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跨越设想问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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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0
作者简介：
王瑞聚（1948-），男，山东莒南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文明、宏观历史比较等问题研究。
一、引言
如何评价苏东剧变，在我们国家，“悲剧”之说、“教训”之说、“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之说等等，不一而足，而最基本的调子就是全盘否定。
但笔者认为，只有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和角度来加以认识，才能对之做出正确判断。
那么，历史发展的规律又如何？
笔者曾经总结，人类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规律，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从简单商品经济向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发展。
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传统观点认为，商品经济有三种类型，即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简单商品经济又叫小商品经济或小商品生产，是指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为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而生产商品和经营商品买卖的经济形式。
其特点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劳动者个人私有制；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是直接结合；
劳动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既是生产者又是私有者；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生产规模狭小，设备简陋；
无组织无计划地自由生产；
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取得自己需要的产品；
交换范围狭隘；
调节方式是市场调节，受价值规律支配；
经营分散，排斥外部协作和内部分工；
为交换而生产，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立；
经济地位不稳固；
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这里不予概述。
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
其特点是：
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联为一体，交换范围空前扩大；
纯粹为交换、为利润而生产；
不存在无偿调拨和超经济强制（权力强制和权力干预）；
一切以市场为杠杆，服从价值规律；
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垄断不占统治地位；
劳动力成为商品，知识成为经济，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商品化了，都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
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阶段也就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阶段，一切以市场为杠杆，服从价值规律。
对于这个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阶段，称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都仅仅是个名称问题，实质内容不会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不经过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经济阶段的前提下，是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
现在世界上有几十个发达国家，无不经历了这一发展阶段。
或者说，凡是经历了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实现了现代化，成了发达国家。
但这一阶段在19世纪以来的俄国、特别是在有着古老历史的东方国家，能否跨越，即“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在思想界、理论界却长期争论不休。
本文则重点讨论“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设想问题。
二、跨越设想不是马克思的首创
“卡夫丁峡谷”及其跨越设想问题说来话长。
卡夫丁峡谷（又译考狄昂峡谷）在意大利南部山区。
公元前4世纪（前321年），古罗马共和国在扩张过程中对南部山区的萨莫奈人作战遭到了失败，在卡夫丁峡谷中举行了“轭门下通过”的投降仪式。
即把两支长矛插在地上，另一支长矛横绑在上面，组成一个轭门，然后让战俘一个个像钻狗洞儿一样，从轭门下通过。
这是一种非常屈辱的仪式，如同中国的“韩信受胯下之辱”以及“晏子使楚”故事中楚国人让他从“狗门入”一样。
这也是傲慢的罗马人常用来羞辱别人的办法，而现在萨莫奈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罗马人认为遭受了这种屈辱要比死亡更加坏些，当消息传到罗马，罗马城里笼罩着一片悲哀。
两名统率军队的执政官，权力也被剥夺了。
到了近代，具体说，马克思晚年，即1881年（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去世），在给俄国革命党人查苏里奇（1851－1919）回信，回答她（他）们提出的俄国革命发展前途问题时，使用了“卡夫丁峡谷”这个典故，用来比喻在他看来只会给劳动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查苏里奇何许人也？
她是一位有名的俄国革命党人，是一位女同志，是民粹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她在流亡国外期间，于1881年2月16日以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写信给马克思，请他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谈谈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
但是，在像俄国这样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能不能跨越（亦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建成社会主义，马克思考虑再三最终没有拿定主意。
确切地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马克思仅仅是运用了古罗马的历史知识，用“卡夫丁峡谷”这个典故，对俄国革命党人——包括民粹派及其精神领袖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提出来的甚至一直在讨论（争论）的关于俄国未来发展前途的学说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亦即不同于欧洲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加以形象地概括和比喻并予以研究罢了。
民粹派的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在肯定俄国村社制度具有某种优越性（如村社的公有制原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
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西欧的无产者比起来更接近社会主义，等等）的前提下，认为俄国毋须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而建立起社会主义，亦即高度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赫尔岑（1812－1870）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
1884年，普列汉诺夫为了“更彻底、更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写下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
书中指出：
“俄国是‘必须’还是‘毋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学校’呢？
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之正确提出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所以俄国的革命者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是不足为奇的。
直到最近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对这问题作坚决否定的回答。
我也十分重视这一普遍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俄国革命党人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给查苏里奇复信（1881年）前后的这一时期，绝大部分俄国革命党人都是主张俄国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的。
