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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存在也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理论的盲点之一，若是漠视这一企业自生性假设，那么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本质上只是停留在劳动合约和其它采购和销售合约的“监工”上－实际还是包含在劳动合约中的因为企业家是通过劳动合约把财货的使用权委托代理了，哪又有什么创新性或者先进性可言呢？

）

若是只有“监工”的约束，那么无数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必会带着“大丈夫当如是”或者“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群拥而入，到时不知道是谁先要恐慌次而高喊洪水猛兽最后通过国家干预（有时也会成为诺亚方舟的）假借效率之名提高市场准入壁垒咯。

二.佃农理论的反向理解：

1.台湾地区佃农的产业绩效并不低于自耕农的结果恰恰证明：

企业或者经济组织的生存基础或是利润来源不是主要依靠所有权或者产权的划分，何来产权制度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果？

也无法得出效率之争和极大化推动私有化（国内的和国外来的民营化）

2．分成合约合理性的存在恰恰说明：

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绩效提高主要是依靠收益和风险承担的比例的不同分配安排实现的即公司的治理和有效激励来实现的，并不是所谓的私产或产权界定带来效率或者说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效率，让国有企业推出市场和减少国家计划调控的理论依据何在？

实际上所谓产权的改革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收益权上，而所有权，使用权和转让权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的即所谓的效率为题实际是收益的分配问题。

价格机制在产权界定下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上的诡辩套套

三.价格理论延伸－关于劳动合约和劳动法的问题

“在通胀或通缩条件下，劳动合约的充分自由甚或不要受法律或者工会的制约，可以缓解经济波动之微观影响”－－这一观点不是与价格供需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媒介的观点背道而驰吗，合约是自由了（绝对自由也只停留在局部上），问题是价格机制指导资源向优效率的经济部门转移的根本目标如何实现，可见所谓的自由主义也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提法往往是资本所有者的落井下石之举的借口，明明是变相要增加可能无效率的既成事实的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或者争取转移资产的时间或是节省重新雇佣或培训熟练工和技术关键员工的成本，却要高举“就业是为国分忧的号”。

实际上微观私有制企业和国家民族利益，国民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利润最大化导向时，当然我不否定其在税收，就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也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不对称的，特别是在通涨或通缩甚至滞胀时，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往往采取的是火上浇油和雪中抢碳甚至是出现林肯总统在内战期间批评的无耻和不爱国。

正因为在承认私有制企业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又看到其周期危机（是彻底无条件的以供求及价格机制界定权利或资源配置的周期必然性带来的，当然也不否认政策决定和执行或天灾导致的可能性）的一面，才需要国家和法律来维护公正公平，保证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此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工会或者集体工资协商和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为了特权和强权集团自身安全避免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信用危机的反噬（你真以为吸星大法和万筒血轮眼可以无交易成本的无限使用）所被动或自发设置的社会安全阀，如今却被误解为在通缩和通胀（那也是被金融强权们操纵获取利润的工具）甚至是滞涨的前提下让其陷入了增长停顿或缓慢困境的元素之一（难道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如哈耶克，两个弗里德曼真的不知道吗）或者认为是其宣扬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构建下自动实现的平等和博爱的必然效果（也许是伊甸园的苹果，小心“抽骨疗法”）。

而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在不断尝试挑战社会的能够容忍的“剩余”底限（这也是所谓的博弈），实际是让人类社会租值不断消散趋于零即各种动乱的止渴鸩酒（时髦的说法是：

除了特权集团外谁都会有机会或者“我”也是受害者，五十步一百步而已）。

在不可回避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就业压力和寻求外部市场和资源的约束下，为什么不考虑主动在出口退税上有选择的改从价税为从量税呢，而非要被动的面对国际贸易的配额和其它非关税壁垒呢，而在税制改革中为什么不在主要以所得税为调整对象时做与鼓励提高工资待遇挂钩的类似于“消费税”的正面安排呢？

这也是价格理论的延伸，才是合乎人类社会实情的延伸！

而企业家们不要老是“责于人，而应求于势，因为善战者擅长于选人任势”，这才是企业家才能的真正体现和“资本雇佣劳动力”的本质。

四.县际竞争理论

在中央政府支配下的立法权（最低工资和集体协商）和货币金融制度安排（汇率及汇管）安排已定情况下，同过县际竞争在土地，厂房，信贷，交通，水电，税收的诸多优惠安排获得了低成本和利润空间，如果按照私产界定的话光地租或者是级差地租一关你就过不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值得玩味的局面：

高喊减少政府干预，又欢迎县际竞争下地方政府让利和扶持，而且这里的民主集中制下的集权局面却比简单高喊政治或者决策民主的国家的地方政府来得高效率的多。

当然由此造成的大量重复性建设和地方保护，地方官僚对外资和内资开发市场的双重标准与你无关，这实际上也是社会成本，这些似乎与企业“无”关?

