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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风霸道,把体罚当家常便饭;

他观念陈旧固执,就知道压迫学生提高分数,甚至戴“有色眼镜”看学生。

  但就是这样一个糟糕蹩脚的故事,这样一个很不高大的教师,却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20世纪80年代校园生活的集体“回忆杀”,让观众们笑中又含着泪,恨他(苗老师)又原谅他,让一部并不看好的校园生活电影,一跃而成为票房黑马,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究其原因,除却主演于谦高度入戏的表演和老戏骨的卖力客串以外,这部电影自有它本身的魅力。

  一是艺术地再现那个时代的“真”——校园的天真、学生的率真、老师的真诚。

二是炽热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情”——爱生的真情、朦胧的爱情、互助的友情。

这种“真”和“情”,以及它们各得其所的呈现方式,赋予了影片一种特殊的格调和魅力,让蹩脚的故事变得有意思,让粗糙的人物变得有血有肉。

有了这种“真”和“情”作为底色,电影内外的笑声就脱离了段子的油滑,泪水也有异于煽情后的无感。

而这种“真”“情”,正是我们教育类电影所缺的,更是我们当下越来越专业化的校园生活和师生关系中久违的。

  据说苗老师的扮演者、演员于谦在被采访时说过这么一句话:

“老师不是圣人,不可能是完美的。

我觉得,只要出发点是为学生好,那这个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

”这句话和于谦饰演的角色一样,乍听起来不那么完美,甚至有点“不专业”,但是只要把这个出发点发挥到极致,把心和血都用“真”和“情”交给学生,坚信学生无论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21世纪的任何一个年代,都能感受到、判断出是不是一位好老师。

时代进步、教育发展、机制健全,应该帮助这句朴实的话成为教师和学生共有的信条。

赵立新言论暴露了一种危险的历史观

然玉

03 

北京青年报

4月2日,演员赵立新发问“日本人为何没烧故宫”,引发巨大争议。

此外,赵立新还在微博发表了疑似美化日军侵华的言论,并与网友在评论区辩论。

3日凌晨,赵立新发表致歉声明,称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及在与网友的思辨交流过程中出现了很大歧义。

祸从口出的赵立新,尽管深夜发文意图灭火,怎奈舆论怨愤滔天,说出去的话算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按照赵立新自己的解释,一切都是“语境偏差”和“表达方式”所造成的误会,但这种大事化小的自我辩白,显然不足以平复被点燃的网络情绪。

众所周知,相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其一致性的评价,乃是维系家国共同体的价值基石之一,这属于不容置疑、不容歪曲的“认知谱系”,任何形式的否定或曰挑衅,都注定会触动禁忌并招致强烈反弹。

所谓“历史判断”,必然形塑于两个部分,也即“史实”和“史观”。

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没有在北京屠城、没有火烧故宫,这些都属于“史实”;

而如何解读这些“事实”,如何为之归因、如何为之赋义,这些都属于“史观”的范畴。

在主流历史学研究和主流价值观范式下,“日本人为何没有烧故宫”之类的话题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必要去关心侵略者为何没有做某种恶,因为这完全是一个概率问题;

我们更需要去记住的应该是侵略者做了什么恶。

赵立新的“历史观”,其危险之处在于,架空了确定的、宏观的历史事实以及历史评价,而抛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伪命题,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语出惊人的高明洞见。

“因为没抵抗所以没屠城”“因为抵抗了所以大屠杀”,这些奇葩观点,将侵略者的暴行归因于受害者的“刺激”,将国破家亡淡化为某种技术处理失当所引发的“事故”,这就算不是主观上想替暴徒洗地,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大致相同的效果。

此等奇谈怪论招致舆论群起而攻之,赵立新并不冤枉。

讽刺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念,赵立新还在微博上转发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日本不敢用火烧故宫?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文章。

这不过是一篇彻头彻尾东拼西凑胡说八道的自媒体文章,没有任何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可言。

号称“演员中学霸”的赵立新,居然引用这般不入流的文字来谈论严肃历史课题,这本身就是一种亵渎。

演员赵立新也许以为自己只是在微博上和网友抬杠解闷,却没有意识到,其言论已经涉及对历史专业议题的跨界发声。

“历史”貌似人人可说,可终究,有些事情还是不容乱说。

“历史共识”之所以是共识,就在于其是对历史事实的精准叙事,是基于正统史观所形成的公允评断。

对国仇家恨和民族创伤,需要的是永远铭记,而绝不是那些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个性诠释”。

