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Amnbu《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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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后继续保持了7%－8%的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又迎来了新的增长阶段，2003年GDP增长率为9.1%，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9.7%。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仍可望实现持续的、稳定的快速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世界工厂”的话题为契机，“中国威胁论”取代中国崩溃论，成了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新热门话题。

由此。

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说明当前人民币不升值，但以日本为首，美欧各国都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

虽然说世界总在发生变化，但回首最近五、六年的变化，确实令人感慨万分！

现在是变动汇率制的时代，固定汇率制已成为历史。

展望未来，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不断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人民币汇率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变化有升值和贬值两个方向，伴随持续的稳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的一定是升值而不是贬值。

日本和其他在经济方面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一国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其货币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了升值阶段。

经过20多年来持续的稳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和GDP已分别跃升为世界第四、第五位，这一地位今后还必将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迅速赶超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乃是必然的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换言之，无论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和冲击，还是给中国经济带来正面影响和好处，也不论国内外各方喜欢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喜欢人民币升值，人民币都必将升值，这个趋势谁也改变不了。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国货币汇率变动对该国经济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就中国而言，1994年前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1995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的稳定和实际升值，也同样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和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而快速增长的积极因素。

1.1994年前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影响

1978－1994年，人民币从1美元=1.5550元大幅度贬值为1美元=8.6178元。

由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1980－1994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虽然由752元增加到4283元，增加了5.7倍，但按美元计算由502美元减少为497美元，按日元计算由114205日元减少为49609日元，分别减少了1%和56.4%。

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一直保持非常低的工资水平，因此加强了出口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出口扩大。

其中，在人民币一举贬值近50%的1994年，出口增加了31.9%。

与此同时，按外汇计算明显下降的低工资，给以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投资环境，有力推动了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大。

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是牵引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出口和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就对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尽管如此，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在促进出口和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酿成了一些经济、社会矛盾，给将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即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增大了外债风险，恶化了贸易条件，增强了企业对人民币贬值的依赖，增强了国内外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未来的不信任，其负面影响乃是非常明显的。

对此，笔者在前述《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政策选择》一文中已做过详尽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2.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

人民币1995年小幅度升值为1美元＝8.3510元，1997年又小幅度升值为1美元＝8.2898元、其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2004年９月１５日为1美元＝8.2768元。

1998年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东盟各国和韩国的货币贬值以及日元贬值，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却升值了20%－30%。

那么，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的确，由于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出口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998年出口只增加0.5%，1999年也只增加6.1%。

其中，对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出口1998年分别减少39.6%、31.2%、23.5%、16.8%和16.0%。

对华直接投资也一样陷入了连年衰退的局面，实际投资额1998年只增加0.5%，1999年又减少11.3%，2000年也只增加0.1%。

为此，一些人把出口困难和对华直接投资减少视为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现在仍继续批评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例如，李建伟、余明在《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中写到：

“结果表明：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未贬值或名义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冲击，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然而，根据中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实际经验，上述期间出口和对华直接投资的低沉，与其说是人民币实际升值的结果，莫如说是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美国IT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

即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美国IT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下，中国和东亚各国都出现了内需不足、进口减少或增长缓慢的状态。

以日本为例，与1996年相比，其1997、19981999年的进口分别减少了3.0%、19.7%和10.8%。

在日本进口连续3年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减速、增加困难乃是不可避免的。

2000年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跃进和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标志着中国不仅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还顺利地克服了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困难。

2002、2003年，中国出口分别增加了22.3%和34.6%，其中2003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1994年的31.9%，创198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今年1-8月，出口增长率又达到了35.8%。

对华直接投资也结束了4年低沉徘徊的局面，2001、2002年分别增加了15.1%和12.1%。

2003年，虽然受到了非典的影响，当年世界直接投资又大幅度下滑，但对华直接投资仍超过了上年的规模。

当年，中国还首次超过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对内直接投资大国。

今年1－8月，实际投资额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8%。

由此看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障碍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虽然打击了出口产业或优势产业，但却给非出口产业特别是国家应该保护和发展的劣势产业的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以1997年为转机，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自律性逆转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8－1990年，重工业占工业生产的比重由56.9%下降到50.9%，而轻工业则由43.1%上升为49.1%。