在我们国家，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倾向，即孤立地看待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及有关文章，认为跨越思想是马克思横空出世率先提出来的，是独立的创新的理论，是天才的甚至“是极为天才的”理论假设。
这种说法纯粹是盲目迷信（迷信导师、迷信伟人）和盲目吹捧的结果，是不了解底细情况下的溢美之词，不符合历史实际。
此前的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当时在俄国革命党人中就已经有人在努力“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曾经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
“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认为通过对旧的农村公社进行改造，俄国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相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
马克思也“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明确地表示：
“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
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
四年之后，即1881年，马克思在回复俄国革命党人查苏里奇来信的草稿中，将这一思想形象地亦即运用古罗马的历史典故表述为“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这种观点通常被简称为“跨越论”或“跨越说”，亦被有些学者称为“马克思的‘晚年设想’”。
但毋庸置疑，这不是马克思的“专利”，这顶“桂冠”戴不到马克思的头上。
“跨越论”的创始人是俄国的民粹派，是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俄国革命党人。
三、跨越设想是马克思尚未成熟的理论
为了回复查苏里奇的来信，马克思从1881年2月底到3月初，先后拟了三个草稿（实际拟了四个草稿。
因第四份草稿与正式复信相比，除了没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相关内容外，其它则与复信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加之旧版马恩全集第19卷只收录了前三份草稿和正式复信，——所以往往被人们忽略不及。
本文亦暂从“三草稿”说）。
《初稿》、《二稿》、《三稿》译成中文大约接近一万四五千字，可见马克思是费了脑筋的。
也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
“要认真弄清您（即查苏里奇）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深入钻研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
”但最终马克思3月8日的正式复信即复信定稿却“寥寥几行”就打发了，并且还郑重地对查苏里奇说：
“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
”
复信不仅异乎寻常的简短（与前三稿相比），而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趋势问题，回答得也非常含糊。
马克思《给维·
查苏里奇的信》全部内容如下：
（着重号为马克思所加）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
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
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
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
”（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
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
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
马克思
马克思的复信，虽然肯定了“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可以勉强解释为马克思主张“跨越说”，即俄国可以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把“支点”理解成“社会主义的萌芽”，——但完全撇开了前三稿中关于“跨越”思想的明确表述，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在“适合于发表”还是“不适合于发表”之间采取了异常审慎的态度。
马克思最终没有对“跨越”方案作旗帜鲜明的表态，即使有“新生支点”之说，还加了限定条件，非常小心谨慎。
可以设想，如果我是俄国革命党人，在收到马克思的这封回信之后，肯定会有不得要领之感，甚至大失所望。
总之，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只是在复信的草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而在最后的正式复信亦即定稿中则回避了。
据此判断，“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个尚未成熟的理论，是对俄国革命党人的观点的认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研究，但最终没有旗帜鲜明地发表出来。
也就是说，最终还没有拿定主意，仍处在深思熟虑阶段，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
马克思自己就说，他只是考察“它的可能的发展”。
“它”，即俄国的农村公社。
关于俄国的农村公社，马克思指出：
“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
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团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
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这段引文，我把它称之为关于跨越问题的“最顺人心意的概述”，见马克思复信草稿《三稿》。
而这种思想，在《初稿》和《二稿》中都已阐述过。
特别是《初稿》，多次提到“有可能不通过……”、“可以不通过……”，并且两次提到“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可见这种通过“革命”实现“跨越”的设想，在前三稿中是明确而又坚定的。
可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第四稿中，亦即最后的复信定稿中，却又回避了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二元”论者，即从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即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出发，他不是单一地认定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跨越”），而是认为两种可能性并存，关键是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
这从复信《初稿》中的一段文字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
（指通过私有化过渡到资本主义，即走西欧的路子。
——引者）绝对不是的。
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
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复信第三稿中仍然有：
“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
（“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绝对不是的。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的两种情况之一：
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虽然从总的倾向及有关文献资料来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问题，马克思是倾向于主张“跨越说”的，——这可以从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得到印证，——但不能不承认，马克思费了那么大的劲，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加以研究，先后起草了三遍稿子，而第三稿中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发展”，即那段被我称之为“最顺人心意的概述”，就非常之好，可为什么马克思却弃而不用，而用另外的寥寥数语就打发了呢？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即前述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虽然明确表达了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认为通过对旧的农村公社进行改造，俄国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马克思首次表述跨越思想——但马克思的这封信却并没有寄给彼得堡的“祖国纪事”编辑部以求发表，也没有通过另外的形式发表，直到马克思去世（1883年）之后，恩格斯才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了这封信。
马克思写这封信的起因，是因为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看到之后很气愤，于是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写了这封答辩信，批驳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并同时对俄国的未来前途问题给出了算是比较明确的答案。