县级竞争制度及其背后财政包干制或者政绩考核制度造成了国内的垂直分工（农产品，矿产或资源类资料，轻工产品，重工产品）造成的剪刀差客观上需要转移支付和计划引导，更何况是国际竞争呢，要知道社会分工不仅仅是水平分工，看看国际上特别是美国通过产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大量转移（如今制造业只有11%左右，这也是对通用公司的破产态度暧昧的缘由），通过资本规模定价的高级垄断模式，依靠国际储备货币发钞地位和操纵汇率达到以实现金融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垂直分工，其用意昭然若揭，这个剪刀差又有谁来弥补呢，步一战和二战的后尘吗？

，难道人类真的要自我毁灭吗？

（您曾经也有这样的怀疑）

五公司理论的解释

表面上用劳动合约的考核对象不是劳务本身而是时间解释了为什么在价格供求决定的市场中出现了公司的组织安排，可是在解释公司的薪酬分配上特别是美国公司的管理高层的薪酬上比如两房的高管，安然的高管时缺乏说服力，包括期权和约的定价机制也是无法解释的，不能否认期权合约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吧，其中的成本或者费用是如何度量的呢？

微观经济学试图在社会的微观层面的资产极大私人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只通过价格供求机制来接决资源有限约束下完美自动均衡的配置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希望由分散的“经济人”及其合约的不同安排完成的局部均衡来实现人类社会不同价值观（宗教或者社会科学方面的意识）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普遍意义上的一般均衡，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学术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安然和两房问题上的微妙角色扮演）和学术研究教育的机构反反复复一再宣传的－特别是其普世性和唯一优越性（客观上带来了学术排他性或者垄断）的价值判断，甚至通过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的附加不容商量条款来实现有如“自愿失业”般的软性强权，当然还有把经济问题的核心简单指向政治制度或者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缺陷，鼓动甚至操纵让人们完成哈里森福特的电影《征服》中出现人类的文明或者是堡垒都是从内部崩溃的局面（威廉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中描述的如何对付77国集团，伊朗的政权更迭，前苏联的休克疗法，甚至是发达国家的戴高乐时代的法国等等），然后又反过来说明自身倡导的围绕着经济脱嵌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正统性，真是运用存乎一心呀！

大家既然承认公司内部在组织架构和分配上（特别是CEO类的高管）往往不是由价格供求决定的，并且默认公司治理（现代企业制度）的广泛存在，那为什么质疑政治经济学及其宏观的计划和引导呢？

从开始试图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矛盾，最后却走向它的反面伪科学，学术崇拜或者学术原教旨主义自然是深陷矛盾不得自拔（1971年布雷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广场协议或者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金融即金融服务自由化带来的一般均衡在哪？

也许是外甥打灯笼在大海中找绣花针口里还深情的喊着你在哪里呀？

快出来！

我看见你了！

）。

六.萨伊定律的不成立性

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并且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完成所有资源的完美自动均衡调节和避免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一点即是萨伊定律的推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给予了及其有力的批评即忽视了市场有限性（社会分工的限度取决于市场的广度），增益递减性，相对成本递增性，周期性的出现通胀或者通缩。

七减少”管制“与减少计划与规则或法律的引导相混淆

在实证中忽视了历史上日本，德国或者普鲁士的莱茵模式，甚至是美国的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理论的运用带来的巨大成功，忽视了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混合经济即国家非商业行政机构,国有企业，或拥有国家采购和国家计划大量参与指导的企业的多种结构或者合约安排的混合所有制与社会福利（社会矛盾安全阀）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对现状，忽视了即将成形的美国垄断资本同发钞，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地位，通过创造性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债务置换或者转换魔术和国际贸易定价权，把世界各国的资源，市场纳入到超级美利坚金融殖民帝国中来，这种英国在1815年即玩得炉火纯青的”非正式帝国“战略，获得创造性的涅磐，因为与以往依靠武力（18-19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和意识形态（神圣罗马联盟的国际军事干预1848年的国际宪兵冷战下的军备竞赛）相比，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的革命和独立自主的下，金融垄断资本凭借其高流动性，高安全系数，低成本性（交易成本或费用），高垄断利润性以及高隐蔽性往往附身于与经济价值观的武器化和有恶意附加条件的经济救助或援助上（因为当积水于与千仞之溪时可以说成是为了解决饮水困难，解决能源不足，解决洪水泛滥，解决粮食问题，甚或是衍生出来的税收和就业，多么合理美好呀，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孙子的古训）配合使用的，绕过民族国家的国防，法律和心理的有形和无形的防线，形成犹如货币幻觉般的金融垄断幻觉，从而自我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甚至麻醉到接受其天然合理性或是反而可能是由斯德哥尔摩规律支配的为其呐喊助威甚至是两肋插刀。

