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部委工作几年的待遇感悟资料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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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这种地方从来就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去留而产生多大的影响,别说你是一个刚考进来的公务员,就算你是一个政绩斐然的司局级领导,如果真的想走,也不会有谁非得求着你留下,这个地球离开谁能不转呢?
不说领导了,就说普通科员吧,在部委,普通科员就是个干活的,虽然有建议权,但没有决策权,所以,一个年轻的科员辞职了,大不了明年再招一个,实在没办法我先从直属单位借调一个行不行?
如果干的好,还想留下,那就努力考进来。
你不愿意干,总有人愿意干,总有人能干,也总有人能扛得住清贫,当然,也不一定清贫,有的考进部委的年轻人本身家里就很有钱。
部委机关公务员辞职的多了,由于工作原因,我们跟外交部接触较多,他们那里每年辞职的占新招的差不多百分之十,听说辞职率最高的是商务部,但也没看这两个部委倒闭吧。
来北京六年了,在部委机关差不多就借调了两年多,这个楼里上至部长,下至清洁工,也都认识全了,发现在这里坚守清贫、无房无车无女友的男同胞很多,辞职的也见过不少了,但没看到谁走了影响到部委或者某个司、甚至某个处的工作了。
年轻人不都是在用心的干活吗?
没见谁把无房无车无女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总之,天下人多了,在中国的土地上,部委机关的岗位上从来不会缺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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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部委就是选择了一条路,就像选择其他路一样,既有与其他路一样的共性,也有与其他路不同的个性,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换句话说,如果前面真的明摆着金山银山,天下能人那么多,恐怕也轮不到你挤到这条路上来了。
有的人说,来部委是一种荣耀,说实在的,过了两年你就没那感觉了,当然,在部委工作,你肯定是见多识广,一般人不会有你那样开阔的眼界,但除非你有领导职务,否则你给家人也带不来什么,虚荣必定是虚荣,毫无意义,真正的荣耀和成就只属于那些能够坚守的人,当然,能够坚守的人也很多,也不是每个坚守阵地的战士都能有机会被提拔上去做团长,那还要看你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不但很少,还需要你用自己的青春去博弈,如果输了,那只有愿赌服输,干哪行都这样,不可能通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就一劳永逸了。
所以,就像《无间道》里的韩琛说的那句话:
路怎么走,由你们自己挑!
!
公务员原生态:
迷茫
2014年02月
我有话说
李允,有着被人称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工作。
然而,他的“苦水”也不少。
他说,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6000多元,但是女儿一个月幼儿园的费用就要3000多元,再加上赡养父母的费用和家庭的日常开销,“这点儿钱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好在没有‘房贷’这座大山。
”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高,总希望过得体面些,但是我的工作是不能赚大钱的,更不能犯错误去以权谋私啊。
”李允坦言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简朴,积蓄都是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
除了收入不高,来自社会关系方面的压力也耗费了李允大量精力。
“我朋友圈里,很多人为了经营社会关系费尽心思,这方面的交往也很费神。
”李允说。
最让李允纠结的事情来自内心。
尽管选择了这样一条在许多人看来很有前途的人生道路,但他偶尔也会迷茫,觉得身在“围城”。
生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他每天面对相似的工作内容、复杂的人际关系,觉得难以适应。
“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又没有改变的勇气,只能让自己努力去适应,去寻找价值和乐趣。
“未婚族”:
婚恋压力难以承受
白领小艾现在最“压力山大”的事情就是相亲。
只要一听到诸如“你有男朋友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这类热情的话,她就开始犯憷,并且会在相亲前好几天就开始睡不好觉。
这个在欧洲留学[微博]过两年、旅行过十几个国家的28岁姑娘见过那么多世面,为什么单单在这件事情上纠结?
“在国外很自由,别人都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但回国后发现,传统带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父母总是催促我该结婚了,并且给我介绍了很多相亲对象,但是短时间内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小艾叹了一口气。
“一旦落下,就很难再追上来了。
”小艾的很多同学都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聚会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家庭,这让她有了成为“剩女”的危机感。
“找个靠谱的另一半,然后一起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小家,这个梦想咋就这么难实现呢?