《都挺好》热播带给文艺创作者的思考

2019年04月03日09:

05:

24

近期,现实主义都市情感剧《都挺好》的荧屏故事虽已落幕,但更多由“原生家庭”“独立女性”“啃老妈宝”等相关剧情内容引发的全民大讨论却热度不减。

究其原因,也许与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创作者将人物塑造回归于人本理念核心,将情节构筑扎根于现实主义基础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都挺好》以符合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和情感转变为戏剧主干,而非以机械性的情节冲突推动故事。

在愚昧强势的母亲去世后,除了不得不应付自私虚伪的父亲、愚孝无能的大哥、刻薄暴力的二哥折腾出的“一地鸡毛”,女主角苏明玉还要在情感纠葛、职场纷争间疲于奔命。

然而,即便心负童年的阴影羁绊、即使也曾迷惘和失落,苏明玉依旧选择了独立自强、直面困境,在混沌的伦理困局中坚守光明。

剧中的其他角色也逐一历经了各自的心灵蜕变,与过往的不堪和解,向家庭的大爱回归。

尤其是苏大强最终的温情转变,令无数观众为这个可怜又可气的角色流下热泪。

剧中人的可爱与可憎之处,又何尝不是现实中我们或身边人的真实人格的镜像?

每集不长的时间连缀起来,观众已然对剧中人投射了自身经历的喜怒哀乐。

人物在抉择、蜕变与和解的同时,荧屏前的观众也在回忆、自省和成长。

如此荧屏内外“人”的关系设计,连现实中观众作为人的需求感和共鸣点也考虑其中,正是人本理念的艺术应用。

而剧情矛盾点的设计上,《都挺好》始终在通过人物引发矛盾同时,力图以现实主义的主基调将影视剧外的百态人生和社会热点巧妙地刻画交织于光影冲突之中,从而勾勒出具备真实的时代轮廓和讨论空间的艺术场域。

实际上,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小说或戏剧,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背后,那些真正引发观众悲欢共鸣的泪点和笑点,往往是值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警醒和反思的情感纽带所在和人性矛盾关隘。

优秀艺术创作的表达,往往能在层层揭开那些隐藏于日常中的“疮疤”后,再经由积极的引导令人们得以回望并直面生活中那些不自知的伤害和遗憾,成为一剂可以加速弥合裂痕的良药。

《都挺好》中对一系列热点话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讨论,既有对“百善孝为先”在当代伦理纷争下的严肃叩问,也有对“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赞颂。

然而,即便剧中给出种种虚拟的可能性,当我们回归真实世界,如何面对与家庭的关系,如何真正做到选择之后无惧懊悔、珍惜当下无愧于心,任何艺术作品也无法给出标准答案,只有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才能体悟那唯有一次的人生。

在融媒体时代,将时代艺术之光与主流风尚相结合,创作出令青年受众同样喜爱的文化趣味,全面洞悉新时代的社会现实,仅仅是《都挺好》还远远不够。

任何一部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中,精湛的拍摄技巧和跌宕的情节设计固然重要,然而饱满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亦不可或缺。

《都挺好》得到观众的认可,其中或许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却终究不可一概而论。

文艺作品如何在兼顾现实艺术表达的同时,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正面影响,进而受到更广大人民的喜爱,这是当下创作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不忘故人不负春光

2019年04月05日09:

32:

15

文斯传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节悄然而至。

清明节是忧伤的,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又是美好的,画风尽是“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这是一个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节日,也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节日。

明《帝京景物略》载: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

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此情此景,在今日城市虽已不太容易见到,但那份心境,却从历史古卷里走来,至今从未散去。

不论是烈士陵园里列队行礼的中小学生,还是去往城郊公墓路上的堵车长龙,抑或乡野村头回乡上坟的年轻后生,人们都在用行动共同传承着这个节日的厚重深远。

今时今日之清明节,既延续了传统节日的悠久历史,又有着契合当下的别样内涵。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清明节的悲凉之词向来很多,仔细想想,却是自然规律。

