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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简单的说,就是“爱人”。

首先,他提出: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就是谈及孝敬父母、关心兄弟姐妹,重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他是把这做为仁的根本来说的。

其次,他将这种爱推至社会: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也就是说,不仅要爱家人还要爱其他的人,将这种爱推到社会大众。

第三,他也提出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只能依托他人、只能在集体里实现。

  这就提出了对青年大学生有益的三个理念:

重视家庭、关心亲人是根本;

关爱他人是事业成功的必要理念;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发展,人的成功必须要与他人合作,有一个好的团队和环境。

  2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孔子认为:

“为仁由己”。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和思想境界的高度完全取决于自己。

要成就自己,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则,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违反道德原则和自己的内心。

这样长久下来必然会获得大家的信任,事业才有可能走的长远。

  孔子提出:

“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要自立,就必须使他人也自立;

自己要有成就,就必须使他人也有成就。

这里,孔子认识到人际关系中的复杂多样性,把个人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起来,将个人与他人放在一个系统中,合作共赢,有利于合谐共处和健康合作关系的形成。

  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孔子主张: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意思是,在遇到与他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他人也不能固执己见,而是要在正确承认和面对双方观念差异的基础上,在尊重对方、肯定自己的基础上寻求双方可以共存、共同接受的方案,双方共存、共发展,达到一种和谐的进步。

  3学习与实践

  “笃信好学”。

孔子一生都没有停止追求学问,强调学习,强调通过学习来明了事理,成就自己。

注重虚心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学习,强调学习在成就人生中的重要性。

他在回答弟子子贡“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时就说:

因为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强调学习要勤于思考,脚踏实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就体现了这种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

  “躬行实践”。

孔子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鄙视只会说不会做的人,甚至强调要做了再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强调实践对学习的反馈作用。

强调“言行一致”。

  4客观的认识社会环境和保持积极的心态

  孔子一生力志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努力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未有所成。

与其他思想家不一样的是,他承认“时命”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鬼神”所定,也不是人格化、神化的“天”所定,而是客观环境所定。

他提出: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就是承认环境及外在条件对人发展中的限制作用,这种对社会和周围环境冷静、客观的认识,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

  面对这种环境,孔子怎么做呢?

首先,他没有迷信“鬼神”和“天”,对“鬼神”和“天”的存在存怀疑的态度,而相信自己的努力;

其次,他认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是正确的,只是需要大家有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

第三,他在承认“时命”的同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宣传、践行自己的理念,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是正确的,最终必会被大家所接受的。

  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和升华,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很多积极的一面,也有很多消极的,不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一面,如: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过于强调道德性,过于强调礼和上下级关系,强调极端的个人道德规范修养等,是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分析和鉴别的,但是做为传承几千年,内在在我们灵魂内的思想,一旦激发,将会令人更加容易接受和传承,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好传统文化的这块阵地,才能培养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

胡磊

  第2篇:

略论董仲舒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他说: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黑格尔的这一“误会”显然不能影响我们对孔子思想理论高度的认可。

准确说,孔子讲的更像人生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明显比孔子复杂。

我们试从几方面来探悉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天人关系

  孔子的“天”具有神性意义。

他关于天的概念,上承于西周以来的正统天命观。

《诗》、《书》中的“天”是神义性的,如“天命靡常”、“天将其乱”、“天佑下民”等。

孔子的“天”,基本上依照这一线索发展。

《论语》中的“天”字十六见,或属意志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或属运命之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皆属神义性之天。

基本上,孔子对天的观念继承了《诗》、《书》及春秋时神义性的正统观点,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都不否认天的神性本质。

  董仲舒的“天”与孔子不完全相同,它不单是“至上神”,而且还具有封建伦常意义和自然物质性,它是三者的合一物。

董仲舒认为:

“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

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明确指出了“人本于天”,天为“人之曾祖父”,所谓“祖”无疑就是最早,最古老的根源,没有比天更早、更高的本原了。

除此之外,董仲舒还赋予它以封建社会人类学的普泛化或叫泛封建社会人类学,其意主要是把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都封建人伦化。

他“首推阴阳”,把阴阳五行说纳入了儒家学说,这可以说是董仲舒新儒学区别于孔子儒学的主要特色之一,甚至是天的核心性质。

  二、名实关系

  名实关系,也就是概念和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重要命题之一。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侵伐兼并“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一局面,是由名实相违造成的。