”小艾说出了很多大龄青年的心声。
“三高族”:
光鲜背后心安何处
胡方是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一份收入颇高的金融行业工作,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
不过,作为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三高族”,胡方觉得大家只看到他光鲜的表面,却忽略了其背后的高压力。
身处金融行业的他,每天衣冠楚楚,但家中却经常凌乱不堪,每天做完工作凌晨才能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出门。
近在身边的猝死案例,让胡方开始思考这份光鲜职业背后的代价。
“同事们都在拼命,如果我只是尽力,那么我一定会落下,也许就会被淘汰。
但是拼了命、挣了钱,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和父母的需要,也不值得。
”虽然这么想,但每天早上闹钟一响,他又会重新投入战斗中。
在胡方工作的公司里,大多数都是剩男剩女,有钱却没有闲,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即使已经结婚的女性职员,也不敢轻易要孩子,因为工作不能没人做,一旦休产假就会有被替代的危险。
“我的同学各行各业都有,似乎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没有人在轻松地生活。
”胡方感慨连连。
“紧绷族”:
喘口气继续努力
压力,对王学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习惯了,喘口气继续努力。
今年23岁的王学青是一名消防战士,目前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服役。
他坦言,身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
2012年,王学青所在的战斗一班出警583次,最多一天出警10次。
每次出警时间随机、归队时间不定,尤其是秋冬火灾高发季,昼夜连续奋战更是常事,繁重的出警任务让他们没有时间去休闲、放松。
不出警时,也是发条上得紧紧的。
王学青说,除了出警,每天正课时间从早8点至下午6点,要进行高强度的各种训练和学习。
“每次出警我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王学青所在的特勤一中队担负的都是急难险重任务,危险性较高。
在灭火救援行动中,他和战友们要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把被困人员救出,要确保自身和身边战友安全,还要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房屋倒塌、燃气爆炸、毒气泄漏等突发状况。
“我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确实要比同龄人大[微博]一些”,王学青说。
对部委公务员的一点看法
来自:
小宝2014-03-0811:
35:
31
1.部委这些年招人,都是层层遴选,素质相对很高。
比如银监会成立时搞过几次全球遴选,一堆从华尔街回来的,高盛摩根的都很多。
。
剑桥、牛津及各类美国名校的一看一大把。
为什么我突出两所英名校,因为该会前任主席从剑桥回来,尤其喜欢英国留学生。
属于技术官僚、需要应付世界银行,IMF等各类国际金融组织,代表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秩序中谈判和争取利益。
这几年招人偏向国内,也都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且在公务员考试基础上有各种专业考试和英语面试。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情况基本一样,且最近8年两个核心体系人才流失极为严重、起码走了三层以上,拿我朋友做例子,早期保荐人在券商年入200万进了体系内一年20万都没有。
人家呆了两年实在受不了走了。
除了这类技术官僚,再讲讲核心部门,比如商务部在全球协商各类贸易规则,全年都在谈论和争执,遴选的人更加多条件,拿另一个同学为例,在基层法院工作了2年,在港大读研究生博士、在香港律所工作了2年,又在某部委派出机构工作了两年。
最后层层考试面试,基层、涉外的工作经验,学历,也很关键。
要不怎样和洋鬼子各种纠结贸易规则利益分配。
想问问各位网友,如果部委多数是精英,行政执行和管理能力是不是会更先进,有助于社会政策有效制定,有助于大局。
如果部委走得只剩下不想干活的油条和没能力走的油条,受损失的是全体公民。
2.部委这些年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年轻人生活状态到底怎么样?
另一个例子就讲财政部,这是国务院核心部门。
某处副处长,说实话部委的副处长简直就是基层的科员,认真卖命几年都能升,因为部委招硕士博士多,公务员队伍是学历最值钱的地方。
按学历定级。
该副处长月收入4K,在北京租了一个很远的房子。
不要跟我说部委有房,分房的都是40.50岁的厅局级干部,和早年进去的,根本没能力快速解决年轻人,该副处长出差了一趟,走到楼下发现自己的各种衣物被仍在垃圾堆,房东说他已经两个月没交租,滚粗。
部委的年轻人生活处境和北漂打工者一样的。
这些处境艰难的年轻人确是部委机关政策真正的执行者,领导多发挥管理指导的作用。
长此以往,国家政策的贯彻会受到影响么?
