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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缺乏多渠道的扶贫投融资机制。

目前,绝大部分扶贫资金来自于政府,信贷资金、社会捐助资金、企业资金跟进很少。

其原因是缺乏一种与扶贫开发相配套的投融资机制。

三是缺乏科学的扶贫对象确认机制。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的贫困对象的经济实力已有较大的改变,但仍然是贫困对象,享受着各种扶贫政策的优惠,而有的贫困对象虽然经济困难,但因不是贫困对象一些扶贫政策难以惠及。

这不仅影响扶贫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失公平。

我们认为这是扶贫对象确认机制不完善或滞后的原因造成的。

(二)扶贫政策不配套,扶贫工作遭遇政策瓶颈。

一是农村普惠式政策多,扶贫特惠政策少。

当前在我国农村实施的低保、医保、助学以及退耕还林、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大部分都是普惠式政策,未向贫困群体倾斜。

二是土地承包政策制约高山移民。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已有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大都分到了户,并且30—50年不变,而开展生态移民必然涉及移民和安置地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变更问题,如果移民户和安置地农民不愿意变更这种关系,整体性移民就很困难。

三是集镇建设用地政策制约高山移民进入集镇生活。

按现行的土地政策,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十分严格,手续繁琐不说,收费还高。

据白泉乡介绍,该乡准备在集镇上安置高山移民400户,800人,需用地150亩左右,按照国土政策的相关要求光重庆市国土局就要收取300多万元的各种费用。

(三)扶贫资金供需矛盾突出,投入效果不理想。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当前解决1个贫困人口的温饱需要投入1万元左右。

就开县目前的情况看,即便按每年解决5000人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进度测算,每年也需要5亿元的投入,资金需求量巨大,而中央、市级财政提供的扶贫资金只有**亿元,县级财政只能保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转,资金缺口高达**亿元。

几年的扶贫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对象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总体来看投入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

一是基础设施受益人数少,使用效果差。

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些贫困村的公路建设片面强调社社通户户通,有的村民小组20多人仅仅为了出行方便,耗资几十万元修公路,严重影响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

二是投入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

从近几年的扶贫资金投入看,60%以上用于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项目投资不足15%,并且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解决生活设施,而与与产业发展的配套建设没能很好解决,造成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

据关面乡反映,该乡目前虽已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但作为重要的木香生产基地的七里坪却不通公路,每年1万亩药材所需的生产资料和200万斤成品药材全靠人力运输,增加生产成本40多万元。

三是加重了贫困农民的负担,削弱了自我发展能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除政府补助的资金外,还需要农民出资出劳,少则上百元,多则几千元,并且基础设施的常年维护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贫困农民的贫困程度。

如白泉乡钟鼓村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新修村社级公路38公里,总投资500多万元,除扶贫资金外,村民人均集资1000余元,公路的养护费用人均100元/年,已经成为贫困村民的一个沉重负担。

(四)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致富障碍多。

我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区,山大坡陡,基础设施落后。

主要表现为“四难”:

一是交通不畅,运输难。

尽管在近几年的扶贫开发过程加大贫困地区交通建设投入,但因基础太差,交通不畅仍是制约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

截止2008年末,全县仍有近10%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并且现有村级公路技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断头路多,难以形成交通网络。

行路难、运输难、买卖难制约着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困现象的发生。

如赵家镇渔乐村三组种植的高山西瓜十分畅销,但因该村公路通行能力差,货车无法通行,只能雇佣摩托车运输,每亩西瓜因此少收入3000-4000元。

二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饮水难、灌溉难。

贫困地区现有部分水利灌溉工程因建设年限早、工程设施老化、配套性差以及水毁淤积和人为破坏等原因,利用程度较低。

如赵家镇渔乐村有山平塘19口,通过近两年的整修,能够发挥灌溉作用的仅有3口。

与此同时,大部分贫困村饮水资源紧缺,目前仍有近30%的农户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医疗机构少,看病难。

新农合实施后,每个村虽然设立了卫生室,但由于贫困山区幅员广阔,居住分散,农民看病往返路途较远,看病十分困难。

据白泉乡钟鼓村龚书记反映,该村部分村民到村卫生室看一次病的医疗费可能只有10多元,但往返摩托车费需要30元。

四是教育设施不足,上学难。

贫困山区的乡村教学点由于条件艰苦,生源少,导致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迫使部分村民放下家庭生产到集镇陪孩子读书。

(五)农民脱贫主体意识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

部分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信息闭塞,导致观念落后,认为扶贫工作是帮扶单位的事,是乡村干部的事,扶贫开发主体意识不强,没有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贫困现状的主观意识。

少数村级班子不得力,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讲困难的多,想办法的少,“等、靠、要”的思想较重。