在理论上忽视了利润的来源除了委托代理后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机器和电脑劳动外，资本通过资本规模定价也会产生利润而且往往是垄断利润（特别是在80年代前后开始的金融和金融服务自由化，兜售浮动汇率和不受各国政府法律和民众制约的享有治外法权的各种形式的离岸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存在更是增加了其利润的最大化和投机成本债务的转嫁的最大化），这一点特别是在利率，汇率和币值的联动中表现的“鬼斧但不神工”

实际上英国自1843年《经济学杂志》创刊（鼓吹自由贸易唯一普世价值观和减少国家干预）和1846年《粮食法案》签署为标志的进入自由贸易阶段（1879年丧失了技术和产业优势又回到贸易保护的老路子，这在1867年万国博览会新设备新技术展示－可能是世博会前身和1896年英国畅销书《德国制造》可见端倪，而这是离不开普鲁士统一前后倡导贯彻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此时距亚当斯密1776年名义上的提出自由贸易理论已一甲子了，离实际（应为如今的经济学总是用名义和实际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偏离和创造造自动均衡的两面）上创立该理论的法国重农主义的勒纳则更遥远。

而英国实现自由贸易主义的前提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却是通过在斯密所疯狂批判的重农主义的原则下（类似于李嘉图的地租概念源于农业解释却广泛用来解释和引导工业发展特别是房地产和石油租让地利润分配的理论基础）从都铎王朝起步，经其后历届王朝和政府的极力支持，自1721年开始由商业经济向产业经济为本的国家战略转变中确立的，当然其发展速度离不开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市场和关税的操纵控制（当时北美的十三州也在此列，历史上同是天涯沦落人，何来如此相煎呢，可惜我不是“商女”就算是早也可以通过新的合约排来“债务”重组，我们可不会如1982的马岛战争的债务危机下任人宰割的）和对竞争对手实行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金融的，关税的，粮食的，以能源为代表的资源的，外交的，和军事的孤立和阻隔（这也是过去的法国，德国（一战和二战两次），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前苏联及前身），和如今发展中国家和G8集团之外的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问题不管时间次序都是历史的，无论是国家民族的，还是企业或个人的）。

正是故意或者恶意的把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前提是技术和产业优势进行因果互换本末倒置的误导，让多少人多少国家民族陷入外部欺凌掠夺和内部的社会矛盾中。

而当时英国第一产业纺织业主们在英国本身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竞争对手的原料进出口关税（印度，美国）和工业成品进出口关税（勃艮第、法国、西里西亚）的设置上表现得相当矛盾（当然是暂时的，因为很快就会用口与手、脚的分离来实现扑朔迷离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掩耳盗铃的局面，这可能也是历史上奸臣当道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不断蒙敝别人的情况，自身不会偏执总是能巧妙的“变色”），而其对自有贸易理论的支持当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理解，而是出于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恰恰因为这点让我相信如今的金融垄断资本妄想通过过经济意识形态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美化和偶像化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虽然2010年的局面貌似要得逞了）最终是会破产的，因为大家事后都会发出刘项本来不读“书”的感慨！

当然这只是战略层面的思考，战术层面远没有如此简单！

美国内战的爆发不就关键在于的北方工业、航运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关税分歧（还有其它的政治和经济分歧，当然还有英国的挑拨离间），此时的美国不是有利益博弈的议会代议民主（且不论1828确立两党政治后分赃制的变相的典型腐败的制度性安排－相对于易中天老师的非典型腐败的提法，以及现代国家中在民众要福利，企业要利润，政治家要选票上的微妙的平衡带来的国家改革困境－看看如今的法国就知道了，只不过美国是通过政党候选人普选的巧妙安排绕过了这一困境，当然还有其他安排，可是在1929年大萧条后的一战老兵要求提前兑现社会保障时和1939年工人罢工时可是毫不手软的使用国家强力机器军队进行干预的，当时的指挥就有发表过老兵永不死的麦克阿瑟这位兵哥，要不是二战的爆发带来的巨大工业需求及有意无意的“突然”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的全面参战带来的军事人力需求，恐怕是难以收场了）和政府的三权分离制衡的宪政安排吗，不是有《人权宣言》和自由女神火炬下的自由吗（当时的奴隶制度还没有摒弃，而同时代的所谓军事封建专制的代表俄国于1861年就在政治上废除了农奴制的，虽然是为了保持特权做的让步），当然还有私产制和市场的供求机制，美国内战前的联邦政府的组织上，预算上，强制力上的安排客观决定了不可能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一切要素都具备了，没有只欠东风（地球自转都可以忽略了）的约束，为什么不能完美的自动的实现局部均衡（工业家航运主与种植园主的精英们之间的争斗）呢，还想奢谈一般均衡？

