复杂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
布罗代尔对于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首先以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自然地理状况，包括半岛、岛屿、山脉、高原、平原、近海、远洋、季节、气候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该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
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1]对此，有学者指出，该书“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此前几乎没有哪本著作做到这一点。
”[2]而运河则是地理环境中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传统社会的某一区域的影响更甚。
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其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可谓是举足轻重。
首先，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多东流入海的特点凸显了南北运河的重要作用。
在近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现代交通运输条件和通讯设备，陆路交通多有不便，相对而言要更依赖水路交通和运输。
而江河多东西流向，故南北交通运输殊为不易。
有了南北流向的大运河，南北交流遂迎刃而解，方便了许多。
其次，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皆在北方，南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尚缺乏动力。
但唐代中叶以降，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南北之间急需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大运河遂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由于中国历代政府征收赋税多以粮食等实物为主，这就凸显了漕运的重要，漕粮不仅满足了首都官僚集团、军队等的需要，也是粮食储备的重要来源，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有重要作用。
冀朝鼎先生对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很精彩的论述，指出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大运河成为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新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
[3]再次，自唐宋以来，大运河与封建帝国命运的兴衰变迁密切相关。
根据全汉昇先生的研究，唐宋时期，大运河对唐宋帝国的贡献，在于联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以便因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而发生伟大的力量，它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联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帝国就势力雄厚，国运兴隆；
反之，如果运河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则帝国就势力薄弱，国运衰微。
[4]由此可见，布罗代尔“一直提醒距离与交通的重要性”[5]确为卓见。
大运河对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作用，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对于运河区域社会历史变迁所起的作用，则尚有待深入研究。
无疑，运河对其流经区域的影响也会更直接、更深刻，更值得做深入探究。
王云教授的著作《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便是探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地区社会变迁的一部佳作。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运河区域在明清500多年间的兴衰轨迹和社会变迁做了深入的考察，以探讨京杭运河对鲁西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商品经济、城镇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全书分为五部分：
以绪论开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最后以结语收尾，前后连贯，逻辑性强。
该书绪论部分对上个世纪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作学术史的回顾，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山东运河开挖管理、漕运与漕政、经济发展与商业城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作者在肯定学界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认为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有待深入，对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探讨不够；
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研究有待加强，不仅要探讨运河文化的内容，而且要揭示其形成、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运河文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运河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说明运河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
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对山东运河沿岸城镇的研究也需要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等等。
针对明清山东运河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作者分三部分做了深入研究。
该书上篇论述运河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指出京杭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开挖与管理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由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漕运的兴盛，运河沿岸设置了众多的水次仓和国家的税务机关，极大地提高了该区域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促成了大规模的南北物资交流，这对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的交流也促进了城镇的发育。
山东运河的城镇分布密集，并且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了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城镇社区种类多样化，商业社区大为拓展，政治社区不断缩小。
作者将以上问题置于大的历史社会环境中进行综合分析考察，从而就深刻揭示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
这就为该书的中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最根本的表现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故该书中篇将重点研究转向了该区域商业的繁荣和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上。
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开放的流通格局，形成了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临清、济宁成为全国性的商品流通枢纽城市，山东运河区域市场成为全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纷至沓来，到此大显身手，展开商业经营活动，遂使鲁西平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
而商业发展反过来带动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业和城镇手工业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出依赖运河、服务于流通的新特点。
作者在考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业时，注意将静态研究和动态变化相结合，在考察市场网络体系的基础上，注重探讨商人商帮在鲁西地区的分布和经营活动；
着重从商品流通的角度考察运河沿岸手工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分析其与运河兴衰休戚相关的发展态势，探讨运河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与影响。
运河不仅促进了鲁西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该区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社会最深层的变迁。
故作者在该书的下篇中专门探讨了运河对南北文化交流和社会风俗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从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两个角度入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文化变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先从科举、书院及人文的兴盛等方面探讨了京杭运河对鲁西地区文化的促进作用；
然后选取了海源阁和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做了个案研究。
这样既有宏观考察，又有微观分析，从而让读者更加全面与详细地了解了南北文化在运河区域的交流、融合和碰撞。
作者还从民间信仰和世情民风等两个方面探讨了漕运文化、市井文化及南北各地不同的风情文化对鲁西地区民众心态和社会风俗的深刻影响。
该书的最后结语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
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历了从荒僻到繁荣、又渐趋沉寂的类似马鞍型的社会变迁过程。
该区域社会变迁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交通环境改善与漕运政策等外部因素；
以开放的态势吸纳融汇各区域物质文化精华；
濒临运河城镇与运河腹地社会发展不平衡等。
作者最后指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及其特点，对后人有深刻的历史启迪。
该书作为一部专门探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学术著作，有几个明显的特色。
首先，将京杭运河与鲁西区域及社会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突出了运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而使得我们对明清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具体、更加精细、更加全面。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史家多从宏观视角探究中国历史，对区域社会历史的研究注意不够。
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对某个区域缺乏深入地了解与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宏观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
其实，优秀的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历史上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怀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撰写了《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地区因为自然条件、社会习俗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区域，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等四大区域（每个大区中又有若干小区），并对这些区域作了生动形象的深刻论述，描述其社会经济特征和风俗习惯之异同，的确是匠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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