(六)贫困家庭劳动力素质偏低,转移就业难度较大。

据国家统计局开县调查队贫困监测资料,2008年我县贫困户户均劳动力2.68个,小学及以下文化占46.0%;

初中文化占39.6%;

高中文化占13.2%;

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

接受技能培训的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4.8%。

由于贫困农民文化程度低、技能少,造成生产发展粗放低级,外出务工就业较难。

2008年全县外出务工从事采矿业、建筑业、餐饮业的占就业总数的67.6%。

同时,在北部山区弱智人口数量较多,已成为扶贫工作的最大难题。

据关面乡水溪村支书介绍,该村现有人口中约有1/3的弱智人口。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加,贫困山区年轻姑娘选择到条件更好的地区安家落户,留下来的要么有残疾,要么智力低下,这样就导致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越来越低。

(七)生态扶贫移民制约因素多。

一是土地资源容量小。

2008年末,全县生活在整体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域的贫困人口有约**万人。

但贫困乡镇的土地资源容量有限,在本乡、村内集中搬迁安置时,跨村、社的土地调整成为最大的难题。

特别是北部山区,山大坡陡,平地稀少,光解决移民的建房用地就十分困难,更别说生产用地了。

二是移民补助标准偏低,移民搬迁难度加大。

按照现行的安置补助政策,生态移民每人补助5000元,其中4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60%补助农户。

但与实际情况相比,标准仍偏低。

据白泉乡的调查,每搬迁一个4口之家,光建房就要5万元左右,而国家补助只有1.2万元,尚有3万多元的差口。

由于移民家庭生活都非常困难,又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在重建家园和生产生活中许多困难靠自身难以解决。

三是农民留恋长期形成的社会环境。

部分农民存在故土难离、亲情难舍的观念,加之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技能差、生产与生活方式落后,不愿意离开自己原来的居住地和放弃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显得非常不适应。

二、我县现阶段农村主要的致贫因素

(一)生存环境恶劣致贫。

全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区,山大坡陡,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恶劣。

据调查,我县贫困乡村大于25

的坡耕地占50%以上,其中45

以上的陡坡地占20%以上。

全县75%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边远山区,特别是有**万户、**万贫困人口生活在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的高寒偏远山区和深山陡坡峡谷地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而且大部分地方资源贫乏,即使有资源也多因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得到有效开发。

(二)自然灾害致贫。

贫困地区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和地灾等自然灾害频繁。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刚刚解决温饱的贫困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遇灾害就会返贫。

截止2008年底,全县因灾致贫的贫困人口达6397人户,占贫困人口数的3.7%。

如镇东街道花果村3社,因地质滑坡,已脱贫的10户农民房屋受损需要搬迁,从而导致返贫。

(三)重大疾病致贫。

由于无法支付昂贵的医药费用,绝大多数农民怕生病,“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

而“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全家致贫”是当前贫困农民的实际情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我县17万多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2.2万人,占12.9%。

如赵家镇赵市村一村民,因患癌症未住院治疗,医疗费用高达4万多元,新农合只报销了几十元,自已借债2万余元,使原已脱贫的四口之家重返贫困。

(四)因残致贫。

我县有残疾人口9.7万人,部分残疾人家庭因无劳动能力、素质低下、无一技之长而缺少经济来源,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同时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农民增多,这些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低,大多从事挖煤、建筑等高风险行业,工伤事故频发,因工伤事故致残、致死、致贫的现象较多。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外出务工人员每年因工伤事故致残200人以上,由此新增近60个家庭、近300人因丧失主要劳动力而返贫。

(五)教育支出致贫。

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一费制”和“两免一补”优惠政策,为广大贫困家庭子女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了条件。

但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成本依然较高,每年仅中小学生节假日、星期天的车费、生活费等,一般都在1000元以上。

上高中(中专)特别是大学收费较高,大多数贫困家庭望而生畏。

据测算,目前供养一名大学生毕业最低需要3万元,这对于年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些家庭陷入“不送子女读书长期穷,送子女读书立即穷”的两难窘境。

(七)投资失利致贫。

贫困山区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信息渠道不畅,市场把握不准,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很容易失误。

一但投资失败,很难自拔,从此深陷贫困。

三、推进我县扶贫工作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大将民生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和“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的具体要求。

重庆市渝东北发展规划中将“开发性扶贫”作为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审视我县扶贫开发工作的现实情况,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创新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按照力度不能减,机构不能散,队伍要加强的原则,全力推进我县扶贫工作,为此我们建议:

(一)摸清贫困情况,实施分类扶持。

今年要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贫困标准提高到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

县扶贫办要对全县的贫困人口按新标准进行登记和建档立卡,各乡镇(街道)要对辖区的贫困农户进行一次排查,凡是已经脱贫的农户要及时销号,对返贫的农户要及时的建立档案,切实做到扶贫对象的准确,做到心中有数。