不得而知。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外事活动多,国务院会议多,每天的工作都是考验,压力不下于投行。
露珠说的也许不完全对,大家可以各种拍砖,请谩骂者人身攻击者点叉退出本帖。
反哺”无处不在,昔日寒门学子的爱与哀愁
2014-02-2008:
48:
10出处:
凤网/今日女报0人参与
“老啃族”出身农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
然而,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一句“报答”,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
……
凤网/今日女报记者
凌晴李旦
从前,我们讨论“啃老族”,也许你会对“啃老”的人表示不屑,但有一群人却在内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他们被人称作“老啃族”。
如今的“老啃族”,则更多了一份时代发展的印记:
都市白领、公务员、大学生……种种让家乡人艳羡的光环,让他们无法面对现在可能农民工都比自己收入高的现实;
工作再难找,也无法放下面子去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
日新月异的城市消费方式,让他们分分钟就变身为各种“奴”,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但即便再难,他们也是不能或是不愿去诉一声苦的,因为他们是农村父母千辛万苦供出来的大学生。
最终他们只能将苦涩一再掩盖,扬起笑容,继续应对“反哺”——反哺父母,反哺兄妹,甚至反哺曾经生活的村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老啃族”,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疲惫的“反哺族”,身在追梦路上,却走得步履沉重……
光荣在家乡,寂寞在城市
3104元——我下意识地做了个加减法。
正月初七,从岳阳的小山村,回到北京那栋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部委大楼,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今年2月份的工资条——3104元,便是这个月的实发收入。
我叫王朗(化名),今年30岁,是中央某部委一名试用期未满的普通公务员。
即便如此,家乡人却早已认定,我是个祖坟冒青烟的“通天”人物。
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在面对父亲想要建房的希望时,只能选择倾尽所有——尽管我因此而在物质的压力下动弹不得,行在宽阔的北京大街,生活却显得格外狭隘。
水涨船高的建房愿望
大年初六,家里喜气洋洋。
在刚刚建成的新楼房里,我年近六旬的老父亲风风光光地迎娶了我的后妈。
去年,这栋让父亲喜笑颜开的新房还只是一栋破旧的泥砖房。
曾经,做小包工头的父亲赚了一些钱,家境在当地还算可以。
可是,父亲好赌,甚至将姑奶奶辛苦攒给我的学费全部扔上赌桌;
他打骂母亲,最终换来夫妻离异的结局。
然而,父亲又是不幸的,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左肩肩骨与锁骨开裂,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也让他的风光成了过往。
在我在外求学的那些年,家里的泥砖房渐渐破败,而左邻右舍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的新房,让父亲有些坐立不安。
我想,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
所以,当父亲提出要新建楼房、希望我能分摊几万元钱时,我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大半积蓄——父亲数着钱,露出了一种终于熬出头的表情。
而作为儿子,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应尽的孝道。
不料,随着工程推进,父亲东家看看,西家瞧瞧,“取经”之后,眼光就高了起来。
他时不时给我吹风:
“隔壁王爹家的窗户用的铝合金,配钢化玻璃,比木制的窗户好很多。
”“宋娭毑屋里的电视机是买的液晶平板的,钱都是他家小儿子出的。
那个后生仔在广东打了几年工而已,一副赚了很多钱的样子,其实哪里有我儿子本事大!
”……
就这样,原本10万元的建房预算,一下子水涨船高飙升到了20多万。
面对父亲这样那样的明示或暗示,我只得倾尽所有,先后掏出12万元,全部投入到建新房才算完事。
父亲的骄傲背后是我的无奈
给父亲建房的钱超过预期,这也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全面告急。
2014年1月21日,春节前一周,因为一再拖欠5000元房租,房东向我下了最后通牒:
不给钱就搬!