要知道1787－1861年时间基数也不少了，还不能“念”错？

（当然我没有否认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的历史意义，毕竟电影《爱国者》和《光荣》还是给我带来过感动的，易中天老师的《艰难的一跃》也带来了法律趣味和思考的）

时下一方面喊着绿色环保的干预一方面纵容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基因工程种子公司把有害性的种子（里面含有类似于微软操作系统必须配套购买其工具，娱乐软件的安排或捆绑销售，甚至后门的孟山都公司提供的杀虫剂对非孟山都提供种子排斥的基因安排和土地农业租值消散的威胁，有害性是美国农业部阐述的用第二代RNA替代第一代不成熟且有危害性的DNA技术中承认了的）推销到全世界的农业国和潜在农业国中，甚至不惜让总统出面以威胁其资金周转为由要求减少国际惯例的安全观察期，另一方面又在越战中大规模使用橙剂（杀虫剂）造成人道和自然的双重迫害，越南也是农业大国，然后反过来用绿色环保来要求进口产品，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的人道和自然的双重危害获赔200多亿美元时，美国又在越南及其产品出口做了什么？

不是国家干预吗？

同时在伊拉克第一次战争期间滥用贫铀弹放射性武器另一方又禁止他国合理合法和平的使用核能技术解决能源不足或承受不了能源特别成品油价格过高，或者有原油但无成品油的炼制能力，或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定价权不能自主这都是现实）这背后不都是国家的干预吗，背后不都是军工联合体（艾森豪威尔说的）和石油天然气的所谓七“仙女”公司以及背后国际垄断金融集团的利益吗？

一方面以保障知识产权为保证技术发明者利益和动力的局面给其他国家的技术转让，技术创新带来越来越高的垄断价格，这在国际医药界表现的十分明显如达菲还有最近正在讨论关于生物技术专利的讨论也是焦点，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前获取在电气、天然气石油，内燃机汽车（1876年德国复式内燃机车）领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前的专利法案是如何窃取（似乎窃不是偷？

）他国的技术，又如何在他国的资金（如今美国国债和私有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得了便宜还买乖，反而到处以恶化其国际收支干预他国的货币的金融的制度安排）、他国的技术和人才（二战后对德国军事重工、化工、核工业人员的安排，冷战后也出现了）的前提下实现的。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仅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广泛意义的国家计划与引导

八.金融的开放或者汇率制度的选择

提出的货币以可以交易的指数化的一揽子实物商品为锚的汇率制度：

实际上按照件工合约与商品价格的关系以及时工合约与件工合约某种意义上的互换关系，实际是这些货物的结算货币为锚，如果考虑的是国内商品那么在就是国内币值相对稳定的内部均衡条件下发展经济可是仍然摆脱不了国外期货及其衍生市场和外汇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因为首先你的货币政策是无法保证完全独立性（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不到）的，除非你是完全的封闭且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如果是考虑国际市场的指数化商品那么资本规模定价的残酷现实同样可以让设想中的内部币值的稳定优先的策略大打折扣甚至是完全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首先客观上就派生了提供了更多的高杠杆的衍生工具来投机操作的机会，再加上需要配套的放开汇管即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实际的效果上就是浮动汇率即把调整寄托在外部市场和国际间的博弈，至少在目前的国内特别是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上及组织上的安排下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你足够的话语权，决定权或是博弈的参与权及投票权和防波堤（本国货币金融组织和货币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结构上都存在不足，何况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步完善中呢）。

在这个问题上浙大的谢作诗教授提出：

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巨大就业压力和出口外需导向的政策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维持名义汇率的外部稳定的“一揽子货币”（锚的数量和货币量的调整）的情况更符合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至少我们可以在国家内部通过相对货币政策要独立自主的多的财政税收的，法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来引导、治理和调整各种经济的和社会问题的扭曲或者其它偏离我们价值观的现象（而您提倡的县级竞争制度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也就是目前，以后的情况应该是与时俱进的）的行政制度安排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及时性上就会充分的发挥出来至少比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来说。