因而只有通过正名才能正实,只有恢复了周礼的“名正”,社会才能转危为安,转乱为治。

他强调“言”赖于“名”,“正名”是“立言”的前提和基础。

要施行一种政治制度,要提倡一种伦理规范,要建立明确的刑功赏罚,离不开“正名”。

即是说,“正名”不但是思维(立言)的首要条件,而且也是实现政治秩序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董仲舒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

”在此,名也就成为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依据和标准了。

事物只是名的体现,一旦掌握了名,则事物的是非,逆顺就可以随之判断了。

这种以名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好是对孔子“正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三、伦理关系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很明显是源于孔孟儒家学说,也借鉴了法家特别是韩非子的思想。

孔子提倡忠孝,如《论语·

八佾》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

·

颜渊》也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韩非有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的主张。

这里所说的“常道”,无疑为董仲舒的“纲”、”常”所仿效。

  董仲舒的“三纲”说: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阳为夫而生(疑“生”字误,似应为“主”字——引者注)之,阴为妇而助之;

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董仲舒在这里把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看作为“王道之三纲”,这在中国历史上还属首次。

  另外,他把王道“三纲”之源归于“天”。

董仲舒先把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移到了神秘的自然之天的身上,然后又反转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从社会移到天地、阴阳、四时之间的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关系,说成是人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的根据。

这样他就把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的根源归结到了自然及神秘的“天”,将“三纲”神秘化、神圣化、永恒化和普遍化了。

  董仲舒把神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中,并将其作为调整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提倡的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关系。

  四、知行关系

  对于知识的来源这一根本问题,孔子是承认有圣人的,他们可以不实践、不学习,生来就具有正确的知识。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因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样,孔子就按照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明确地把人们分为若干等级,以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尊卑贵贱。

  另外,孔子有“性相近,习相远”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说法。

他所谓的“圣人之性”就相当于孔子的“上智”,“斗筲之性”就相当于孔子的“下愚”,“中民之性”就是“性相近,习相远”。

他还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董仲舒除了讲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又把人分为圣人、仁人、君子、贤人、善人、正人、庶人、小人,不仅有既定的称谓,而且可以有相应的职务。

他指出圣人、仁人可以当三公;

君子,贤人可以为卿;

善人可以为大夫;

正人可以为士。

  董仲舒关于圣人之性的规定,是当时皇权绝对化在人性论上的反映。

他把圣人之性说成是超人的绝对善性,这同太一神的至高无上性是一致的,也同他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独尊儒术的建议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与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

董仲舒同孔子一样对斗筲之人十分轻蔑,说他们“弗系人数而已”。

在三性中,上下两性是对立的两极,董仲舒把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规定为纯粹的仁义和完全的为生为利,这无疑是对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发挥。

  董仲舒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他深得春秋公羊学大义,融会儒家各流派及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时俱进地适应和满足了汉武帝“大一统”的需求。

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只是哲学思想,还有政治法律思想,社会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历史思想,这些都为当时的社会和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王婷婷

  第3篇:

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教育哲学”,是指用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科。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相对于哲学、教育学来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产生于教育的哲学精神和哲学的教育精神,是教育学与哲学密切结合的产物。

中国教育哲学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由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哲学进入了一个立足民族教育哲学思想的完善发展轨道,这是现代中国教育哲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社会转型期诸多教育新问题的出现,人们又重新认识到了古老的教育哲学思想的现代理论价值。

  纵观中国教育史,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因其教育哲学思想的完整性和开创性,无疑成为我国当今教育哲学发展的根基。

孔子开办私学,杏坛讲解,广招第子,诲人不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是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集大成者和承上启下的奠基者。

他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独特的教育哲学及教学活动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论语》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有20篇,以孔子的言行为主,也杂有其弟子的言行,是无系统的语录和记录体裁,基本上是孔子及其门人的教育和教学实录,全书所搜集有关教育的言行317条,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3条。

因此,笔者认为,《论语》不仅是研究孔子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最可靠、最基本的资料,还极大地充实了教育理论。

研究和吸取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并与新的时代特色相整合,挖掘其现代价值,对教育哲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繁荣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综合研究。

目前,大多学者集中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或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其中都有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的介绍和分析,例如,论著有:

俞启定著《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韩钟文著《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研究》,刘和忠著《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孟宪承著《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张书丰编著《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现代解读》等;

论文有韩钟文《先秦儒家的教育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田贞恒《孔子教育思想概览》,郑其龙《孔子教育思想引论(上、下)》,冯文权、焦彦蕊《孔子教育思想与我国现代教育一致与冲突》,严敏《孔子教育哲学思想论纲》,朱永龄《孔子教育哲学思想三题》,康明轩《孔子教育哲学思想再研究》,徐涛《杜威与孔子的教育哲学:

历史视野与当代意义》,李亚青、于海英《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研究》,郭绍芳《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王丽《孔子教育思想成因探析》等。

二是专门研究。

目前,还有很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针对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兼职开展专题研究。

如:

石华玲、王巧红《孔子教育思想及其对现代教育的意义》,孙孔懿《文质彬彬:

一个教育命题的历史命运与意义新生》,曾毅生《从教育思想和实践看孔子的哲学观》,孙钰华、葛鑫博《“有教无类”的历史解读与现代价值》,周祺家《从看孔子的教学论》,王朝晖、李自平《从看孔子的教育哲学》,彭熙、胡显莉《从看孔子的教育哲学观》,谢应琴《从看孔子的教育哲学》,陈超群《从义利观剖析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钟肇鹏《孔子的伦理教育思想》,杜以向,王雪梅《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冯占辉《孔子的师德观对当今师德建设的启示》,于建福《孔子的中庸教育思想初探》,朱哲、鹿丽萍《有教无类立德树人--孔子教育思想的伦理意蕴》,龚振黔、李文英《试论孔子的人才观》,陈平、周东向《孔子与主体性教育--兼论孔子的教育哲学》,杜振吉《试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等,都主要从孔子的教育目的观、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教育修养、人格魅力等方面展开论述和评价,并提出教育理论与实践对当代课程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启示。

  而有关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专门研究或从哲学视角看孔子的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作者查到的主要有聂鸿英的论文《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家的教育言论中透视教育哲学思想》(载《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赵跃红的论文《孔子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观)(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8期),张冬毛的论文《论孔子的公平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乔晖的论文《孔子民主、平等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师素质》(载《教育探索》2004年第6期)。

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一点或面面俱到,而没有概括出具有时代意义教育哲学思想。

  本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教育出现普遍功利化和浮躁化的今天,聚焦教育历史和深厚的教育思想根底,立足现代价值,以《论语》为范本来阐释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对近现代人们的教育与生活的影响,目的在于使闪耀光辉的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能够被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并发挥其对现代教育的指导意义。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现代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理论的危机,也就是观念的危机,或者说是理想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这是教育实践危机的根源。

”随着社会转型期诸多教育新问题的出现,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古老的教育哲学思想的现代理论价值。

现代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一方面需要我们面向现实的教育进行理论总结,一方面也离不开对前人包括古人的思想的挖掘与借鉴。

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因其完整性和开创性成为当今教育哲学发展的根基,它不仅充实了教育理论,而且对教育哲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繁荣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我们仍需要研究和吸取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并与新的时代特色相整合,挖掘其现代价值。

  

(2)实践意义。

教育哲学不仅是教育实践理性精神的浓缩,更是变革教育现实和实践的一面旗帜。

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亦非仅仅停留于思想和意识层面,而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对理解和解决当今社会人类与教育的发展关系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出现了诸多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危机。

究其根源无疑是人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追求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衡,现代教育的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人文精神严重缺失也是其重要原因,片面的教育只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孔子所创立及后人承继发展的儒家教育哲学思想体系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明德与新民、尽制与尽伦、内圣与外王,都可以通过六艺教育,使之协调统一起来,从而促使人的和谐发展,一方面是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的发展过程,另一方则是通过’养吾浩然之气’、’反求诸己’而向内心世界深入的挖掘。

”因此,从我国深厚的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中寻求人文精神,研究其具有现代实践价值的思想精华,对我国当代教育目标、教育理想的确立以及教育实践的合人性的发展与改革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只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完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主要搜集、鉴别、整理以往对孔子教育哲学研究的文献,并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基础或条件。

  

(2)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

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孔子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考察,以达到客观、全面地揭示《论语》中所表达的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刘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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