在扶贫开发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对症扶贫,根据贫困的不同程度,不同的贫困成因,对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分类,扶贫措施要因人而异,一村一策,一户一策。

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贫困地区人口,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因地制宜推行集中安置、插花安置、梯级安置、就地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进行移民;

要把移民搬迁扶贫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组织有经济头脑的农民搬迁到城镇从事二三产业,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增加收入,实现脱贫。

对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弱智、低能的贫困群体,建立长效、稳定、系统的救助机制,解决温饱问题。

(二)强化扶贫机构,稳定扶贫队伍。

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但我县目前扶贫力量相对薄弱,县扶贫办只有7个行政编制,目前的在岗干部仅有12人,除领导外办事人员只有5人,人少任务重,不能完全适应扶贫工作的要求。

乡镇扶贫干部大多为兼职,且经常更换,这样就导致基层扶贫工作力量不稳,基础工作不牢,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

为此,我们建议在新一轮机构改革时尽量保留县扶贫工作机构,以便与市上进行更好的工作对接;

充实扶贫办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要解决扶贫办各科室有效的工作力量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镇乡扶贫工作人员,解决镇乡扶贫干部随意调整、新手多、业务不熟、工作难推动的问题;

建立扶贫干部交流提拔使用机制,解决扶贫干部队伍无干头、无奔头的问题。

(三)整合扶贫资源,优化资金投入。

我县扶贫任务十分艰巨,要在较短时间解决贫困状况,就必须整合扶贫资源,强化政府服务,集中力量,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

一要充分整合财政扶贫、以工代赈、支农等各方面资金用于贫困村建设。

要通过科学规划扶贫项目,捆绑各方面资金,整合各类资源,按照政府统筹协调,部门分工协作的要求,坚持“渠道不变、集中使用、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对交通建设、农田水利、生态家园、库周绿化、农业综合开发、退耕还林等农业项目资金向贫困村倾斜,集中向贫困村投入。

二要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支持特困村建设。

继续加大与重庆市委组织部扶贫集团的联系力度,探索建立对口帮扶长效机制,用真心换真情,争取他们更大的支持。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动员鼓励所联系工作对象参与扶贫。

同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外援项目参与我县的扶贫开发。

三要优化投入。

首先优化投入模式。

建议对贫困村的水、电、路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部由政府承担,不再向农民集资;

对贫困村民发展产业进行有有偿性的投入。

其次优化投入区域。

为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建议生活性基础设施只建设到集中安置点,对边远吊散农户实行搬迁补助政策,不再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规划好扶贫支撑产业发展区域的基础上,然后有针对性地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

(四)培育支撑产业,稳定扶贫成果。

扶贫最关键的还是要帮被扶者找一条适合其发展的产业路子,以产业为支撑,让被扶者从依赖走向自力更生。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在山,潜力在山,希望在山。

为此,在推进产业化扶贫过程中,要注重将丰富而独特的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强势,在开发特色资源上做文章。

一要依托资源,兴办基地,构筑产业化扶贫特色体系。

北部山区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和独特地理和气候条件,打造中药材、茶叶、干果和草食牲畜等为主的种养业基地;

南部山区的城郊贫困村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打造反季节蔬菜、休闲观光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基地。

二要发挥优势,创新机制,培育壮大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

三要开拓市场,完善流通,建立产业化扶贫营销网络。

大力发展信息中介组织和网络型中介组织,形成纵横交错、运转灵活、辐射全国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可用扶贫贷款,建立各种批发、综合、专业市场,形成多方式、多渠道、少环节、吞吐量大、辐射面广的流通网络,引导农民闯市场、增收入。

(五)加强教育引导,强化主体意识。

要运用多种载体、多种方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真正让农民群众知道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义务,认识到扶贫开发是自己的事,是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事。

要针对农民主体意识比较模糊以及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引导他们增强主体意识和主人翁观念,使他们认识到脱贫致富,除了当地党委、政府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外,最关键的是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自主发展,激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创业激情,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

 

(六)加强扶贫培训,增强造血功能。

培养新型农民,加强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以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订单培训。

创新培训方式,不只是依托职业培训机构,更要注重选派贫困农民子弟到技术性强的企业进行跟师学艺式的培训,真正学到实用技术,增强就业技能。

采取与市级大专院校联合开办培训班,多种方式培训农民增收实用技术,在每个乡镇和村培训5-10名技术骨干,让每户贫困户掌握1-2项实用技术,增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能力和发展后劲。

(七)创新工作思路,强化政策支撑。

一是建立县财政扶贫专项基金,以解决突发的贫困问题。

二是开展生态移民土地置换试点。

建议将生态移民的原宅基地进行复垦后,与迁入地土地进行置换,减轻移民建房支出。

三是在户籍制度上要进行改革,按居住地进行登记。

四是对自主外迁县外的移民可进行适当的补助,鼓励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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