只不过在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下要忍受和慎重处理国内币值因为内部自身的和外部的冲击带所来的波动。

在汇率制度的选择的原则上我同意向松祚教授的意见：

在关注了货币的本质，关注了国际金融制度的基本组织和市场结构，关注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权力格局，关注了汇率的选择取决于国家战略，关注了汇率浮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特别是1971年后原有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来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根本的杀伤力的情况下，外加上目前主流汇率理论中的数字模型上有无法用数学处理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我们应该认识到汇率的问题不是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制度谁要优越的问题，而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从交易成本最小的角度选择调整成本最小的汇率制度，而目前国家在资本账户上的控制也好管制也好都是符合这根本和长期目标的，也不存在要不要管理的争论，即使是浮动汇率下，各国中央银行也会根据外汇市场的多与空进行调整来干预的，这与历史上的固定汇率制度特别是以金、银为保证的货币制度下的所谓自动的非官方干预的民间贸易实现的均衡（这是休谟的国际收支均衡理论，实际上恰恰就说明了价格机制传导下的危机的周期必然性，如当美元贬值（美国大量进口工业品，英国大量出口工业品）时，那么美元会考虑换成英镑，然后再换成黄金，然后再换成美元或其他货币或直接用于贸易支付都有可能，可是由此带来的黄金储备的减少，会让英国货币量在国内市场急剧减少，特别是在1844年银行法的约束下，自然是高利率，企业主和居民自然都会持币观望，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必然让实体经济萎缩，居民收入减少，虽然美国的粮食或棉花的价格再便宜，哪来的进口市场需求呀没收入，而国内积压的商品只能到国外市场倾销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常项目下哪来的平衡恐怕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畏缩又有谁来投资又何谈资本项目，何况原来贬值国或者被倾销国本来就没有贸易项下的盈余，又拿什么来投资到英国呢，何况英国对外来资本投资也是有诸多限制的，又拿什么钱来继续进口国外的工业品呢，如此下去在实体经济面就能周期性出现钟摆了，而贬值国只能通过到伦敦金融城发行英镑计价的国债来维持贸易需要，而伴随的高利率，可以轻松的获得20－30％的分红，而同时英国资本外流到美洲疯狂开发铁路和进行谷物贸易的投机――英国金融城和美国金融集团就是从此开始并历经一战，二战，冷战到如今的罗曼蒂克关系的，当然不是简单的盎克鲁－萨克逊的认同感所能解释的，只不过庄家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了，当一旦面对美国和英国国内实体经济的畏缩，最终必然会泡沫化，把实体经济的危机进一步扩大到资本主义的核心货币金融的信用危机，而这种建立金融资产投机泡沫和实体经济急剧下滑上的均衡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

更可恶的是实际上再操纵汇率和依靠军事强权来转嫁债务和进一步廉价控制资源和市场以保证游戏的可持续性，而如今有些“转家”却在电视媒体上说投机以对冲基金为代表是可以破除经济泡沫的！

如果说18－19世纪资本主义在内在缺陷下仍能获得巨大发展的话，那么主要原因不是新教伦理，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工业革命，更不是议会民主和言论经济自由，靠的是血淋淋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经济价值观上的美化如“自由”贸易理论所获取的极大化可操纵的市场和廉价可掠夺的资源与可剥削的劳动力当然还有利润的最大化，而20世纪则在上述两个手段上，主角换成了货币金融汇率手段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鼓吹，当然还离不开自身社会保障体系和工会安全阀构建的改良。

这就是号称资本主义美好社会将是历史终结的表面繁荣的终极奥秘！

如此的笑傲江湖难怪这么多的人自愿来歌功颂德甚至顶礼膜拜了呢因为太轻松了而颷是付出了血缘代价的，可是不要忘了即使东方不败也摆脱不了人类社会属性的一种－感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不要忘了这点）当然会有处理方法和选择的不同，时易世宜，“祖宗”之法自然要变，可决不是向一个不顾社会自身局限的而且是空想的均衡转变（而这里您所摒弃的所谓的风水派预期派就会给人一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感觉和误区），如此才符合动态均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针对金融管制的问题上，应该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治水的经验：

坚筑堤坝，束水攻沙，关键是要获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实现这一目标，特别针对离岸的金融市场，逐步让金融回归到有利于实体的运营，社会制度和技术创新即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的本源上来（农业文明的许多经验和理论都被我们广泛的运用到工业文明中来了如地租理论，佃农理论，重农主义的贸易理论，甚至是农业治水的经验都可以延伸运用到金融管制和自然垄断行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