既已然归于尘土,终将彻底归于尘土。

并不是所有坟墓都有后人祭扫,无非时间还不够长而已,这一点理应淡然视之。

今人对于身后事,早不像古人那般看法,倒是福建沿海仍在大建豪华“活人墓”,让人感觉分外诧异,仿佛一夜回到厚葬之两汉。

尽孝应在亲在时,驾鹤去后无意义。

清明节,我们要凭吊的是一份浓稠的相思,要表达的是一份深深的怀念。

只要心灵足够虔诚,祭祀形式和祭品种类都不重要,网上祭祖之类也很不错,一瓣心香,一厄泪酒,足矣。

倒是某些“骗鬼”的“清明套餐”,又是烧“情人”,又是烧“奢侈品”,近乎亵渎矣。

悼念亲人,让我们懂得很多,比如你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然则逝者已矣,阴阳两隔的怀念,终究只有活人能够体会。

追思先人、惦念亡者,仍是为了活着的人能够好好活着。

祭奠先人的最好祭品不是别的,是时时总会记起的淡淡思念;

悼念先人的最佳方式也不是别的,是更好地去爱身边的亲人。

满街杨柳绿丝烟,最美不过四月天。

在万物生长的美好春光里,我们慎终追远,亦催护新生。

不妨少一点“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的沉重,多一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的闲适。

古人在清明前后的文娱活动本就丰富多彩,插柳、斗鸡、蹴鞠,不一而足,甚至多有“户外野餐暨相亲大会”举行。

现代人的清明节,假期固然短暂,却也不应辜负这大好春光。

在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就该享受人间最美的春色。

清明节滋润了传统,也记住了乡愁。

邀上亲人朋友,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已成越来越多人的共同选择。

尤其是,阡陌乡村此刻正是一派田园风光,气温适宜、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吸引着来自钢筋水泥丛林的无数访客。

仿佛,那些潜藏在古老文化基因和古诗古词中的优美意境,一瞬间又回到了人们的眼前。

这是去不掉的乡愁情结,也是割不断的文化记忆。

在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中,在亲近传统和亲近自然中,清明节让我们回望了过去,亦找回了自己。

刘志军:

“人口红利”该转化为“人才红利”

2019-04-0301:

02环球时报刘志军

  随着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关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讨论成为社会热点。

但到底如何客观和发展性地认识人口红利,尤其如何看待其当期收益背后的远期风险,如何未雨绸缪应对人口演变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都还值得深入讨论和反思。

  人口因素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能动的要素,从最粗浅的层面来理解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待抚养或赡养人口相对较少,推动国家经济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方向发展。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以及人口负增长年代即将到来,人们不免担忧人口红利消失,并因此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引发养老保障等诸多问题。

  但首先,从数量上讲,劳动力的认定有赖于劳动年龄的界定。

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社会劳动强度减轻、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社会劳动形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整个社会的可用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而通过提高既有劳动力的参与度也将直接决定有效劳动力总量。

因此,即便是数量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亦非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迅速消失。

  其次,从质量上讲,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及发展方式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因此,人口红利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多少的问题。

很多的论述都预设了劳动生产率恒定不变,因此,劳动力多寡直接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多寡。

然而,严谨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要转换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即人均劳动生产率才有意义。

因此,仅着眼于年轻人占比或人口年龄结构来简单地谈人口红利,就忽视了背后应该着重考虑的人口智力结构、技能结构、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及其他因素综合决定的劳动生产率。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占比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只是把未来需要支出的年轻人的储蓄,提前透支给当前的社会投资和消费而已。

但既然是透支,就迟早要归还,除非这种提前消耗带来的投资回报足以支撑以后对于这些劳动力的社会赡养支出,不然就只是群体性地寅吃卯粮,并非国家之福。

因此,在简单人口红利时期,充分利用社会储蓄进行教育投资、创新投资、制度建设,努力提升这些先期支出财富的回报率,将建立在劳动力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用于创造“人才红利”,而不是用于简单的消费与消耗,才是明智之选。

  这就需要我们有发展性的人口红利观。

这里,笔者愿意选择“人的红利”这一名词来统称传统的“人口红利”和面向未来的“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侧重于人的数量;

“人才红利”,则侧重于人的知识技能,这在生产与服务日趋复杂和智能化的未来,是必然要求。

简言之,人口数量是“人的红利”的躯壳,人的质量才是其灵魂。

  正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以人口数量作为看待“人的红利”多寡的标准,才会不假思索地冠以“人口红利”的称呼,也才会担忧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等会带来养老保障受损、生产竞争力下降甚至综合国力衰减等问题。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有更多年轻人来供养老年人是社会之福,二是人口数量是生产竞争力及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

关于后者,前文讨论过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已经可以做出反驳。

关于前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

“政府和社会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们只是分配财富”。

说白了,就是每个人本质上都只能自食其力来养老,即靠自己劳动时创造的财富来养活不劳动时的自己。

简单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无非是提前消耗人们年轻时候创造的财富而已,它潜藏着远期的“人口负债”风险,到那时这些被提前透支财富的老年人该如何自处呢?