90年代后，多年来持续下降的重工业比重迅速提高，2003年为64.7%，比1990年提高了13.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1年就提高了3.4个百分点。

这样，重工业的比重不仅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而且还接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代的1960年的66.6%，从今年上半年的发展情况看，重工业比重将重新改写新的历史记录。

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汽车工业、IT产业与房地产业一起，成为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

从2003年主要工业产品生产量的增长情况看，增长速度最快的大都是重工业和IT产业的产品。

具体增长情况是传真机151.1%，微型电子计算机119.8%，冶金设备103.4%，发电设备74.5%，房间空调59.3%，集成电路54.0%，移动电话50.1%，汽车36.9%〔其中轿车85.0%〕，防大气污染设备36.6%，车床34.6%，光通信设备34.1%，化工设备33.3%，程控交换机25.9%，工业用锅炉25.8%，钢材25.3%，铝25.3%，铜25.1%。

相比之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产品的增长情况是针织品19.9%，化纤17.6%，布16.2%，纱15.8%。

重工业比重自律性提高特别是汽车工业和IT产业的跃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划时代事件，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已经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重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和IT产业跃进虽然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但无论从其发展所必须的技术、设备引进和人才培养方面看，还是从其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方面看，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都是不可忽视的有利因素。

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不仅实实在在地支持了重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和IT产业的跃进，而且还大大缓和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所酿成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

以根治通货膨胀为例，在人民币结束大幅度贬值的历史以后，伴随人民币的小幅度升值，90年代前期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从1996年就开始收缩，1996、1997年消费者物价上升率分别下降为8.3%和2.8%，大大低于1994年的24.1%。

1998年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后，当年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物价下跌，消费者物价下降率为0.8%，1999年又下降了1.4%。

其后，物价基本保持稳定，2000、2001、2002年消费者物价上升率分别为0.4%、0.7%、－0.8%，2003年才提高到了1.2%。

通货膨胀收缩及其后通货紧缩的出现，虽说是因经济减速、工资性收入减少或内需不足造成的，但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

通货膨胀作为中国经济的痼疾，曾长期困扰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消除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宿愿。

所以，当时中国经济软着陆就是如何收缩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对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给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民增收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是无需回避的事实。

然而，这一期间的通货紧缩并不能说是严重的。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伴随通货紧缩的是通货膨胀的彻底消除，就给国民经济特别是人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1994年前每次长工资后都出现相应的物价上涨，而1998年后则是只长工资不长物价。

从统计数据看，1985－1995年，全国职工的货币工资水平增长4.79倍，城市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提高3.20倍。

结果，除短缺经济结束、各种商品供给日渐丰富外，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宽裕感。

相比之下，1997－2003年，全国职工的货币工资水平虽然只提高了1倍多一点，但城市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由此，人民生活迅速改善。

以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例，1985－1995年由53.3%下降为50.1%，只下降了3.2个百分点；

1995－2003年由50.1%下降为37.1%，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意味着人民真正开始享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人们把每年增加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多地用于购买手机、计算机、住房和小汽车，有力催促了新三架马车的迅速奔跑。

单纯强调出口和GDP减速，国内外许多人说不定都认为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是中国经济表现欠佳的时期。

然而，如果从人民生活真正开始得到实质性改善和提高方面看，笔者却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实惠。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从改革当初就提出“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看，经济成长的质量应该比速度更为重要。

小康社会最初的目标是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

然而，由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因此，尽管1995年前中国实现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人均GDP却一直止步不前，直到人民币转为小幅度升值和稳定后才逐年提高。

结果，2000年人均GDP为864美元，并没有达到当初提出的目标。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GDP增速堪称世界第一，但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

1980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39，日本的1/30，而1995年则下降为美国的1/48和日本的1/64，2000年也只分别相当于其1/40和1/43。

2003年，当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时，大家都欢欣鼓舞，把它称之为当年中国经济最有意义的三大象征性事件之一。

