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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巴西利用自己独天得厚的资源优势主要在生物能源领域展开突破。
第三，应对共同挑战。
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对于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安全，第二是环境与气候变化。
而且这两大驱动力也是全球共同应对挑战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和合作是必然的。
既有竞争一面，各个国家试图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另外必须走合作道路，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应对全球面对的挑战
（二）技术特点：
可重构制造系统的大规模定制生产
这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新材料复合化、纳米化，二是生产制造快速成型，三是生产系统数字化、智能化。
得益于关键技术的突破，本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也出现相应的重大转变，既突破福特模式下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定制，生产企业在差异化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求着有效平衡。
1.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
现有大规模生产方式追求的是生产成本的最低化，通过细化的劳动分工和规范化的作业流程，生产大量标准化产品，以获取规模效益，这一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
区别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定制的基本思路是，在生产过程中强化产品内部结构的标准化，增加顾客可感知的外部结构的多样性。
基于模块化和标准化的方法，将不同系列产品所涉及的零部件进行统一，使原有大规模制造中基于成品的批量生产转化为基于零部件的批量生产，辅之以多样化的外部构造，实现以低成本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
2.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制造系统。
传统的刚性制造系统由专用自动化生产设备组成，系统设计在运行后配置固定，因而适应的是单一产品的生产。
柔性制造系统适合于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整个系统投资巨大，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由于不同设备厂商控制软件间的不兼容，系统的集成和操作也存在困难。
本次工业革命中，以可重构制造系统为代表的新型制造系统将适应大规模定制生产，这类制造系统以重排、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组态或子系统的方式，实现快速调试以及制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以及突出的生产能力。
目前大众公司的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MQB）就有类似构想，该平台将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实现标准化，令它们可以在不同品牌、级别的车型中实现共享，从而极大降低车型开发费用、周期以及生产环节的制造成本。
3.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
前两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都是基于工厂范围的集中型生产方式，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更是将此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涌现了众多规模庞大的生产企业及厂房。
本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成功虚拟化而转化为信息流，故此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
借助丰富的产品设计程序和模板，搭配社区网络媒体的扩散效应以及用户之间的互动机制，创新者转变为制造者的成本迅速降低。
（三）产业组织网络化和产业集群虚拟化
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变迁而发生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转向纵向一体化的工厂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许多大型企业集团，并因规模经济形成了产业垄断。
本次工业革命中，为适应全新生产方式，无论是产业内部还是产业之间，都呈现出组织方式的新趋势。
1．产业组织网络化。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市场中，企业间以网络方式跨越边界与环境的的紧密联系，已成为最经常、最普遍的现象。
一方面，企业将原来在企业内部的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离出去，或者说从价值链体系的某些阶段撤离出来，转而依靠外部供应商来供应所需的产品、支持服务或者职能活动，形成纵向分离。
另一方面，原有的竞争对手，或者不同产业的企业，都因为技术、产品或业务的横向联系，形成了新型竞争协同的网络关系。
企业外部边界模糊，使得组织与外部市场联系在一起，把整个组织的触角伸到了市场的各个角落。
与网络化相对应的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结构层次精简，淡化组织中的等级制度，使结构富有弹性，从而有利于信息的传递。
2．产业边界模糊化。
如今，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首先，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在线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各类协作服务，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成本降到最低。
在销售过程中，可以借助网络使最新产品在短时间内行销全球。
更为重要的是，今后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中服务价值的比重将超过实体价值的比重，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还提供与该产品配套的包括信息系统、配套软件、操作程序以及维护服务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服务系统。
与此同时，数字化发展也带来了原有服务业部门的重构，比如许多服务产品原本难以储存、生产和消费而需要同时进行，或者生产者与消费者需要实体接触等，都会因为信息技术而有所突破，服务业产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可以说，今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分工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两者之间的组织边界也因此渐趋模糊。
3．产业集群虚拟化。
基于特定地理范围的产业集群是重要的产业组织模式，极大影响着产业的空间布局及竞争优势。
而今后借助于发达的信息、通信手段以及网络平台，产业集群的集聚范围、内容和形式会快速变化，传统的地理集群的空间局限正被逐渐突破，并形成网络意义上的集聚，即产业集群发展的虚拟化。
利用网络经济所创造的先进信息技术支撑系统，各类产品服务在虚拟环境下得以实现。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整合各种资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灵活度。
这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内部组织形式，众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户会借由虚拟产业集群突破资源困境，能够以低制造成本快速推出新产品而获得成长。
（四）人类进入自工业化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悄悄到来，在信息技术、新材料层技术变革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将进入自工业化时代。
第一次机械化，第二次电器化，第三次数字化，但更重要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自工业化的时代。
实际上农业社会时期，主要是手工业，那时候生产的文化属性是自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样的自生产被抛弃掉。
第三次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回归到自生产的文化属性。
自工业化时代到来将会替换原有的价值创造链条。
例如电子商务很流行，利用这样的平台，加上有3D打印新技术的出现，若某人要生产某一个产品，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通过网络平台自己或请人进行设计。
设计完以后，委托3D制造商打印出来，最后由快递发送给总体策划人，组装起来成为一个产品。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在网络上进行的工业链组织，以及设计创意整体打包卖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把新产品做出来，这就是自工业化的时代。
（五）企业组织架构的变化
随着分散型企业组织架构的崛起，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逐步被边缘化，让位于社会化、扁平化的社会模式，这是未来社会经济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新型的通信和新的能源机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
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央企业，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并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同时看到专业型、各种中小企业、区县组织更具创造性，大的国有企业和大的跨国公司与广大中小企业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特点。
企业从简单商业模式向复合商业模式转变，从“市场发现型战略”向“创新型战略”转变，即从“柯兹纳型企业”向“熊彼特型企业”转型。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
（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巨变”，当前脱胎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可能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新国际分工可能更有助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竞争力。
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
其一，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不能在未来“大规模定制”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将失去生产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
其二，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
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而且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导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产业体系将被进一步固化。
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二三产业关系。
其一，从二、三产业关系来看，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
其二，从就业结构上讲，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
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
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
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
其一，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
其二，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
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
其三，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生产关系、从而分配方式的革新。
其一，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
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
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
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不仅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
其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
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
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
综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收益分配机制等环节全方位地促进发达国家从中获利。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但是在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旧疾”也有进一步恶化之虞。