可他为什么没有寄出这封信呢？
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
”恩格斯的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事实上，寄给编辑部不等于就公开发表，而且发表不发表，亦即是否危及编辑部的存在，编辑部自然会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亦即像恩格斯1884年3月6日给查苏里奇寄马克思该信的抄件并嘱咐查苏里奇“酌情处理”那样。
马克思既然写了答辩信，为什么又不寄出？
信的内容观点鲜明，马克思却又把它束之高阁，这是为什么？
这是否反映了早在1877年马克思的态度就已经是非常慎重的呢？
笔者认为是这样的。
马克思很可能想到，这封信如果寄出去，编辑部万一给公开发表了，那么他的观点就成为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事情，就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就束之高阁了。
有的同志为了维护“跨越说”，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正式提出的理论主张”。
他们这样来解释马克思的复信定稿：
“从对问题的论证来看，第三稿写得最系统、最严谨、最精练，同时从格式上可以看出，是马克思准备发出去的正稿。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引者）但是，第三稿没有写完，也没有发出。
为什么没有写完？
没有发出？
从马克思的第四稿中可以得到答案，即‘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
……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
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这里，马克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因为神经痛发作，所以没有写完第三稿；
待病好后，感到复信的时间拖了太久，应尽快回信为好，也考虑到已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还可能当时马克思有更紧急的工作等他去做（第三稿中曾说：
‘要认真弄清您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深入钻研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所以改变主意，先给一封简短的回信，以消除来信者的怀疑，而系统的论证工作将在将来的那篇专门文章中进行。
所以第三稿没有寄出，而变成了第四稿的简短复信。
笔者认为，以有病为理由来解释，并不能成立。
既然（如果）马克思是明确主张“跨越说”的，那么，他就是再病（马克思确实身体不好），再忙，既然能把“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誊抄了作为定稿寄走，当然也就能在前三稿的基础上用同样简短的篇幅把他的观点加以概述，——或者干脆就誊抄前述第三稿中“最顺人心意”的那一段，或者就直接把第三稿寄走，——然后旗帜鲜明地告诉俄国革命党人，从而为他们释疑解惑，为他们提供参考，进而明确他们的前进方向和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而且，他的神经痛是定期发作，不是连续发作，洋洋万言的前三稿就是在神经痛的间歇期间完成的。
尤其是，就在收到查苏里奇信（“2月18日左右，马克思收到维·
查苏里奇的信”）的这几天，即2月19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从兰兹格特（英国的一个海滨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疗养。
——笔者）回来以后，总的来说，我的健康已经恢复了”，并且，他给丹尼尔逊的这封信译成中文长达两三千字！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根本就不是健康的问题！
更何况，俄国革命党人也并非希望他的回信一定非要长篇大论不可，——有时候甚至“只需要简单地答复‘行’或者‘不行’就够了”，——他们对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熟悉的，难道还希望马克思去条分缕析地加以详细论述吗？
他们希望的只是马克思简明扼要的观点，仅仅是让马克思谈谈自己的看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亮剑”。
下面是1881年2月16日查苏里奇致马克思的信（于日内瓦）的全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查苏里奇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党人的心情和要求。
尊敬的公民：
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
尽管该书被没收了，保存下来的本子数量不多，但是我国或多或少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中有很多人都在阅读和反复阅读它，而那些严肃认真的人则在研究它。
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
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
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
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
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
二者必居其一。
或是这种农村公社在摆脱了国库的漫无节制的要求，摆脱了偿付给地主的款项以及当局的蛮横专断以后，能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组织自己的生产和产品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党人理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公社的解放及其发展。
如果与此相反，公社注定要灭亡的话，那末社会党人本身就只能去进行多少有些根据的计算，以便确定再过几十年后俄国农民的土地才会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再过几百年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才能达到西欧那样的发展水平。
那时他们就只需在城市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了，城市工人将经常被因公社瓦解无以为生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的大量农民所淹没。
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
宣扬这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有人反驳他们说：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
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
您的门徒们回答说：
“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
”……也许，他们有些过分大胆了。
公民，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公民，我以我的同志们的名义，恳请您给予我们这种帮助。
要是时间不允许您就这个问题比较详细地阐述您的思想的话，那末敬请您至少以书信的形式谈一谈您的看法，同时还请允许我将它译出来在俄国发表。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
维拉·
查苏里奇
我的地址是：
日内瓦洛桑大街49号波兰印刷厂。
对这封信的概述，又见旧版马恩全集第19卷第636－637页注释之164，及新版马恩全集第25卷第757页注释之255。
总之，以查苏里奇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党人，非常希望马克思能够说明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以及世界各国是否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
可是马克思的复信，却回避了这些问题，而把侧重点放在了澄清《资本论》中的有关分析与俄国农村公社生命力的关系上，对于俄国革命党人最关心的问题的回答，并没有直截了当（草稿中则是旗帜鲜明），因此很难说能够满足俄国革命党人的愿望和要求。
这反映了什么？
这只能说明马克思态度的审慎，无论是脚踏两只船式的表态，还是单打一式的“跨越说”，亦即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是两种可能性，还是一种可能性的问题，似乎都“不适合于发表”。
而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是曾经倾向于“跨越说”的，所以这才作了高度抽象而又避重就轻的简短回答：
“我深信：
张明军在《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一文中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对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作过一定的酝酿，但最后没有提出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因为，马克思所提的‘卡夫丁峡谷’问题，只是在复信的初稿和第三稿中出现过。
其间经历了一个由‘可以不通过’、‘可能不通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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