然而，当时却很少有人感慨过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的功劳。

另外，如果从外债风险减轻、，贸易条件改善、企业对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的适应能力提高、国内外看好人民币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中，有很多是统计数字反映不出来、数量模型计算不了的。

以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未来的信任为例，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减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难、下岗职工和不良债权增加，经济秩序混乱、腐败蔓延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国外流行“中国崩溃论”的同时，国内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未来失望的人也不在少数，资本外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不仅是外资企业，就连国内企业家、高收入阶层以及一些贪官污吏，他们手中的钱既不用人民币存款，也不在国内银行存款，而是千方百计地用外汇存款、到外国银行存款。

对此，尽管政府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但资本外逃仍屡禁不止，其规模达到了数百亿美元之巨。

关于资本外逃的原因，虽说是由于个人财产保护政策尚不完善造成的，但在人民币有可能进一步贬值的气氛下，人们对人民币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信任，乃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现在发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从反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由于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除香港和澳门外，人民币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朝鲜、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实际流通日渐扩大，日本和韩国的国际机场近年来也开始了人民币兑换业务。

以此为背景，在人民币长期升值的期待下，从2003年起开始出现了投机性的资本流入，其规模也达到了数百亿美元之巨，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投机性资本的流入虽然是扰乱中国经济的不利因素，但国内外对人民币乃至中国经济的不信任却和“中国崩溃论”一样，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总之，1995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稳定和实际升值利大于弊，它不仅是中国经济摆脱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的重要因素，而且对继续保持持续的、稳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乃是明智之举，绝非是错误和失策的决策。

三、人民币长期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保持发达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长。

以此为基础，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日元开始升值起到90年代初，日元升值了2倍以上，由1971年的1美元＝360日元升值到1984年的1美元＝252日元，1991年又升值为1美元＝125日元。

日元升值特别是1985年后日元急剧升值虽然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并导致了GDP减速，但日本却得以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迅速缩小了。

这种情况在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变化。

今后，中国也将会走与日本一样的道路。

根据各方面的分析和判断，笔者认为2020年前人民币很可能升值1倍，即升值为1美元＝4元左右。

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和人民币升值相辅相成，中国将加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迅速缩小。

然而，鉴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严重打击，许多人都担心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例如，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出口和外商投资减少、失业增加、通货紧缩加剧和投机性资本流入等问题，并最终导致GDP增速下滑。

根据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上述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根据国内外各种计量模型的研究，都得出了人民币升值通过打击出口导致GDP减速的共同结论。

例如，根据李建伟、余明的研究，2003年如果人民币分别升值5%、10%、15%，则当年出口将分别减少9.21%、18.04%和25.91%，工业增加值将分别减少0.93%、1.76%和2.61%，GDP增速将分别减少0.19%、0.36%0.56%。

根据日本瑞穗银行综合研究所的研究，2003年如果人民币升值5%、10%、20%、30%，则中国出口将分别减少10亿美元、30亿美元、5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减少率分别为0.3%、0.6%、1.2%和1.8%，GDP将分别下降0.5%、1.0%、2.0%和3.0%。

2.2020年前人民币升值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元升值的背景区别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虽然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2020年前人民币升值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元升值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必过分担忧。

2020年前人民币升值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元升值的背景的主要区别如下：

〔1〕工资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差距。

因日元急剧升值，日本的工资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在90年代初期已经赶上或超过了美欧各国，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由此，日本失去了60年代前的低工资优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削弱了。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工资和人均国民收入仍处于很低的水平，2002年制造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1001元，按日元换算只为日本制造业1/30左右。

按目前的工资提高率，2020年虽然有可能提高到4万元左右，但仍不会超过日本的1/8；

届时即使人民币升值1倍，也只能达到日本的1/4。

人均GDP也一样，现在只为日本的1/40，2020年也只能提高到日本的1/10；

届时即使人民币升值1倍，也只能达到日本的1/5。

〔2〕物价水平的差距。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的物价水平在90年代初已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其中服务业价格更为昂贵。