（二）
第一，如果说数字化制造是这一轮革命的突出特点，那么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将会出现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来替代劳动。
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进入金融危机之后，希望寻求出路，进而提出制造业复兴和再工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他们实现再工业化最大的困难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提供更高的技术去改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劣势，否则他们的想法就成为空话。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美国在寻找新的出路，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来弥补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件事现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3D打印机的出现。
当然，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都不重要，一些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还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在许多行业，体现个性化服务会变得更加重要。
这种个性化服务带来一个新问题，对市场快速反应将影响到制造设施的空间布局。
工厂放在市场附近，对市场需求能做出快速及时反应的地方成为重要因素，而不是放在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距离市场比较远的地方。
这将大大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市场因素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
能否把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快速反应到产品的设计当中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
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第三次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大的话，那么对我国的挑战尤为明显。
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走中国当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即吸引全球制造业到某一个国家的机会已经不多。
第三，规模经济重要性降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像上一次工业革命那样，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
比如，从能源生产和利用角度来讲，不再由一个或者几家大的能源集团集中提供能源，能源都是分散的，每一个人既是能源的消费者又是能源的提供者。
虽然有些产品仍然需要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还是主要竞争力所在，但是越来越多的柔性制造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个性化服务显得更加重要。
多样化、灵活性，对于企业而言是新的发展方向。
第四，决策分散化。
对我国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个性化、快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这必将导致决策是分散性的。
总的来说，这轮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出来。
这种影响在未来的五年会逐步显现出来。
现在讲革命已经产生了变化为时过早。
（三）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生产方式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和分散式就地生产，这种转变可以将曾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这一观点被一些境外媒体炒作成“中国的崛起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等言论，引发了争议和讨论。
我们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1、在我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
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
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30%，未来几年我国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缩小，2015年我国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将是美国的45%，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国的既有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地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
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我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
此外，发达国家与我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2、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我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
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
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
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
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
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
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我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我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
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3、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
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中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策略
国务院参事汤敏认为，为了更好地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被其所终结，我们应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抓教育。
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
而当前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
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具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
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
他认为，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
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
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在我国还远未成气候。
鼓励更多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
在新工业革命到来时，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
在工业革命中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
有死才有生。
政府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人为阻碍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
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
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
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不转型，企业难转型。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些技术的突破，而是一个新的复杂系统的诞生，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平台构建的问题。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主动应对，还要力争主导，目前要做的主要有三件事：
第一是推进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要大力发展机器人技术，加速智能化制造技术的发展。
第二是推进新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材料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材料的革命才是真正带来完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
今天所有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都和材料技术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新材料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实际上新材料包括原有材料的新的制造方法，比如我们过去加工塑料，需要制作模具，在3D打印的情况下就不一定需要模具了，过渡方式可能是用3D打印的工艺，来制造一种快速成型的模具，使用完后把模具重熔循环再利用。
当然最好是不需要模具，直接对塑料进行改性，变成一种新形态的塑料，按照给出的三维数学模型用3D打印出来，再通过简单的加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零件或者产品。
第三是着手准备适应自工业化和再制造化的相应商业模式和法律法规。
总之，在农业时代，人们进行的是农业、手工业，其生产的方式是自生产。
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生产，要么被工业化的流程绑架了，不得不进入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中，使人们的个性受尽了同一性、标准化的煎熬；
要么很多人被抛弃在生产之外，虽然人们都在使用工业产品，但很多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几乎没有任何个性的痕迹。
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又可以回到自生产，这是基于云计算、3D打印、新的材料技术等诸多新技术的发展才获得的个性解放。
而且在这样的新时代里，现有的商业模式、企业组织和价值观都将成为必然灭绝的“恐龙”。
因此，我们必须把握住当前螺旋式上升的关键历史时期，展开双臂，激情拥抱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努力实现“弯道超越”。
虽然目前我们仍然对“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持谨慎态度，但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装备逐步趋于成熟，专业人才的储备不断增加，又让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并非子虚乌有。
为此，我国必须尽早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项准备。
而有效的政策部署必须围绕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题的制造业“数字化”和“大规模定制”展开。
第一，突破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技术准备。
快速成型技术（典型的如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是促使制造业从自动化走向数字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各国争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主战场。
目前我国在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环节已建立起一定基础，但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产业化步伐严重滞后。
以3D打印机为例，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在从事3D打印机技术的开发，但是在打印设备、材料种类、产品性能、投入产出效率等方面仍然落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同类技术，而且产业化步伐滞后更为严重。
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3D打印服务提供商中，仅有个别企业拥有自主打印设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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