如果不能一直维持这样的寅吃卯粮或没能提高社会创造财富的效率,终会自食其果。

  作为应对,我们一来要推动“人的红利”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及科技兴国战略等举措的出台,巨大的质量型“人才红利”将被逐渐激发出来。

二来需要顺势而谋,反思现有养老金制度等社会设计是否能适应“自我负责”这样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

社会制度设计,只有考虑到无论人口增长还是人口减少都不会难以为继的种种可能,方可泽被后世。

  围绕“人口红利”遭遇可持续危机的讨论和反思,如能推动我们对现行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做出深思熟虑的改革和完善,则可实现危机面前的良性转换。

笔者期待这样的局面。

(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汪大昭:

归化球员学国歌,有啥好喷的

05环球时报汪大昭

  对于时下的年轻人,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又能随意表达不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他们当中不少人希望这种机会多起来,并希望利用这种机会时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

这样的愿望到底说明了什么,该不该得到支持和帮助,年轻人自己又该为此做出哪些努力?

中国足协近日印发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成为最新一轮探讨上述话题的实例。

  经过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程,在中国社会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尚未让年轻人充分满意,但毕竟已经宽松多了。

真正关注体育、热爱体育的年轻人,他们讨论的重点是怎样把中国足球搞上去,而不是琢磨如何借足球疏解郁闷,说一些自己也知道不大妥当或是换个环境就不敢说的话。

  不能否认,中国体育管理水平不高,管理体制不顺,亟待通过改革促进体育事业健康规范发展。

其中,足球比其他运动项目更开放,国际化、职业化程度更高,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更突出,人们表达意见的心情也就更迫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足球管理的深层矛盾已经了解得清楚透彻,很多时候还是感情主导。

  无论对体育管理部门的能力,还是对网民的素质,都不必过分高估。

这一次印发的规定,文字确实有欠推敲的地方,有的词不达意可能授人以柄,有的地方则暴露出管理思路落后。

名为“管理与服务”,其实难见有关“服务”的字句,以致帮助入籍球员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等起码的要求,都不如俱乐部党组织介入管理那么敏感。

  足球踢得好不好,中国队能不能借归化球员之力闯到世界杯赛场上,这是中国足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但不是全部。

网上有人平时未必接近足球,却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只等出现与足球多少能扯上边的动静,立马抖起十二万分精神,搜索离政治更近的切入点。

足协印发的规定中,21条都引不起兴趣,唯有第五章的两条被揪住不放,一点都不意外。

  近些年来,对有官方背景的新规和信息,不等搞清就先摇头,过后再看内容的坏毛病,害了不少年轻网民。

归化,也就是接受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运动员,此事前所未有,也无可参照,想对具体做法表示意见,不能仅凭情绪和感觉,也不能以偏概全。

有网民认为这些规定不是在找技术好的,而是在找听话的,写下这话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规定开头就言明针对的是已经正在办理和已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根本不存在为“寻找”而制定标准。

  归化球员中的华裔本就有中国血统,理当重温中华传统文化或补上这一课。

完全不具中国血统的纯粹老外申请入籍后,主动融入中国社会文化,对展现自身所长、踢好足球一定有益处。

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会帮忙的。

至于帮忙的方式,官方或半官方的要求犯不着硬邦邦的,有话好好说,民间的互学互助可能来得更自然更容易接受,多多益善。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把慕课打造成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金课”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04-0404:

    作者:

骆蓉(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当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进入攻坚之年,做好慕课,就是淘汰“水课”、打造新时代本科教育“金课”的重要抓手之一。

据报道,今年,教育部将举办中国慕课大会,出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管理办法》,推进“亚欧会议慕课网络行动”,充分借助“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支持国内慕课平台横向联合,推动更多慕课上线国际著名平台。