由此，日本的产业和企业就彻底失去了价格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相比之下，以低工资为基础，中国的物价水平特别是服务业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

按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开发报告》的统计，中国物价水平约为美国的21%；

若与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物价水平更低。

因此，如果以美国的物价水平为基准，则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应该为1美元＝1.74元。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币现行汇率低于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虽然并不奇怪，但从物价水平的国际比较看，人民币确实是被低估而不是高估了，升值是在所难免的。

尽管如此，但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达到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2020年前中国的物价水平仍将比美国和日本低一半以上。

〔3〕就业结构的差距。

1985年，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已经由1950年的48.5%下降到9.3%，1990年又下降为7.1%。

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虽然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了50%，仍只相当于日本50多年前的水平。

以此为背景，从80年代初到2002年，中国制造业职工货币工资水平虽然提高了10倍以上，但外资企业生产线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2－3倍。

根据以往25年的经验，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降低到日本1990年的水平大约需要40年以上的时间。

这样，至少在今后20－30年内，中国仍将继续处于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仍有长期保持低工资的有利因素。

〔4〕贸易结构的差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日取代美国，成了世界工厂。

当时，以汽车、电气机器和半导体的大量出口为中心，日本在传统工业的支柱产业和代表未来的尖端产业方面与美欧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日元急剧升值，严重削弱了以汽车工业为首的出口产业的竞争力，日本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虽然也被称之为“世界工厂”，但这不过是中国迅速成为跨国公司世界性生产基地的同义语，从产业技术水平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方面看，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路途遥远。

从统计数字看，2003年中国机械机器和IT产品的出口额虽然已超过了出口总额的70%以上，但大宗的出口商品仍然是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机械机器和IT产品也大都是以加工组装为主的现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进口方面，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件、钢材、塑料等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由此可见，中国仍未彻底改变与发达国家垂直贸易的国际分工格局，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仍然是互补的关系，这种局面在今后20－30年内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这样，中国虽然和东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中国家的出口中会加剧竞争，但与日美欧发达国家间却不会产生像日美、日欧贸易摩擦那样的激烈的贸易摩擦。

〔5〕贸易形态的差异。

日本资源、能源贫乏，为发展经济也走加工贸易立国的道路。

然而，日本最主要的进口商品始终是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则是汽车、半导体等高附加价值产品。

这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出口低附加价值产品的加工贸易相比，是不同档次的加工贸易。

不仅如此，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也大大高于日本。

2003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分别占出口的55.2%，进口的39.5%。

由于加工贸易的比重高，因此中国出口中就包含很多从国外特别是从日本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再出口。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中国出口总额已接近了日本的规模，但GDP却仍只相当于日本的1/4。

〔6〕贸易主体的差异。

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间，虽然大量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却没有引进多少外国直接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则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并借以推动了高速经济增长。

由此，外资企业逐渐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进出口中都已占半壁江山。

2003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占出口的54.8%，进口的56.2%。

由此可见，在人民币升值中受到更多影响的将是外资企业，这与日元升值主要打击日本国内企业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市场等方面都有足以克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能力；

即使真的克服不了，那么由于跨国公司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也会得到外部力量的遏制。

〔7〕汇率决定机制的差异。

自1973年国际外汇市场由固定汇率制转向变动汇率制以来，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日元汇率就一直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

然而，市场也有失败，与竞争性的商品市场相比，投机性的外汇市场失败更多。

从实际情况看也是这样，自变动汇率制以来，日元汇率从未达到过日本政府期待的水平。

特别是1985年广场饭店会议后，尽管日本政府一直采取遏制日元升值的政策，日本银行也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干预，但由于疯狂的外汇投机，却未能避免日元急剧升值的局面。

1985年已经升值20%的日元，1986和1987年又分别升值了20%和23.7%。

1988年日元升值的压力虽然有所缓和，1999年还一度出现了日元贬值的局面，但90年代初又再次出现了日元升值的局面，1994年升值为1美元＝99.83日元，与1984年1美元＝251.58日元相比，升值了1.5倍左右。

相比之下，中国经过25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基本上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