当时的我苦笑着摇头——一分钱压垮英雄汉,家乡的父亲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正在遭受这样的尴尬。
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看似旱涝保收且风光无限的“铁饭碗”,别人羡慕,但也只有“城内人”,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才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2009年,我从湖南省的一所一类院校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了乡镇基层,自己艰难打拼,随后走到了市委机关。
在而立之年时,我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了中央机关——也许这份成长值得我的父亲在邻居面前炫耀好久,但事实是,我目前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收入仅够糊口,没车没房没老婆,9人合租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
房东催租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我犹豫再三,只好跟朋友开口借来5000元。
揣着这笔“救济款”,走在灯火通明的长安街,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
光鲜亮丽的北京,我却始终无福享受。
偶尔我会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
而我,做着城里人,操着农村的心,动辄就是“不孝”,想抠门而不得,有难更是不能诉。
而此时,家乡的新房已经建好,不仅舒适,还相当体面,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都是“高配”的。
父亲说,他很高兴。
“帮个小忙”,其实尴尬
而替后妈的女儿找工作,则是年前父亲强行给我下达的任务。
我立马联系我这个“新妹妹”,要她拿一份详细的简历给我。
我想着,接下来或许能找熟识的朋友或同学试一试,替她搭搭桥。
拖了二十几天,我才收到她的简历。
她今年23岁,职高毕业。
对新工作的要求,不多,只有两点——挣得多,干得少。
收到简历的第二天,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问我找好没。
我无言以对。
回顾今年的春节长假,总是有完全陌生却无比热情的面孔凑到我的面前,而寒暄的话题,无外乎是儿子要进学校,侄子要找工作等等。
他们觉得,国家部委——多么不得了的地方,那解决他们的这些“小要求”,也应该只是一包烟、一杯酒那么轻松的事。
我只能苦笑,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难”字——其实潜意识里,我也不愿意丧失那一份让人愉悦的骄傲感。
所以,最终我也只是打着哈哈能推就推。
最让我吃惊的是,父亲竟然瞒着我,一口应承下替远房表叔找工作的事,还收了人家一个3000元的红包!
后来,我找到父亲晓之以理,他才将红包退回去。
但我仍然在后怕——顶着家庭最大希望的光环走出去,要承担额外的经济压力是一回事,但如何面对家乡人复杂的亲情追索、如何面对他们轻飘飘说出的一句“帮个小忙”,似乎我要学习和承受的都还很多。
吃上“国家粮”后,亲戚从此成“债主”
2013年年底,一大家子人围在我父亲床前,不停地抹眼泪。
我站在最里面,气若游丝的父亲盯着我,艰难地说:
“我和你妈有4万元存款,但这钱得给你妈养老和孙子读书用,所以我的安葬费由你来出。
交代完后事,父亲走了。
还没来得及宣泄心中的悲伤,“钱”的问题便不合时宜却迅速地被提了出来——在父亲咽气的这间房里,我和弟弟妹妹的争吵开始了。
“为什么又要我来出?
安葬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事情!
“你是吃‘皇粮’的,你不出谁出!
爸爸死前都交代清楚了,你要不出就是不孝!
激烈的争执,让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转而生出了愤怒。
我叫孙群娥,双峰县甘棠镇人。
虽然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其实这种遇事就理所当然由我来拿钱的情况,我实在遇到太多次了。
25年,始终为他人奔忙
我是家里的老大,再加上成绩一直不错,父母砸锅卖铁就把我一个人供上了大学。
毕业后,正好父亲退休,我便顶了父亲在汽车站的职,吃上了“国家粮”。
也许有人要说我幸运,因为我是兄妹几个里唯一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
再说得重点,我捧起的这个“铁饭碗”,背后都是我家人的付出——尽管很多时候,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
自从我上班开始,接济家里便成了我不可推却的“天职”。
可是,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便跟不上家里人水涨船高的需求。
2006年,家里建新房,我出了15000元;
2008年弟弟娶媳妇,在我这借走一万,只还了5000元;
2010年,妹妹的孩子在双峰县城读书,一直在我家吃住,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
2011年,父亲患了肝癌,在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我出了一半。
朋友间人情往来送的烟酒,父母看到就立刻惦记上:
“你家里的烟酒要是多得没地方放了,就带一些回来给你弟弟。
”但人家送的礼其实都是欠的人情债,到最后,我还得自掏腰包去还人情……这样的小账算不完,而更多的时候,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也成了我的分内事——比如父亲的安葬费。
而这一切的理由,就仅仅因为我吃“国家粮”。
我如同家人的自助银行,没钱就找我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弟弟妹妹问我要钱都是理直气壮,好像这是我欠他们的;