  近年来,作为“互联网+教育”产物,慕课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

慕课突破了传统教育时空限制,激发了全新教学生产力,引发了教育模式革命性变化。

慕课的建设与应用,不仅能促进大范围内优质资源共享,还可以探索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变轨超车”。

  当前,慕课获得高等教育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慕课建设与应用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截至2019年1月,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达8100余门,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用人数突破1.4亿人次。

不仅如此,去年教育部推出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表明经过量的积累,我国慕课已经进入质的提升阶段,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然,新兴事物总要在探索中逐渐成熟,我国慕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同质化课程较多、重复建设严重,在线教学“静悄悄”、有效互动不足,有效应用不够、易形成“资源孤岛”等诸多问题。

只有对慕课进行升级改造,才能打造成真正的“金课”,发挥其学习优势效力,推动教学理念、模式、方法、技术的变革。

  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慕课教学生态,才能让慕课真正融入课堂,开辟混合式教学新形态。

当前,许多慕课平台堆积大量教学视频资源,但缺乏教师有效引导和管理,与传统课堂的“满堂灌”并无本质差异。

对此,必须做到以学习者的需求为中心,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设计,例如将视频中互动、知识点测试、主题讨论、项目式学习、问题式发散学习、在线互评等多种教学活动融为一体,打造混合式教学。

  注重在线测量和数据分析,探索在线教育规律,才能有效提升慕课教学质量。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不仅要探索其自有的特殊教学规律,还要将其与传统课程教学目标和重难点以及学生的基本学习诉求相结合。

可以利用大数据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在线测量和分析师生的教学行为和轨迹,发掘学生学习困难和进步因素,促进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

  进一步开展慕课跨机构、跨部门合作,才能释放全新活力。

就慕课建设而言,高校可以就某一学科领域整合国际国内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方便学习者了解本地无法获得的课程材料、相关数据和技术。

例如,国际慕课平台edx推出了微硕士、微本科项目,与多所高校、企业合作,通过学分互认,将优质高等教育推广到更多地区。

在国内,近来创业创新类慕课较为热门,高校可以积极寻求机会与各类企业合作,学习企业经验,为学生创造锻炼机会。

  需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升级改造,将慕课这种教育模式与我国国情深度融合,广泛借助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优势、释放自身活力,才能使慕课真正成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金课”。

网络授课亟待加强监管

据媒体报道,近期,乐评人邓柯在微博上发布了“张一方老师”网课讲解的诸多错误,并配发相关网课视频。

应当说,这些被指出的错误较为常见,包括一些基础知识点以及基础技能。

张一方曾为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人员表示,几日前张一方已经因此事从学院离职。

当事人离职,但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

以张一方为例,网络授课是否需要资质审核?

谁来审核?

教学内容是否有评价乃至纠错机制?

必须指明的是,很多网络教育课程是“收费教育”,但显然不是一般性质的商业生意。

确保内容正确、方法妥当、执教者具有相应资质,都不是小事,需要相应制度支撑。

仅靠一张嘴吃遍天下的情况,并不符合教育规律,甚至与教育的本义背道而驰。

目前,网课主要还是走市场路线,门槛低或者干脆就没有门槛。

除一些有教育机构背书的网校外,更多是个体行为。

但这些个体也会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背书形式,比如张一方的网课,“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的身份无疑是吸引用户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这种背书形式使该领域情况更为复杂、从业者良莠不齐。

普通民众不具有专业辨识能力,更不要说及时准确指出网课的错误之处。

这也意味着,即便有“挑错”,往往也是事后查究,很难做到事前预防。

对此,需要相关教育机构做好制度构建,约束所属人员的社会行为,但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一定要严格把关,切实履行守门人的责任。

像张一方网课事件,尽管中央音乐学院不能限制老师去其他地方包括网上讲课的自由,但出现低级错误、可能导致以讹传讹,则学校难辞其咎,需要担负起相应责任。

其他机构同样如此,必须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位。

此外,还应尽快完善网络授课资质审核制度。

据了解,目前尚无互联网教师资格认证和质量认证制度。

但现实中,在线教育已经如火如荼,很多网课甚至获益丰厚。

这种情况下,监管如何跟上在线教育发展,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考虑到教育特殊的育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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