而且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钱来得轻松简单,而他们挣的辛苦钱花一分出去都得肉疼。
如果我不同意给,我妈就会站出来说情:
“现在就你条件好点,你应该帮他们一把。
再说,家里只把你一个孩子送出去了,你爸的工作也是由你接班的,弟妹心里肯定有想法。
你大度一点,就当这钱是给我和你爸了。
”从20岁参加工作到如今45岁,我一直在不停地给家里钱,而且数目越来越大。
到后来,连没什么来往的堂叔也来跟我借钱。
如果我不借给他,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一直记恨——农村自有一套令人头大的人情逻辑,而且几乎让人没有说不的机会。
既被“啃老”又被“老啃”,长辈仍说我“太自私”
其实,作为大姐,如果弟妹真的生活困难,那我多为家庭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
如果可以因此而让父母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我也是乐意的——但现实情况却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这些年,妹妹和妹夫一直在广州做批发生意,攒了不少钱,2011年还购置了小轿车;
弟弟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一年下来也有六七万。
再看看我自己,2008年汽车站改制,我被迫购买了一部分股份才得以保住工作,现在工资加补贴每个月也就3000元。
这么一算,我反倒比他们赚得少。
2009年,我和丈夫计划在县城买套新房,钱不够,我们两个找朋友和同事借了不少。
借钱买房,这事说给家人听他们都会不信,但即便他们信,我也不会说——其实,“大学生”的身份曾经让我自豪了很久,加上我丈夫还是双峰县城某单位的领导,每次回老家,邻居都会来一句“工人干部又回来探亲了”,我的确很受用。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要我坦白买房的钱都拿不出,“工人干部”赚得还没打工的人多,我还真说不出口。
虽然不少时候,因为这份虚荣我都在打肿脸充胖子,但这次,父亲的安葬费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妥协——我的孩子快要结婚了,我得多存点钱替他在长沙买套房子;
我的公公婆婆也一直由我们夫妻两赡养,老公那边的兄妹也都还得照顾点。
这样的压力下还要我一下子拿出4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
只是,亲戚们不会理解我的难处。
大吵一架后,我还是出了近3万元的安葬费。
尽管如此,因为没能对父亲的丧事做到“大包大揽”,村里的长辈还是给了我一个“太自私”的评价。
有时候会觉得灰心,既被“啃老”又被“老啃”,一年到头都为别人而忙,最后还要落得个挨骂的下场,其中苦楚,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还不清的“亲情债”
过完年没几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写论文,想着今年能够顺利毕业,找个好工作尽快挣钱。
回校后没多久,爸妈的电话便追来了:
“你弟弟他想换个好一点的工作,需要打点关系。
你和你老婆商量一下,拿点钱出来给你弟弟应应急……”电话那头的吩咐直接而自然,而我却在他们挂掉电话后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我叫刘伟(化名),麻阳县兰里村的街坊邻居都喊我“伟哥”。
并不是我年纪大,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博士生。
这个身份给父母带来了荣耀,给为我而辍学的弟弟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和妻子带来了苦涩——如今,尽管我仍身在象牙塔,债务却在亲情与报恩的裹挟下呼啸而来。
亏欠弟弟,穷学生背上亲情债
我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亩三分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经济来源。
为了供我读书,我唯一的弟弟刘业(化名)辍了学。
2011年6月,我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
这个消息在麻阳县城传开了,一家人都非常高兴——除了弟弟。
我的成功,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灰暗,他对我也愈发冷漠。
母亲对此非常无奈,她常跟我说:
“自从你考上博士后,你弟就像变了一个人。
好不容易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又不肯好好干,整天游手好闲。
如今你出息了,可得多帮帮你弟弟。
弟弟的付出我看在眼里,除了觉得亏欠于他,我更多的是感激。
在学校时,我有事没事就给他打电话拉家常,跟他讲讲外面的世界;
我也会邮寄一些读书笔记给他,想让他多学点知识。
直到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寄了两本读书笔记后,却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哥,我缺钱。
仿佛终于将要钱的话说出来后,那些一直被自尊心所隐匿起来的东西便找到了出口——从那以后,我曾依恋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无底洞”:
两年间,置办家具3000元,父母生病4000元,弟弟买电脑2000元、买手机1000元,村里的人情往来等等——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将近2万元。
2万元,说多不多,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每个月能拿到学校的生活补贴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